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贝的母亲

四十年代风华正茂的母亲

石贝的母亲与小病人

母亲与小病人(1972年)

母亲辛亥革命那年出生于广东汕头一个大家庭,外祖父经营西药房,一共十名子女,母亲是老大,她自幼聪慧且样貌出众,高中毕业后,外祖父想让她留在家里帮手,因那个时代女孩子读大学的非常少,但母亲一心要读大学,便请来学校老师说服她父亲,结果,外祖父终于同意了,理由则是学医也好,毕业后回来对药房更有帮助。

结果却是母亲刚大学毕业,外祖父的药房便被毁于日本人的一次炮弹袭击。他为逃命从楼上跳下,摔断一条腿,从此落下残疾。而母亲与父亲同年于广州夏葛医学院毕业,那时正值中日战争开战之际,他们匆忙在广州举办了婚礼,不久便决定北上,去上海定居。

一家人从上海到北京为国效劳

父母当年都是充满理想的年轻人,他们既不愿留在已然沦陷的广州,也不愿去父亲的出生地——英国殖民地香港,唯有上海——当年中国最繁华的城市,对他们充满了吸引力。两个年轻刚毕业的医生,怀着梦想在上海开始了他们的共同生活。父亲在上海肺病医院任院长,母亲则在家里主持大局,楼下作诊所,楼上则是一个夫妻恩爱富足温馨的家。

一九五○年,中华医学会召开第一次年会,父母皆被邀请出席,也就是在那次的大会期间,有人极力说服父亲迁居北京,支援首都的医学事业,父亲一听说可以报效国家,马上同意。但母亲却并不热心,三十多年以后她跟我说,上海诊所已经做了十年,生活也上了轨道,北京当年条件甚差,到处尘土飞扬,但父亲一腔热忱,无论如何都要去北京,母亲没他办法。我从他们当年在北京拍的照片也可看出,母亲的表情僵硬,没有笑容。莫非凭女性特别的直觉,母亲已经预感到了什么?

全家移居北京之后,正是中共向知识分子大开杀戒之始,作为妻子,每次政治运动,母亲都提心吊胆地跟着父亲受罪,精神压力非常大,她自己本身是小儿科兼妇科医生,工作认真负责,全医院的医生护士及病人都有口皆碑。反右那年,医院上级领导特别找父亲谈话,让他发表意见,帮助党整风,父亲虽经过三反运动,却依然毫无政治意识,母亲提醒他千万不要讲话,父亲却认为母亲太谨慎,人家那么诚意拳拳,还说了“言者无罪”嘛,于是他对医院过分依赖苏联专家提出意见,又说医院本是治病救人的地方,没有必要设立党支部,等等,当然,这就中了共产党引蛇出洞的阳谋,他不仅被停职停薪,并被打成极右派,还被逐出北京,在河北塞外的承德专区下属的一个乡村医院接受监督劳改。

母亲从那时起,就母兼父职肩负起全家的责任。其实母亲在反右运动中,并未讲什么话,也没有犯所谓错误,但是反右之后,父亲被医院开除,母亲也受牵连,不能在那间医院继续工作。假如一定要讲出母亲的“错”,那就是她是极右派的老婆。在那个时期,这是一种尽人皆知的规则,一人得罪,全家遭殃。是中国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株连传统。(多年后,才曲折从人事干部口中得知,原来母亲被划成“中右”分子,并记录在她的档案中)。

五七年反右,厄运降临的一年

一九五八年那一年是母亲十分艰难的一年,失去工作,要自己去找工作,否则家中四个子女的生活都成问题。当时母亲认为她是医生,哪里不需要医生呢?工作应该不难解决。不出所料,母亲申请的新医院一开始很欢迎她,可是过几天就被婉拒。如是这般,申请了三四家医院,情况都如此。

事情至此,她才知道那如影相随的“个人档案”有多么大的威力——你作为医生,你的专业经验是受人民大众欢迎的,但社会制度却排斥你、拒绝你。这个制度体现在你的档案中,档案记录了你的“社会关系”,丈夫是极右派,你本身也是中右分子。档案像影子一样永远跟着你!

母亲的失望可想而知,只是天无绝人之路。毕竟医生这职业,是任何社会都不可缺少的。一天母亲一位朋友相告,说北京师大幼儿园急需一名专科医生(儿科),她可从中拉线介绍。

暗地里,这位好心人跟母亲说,你先进去做,不要理会档案什么的。那时,幼儿园正爆发传染病,一位儿科医生的到来简直解决了大问题。另方面,幼儿园孩子们的父母大多是干部或高级讲师,不是忙于业务,便是忙于开会搞运动,常常不能接孩子回家,母亲和保育员们就要担当起照顾这些孩子的责任。

记得母亲曾告诉我,我八岁的时候吧,有天突然患了猩红热,不能上学,家里除了保姆没有别人,母亲又不能请假,她只能利用中午两小时的午休时间,骑自行车从北太平庄的北师大,急忙赶回我们在东城区的家给我打针,路上来回要一个半小时。

母亲说,她回到家不能久留,拿出准备好的针筒,一针扎在我的屁股上,匆匆忙忙用酒精棉擦擦就走了。出门的时候,听到我的哭声,她只得含着眼泪,蹬车回师大。回去上班,幼儿园的领导冷着张脸问母亲去哪了,母亲告诉她女儿病了,回去给她打针。领导严肃地教训她说,你的女儿算什么,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孩子都比她重要,以后未经我的允许,不准随便离开。

不久,母亲的档案终于到了学校,领导很为难,如果将这样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儿科医生辞退,幼儿园的孩子们怎么办?万一再爆发传染病,那些高官家长也不好应付啊,于是纯粹出于母亲的杰出工作表现,领导将她例外留了下来。

而母亲就更加努力地工作,兢兢业业,废寝忘食,更提心吊胆,不敢有任何差池。那些年她每早六点出门上班,晚上十点多才回来,往往是我还没醒,她已经走了,我睡着了,她才回到家。

我经常一连很多天都见不到她,于是有一天我自己决定搭巴士到北师大去找母亲,记得中间还需要换一次车。到了北师大校门口,就跟人打听校医院(那时母亲已转到校医院),人家看我一个小孩,索性就领我到校医院。

见到妈妈,满心欢喜,刚开口叫妈,只见母亲转过头惊愕地望着我,第一句却是: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正上班呢,哪有时间照顾你啊。我心里委屈得说不出话,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随后,母亲委托了一个下了班的护士照顾我,因母亲那晚值夜班,不能回家,也不能休息,于是我被安排跟那个护士阿姨同睡一间诊室。

第二天,这护士拉着我的手跟母亲说,你看这孩子这么小,晚上睡觉怎么像个老人一样“叹气”啊?当时我睡着了,自己全无意识。但母亲是儿科专家,她当然明白我因缺乏父母的关注,夜间叹气是轻型儿童抑郁症的症状。——一位做了二十多年儿科医生的母亲,却保护不了她的女儿。这就是我童年的时代。

文革抄家关牛棚,厕所当诊所

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九六六年已全部离开家,只有母亲和我相守在一起,也可以说是我陪伴她度过在北京那最艰难的岁月。文革初始我家还算风平浪静,除了把我们四合院的房子全部缴公之外。

两年之后的一九六八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这是文革中自上而下的一场暴风雨,所谓革命群众认为历史上有问题者、漏划右派者和反动分子,通通揪出来,审查批斗。母亲即是其中的一个,他们给她的三大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反动资本家和漏网大右派。所谓学术权威即母亲是儿科妇科及内科医生;资本家是指父母在上海开诊所,“剥削”病人。

那年的夏天,师大红卫兵来抄家,在我们胡同的墙上张贴了这三大罪名,前面加上“打倒”,后面母亲的名字上面打上粗重的三个红叉叉××。从那一天起,母亲就不准回家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她。

我当时上中学,绝对不敢把“抄家”这件事跟任何同学讲,还装得若无其事一般,可是几个月之后,学校军宣队(代替校领导)派人找到我,郑重其事地要我到北师大,做母亲的工作(做工作,是共产党的专用语,即按领导的意图去说服别人)。

那时已是冬天,我带了一瓶肉末炒鹹菜(那是当年用来佐餐最好的配菜),穿着厚厚的棉大衣,戴着头巾口罩去北师大。经他们的指示,来到一个十分简陋的大棚,军宣队(也许红卫兵)的人跟我交代:你要督促她好好交待,不准说别的。

我推开门走进去,房间不大,母亲低头坐在那里,见我一个只露出双眼的人进去,连忙说:

“我昨天刚交了一份检查,不知你们还有什么别的要求没有?”

她以为我是逼着她交待的红卫兵来了——见我不说话,她把头抬起来望着我,我的喉咙一阵发紧,泪水涌出来,我慢慢地将口罩除去。这时母亲惊呼道:“原来是你啊。”为了掩饰我的窘态,我把那瓶肉末炒鹹菜推到她面前,接着大声说道:

“你要好好交待你的问题!”

然后小声告诉她,是他们叫我来的,母亲点点头,赶紧叮嘱我家里的事情,诸如冬储大白菜要买多少,放什么地方;蜂窝煤要买多少个,烟筒放在何处,等等。

母亲被关“牛棚”(各单位私设的监房)八个多月,准许回家之后,医生之职被剥夺了,她在医院的工作只是打扫厕所跟洗刷药瓶。

有天她正在厕所打扫,突然有一年轻女人推开厕所门,看看厕所没有别人,神色紧张地对母亲说,梁大夫,我的孩子一直是你给他看病的,最近他高烧不退,找别的大夫看过,总是不好。你可以帮帮我吗?于是,母亲就在厕所里仔细询问了孩子的病情,然后给她提了一些建议。

母亲后来将此事告诉了我,长久以来的愁苦面容,竟然透出一丝宽慰的微笑,虽然她每天还是要去刷厕所洗药瓶,但母亲知道了病人是需要她的。自此之后竟然发生了几起厕所诊病的事,都是趁着厕所没人,病人或病人家属跑来问诊。就这样,母亲被践踏的自信与自尊一点一点找回来了。

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年底,母亲才被“医”复原职,在师大校医院她不仅是儿科医生,还是妇科医生,假如没有妇儿病患,她还要帮忙内科看诊,忙得不可开交,往往是中午大家都去食堂吃饭了,母亲还在看病,但她没有一句怨言。

不过她因长期的精神压力,身患高血压心脏病,甚至导致听力下降;另一方面,因文革的关系,大约十年的时间没有新毕业的医学生,母亲虽早已过了退休年龄,却不得不继续做下去,一直到她六十六岁才正式退休。

家庭的愧疚:母女之情父母之情

我想在这里补充一点,就是我和母亲之间的沟通障碍。可能是因为母亲长期陷于繁忙工作和那个严酷时代的气氛,而造成的疏离,这大概也和少女青春期(现在通称反叛期)的孤独感有关吧。回想那些年,正是我的荳蔻年华(今天的女孩子是多么丰富而幸运啊)。我和母亲虽同住一个屋簷下,但没有沟通,也没有时间和心情沟通。我甚至怀疑过她是否我的亲生母亲,换句话说,我记不得什么时候在妈妈面前撒过娇,发过脾气,接受妈妈的爱抚。甚至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母亲对我很陌生。我对她只有尊重、听话,从来不会抗拒她,听从她的吩咐做家务或给她或家里办事,可就是缺乏母女之间正常的亲密接触。

记得有次我们上街,母亲想拉我的手,却被我甩开,母亲很不高兴,我心里也很不自在,却不知怎样克服。母亲有次对我说,“你是我的女儿,我怎么弄不懂你啊?”我甚至记得我从十几岁起就不愿母亲碰我,这是长久以来藏在我心中的一个障碍,也是我对母亲的歉疚,这歉疚直到她过世都没有消逝。

母亲从来都是以身为一名医生而感到骄傲的,那是她的尊严所在,也是她的精神依托,但是真的退休在家,不是暂时的休病假,母亲的心态就有些失落。一九七四年父亲因病回到北京,终于我们三个住在一起了。母亲善于操持家务,也善烹饪,然而我却观察到母亲对在外流放二十年的父亲,并没有那种久别重逢、嘘寒问暖的表现,她每天做饭,却是极不情愿,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凭什么我天天都要做饭啊,我也是大学毕业,我也是做了多年的医生。父亲则因户口问题心情不好,加上患帕金森症和心脏病,在家多是看书,我想母亲的话他不会听不到。

除了母亲退休之后的失落,她对父亲打成右派而牵连到她自己一事,早就心中充满不平,甚至怨懑。她怪父亲当时不听她的话,如果那个什么帮助党整风的会上不发言,那就不会戴上右派帽子,而她也不会受牵连,甚至我们家也不会受影响。她也怪父亲那三次被迫自杀,因共产党的理论是“自杀即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所以自杀本身已被视作反党行为。文革期间父亲自杀未遂的消息传来,母亲就恨道,动不动就自杀,你死了倒轻松了,我们怎么办?

这句话这个场景给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当时惊异得我说不出话。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只能说有很多类似我们这样的家庭,但妻子对丈夫一往情深,无论丈夫在外受到多少不公平对待,为妻的都会跟丈夫同甘共苦,然而,我的母亲不是这样的。她是医生,她是要强的女强人,假如没有父亲这些遭遇,很可能母亲在事业上更有成就。可是,“假如”是不存在的,这就造成了母亲退休后,不得已天天面对父亲,更要为他煮饭做家务,却无端升起那么大的怨气的原因。

父亲去世之后那天晚上,向来坚强的母亲情绪崩溃,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流了那么多的泪,在黑暗中她抓住我的手(我没有将手抽出)说,这个家就剩我们两个了,我几乎是第一次看到她的孤苦和软弱。彷彿前一天母亲还在唠叨父亲的不是,父亲的骤然辞世,却令她恍然悟到生命的无常与脆弱,她那无人可以解读的精神世界完全垮掉了。

新时代来临:我和母亲的歧路

丧事办完以后,我敦促母亲申请赴港,因外婆那时还健在,申请很快批下来,一九七九年年初母亲移居香港,几个月后却突然中风,令一侧手脚瘫痪,由救伤车送去医院,经过治疗和她自己顽强的自我锻炼,一年后竟恢复了绝大部分的功能。当年她在港岛住的大厦附近有所教堂,她开始去那间教会作礼拜,有时间便研习圣经,很快受洗成为基督徒,一有机会便作见证,说她之所以身体得以恢复,都是信仰了耶稣。听母亲说,她的祖父在广东汕头一带曾是牧师,她从小也受过基督教的影响,但后来各种原因疏远了。当我一九八○年移居香港以后,才发现母亲已经完全变成虔诚的基督教徒。

在我家,母亲是属于那种强势的母亲,我们都同情她曾受过的苦,而且也都很尊重她,她说的每句话我们都要遵从,但我是例外,我从来不会顶撞她或和她辩解什么,我只是表面敷衍,应该做的我心里都有数,诸如移居香港、交友恋爱、选择职业,从事写作,直到后来移民加拿大,都是我决定了以后才告诉她的。也因此,母亲对我一直抱有某种偏见,甚至延续到她临终。

母亲是二○○○年去世的,在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她的精神支柱都是宗教。我们之间没有再谈起以前的事情,一来我恐怕她提起往事会引起血压升高,二来她好像刻意回避谈到以前的事,这也是人之常情,我可以理解。但她对我当年在明报专栏上写的有关文革的事情,不以为然。

有一年她去上海探望亲友,报户口时填表没有写我的名字,只写了在港跟她住在一起的大姐,结果被当地派出所质问为何不写,她告诉他们:我在港并不跟她住在一起,对方恶声恶语地奚落她,你以为你不写我们就不知道吗?她(指我)给一家报纸写反动文章。这次真是把母亲吓坏了,她回港后就警告我不要再写了,不要再给她惹麻烦了。她实在想不到,离开那个令她身心受到巨大伤害的大陆,竟然还要遭受这种对待,而原因就出在我这里。

大约九十年代初期,我跟母亲回广州探亲,在我哥的家里我听到她这样教育她的孙儿,你们就是要学会讲大话(粤语大话即谎话),不讲大话没法在这个社会生存。我非常惊异,马上反驳她怎可以这样讲?母亲却理直气壮地说,我说的不对吗?人若诚实就一定会被社会淘汰,我跟你爸爸的经历还不能说明一切吗?我不想让我的孙辈重蹈我们的覆辙。我沉默下来,无话可说。

不久,我根据我家文革遭遇写成的《京华黑五泪》出版了,母亲读后感触至深,老泪纵横,往事不堪回首啊。

母亲过世将近十五年,当我回想起她走过的路,就禁不住为她叹口气,或许这是从民国时代走入共产党时代,一名典型知识女性的宿命吧。

(2014年4月)

文学城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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