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十川和太太赵世燕

王十川和太太赵世燕,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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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叔只有一条腿,闲谈中,他也毫无顾忌地告诉了我,他是怎样失去了那一条腿的。那是一九四九年,王叔二十六岁,有天左膝痛得难以忍受,经协和医院医生检查后,宣布他患了骨结核,于是决定高位截肢,用王叔的话来说,进医院的时候还是国民党傅作义的天下,等出了院,就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了,一进一出,竟跨了两个时代。也因此,王叔常以“独步人”自称。

其实,王叔自己也觉与常人不同,他曾指着他的眼珠叫我注意观察,果然,他的眼球外周竟是一圈灰蓝色的光圈。王叔说他晚上不开灯都能看见,连赵姨都在一旁打趣:是啊,一到晚上你王叔眼睛就变绿了,跟狼似的。他们两夫妻时常开玩笑,从不把我当外人。

说王叔是异人,还要说说他精于命相学,不仅善观面相,更常以诸葛亮马前课为朋友事前估算,我本人便是一例。一九七八年底我父亲突然去世,母亲很快得到批准去了香港,北京只剩下我一个人,前途暗淡,我的心情就如跌到谷底,王叔便对我说,你别着急,一年之内你就会成行,那时是一九七九年中的样子,我说王叔您真会安慰人,王叔也不多说,只说那你就等着吧。结果,果不其然,年底便获批准,一九八零年三月我正式移居香港。二十多年后,在温哥华认识一位北京来的女士,八十年代她在北京的时候,经人介绍见到王叔,跟我一样,王叔用马前课掐算,竟准确算出她的移民大约时间。由此可知,在我离开北京以后,王叔的马前课预言能力在京城很有些名气了。

七十年代,王叔赵姨是我关系最近的朋友,我跟他们可以无话不谈,全然不必顾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画面就是:在那间空旷的大北房,孤灯之下,王叔一刀一刀在那坚硬的青田石上面恣意游仞,刀锋刻在石头上的那种尖利声音回荡在破旧的空房子里,我看着他一点一点地刻完,然后又刻上边款,将石头放在小炉子上面稍微加热,再涂一层薄薄的蜡,最后用一块软布擦,直到擦得精光闪亮。这最后的步骤,如果我在他的家里作客,我便会揽过来帮他做,一边做一边聊,王叔也趁此机会告诉了我一些关于石头的知识,如何鉴别,如何欣赏等等。那个时候,因为他们俩的敏感身份,来南竹竿胡同拜访他们的客人不多,而我同样出身黑五类,我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所谓敏感身份,如此,才有这样特殊的机会,与他们结成忘年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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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王叔赵姨用他们的四合院换了一套和平里的单元楼房,虽说四合院的面积比单元楼大得多,但单元楼胜在方便,尤其在北京寒冷的冬天,有暖气装置的单元楼是当年很多北京居民的梦想,我实在替他们高兴。新单元在二楼,他们添置了新家具,更将文革中抄家退赔的一个带玻璃门的展示柜,摆在客厅靠窗的墙边,他们指给我看里面的东西,有古董有艺术品,但东西太多显得有些繁杂,看了多少遍也没有什么印象。

两年以后的一九八零年,我离开北京移居香港,临行之前,王叔送了我一块田白石,虽然没有田黄石的名气大,但也是贵重如同黄金的石头,他在上面浅浅地刻了“长乐吉”三字,也没有刻边款,意思是叫我时常保持乐观的人生态度。另一块石头也很名贵(忘了叫什么名字),则刻了“日初”,大概意旨我移居香港一如一日之初,重新开辟另一种生活。

此后,每逢我回北京必定去探望他们,有时索性就住在他们的小单元里面。八十年代以后,王叔在北京篆刻界的名气越来越大,甚至有日本人聼闻王十川的大名,也来特别登门拜访,请王叔为他们刻铭章,我所记得的便有西园寺公一和日本皇族嵯峨。当年中国人大多经济拮据,请王叔刻章的,大部分都是不讲金钱只托人情,但日本人却是“真金白银”地给王叔,而且价钱不菲。于是,王叔就请他们将款项寄到香港,由我来替他存在银行。我跟王叔真的是百分之百地互相信任,我特别到香港的一间日本银行开了户口,专门存王叔的钱。每年回北京,我便带上所有银行给的单据收据等等交给王叔。大约一九八九年前后,王叔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再将这些钱放在香港了,我便将那些钱连本带息还给了王叔。

自从八十年代后,因改革开放,国门大开,北京政策多少有些松动,他们的朋友明显增多,王叔的名气也开始越来越大,我去北京去拜访他们,常常会踫到他们的朋友来访,王叔干脆就这样介绍:这是我们的乾女儿,刚从香港回来。我笑笑,也不去解释,就算默认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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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一九八五年,我回北京,又到和平里去探望王叔赵姨,王叔给我讲了个故事:那天来了个老头儿,还跟着一个年轻人,那年轻人毕恭毕敬地介绍,这位是李政委,我请他落座后,便跟他说您是戎马中人,职务政委,但我并非您的部下,称政委恐怕不妥。然后我问了他的贵庚,便说您长我两岁,我就叫您李大哥吧。李政委聼了起初一怔,紧接着露出政委式的笑容,好,好,直爽,痛快。王叔说完,仰头哈哈大笑,我跟他说,您也不怕人家又说您翘尾巴了。王叔挺直了身子,微笑道:

“我做人一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独立不惭于影。五七年反右派时如是,文革中被迫劳改也如是,今天封了个大师号,我仍如是。”

那一年,中国书法家协会赠与他篆刻大师的称号,我们这些看着他从潦倒中一步步走过来的朋友,无不唏嘘。而看到王叔面对名利的那种潇洒,更令我敬仰不止。

过了那个令人难忘的天安门六四事件,来年的冬天,即一九九零年冬天,我和一位香港太太搭伴去了北京,这位太太对骨董艺术甚感兴趣,聼我说起王叔,马上来了兴趣,非要跟我一起去北京见见王叔。说起这位太太,还颇有来头,她就是当年香港正当红的郑姓电视艺员的继母。那次,我跟她住在同一间酒店,但不同房间,她比我来早几天,已经拜访过王叔。然而,就在那次在北京的日子里,发生了我怎么也想不到的事。

那是我下榻酒店的第三天晚上,已经是深夜了,忽然电话铃大响,我拿起电话,电话中是一陌生男人的声音,很客气,跟我核对了名字以后,便说:

“请你出来一下,公安局的人要跟你谈谈。”

在那个时候,六四事件刚刚过去一年,我又是香港报纸专栏作者,写过许多篇抨击中共在天安门广场大开杀戒的文章,心想这回一定是他们要给我点颜色看看了,当然心里十分害怕,又不能打电话到香港求救,也不可能逃走,唯有硬着头皮上了。我在电话中告诉对方,我穿好衣服便出来,心里面却是撞鹿一般忐忑不安,我慢慢地穿戴起来,虽然酒店房间很热,我还是穿上了出外的大衣和围巾,谁知道他们会把我拉到哪里去呢,也许扣留几天都有可能的,我心里这样想着,将我的香港证件小心地藏在大衣内侧的口袋里,深深呼了一口气,再一次镇定了一下我自己,拧开房间的门把手,原来门外已经有一个人在等候我了。

“去哪儿谈?”我问那个人,心里出奇的平静。

“啊,就在那边的房间。”那人向前方用手指了指。

那个房间显然没有客人住,床上的摆设基本没动过,里面有个人见我进来,马上站起来打招呼,一口的北京话:

“您来啦,没什么,就是想跟您打听个事儿。是啊,这么晚了,不好意思啊。”

刚才在我房间门口等着的那个人,也随着我走进来。聼口音,两个人都是北京人,带着浓厚的北京人说话的语气。我问他要不要看我的证件,他说不用了,然后就问起我是哪天到北京的,又问这回来北京有什么特别事没有,准备待多久等等,最后话题一转,问我会不会去看王十川,我说当然会去看他,心里奇怪他们怎么会知道我和王叔的关系,还没等我把这事情猜测出个轮廓来,那人突然擡起头望着我问道:

“你知道他们家失窃了吗?”

听到他这样问,我心里的石头反而一下子放下了,他们是为了问这个问题而来的。我便开始从容地问他们王叔家失窃的前后,他们倒是很坦白,说是王叔报案的时候告诉他们,我这次来京是跟另一位太太来的,他并不认识这位太太,而这位太太在我来京前一天,便去拜访了他,就在那天,王叔发现放在客厅玻璃柜里的一件古董瓷瓶不见了。于是,王叔便怀疑是我伙同那位太太,偷窃了那件古董瓷瓶。

心里大呼冤枉的同时,也怪罪王叔怎么居然向公安举报我可能是疑犯之一呢?这么多年了,难道王叔你还不了解我,信任我吗?再说,王叔也知道我在香港从事笔耕工作,比较敏感,好不容易回趟北京,还把我往公安局推。越想越生气,回到房间,一夜未眠,第二天我做了决定——这次不去看望王叔了。一位北京朋友得知,劝我不要意气用事——王叔明知你回京,却不去看他,有可能更加深他对你的怀疑。说的也有道理,于是我挑了一个快离京的日子去看他,但心情却是我认识他十几年来最差的。在那间熟悉的和平里单元楼二楼,我像往常一样问候他们,也谈起失窃的事情,王叔仿佛很轻松大度地说道:

“这事你不知道就算了,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

接着,他又描绘了一番那瓷瓶的样式颜色等等,但我表示我完全没有印象。确实是没有印象,我只知道那个玻璃大柜里放的大多是文革抄家退还回来的东西,因为摆放的杂乱无章,我也从未细看过,当然没有印象。其实,八零年以后,王叔家里宾客不断,人多手杂,真的说不清是谁干的。不过,此事竟怀疑到我的头上,我冥冥中有种感觉:王叔对于香港来的人,即使熟识如我,也跟政府一样“绷紧阶级斗争的弦”,怀疑一切,觉得“坏蛋”都是从香港那边来的。那一次回北京,我真是失望极了。虽然失窃一事跟我无关,但毕竟我和王叔之间有了隔阂,而且这隔阂难以愈合。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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