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当年插队去农场的不知凡几,但我却是例外逃过上山下乡命运的极少数人之一。

上山下乡其实早于文革前便已经开始,文革之后的一九六八年年底,随着毛发表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北京及各大城市遂开始掀起一浪比一浪高的高潮,将中学生大量遣往外地上山下乡,而中学生本身也急不可待地为了向毛和党表忠心,自动自觉地奔赴宣传中所说的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一九六九年,中学六六和六七届之中的将近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学生,被分配到内蒙古军垦农场,或东北军垦农场,或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或山西及陕西等地插队落户。

无声抵抗逆潮流而上

我属于六八届毕业生,不知道为什么,一九七零年北京市委突然改变政策,我们这一届的学生可以留城,并且被分配到北京的工厂当工人。向工人阶级学习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按理说是一码事,但就一个人的命运来讲,当然留在城里跟落户农村有着质的差别。

虽然说我是属于这幸运的一届,但是这份幸运却并不属于我。一九七零年,文革初期出现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唯出身论依然在发酵,我和其他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被告知不能像大多数同学那样分配到工厂,分配到哪里呢?我和另一位女同学接到通知,说是让我们到辽宁省抚余县插队落户,其他几个同学分配到东北农场。

同一个班级的同学,分配结果落差竟然如此之大!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家庭在中共眼中是有问题的,我的父母是医生,而且父亲被中共打成右派,成了当年所谓的黑五类。那位女同学的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中国人,文革中被打成特嫌(特务嫌疑),一九六八年生病失治而亡。

我和那位女同学私下里商议之后,决定对学校的插队分配置之不理。尽管我们都是所谓黑五类子女,完全处于被歧视的状态,但这落差太大的分配方案,仍然令我们感到太不公平,我们不敢当面跟军宣队(当时的校领导)讨什么说法,但我们保持了沉默,并且完全不回应让我们去插队的通知。

当时很多人因为农场有基本工资(虽然很少),而插队是要跟当地老乡一样挣工分,所以宁可选择去农场。我也作如是想,便分别去找内蒙古和云南的军垦农场驻京负责人,说明我的情况,请他们接收我。心想反正也是要离开北京,如果能去农场当然比插队强。

很快就有了回复,他们审查了我的档案之后,一致认为我不仅父亲是大右派,更有太多的香港和美国海外关系,因此不能把我安排到接近国境线的军垦农场,以免我叛国投敌。嘿,我连想作一名军垦战士的小小奢望也被拒绝了。

当时有这样的政策,即家中只剩一个子女留在北京的,可以不去上山下乡。那位女同学是独生女,父亲去世后,只有她与母亲相依为命。而我的情况是,父亲自被打成右派后,便被驱逐出北京,到河北乡村落户,我的兄姐当年也都分配在外地,家中只有我和母亲,况且母亲当时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只有我留在家里照顾她。

于是,我找到军宣队陈情,说明我家里的特殊情况,按照政策我是应该有资格留下来照顾母亲的,谁知那个军人很不耐烦地对我说:

“我们是有这个政策,但是,你母亲是右派老婆,我们不能让你留下来照顾一个右派老婆。”

我一聼心里就气炸了,这算什么屁话?就算母亲是右派的老婆,她莫非就不算人吗?她就不能受到子女的照顾吗?再说,我本想去军垦农场,你们不让我去;同一届出身好的同学却可以分配在北京工厂,莫非我就只配去东北插队落户吗?越想越气,我在心里做了个大胆决定:哪儿都不去!

这个决定在当年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可以说是逆潮流而上,我独自守着这个秘密决定,既不敢告诉母亲,又不敢告诉同学。假如被人揭发出我这个抗拒上山下乡的典型,轻则会遭批斗,重则可能当反革命分子抓起来,我知道我是万万不能透露一点所思所想的,实际上,这个无声抵抗在当时确是非常非常不易的。

读书令我眼界大开

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何我在当年可以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像很多同是出身不好,但极力改造思想,投靠党组织的黑五类子女。这要从文革初期开始说起了,出身不好一直是我的一大包袱。六六年文革一开始就成了干部子弟的天下,强调出身成了他们的血统原则,像我这样的出身,早就被他们不屑地甩在一旁,连当年几乎人人都可以搭火车大串联的权利都没有,只配在教室里学毛著,跟家庭划清界限。

什么革命啊,造反啊,红卫兵啊,都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就像那个被旋出漩涡的一滴水珠,无人理睬,无人关顾,这倒也好,成就了我自己的一片天地。我有几个因缘际会的朋友,都是外校的,而且也都是出身不好的,其中一个家里曾是北京一书店的老板,文革一来,红卫兵就抄了他们的家,把那个放满了书的房间用封条封起来,谁都不准进去。

红卫兵们忙着串联忙着革命,暂时也没时间来处理这些所谓封资修的旧书。冬天寒风吹起,封条背后的浆糊也被吹乾了,这家的孩子跟我的境遇相同,呆着没事做,便试着推开封条背后的木门,令他大喜的是,门竟然被推开了,那个硬邦邦的封条却竟然没有脱落,我们小心地钻进去,那一屋子的尘土和蜘蛛覆盖的书,东倒西歪地摊在书架上。从那以后,这家劫后余生的书就成了我们这个小圈子里面的“甘泉”,从这家流到那家,而且我们恪守着共同的约定——准时借还,决不能将书流传到外面去。

从此,书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也成了我的思想启蒙老师,我至今保留着一本读书笔记与摘抄,上面的日期是一九六八年四月,也就是说,我从那时起便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反洗脑”。一直到两年以后,我的命运面临上山下乡的时候,我已经初步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尽管尚不成熟,但面对那不平等对待,我马上便能分辨出其中的荒谬,决不会随波逐流。

当时动员上山下乡是社会上的一件大事,学校老师特地跑到我们家,动员我下乡。记得那次来了一位五十几岁的语文老师,母亲上班去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正在看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我给他开了门,请他入座,脑子却还在书里,语文老师开始动员,我却一句也聼不进去,最后他让我表态,我无言望着他,可能是把他看毛了,这个文革前的语文老师竟一把将我放在一边的“红与黑”拿起来,惊诧地说:

“哎呀,你怎么还在看这种资产阶级的书哇,怪不得你不上山下乡。”

出于本能,我一把抢回了他手里的书,然后平静地跟他说:

“老师,这是我的家,请您注意点影响,好吗?听说,红卫兵抄了您的家,把您上万册的书放在缸里烧,把缸都烧裂了,是有这回事吧?”

老师这时显得非常不自在,站起来就往外走,边走边说:

“你今天态度不好,我不跟你说了。”

我也站起来说,那就不送了,立刻将门关起来。第二天我到学校,参加那个不得不参加的上山下乡学习班,一个军宣队的军人主持,在他的动员演讲中竟然不点名地批判了我一通——有人躲在家里看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黑书,抗拒上山下乡。我非常鄙视地望了一眼坐在一旁的那位语文老师,语文老师却将眼睛望向别处。不过自此,他再也没有亲自登门动员我上山下乡。

那些日子里,为了不想受到来自学校和街道的骚扰,几乎每天我都攥着户口本上属于我的那一页,跑到北京中山公园或故宫,在那里的某个大殿后面看书,将整个人浸在书里的情节中,陶醉在我自己的世界里。不如此,来自各方的无形压力,足以把人逼疯。

学校眼看对我无计可施,便向母亲施加压力,他们派人到母亲工作的医院,找母亲谈话,问母亲我为什么不上山下乡。母亲那时被当作“落网右派”揪出来,不能尽医生之职,只能在医院里接受劳动改造,如打扫厕所,洗药瓶子等等。面对那些人的质问,母亲十分坦白地回答:

“我说话我女儿不聼啊,我是落网右派呀,她要跟我划清界限,我说什么她都不聼,你们还是找她去说吧。”

后来,这段精彩对话成了我们家讲了不知多少年的笑话。不过,母亲因为惧怕,曾经也求过我下乡也是事实。我对母亲说,不管谁跟你提到我上山下乡的事,你都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你不必担惊受怕。

泡兵“创”病抗拒下乡

北京市当年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学生,有个别致的称呼——老泡,即泡在北京,不去上山下乡。当然老泡里面也有公认不能去下乡的,比如身体有明显残疾者,或者有医院证明不能从事体力劳动者,还有的就是家里只剩下唯一一个子女的;前者叫病留,后者叫困留。

我的条件本来符合困留,但因出身问题不获承认,那就是要逼我走另外一条路了——病留。当然我是没有病的,不过共产党常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好,我就开始“创造”一种不能从事体力劳动的“病”吧。

因父母都是医生,家里的书最多的就属医书了,我从小就喜欢翻看,尤其是诊断学,论述症状以及判断何种病症的书,令我最为着迷。为了这个“病留”,我研究了一番之后,发现“坐骨神经痛”最为可行,此病严格来讲只是症状,引起此症状的病症有腰椎间盘突出,有脊柱侧弯,有腰椎骶化,甚至腰肌劳损都可引起此症。

然后我就去医院看病,按照书中所讲的症状,告诉医生我现在就有这些症状,躺在诊断床上,死活擡不起腿,医生试图帮我擡起那条“病腿”,我就大叫从腰臀部到小腿犹如闪电般疼痛;去照X光片,居然检查出我有腰椎骶化情况,真天助我也。最后,医生终于在疾病证明书上写下了坐骨神经痛,不宜重体力劳动这几个字。如此这般,我成功地“创造”了病留的条件。

其实,老泡之中像我这样“创造条件”的,不乏其人,大家反正都是同一目标——抗拒下乡,于是私底下互相交流创造条件的办法:“创造”肾炎的,有的在尿中滴点鸡蛋白,化验出来就成了蛋白尿;有的在尿中滴点鸡血,化验出来就是血尿;还有的索性叫真正患有肾炎的朋友一起到医院,临到厕所去取尿的时候,就让朋友出面“贡献”出一点尿来,这个化验包管不会出错。

这一顶包法,一样适用于肝炎,关节炎以至肺炎等等。还有一招,不必化验血或尿,也不必顶包,即可让医生断症,那就是高血压。你会问血压计还能装假吗?当然不能装假,但是这里有其玄妙之处:量血压的时候,坐在医生对面,当医生将血压计的袖带绑好,开始手捏气球,往上泵水银柱的时候,你要憋足一口气,令身体处于将起立却又未起的状态,一直等到医生的眼睛离开血压计便可放松了。此招百试不爽,医生也大惑不解——怎么年纪轻轻血压如此之高。不解就不解吧,只要把证明开出来就万事大吉。

我们这些对上山下乡作无声抵抗的人,对于外面人给我们“老泡”的雅号并不领情,而给我们自己一个更骄傲的别称——泡兵,我们就像是打游击战的士兵,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目的只有一个——逃过上山下乡。

免上贼船浪费生命

其实,到了大规模动员上山下乡的后期,我觉得学校里管分配的老师也都开始产生厌倦情绪,除了极个别的,谁愿意成天跟这些无辜学生没完没了地作对啊,所以有的老师出于不能明说,但给了我们很明确的暗示:你不想去上山下乡,只要你把病留的条件“创造”出来,让我们手中有个医生证明,好向上级交待就行了。至于医生证明的真伪,谁都不会去在意。

我的情况是本应属于困留,但不获承认,我才“创造”条件,变成病留,我想分配老师都看在眼里,心知肚明。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本来是人事科(管档案的)的干部(党员),也参与分配工作。有一天他找到我,说有一种药叫“益寿宁”,北京市面上很难买到,但是这是一种疗效特别好的药,可能是想孝敬他父母的,知道我父母以至兄长都是医生,问我能不能帮个忙。

我一聼,马上心领神会,回家跟母亲一说,母亲立刻回医院查询,没有,又去相关的几家大医院和医药公司查询,竟然都没有。当时我的哥哥在西南三线铁路医院工作,我们写信告诉他这件事,果真全国支援三线,三线药品齐全,不久,我们就收到了装着“益寿宁”的包里。当我将两盒难得的益寿宁交给那个人事干部,他心满意足地笑了,当然我没有提到费用。此后,这位干部向我索药不止一次,从未表示过要付钱给我。

我仔细地回想了一下,这大概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被动参赂,但我至今没有罪恶感,我把它列入不得已而为之。在那样畸形的制度下,在那样荒谬的狂热中,我一个人能做得了什么呢?其实我从心里是极不情愿作这样的事的。

一直到一九七一年夏天,学校终于把我分配在北京东城区一街道工厰,结束了我的“抗战”生活。那位中日混血儿女同学一直陪伴着她的日本妈妈,也被分到了一街道工厂,但她对此不屑一顾,从不去上班,直到后来离开大陆赴日本定居。

算起来,其实这“抗战”过程只有大约一年多的时间,但每当我想起那段度日如年的日子,都感觉好像有七八年那样长。现在曾上山下乡的知青都在争论是否“青春无悔”,我是没有资格参加争论的,但我经历的不无艰苦的“抗战”,一样可以喊出——青春不悔,毕竟顶着大潮,避免上了那条广阔天地的贼船浪费生命,逃过了精神和肉体的大劫难。

(2009年11月)

文学城作者博客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