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当年插队去农场的不知凡几，但我却是例外逃过上山下乡命运的极少数人之一。
上山下乡其实早于文革前便已经开始，文革之后的一九六八年年底，随着毛发表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北京及各大城市遂开始掀起一浪比一浪高的高潮，将中学生大量遣往外地上山下乡，而中学生本身也急不可待地为了向毛和党表忠心，自动自觉地奔赴宣传中所说的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一九六九年，中学六六和六七届之中的将近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学生，被分配到内蒙古军垦农场，或东北军垦农场，或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或山西及陕西等地插队落户。
无声抵抗逆潮流而上
我属于六八届毕业生，不知道为什么，一九七零年北京市委突然改变政策，我们这一届的学生可以留城，并且被分配到北京的工厂当工人。向工人阶级学习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按理说是一码事，但就一个人的命运来讲，当然留在城里跟落户农村有着质的差别。
虽然说我是属于这幸运的一届，但是这份幸运却并不属于我。一九七零年，文革初期出现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唯出身论依然在发酵，我和其他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被告知不能像大多数同学那样分配到工厂，分配到哪里呢？我和另一位女同学接到通知，说是让我们到辽宁省抚余县插队落户，其他几个同学分配到东北农场。
同一个班级的同学，分配结果落差竟然如此之大！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家庭在中共眼中是有问题的，我的父母是医生，而且父亲被中共打成右派，成了当年所谓的黑五类。那位女同学的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中国人，文革中被打成特嫌（特务嫌疑），一九六八年生病失治而亡。
我和那位女同学私下里商议之后，决定对学校的插队分配置之不理。尽管我们都是所谓黑五类子女，完全处于被歧视的状态，但这落差太大的分配方案，仍然令我们感到太不公平，我们不敢当面跟军宣队（当时的校领导）讨什么说法，但我们保持了沉默，并且完全不回应让我们去插队的通知。
当时很多人因为农场有基本工资（虽然很少），而插队是要跟当地老乡一样挣工分，所以宁可选择去农场。我也作如是想，便分别去找内蒙古和云南的军垦农场驻京负责人，说明我的情况，请他们接收我。心想反正也是要离开北京，如果能去农场当然比插队强。
很快就有了回复，他们审查了我的档案之后，一致认为我不仅父亲是大右派，更有太多的香港和美国海外关系，因此不能把我安排到接近国境线的军垦农场，以免我叛国投敌。嘿，我连想作一名军垦战士的小小奢望也被拒绝了。
当时有这样的政策，即家中只剩一个子女留在北京的，可以不去上山下乡。那位女同学是独生女，父亲去世后，只有她与母亲相依为命。而我的情况是，父亲自被打成右派后，便被驱逐出北京，到河北乡村落户，我的兄姐当年也都分配在外地，家中只有我和母亲，况且母亲当时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只有我留在家里照顾她。
于是，我找到军宣队陈情，说明我家里的特殊情况，按照政策我是应该有资格留下来照顾母亲的，谁知那个军人很不耐烦地对我说：
“我们是有这个政策，但是，你母亲是右派老婆，我们不能让你留下来照顾一个右派老婆。”
我一聼心里就气炸了，这算什么屁话？就算母亲是右派的老婆，她莫非就不算人吗？她就不能受到子女的照顾吗？再说，我本想去军垦农场，你们不让我去；同一届出身好的同学却可以分配在北京工厂，莫非我就只配去东北插队落户吗？越想越气，我在心里做了个大胆决定：哪儿都不去！
这个决定在当年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可以说是逆潮流而上，我独自守着这个秘密决定，既不敢告诉母亲，又不敢告诉同学。假如被人揭发出我这个抗拒上山下乡的典型，轻则会遭批斗，重则可能当反革命分子抓起来，我知道我是万万不能透露一点所思所想的，实际上，这个无声抵抗在当时确是非常非常不易的。
读书令我眼界大开
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何我在当年可以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像很多同是出身不好，但极力改造思想，投靠党组织的黑五类子女。这要从文革初期开始说起了，出身不好一直是我的一大包袱。六六年文革一开始就成了干部子弟的天下，强调出身成了他们的血统原则，像我这样的出身，早就被他们不屑地甩在一旁，连当年几乎人人都可以搭火车大串联的权利都没有，只配在教室里学毛著，跟家庭划清界限。
什么革命啊，造反啊，红卫兵啊，都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就像那个被旋出漩涡的一滴水珠，无人理睬，无人关顾，这倒也好，成就了我自己的一片天地。我有几个因缘际会的朋友，都是外校的，而且也都是出身不好的，其中一个家里曾是北京一书店的老板，文革一来，红卫兵就抄了他们的家，把那个放满了书的房间用封条封起来，谁都不准进去。
红卫兵们忙着串联忙着革命，暂时也没时间来处理这些所谓封资修的旧书。冬天寒风吹起，封条背后的浆糊也被吹乾了，这家的孩子跟我的境遇相同，呆着没事做，便试着推开封条背后的木门，令他大喜的是，门竟然被推开了，那个硬邦邦的封条却竟然没有脱落，我们小心地钻进去，那一屋子的尘土和蜘蛛覆盖的书，东倒西歪地摊在书架上。从那以后，这家劫后余生的书就成了我们这个小圈子里面的“甘泉”，从这家流到那家，而且我们恪守着共同的约定——准时借还，决不能将书流传到外面去。
从此，书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也成了我的思想启蒙老师，我至今保留着一本读书笔记与摘抄，上面的日期是一九六八年四月，也就是说，我从那时起便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反洗脑”。一直到两年以后，我的命运面临上山下乡的时候，我已经初步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尽管尚不成熟，但面对那不平等对待，我马上便能分辨出其中的荒谬，决不会随波逐流。
当时动员上山下乡是社会上的一件大事，学校老师特地跑到我们家，动员我下乡。记得那次来了一位五十几岁的语文老师，母亲上班去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正在看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我给他开了门，请他入座，脑子却还在书里，语文老师开始动员，我却一句也聼不进去，最后他让我表态，我无言望着他，可能是把他看毛了，这个文革前的语文老师竟一把将我放在一边的“红与黑”拿起来，惊诧地说：
“哎呀，你怎么还在看这种资产阶级的书哇，怪不得你不上山下乡。”
出于本能，我一把抢回了他手里的书，然后平静地跟他说：
“老师，这是我的家，请您注意点影响，好吗？听说，红卫兵抄了您的家，把您上万册的书放在缸里烧，把缸都烧裂了，是有这回事吧？”
老师这时显得非常不自在，站起来就往外走，边走边说：
“你今天态度不好，我不跟你说了。”
我也站起来说，那就不送了，立刻将门关起来。第二天我到学校，参加那个不得不参加的上山下乡学习班，一个军宣队的军人主持，在他的动员演讲中竟然不点名地批判了我一通——有人躲在家里看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黑书，抗拒上山下乡。我非常鄙视地望了一眼坐在一旁的那位语文老师，语文老师却将眼睛望向别处。不过自此，他再也没有亲自登门动员我上山下乡。
那些日子里，为了不想受到来自学校和街道的骚扰，几乎每天我都攥着户口本上属于我的那一页，跑到北京中山公园或故宫，在那里的某个大殿后面看书，将整个人浸在书里的情节中，陶醉在我自己的世界里。不如此，来自各方的无形压力，足以把人逼疯。
学校眼看对我无计可施，便向母亲施加压力，他们派人到母亲工作的医院，找母亲谈话，问母亲我为什么不上山下乡。母亲那时被当作“落网右派”揪出来，不能尽医生之职，只能在医院里接受劳动改造，如打扫厕所，洗药瓶子等等。面对那些人的质问，母亲十分坦白地回答：
“我说话我女儿不聼啊，我是落网右派呀，她要跟我划清界限，我说什么她都不聼，你们还是找她去说吧。”
后来，这段精彩对话成了我们家讲了不知多少年的笑话。不过，母亲因为惧怕，曾经也求过我下乡也是事实。我对母亲说，不管谁跟你提到我上山下乡的事，你都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你不必担惊受怕。
泡兵“创”病抗拒下乡
北京市当年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学生，有个别致的称呼——老泡，即泡在北京，不去上山下乡。当然老泡里面也有公认不能去下乡的，比如身体有明显残疾者，或者有医院证明不能从事体力劳动者，还有的就是家里只剩下唯一一个子女的；前者叫病留，后者叫困留。
我的条件本来符合困留，但因出身问题不获承认，那就是要逼我走另外一条路了——病留。当然我是没有病的，不过共产党常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好，我就开始“创造”一种不能从事体力劳动的“病”吧。
因父母都是医生，家里的书最多的就属医书了，我从小就喜欢翻看，尤其是诊断学，论述症状以及判断何种病症的书，令我最为着迷。为了这个“病留”，我研究了一番之后，发现“坐骨神经痛”最为可行，此病严格来讲只是症状，引起此症状的病症有腰椎间盘突出，有脊柱侧弯，有腰椎骶化，甚至腰肌劳损都可引起此症。
然后我就去医院看病，按照书中所讲的症状，告诉医生我现在就有这些症状，躺在诊断床上，死活擡不起腿，医生试图帮我擡起那条“病腿”，我就大叫从腰臀部到小腿犹如闪电般疼痛；去照X光片，居然检查出我有腰椎骶化情况，真天助我也。最后，医生终于在疾病证明书上写下了坐骨神经痛，不宜重体力劳动这几个字。如此这般，我成功地“创造”了病留的条件。
其实，老泡之中像我这样“创造条件”的，不乏其人，大家反正都是同一目标——抗拒下乡，于是私底下互相交流创造条件的办法：“创造”肾炎的，有的在尿中滴点鸡蛋白，化验出来就成了蛋白尿；有的在尿中滴点鸡血，化验出来就是血尿；还有的索性叫真正患有肾炎的朋友一起到医院，临到厕所去取尿的时候，就让朋友出面“贡献”出一点尿来，这个化验包管不会出错。
这一顶包法，一样适用于肝炎，关节炎以至肺炎等等。还有一招，不必化验血或尿，也不必顶包，即可让医生断症，那就是高血压。你会问血压计还能装假吗？当然不能装假，但是这里有其玄妙之处：量血压的时候，坐在医生对面，当医生将血压计的袖带绑好，开始手捏气球，往上泵水银柱的时候，你要憋足一口气，令身体处于将起立却又未起的状态，一直等到医生的眼睛离开血压计便可放松了。此招百试不爽，医生也大惑不解——怎么年纪轻轻血压如此之高。不解就不解吧，只要把证明开出来就万事大吉。
我们这些对上山下乡作无声抵抗的人，对于外面人给我们“老泡”的雅号并不领情，而给我们自己一个更骄傲的别称——泡兵，我们就像是打游击战的士兵，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目的只有一个——逃过上山下乡。
免上贼船浪费生命
其实，到了大规模动员上山下乡的后期，我觉得学校里管分配的老师也都开始产生厌倦情绪，除了极个别的，谁愿意成天跟这些无辜学生没完没了地作对啊，所以有的老师出于不能明说，但给了我们很明确的暗示：你不想去上山下乡，只要你把病留的条件“创造”出来，让我们手中有个医生证明，好向上级交待就行了。至于医生证明的真伪，谁都不会去在意。
我的情况是本应属于困留，但不获承认，我才“创造”条件，变成病留，我想分配老师都看在眼里，心知肚明。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本来是人事科（管档案的）的干部（党员），也参与分配工作。有一天他找到我，说有一种药叫“益寿宁”，北京市面上很难买到，但是这是一种疗效特别好的药，可能是想孝敬他父母的，知道我父母以至兄长都是医生，问我能不能帮个忙。
我一聼，马上心领神会，回家跟母亲一说，母亲立刻回医院查询，没有，又去相关的几家大医院和医药公司查询，竟然都没有。当时我的哥哥在西南三线铁路医院工作，我们写信告诉他这件事，果真全国支援三线，三线药品齐全，不久，我们就收到了装着“益寿宁”的包里。当我将两盒难得的益寿宁交给那个人事干部，他心满意足地笑了，当然我没有提到费用。此后，这位干部向我索药不止一次，从未表示过要付钱给我。
我仔细地回想了一下，这大概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被动参赂，但我至今没有罪恶感，我把它列入不得已而为之。在那样畸形的制度下，在那样荒谬的狂热中，我一个人能做得了什么呢？其实我从心里是极不情愿作这样的事的。
一直到一九七一年夏天，学校终于把我分配在北京东城区一街道工厰，结束了我的“抗战”生活。那位中日混血儿女同学一直陪伴着她的日本妈妈，也被分到了一街道工厂，但她对此不屑一顾，从不去上班，直到后来离开大陆赴日本定居。
算起来，其实这“抗战”过程只有大约一年多的时间，但每当我想起那段度日如年的日子，都感觉好像有七八年那样长。现在曾上山下乡的知青都在争论是否“青春无悔”，我是没有资格参加争论的，但我经历的不无艰苦的“抗战”，一样可以喊出——青春不悔，毕竟顶着大潮，避免上了那条广阔天地的贼船浪费生命，逃过了精神和肉体的大劫难。
（2009年11月）
文学城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