附录一:

意想不到的残暴

纪仇

芦沟桥战争发生,我那时深信北平不会丢,所以一旦北平丢了之后,我才离开北平。可是在途中被日本宪兵抓住了,我说我是商人,但是他们还是把我在拘留所里关了五天。

我走进一个阴暗的充满着潮湿气味的拘留所,里面一连串排列着七八个人。当我一看清楚是怎么回事以后,我惊倒了,我晕眩了。

他们八个都没鼻子,再看一看,耳朵那里紫的血凝成一堆,代替了耳朵原来的位置。七八个人用一条铁丝串在一起,而且是让铁丝通过嘴巴,把两颊穿两个孔,铁丝从牙关中间穿过去,好像系马的绳子一样。

这些中华民族最最英勇的战士,是北平抗日的保安队员。当其它中国军队退出北平之后,他们还在西郊一带作着顽强的抵抗,后来被俘虏了,就受着这样的待遇!

他们被捕来两天了,天天拉出去拷问,问不出来的时侯,那些日本野兽们就把穿过他们嘴巴的铁丝换上一根烧红了的,这时候,一阵腥臭便钻进鼻子,一阵煎油条似的声音便钻进了耳朵。这还不算,日本有了一种“新发明”,说是割肋排骨。保安队中有四个已经没有了第一根肋骨。据说这是日本一位有名的医博士的“新发明”,首先拿我们中国人做实验。这四个保安队员,就是这位残忍的医博士的实验品。

还有,他们那八个人的小腿肚被割成一条一条的缝,里面放一些什么药我说不出来。在法堂上的时候,叫他们跪着,把杠压在他们的小腿上,使肌肉压成扁平的。

奇怪的是,这八个顽强的战士,在这种残暴的摧折下,还没有死,他们还能发出低微的呻吟,而且有一个身体曾经是很“捧”的,还能说话。他对我说:“你是能够出去,我希望你能够出去,好把我们的死……告诉全国人民、全世界,叫全国打日本打到底,只要打到它,我们死了也值得。”他大概是这样说的,由于铁丝穿过了他的嘴,字眼说得不清楚而且无力。

三天以后,八个中间死了一个,他是保安队的班长。他死的时候还低低地说:“日本强盗,你看吧!”他软了下去,因此铁丝在其它七八个人的嘴上加了重量。我扶着那个死者,使他立着。我的眼泪像潮水一样流着,淌在死者的脸上,溶解了他凝结了的血迹。

过了一天,日本强盗才把他从铁丝上取下来。他们拉着死者的两只手,像拉死猪一样,把他拖出去了。我捂上了我的眼睛。我实在不忍心看。愤怒在我心里爆炸了,我忍不下去了。

就在这天,开门叫我出去。我安静地等侯着枪毙,侥幸的是竟把我放出来了。我逃出了死倒没有什么,值得侥幸的是,日本强盗的残暴行为,以及我祖国英勇的八个战土的惨死,能够报导于全中国、全世界人民之前!

(原载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新华日报》,辑入一九八五年新华出版社出版《抗战烽火录》)

附录二:

“西路军”覆灭秘史

中共党史与解放军作战史,历来都是只写打胜仗不提打败仗;关于“西路军”在祁连山下遭马步芳军围剿而全军覆没的这段历史,始终守口如瓶。我所遇到的张琴秋、陶万荣与刘瑞龙等,他们正是那场战争中的幸存者,或是被俘者。张大姐讲到的第一手材料,还是有顾虑、有保留的。有几个关键的问题至今还是谜。比如说:(一)当初为什么要发起这场战争呢?(二)谁是“西路军”的主帅?(三)为什么“西路军”被打败后尚有一部分流落四方的幸存者长期处在走投无路无人关怀的境地?(只有少数几个幸运儿获得当地政府的生活照顾。)

时间过了半个世纪,尘封的这段历史开始露出一点曙光,“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在逝世前出版了他的《历史的回顾》(一九八八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徐着”),其中有两节透露了兵败祁连山的真相。他是第一个出来承认解放军也有打败仗的战役,而且是全军覆没的大失败。一位元帅打破了沉默,接着又出版了《西路军魂》(刘秉荣着,以下简称“刘着”)、《将帅落难记》(郭晨着)两本实录。这样,毛泽东和他领导的解放军是战无不胜的神话站不住了,所有记假话的党史、军史出现了再也掩盖不住的大漏洞。虽然上述三本实录,在触及上述三个疑点仍闪烁其辞,语焉不详,因为透明度太大的话,这三本著作也就出不来了。

我们从徐着的字里行间约略可以窥见欲言又止,半隐半现的文句,例如:在《组成西路军》一节,一开头便说:“渡河后共二万一千八百人,……部队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英勇出击。”(徐着五二二页)照此看来,“西路军”的建立与它的战略目的,头一条就是“打通国际路线”了。

对照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三册(以下简称“张着”)《会师与内争》一章第二节《懋功之会》中写道:一九三六年六月,红军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张国焘等召开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会上有一段对话:“毛在会上提出向甘北宁夏北进的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自身的一切情况,也只有这样做。我当即发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闻天起而答复:‘在他们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十个月以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巳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离开江西苏区后,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二二六页)

张闻天的回答是毋容置疑的,十个月之前长征还未开始,那时的张系党中央的第二位首长,专门负责中央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系,所以由他站起来说明是可信的,有权威性的。

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中央关于会合后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有下述一段话:

“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派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是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动的有利条件。”(引自刘着四页)这里还未提出“打通国际路线”的口号,只是抽象地讲“有利条件”,没有超出张闻天转述的那个电报的内容。

直至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朱德、张国焘会见林育英(他是联共与中共之间的联络员,曾是二七大罢工的领导者,系林彪的哥哥),他说:“苏联的援助物资已准备就绪,何时到达指定地点,等待通知。”徐着也说:“苏联的军用物资何时到达那带,还是未知数。”(徐着五一五页)

徐帅在总结西路军惨败的教训一段中谈到:苏联“为支持我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张着五五七页,刘着根据徐着的说法,有同样的“补叙”)

根据“事变”中,由斯大林亲自拟稿的致中共的指示,强调蒋介石是领导抗日的唯一的人物,要求张、杨释放他,团结他,而斯大林的电报的头一条,竟说张、杨的捉蒋系受日本间谍的授意。证明斯氏一贯蔑视中共的“农民革命”,再检验一九四五年大量解放军向东北进发的历史,中共军队收缴关东军及伪满武装,或缴获日本军用品仓库,凡苏联红军已先到达地区,总是百般阻挠,声明将移交给合法的蒋介石政府(这些情况过去绝不许外传,据说是为了照顾中苏友谊,维护斯大林的威信云云)。

在上述的背景下,怎么会发生“在指定的中苏边界某个地区,供应中共大批军事装备”呢?因此,徐着哀叹苏联军用物资何时到达,还是个未知数,是肺腑之言,是十分沈痛的话。

那么,苏共许诺的运至中苏边界的军事装备究竟有没有呢?据说是有的,不过送给了新疆的盛世才了。这就怪了,以前讲的是“红军靠拢外蒙古”怎么跑到新疆去了?出发至外蒙古或新疆,不论从相距远近和地貌障碍,去新疆远得多,还得穿过戈壁沙漠。当西路军被迫进入祁连山的死胡同,败局已不堪收拾,军委主席团的电报还希望残部“率三团人马突围向外蒙古冲去。”(刘着一八七页)事实上,在祁连山大败中,只有李先念率四百人突围成功,他们转辗千里,步行四十日,才到达新疆。

再看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覆电中有一句:“远方的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你们自己奋斗,打开局面。”(刘着一O三页)这条电文的意义很重要,党中央己觉悟到所谓苏联的军事物资(电文中称“远方”),是靠不住的空心汤团,你们不要再抱幻想。

刘着中曾提到苏联打算将军事物资屯积于新疆边境一事:陈云、滕代远飞至迪化参加盛世才主持的“五一劳动节”后,与逃至新疆的“西路军”残部会见,陈云行至苦水时说:“听说,西路军西征,苏联把武器送到了边界,准备给你们装备,后来知道你们失败了,只好撤了回去。”(二五七页)这是徐着中涉及苏联军备最后给予盛世才的原始来历,陈云是为了安抚“西路军”之残部才说这番话的。第—,他是“听说”;第二,中共方面从未知悉苏联武器屯积在新疆的具体地址;而在一九三四年,盛世才倒是获得了苏联的大量军援才得在新疆称王称霸;如果苏联真有一批支持红军的物质,后来因“西路军”失败,苏联也不会“撤了回去”。第三,徐着说是“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

这跟陈云所说的有出入了。

根据上引的数据,我们可以作出初步的推理:斯大林准备在中国西部边境输送军援物资给中共一事并无诚意,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斯大林口惠而实不至,本来就没有那回事;一是真有一批军援物资运到新疆,不过不是给红军,而是支援盛世才的。

至于斯大林不愿帮助中共,宁愿援助以亲苏为幌子的军阀盛世才,这一思想同样贯彻在他对“西安事变”的处理意见中。中共领导层欲包着盖着,秘而不宣,让全党全军继续保持对斯大林怀着美丽的幻想,甚至徐向前、陈昌浩也被愚弄了。因此在遭到惨败之余乃采取酸葡萄法去安抚军心(其实,连酸匍萄也没有),好像“远方的援助”真有那么回事。——(正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闭口不谈斯大林的干预,只说是毛与周如何英明。)

不过,徐着还是通过隐晦的语言透露了个中的信息,例如:他说“苏联军事援助是个未知数”、“打通国际路线只是‘鼓动口号’”等语句。毛的特长之一就是善于提口号,大部分漂亮口号虽则符合行为心理学(例如:把“万不得巳时可靠近外蒙古”上升为“打通国际路线”的口号,这就需要行为心理学与艺术加工的技巧)。但仅仅是为了鼓舞士气或本来就不打算实行者,其精神上的鼓舞作用往往胜过物质的实际价值。

在阐明指挥这场“西路军”大败祁连山战役是谁的问题上,徐着的回答是明确的,他毫不含糊地指出:“‘西赂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决定命令行动的。”那么,中央军委的成员有些什么人呢?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为军委主席团,周恩来暂不参加。朱德为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主席团的首脑是毛,我们从徐着讲述中得知毛在中央军委中的作用是总揽一切,事必躬亲。

这个重组的中央军委和总司令部里的决策情况(只是新增了两名四方面军的首脑,因那时该军仍是红军的主要力量,为搞平衡只能如此。直至四方面军的主力葬身于祁连山下,平衡破坏了,张成了孤家寡人的光杆司令,延安抗大内组织了大规模的批斗张国焘及其党羽的斗争即拉开了序幕),在张着中有简略的评价:

“……他这个军委主席(指毛)过去是独揽一切的,总司令部形同虚设,现在他仍不稍变动,所有军队文件、情报与作战计划、人事调动等等,都由他拟定办法,交由我们执行,这不特使总司令与总政委变成了幕僚人员,简直由他一人唱独脚戏。”

这一段批评正是继懋功之会后毛提出了北进宁夏,靠近外蒙古的战略决策。

综上所述,徐着中所述“‘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在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下行动和作战的”一语是转了弯的指责,“西路军”的覆没,主要责任者是毛。他在总结祁连山之败的教训一节中,曾用愤慨的话指责“西路军”政委陈昌浩:

“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徐着五六三页)拿陈昌浩开刀,实际是指着和尚骂贼秃,请参考上文引的“‘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在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下”,皆用了“自始至终”的语句,前后呼应,其苦心可知矣。

徐著有一段描述:他认为“西路军”再回倪家营子是自寻灭亡,陈昌浩则认为必须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否则就是“右倾逃跑”,他(指陈)头上有个“紧箍咒”,不顾实际情况,坚持要回去,我和他吵了一架没有结果。“西路军”只得硬着头皮重返倪家营子,果不出所料,与马步芳主力血战九昼夜,五千人进去,生还突围者只剩三千人了。

徐后来总结西路军失败,自己作检讨云:“我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深刻的。”总计徐着中所述,先后有五次机会可以扭转败局,转危为安,但对照复查了毛领衔签发的电文后,更明显地看出毛的一意孤行,一反他从孙子兵法学来的使用得相当熟的运动战、游击战的兵法,一定要下属机械执行远在八百里外的指令性命令,不惜用政治压力、紧箍咒收紧的办法强迫部队首长执行。这里试举两例,看看他是如何施加政治压力的: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再加上党中央书记处下达的电文:

“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与过去政治错误与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

这是毛惯用的给下属施加双重压力的手法:一个组织衔头不够有力,再加一个中央书记处,这是层面上的“双重”,老账新账一起算,这是威慑力量的“双重”,这就迫使徐帅心情忧闷,不敢吭声了,这更使得陈昌浩奉命唯谨、俯首帖耳,头上生了紧箍儿了。

还有一条等于是强迫全体指战员去送死的。同月二十一日电文称:“希望西路军全体指战员,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传统,奋斗到最后一个人……绝境中求胜利,全党和全体红军为你们的后盾。”(刘着一六O至一六一页)直到二月廿六日,中央来电称:“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采取有效方法援助你们。”部队已从倪家营子突围出来,中央还在下令坚守五十天,岂不是开玩笑!

这里提到“正在采取有效方法援助你们”,这又是仅仅为了鼓舞士气而作的假动作。据徐著称,发电之次日,中央军委确实组成了“援西军”并任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援西军”的任务不是“援西”,它的组成带有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的性质。剩下三千人,如果快速接应,保存下三千人是有把握的,令人生疑的是:既然起名“援西军”却下令“援军不得西进过远”,说是援西军前往援救自己的部队,生怕刺激蒋介石破坏和平谈判云云。(徐着五四八页)准备牺牲三千余人的生命,为了给蒋介石施加压力,这真是旷古未有的奇闻。这三千余人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之下,终于在祁连山下成了英明领袖谈判桌上的寃鬼。

我们从毛的一生实践中,来检验他在葬送四方面军两万一千余人的战役中,暴露出一系列反常的、不能理喻的过失,说他昏庸、愚蠢也未始不可,但他在指挥其它的战斗和战役中,确实表现过杰出的军事才能。为什么指挥四方面军与地方杂牌马家军交锋就进退失据一错再错,全盘输光呢?我军的拿手好戏,“靠的是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诱敌深入,声东击西,……而西路军却固守一地,不进不退,…… 死打硬拚,打得赢得打,打不赢也得打。…… 旷日持久下去,捉襟见时,精疲力竭,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徐着五六O页)毛为什么在这—仗中把上述运用自如的战术通通丢光,还三令五申禁止“西路军”将帅灵活机动自作主张呢?徐不可能知道其中的秘密,真知道了,他也不能讲出来,不过他用另一种表达方式这么写道:“‘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徐着五五五页)参照上引的一段话便体味到这里的“绝无仅有”四个字的分量,它凝聚着满腔悲愤,满腹狐疑,简直是败军之将在阵亡前发出的绝望的抗议!

为什么“绝无仅有”还是发生了?实因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敢于闹独立(是否真的闹独立,姑置勿论),敢于向军事独裁者分庭抗礼,在党史、军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只有联系到六个月前四方面军与党中央发生了分裂的龃龉,毛在上述提供的史实里表现出的反常、荒唐、阴险、残忍等等,才找到了解决一系列疑窦的钥匙。只要参照毛泽东后来如何处心积虑陷害刘少奇致死,迫害所有追随刘少奇路线的黑线人物,对上述的数据和论证:即毛蓄意削弱甚至消灭四方面军和张国焘,就不会感到惊异了。当然,尚待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才能作出历史的定论。

徐着绕过禁区尚留弦外之音,但他决不说假话!

禁区是毛一手制造的,他是一党之主,他说的话即使是假话、错话、混帐话,全党全国部不能有异议,碰不得禁区即此之谓也。毛泽东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对西路军之惨败做了如下的总结“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的反动力量,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这段话显示了毛的罗织罪名,嫁祸于人,力图自圆其说的领导技巧,迹近于奸诈了。毛的上述一段话就是禁区,连元帅徐向前也不敢碰,须等毛死后十五年,李先念藉哀阵徐向前的机会,才公开宣布“西路军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

弄清楚前边两个关键的情况后,对本文前面所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即中共为什么对“西路军”幸存人员继椟采取歧视和打击,也就迎刃而解了。

被俘过的“西路军”官兵,流落四方,生活无着,当地政府不予补助,甚至不承认其军属和军龄,特别因政治运动频繁,每有政治运动,他们往往成为最早被揪出批斗对象,特别在十年文革年代,很多被斗的人含冤而死(国务院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陈昌浩的妻子张琴秋,曾任“西路军”组织部长,与张一同被俘的红九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的妻子吴仲廉,解放后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皆在文革中先后自杀身亡)。散处各地的“西路军”落难战士流传着两句愤激的话:

马家军没把我打死,
马克思倒把我整得要死!

这里转抄西路军妇女独立团连长王定国一九八三年十月写给中共有关领导的信的一节:“……在甘、青、宁三省的原西路军同志,目前尚存一千一百余人,其中甘肃八百余,青海二百余人,宁夏一百以上,他们多数是四川人。他们中有很多是女同志,遭遇更惨,不是被迫做劳工,就是被逼沦为敌人的妻妾,有的被转卖改嫁多次,受尽凌辱,男同志大多流落到农村、牧区,靠拉煤、帮工和乞讨度日,只有极少数的人被分配过工作,不仅在生活上一直十分贫困,更加政治上长期受到歧视,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十年动乱中,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打作‘叛徒’、‘逃兵’、‘变节分子’和‘张国焘的走狗’,遭受残酷迫害,抬不起头,解放后仍然翻不了身,说起来声泪俱下,满腹牢骚。”

请注意“几乎无一幸免”一句,以及一顶特殊的侮辱性帽子:“张国焘走狗”,说明毛对四方面军宿怨未清,还在对张的部下算老账,搞株连。王定国女士的这封信就解答了本文开头所提出的第三个疑问。这位王定国成为女俘的经历可歌可泣,在刘着十六章中有详尽描述,她自己成了女俘,还设计保护了改名为荀秀英的张琴秋,后逃出马家军韩起功部下被监管居住,逃亡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留下她工作,后与办事处主任谢觉哉结婚。她若不是中央的司法部长及内务部长的夫人,无人敢于给党中央写这封信,即有人写了,也不会被《西路军魂》的作者照录原信在案,(原信刊于刘着三四二页,“监管居住”一词系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成为正式法律用语的,此处系借用,说明当年马步芳处早就发明了这个拘禁俘虏的办法,而蒋介石软禁张学良也是用的“监管居住”,非中共首创也。)

如果把毛对四方面军的误导,甚至宁愿将其置之于死地,看作是个人恩怨的寃寃相报,这是不够的。应该看到:将被俘的人员看作是“向敌人低头”的人而加以歧视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中—个牢固的观念,本书第二部里《杰作不得意》一节中,写及一位从北平日本俘虏营中逃出来的军官的遭遇,就反映了我们几位负责领导对他歧视的态度。再如:抗美授朝停战后,从南韩放回来的两万余志愿军俘虏,回祖国后竟把他们流放到北大荒种植棉花大豆,一部分则集结在江西垦区,都不让还家,只是从美军的俘虏营转入国内的劳动集中营罢了。

解放军有一首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有一条是优待俘虏,尊重俘虏人格,这是对敌军俘虏而言。谁知中共当权派的实践却是对回归本军的自己的同志,反其道而行,政治上歧视之,政治运动来虐待之迫害之,发生这种不可思议的荒唐的作风,大概其来源于封建帮会(青红帮)的家法与共产国际一贯反人道主义的思潮也。

一九九一年六月

(原载《明报月刊》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号)

附录三:

共产党员要按党章办事
——从王若望被开除党籍谈起

陈沂

王若望是一个有五十年党龄的党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国家一片大好形势的今天,他竟被开除出党。这实在是令人深思的,然而又一点都不奇怪。我几年前就同王若望说过,你的言行,早巳脱离党的轨道,如不警惕、不改,早晚要离开党的,要自绝于党的。因为他违背了党纲、党章、党纪,没有按党的准则办事。

事实证明,王若望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陷下去的,最后终于深陷下去,不能自拔。

我是一九四三年在山东抗日根据地认识王若望的。那时他从延安来,组织上把他分配到我主管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他给我的印象是能说会道,有相当的文字能力,但比较随便、散漫。

当时因为他是初到,还不熟悉敌后的情况,所以没有给他分配具体工作,只要他看一些材料。他也趁此机会,把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些故事。这些小故事倒是生动活泼,也很感人,比如毛主席到拐峁去看伤员的故事。然而另外的一篇《一张名片》,写陈伯钧同志从国统区回来,带了张印有少将的名片去见毛主席,被毛主席指出,我们人民军队不能忘本,不能追求这种东西。故事的寓意也是深的,但文字却有讽刺性,未能体现毛主席爱护下级、治病救人的精神,给人以不浑厚和找缺点的感觉。

这些小故事,记得当时曾印成小册子发行,上面所说的不足,也是当时读者的反映。我虽未引起多大的注意,却留下至今末忘的印象。

不久,因他在宣传部没有合适的工作,组织上就把他另行分配到战工会(山东省政府)调查研究室工作。这给了他一个深入实际,接触群众,进行调查研究的机会。因为不在一个工作单位,又是敌后,战争频繁,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忽然一天,有人通知我到战工会看王若望的小字报,这对当时的我确实是一件新闻,“小字报”,“去看王若望的小字报”,怎么回事呀!

王若望的小字报,张贴在一间老乡的房子里,除门窗外,几乎到处都贴满了,有大张,有小张,字迹有钢笔写的蝇头小楷,也有毛笔草书。有的在炕下就可以看到,有的要上炕去才能看见。

这本身就是一件耸人听闻的事,而这又是在山东分局战工会、山东军区整风期间出现的。据王若望说,他这是帮助山东分局、战工会整风,特别是帮助当时战工会的主要领导黎玉同志整风。

我粗略地看了一下,觉得王若望所指的一些问题,讲的一些事,说小也很小,说大也很大,事情虽小,原则提得很高,涉及到山东分局、战工会的政策、法令、工作指示和工作作风,尤其对黎玉同志有些近乎人身攻击。我当时直观地感到,这就是王若望所说的帮助领导机关同志整风吗?王若望来山东才几天,他枪炮声都还没有听过,更没有上过战场,至于山东当时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他一次也未参加,这些言论,这些批评,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当时真感到王若望是有点下车伊始,夸夸其谈!

此事理所当然地引起山东分局战工会机关同志的注意,他们纷纷去看王若望的小字报,从而了解他所提出的问题,分析他所提出的问题和他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动机。不久,在他们的单位——战工会调查研究室,进行了同志式的批评和讨论,既教育了王若望本人,也教育了机关的同志。

以后分局、战工会机关党委召开了直属队的干部会,由罗荣桓元帅(当时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作报告。报告谈到王若望的问题。记得罗元帅当时曾指出:“王若望同志呀!你的车不能再开了,再开就要开到泥塘里去了。你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你已经走到反党的边沿,应该是悬崖勒马。山东的工作有缺点和毛病,这就像太阳里的一个黑点,天空里出现的一块乌云一样,整个天空还是明朗的。”王若望当场就顶撞说:

“这块乌云就正盖在我的头上。”

这已经说得够明白了,但分局和战工会没有给他什么结论,也没有给他任何处分,还是本着治病救人的精神,对他寄予希望,希望他提高认识和觉悟。

以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他离开了山东分局到渤海区,我也到了东北。此后,我们相当长时间末见面。

—九七二年春天,我爱人到上海看病,得知他在上海,专程去看望他。他当时的生活很潦倒的。我们毕竟是同志、是战友,我爱人安慰了他,鼓励了他,送了他一些东西。

以后我们去哈尔滨,得知他有一个儿子在齐齐哈尔,我们要他经常到我们家去,还帮他从齐齐哈尔调到南京工作。他的儿媳在扬州乡下,我们也帮助他从乡下调到扬州市区。对他本人的问题,我还专门给上海市委林乎加同志写了信,因为乎加同志也知道他在山东的事,我特别对他现在的爱人说,你一定要告诉若望,罗元帅在山东批评是正确的,实事求是的,治病救人的,不能不承认、不能推翻。王若望接受了我的意见,所以他的问题很快就得到解决,恢复了党籍,重新安排了工作,因而也获得进行创作的机会。现在事实证明,王若望只是为了一时解决问题,并没有真正接受罗元帅的批评。

我们这些经过反右、“文化大革命”的人,都十分珍惜重新工作的机会,特别珍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和真理标准讨论的成果。让我们重新回到党内,分配了工作,我们都是以非常感谢的心情来对党,愿以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多做点事。

我就是抱着这种心情来上海工作的。当时在飞机场,王若望去接了我,我们亲切地握手,我感到我在上海还有这样一位老战友,对我今后的工作,是一定会大有帮助的。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王若望针对我作了不是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发言。这个发言,不仅在上海几百人的代表团中造成不良影响,也在全国文艺界造成极不好的影响。回到上海后,我向市委作了汇报,但我们并没有对王若望进行公开批评。我只个别找他谈了话,指出他的错误,对他进行了批评。最后我问他:“你这样做,考虑后果没有?”他说:“没有。”

此后,一系列的事实证明,王若望说话、做事,是从来不考虑后果的。他忘记了他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员,说话、做事,都要信奉党纲,遵守党章,服从党纪,要按党的准则办事,一切言行,都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要求自己。王若望把这些早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心中没有党,也不受党的组织纪律约束,一切为所欲为,喜欢怎么讲就怎么讲,他是太出格了。我曾对他说过;从朋友讲,你对不起朋友;从党员讲,你早巳脱离了党的轨道,如不警惕、不该,你很危险。

他常常以真正的右派自居,自称“五七”战土(指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对此我严肃地批评过他。特别是我听了他在静安区人民代表的竞选会上讲话后,我专门找他来谈了话。那一段时间他的言论和行动也引起了他的孩子们的担心,孩子们也都来和我谈过,希望我帮助他。他每次出去讲话,孩子都劝告他,甚至可以说是哀求他:“爸爸,你不要去乱说了,不要再给我们带来痛苦。”他怎么回答呢?“有什么可怕的?我准备了一根喉管。”

我对他说:“张志新的喉管是被‘四人帮’割的,现在是三中全会正确路线领导下的党和政府,谁会割你的喉管呢?你真是越来越胡说了。”不久,他讲话的录音送到我这里来,我又找他谈了话,指出他离开党的领导越来越远了。我也曾请他所在单位的党组织认真地帮助他一下。

此后,我离开市委工作岗位转到人大,同王若望接触少了,偶尔见面,也只是点头招呼,但他的活动和言论,还是时有所闻。我觉得他更肆无忌惮,已经不像一个共产党人的口气了。他讲话时对中央的领导同志都是直呼其名,并在港报着文,要同邓小平商榷,商榷什么呢?他要为资本主义正名,要在中国恢复资本主义,要引进资本主义的一切,包括意识形态。他的理论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同西方意识形态不可分。王若望不仅要全盘西化,还要为资本主义平反。他说:“按照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分析,整个社会就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然而,由于我们打了二十年游击战争,有些国家走了资本主义的阶段,已有一二百年了,我们希望它早些灭亡,但它并未灭亡,看来还兴旺了。难道我们中国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几万万人就能够超越这二百年的历史吗?如果能超过,我认为是公开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这真是彻头彻尾的幻想。我们指望一个领袖,在—九四九年的某—天,带我们进人社会主义,这是容易的。可是真正改变社会经济结构谈何容易,这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经验积累。而我们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有四千年的历史啊。所以我们是走捷径的做法,结果历史来惩罚我们。惩罚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掩盖着的东西,表面是社会上义的而实质是封建的、半封建的。”

王若望还说:“我要讲讲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问题,这恰恰是我们中国需要的,紧迫的需要。这是我分析长期历史所得的结论。这一步我们一定要走的嘛。我们现在是跳了过来,可以回过头来再补课嘛!”

这些都说明,王若望对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些基本原理,以及我们建国以来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成就的无知和歪曲。

王若望到底要干什么,这是很明白。一个共产党员在举行入党宣誓时,誓言就是要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王若望早巳忘记了这个誓言,他现在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这样的人,难道还具备共产党员的资格吗?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这是最起码的,也是最根本的,王若望完全缺乏这个根本,所以党把王若望开除出党是完全应该的。王若望是咎由自取。

王若望还反对和歪曲党的现行政策,如说:“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是倒退,停滞不前”,他反对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说什么“经打办”比“文化大革命”、“清队”还吓人。他还认为粉碎“四人帮”以来,“左”一套根本没有变化,对个体户、家庭承包户、专业户征税,王若望说是苛捐杂税,敲诈勒索。他讲这些话的时候,都是带煽动性的,即使作为一个守法的公民,也是不允许的。

王若望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什么态度?他说:“什么叫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话不通,自由是好的,中国最缺少的是自由,化得越大越好,化小一点,就差一点,并不坏,所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认为,这是对‘四人帮’粉碎以后的一股要求民主、要求法制的力量的压抑。”他还很得意地对一个学校的师生说:“难怪有人对我有看法,说王若望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现在这个名声,我感到光荣,没有啥难为情。”这哪像—个共产党员的话!我们党中央号召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级阶级自由化,而王若望却以资产级自由化的老祖宗自诩自居,这样的人还能让他在我们共产党的队伍里吗?党理所当然地要把他开除出去。他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这个名声感到光荣,我们为他感到可耻。正如罗元帅所说的,他的车已开到泥塘里了。他今后应当在宪法允许下,当个好公民,写点于人民有益的东西,以保持他的晚节。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九日

(原刊于《光明日报》,又编入百花出版社之《十年历程》)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