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贝：我心中的王叔赵姨（上）

赵氏三姐妹，左起世燕，世婉，世平。（1981年）

1

一九七五年夏天在北京，一位穿着十分“海外华侨”，上了点年纪的女人，走进了我们的小院子，说是要拜访我的父亲。原来，这位女客刚从美国飞到北京探亲，是来探她的妹妹和孩子们的。她自称卓太，退休前曾在联合国工作，恰与我的五叔同在中文翻译科做事。其实，那一年五叔已经去世了几年，但五叔生前曾与她提过我们这一家人生活在北京，还给了她我们的地址，于是，那一年她有机会回北京，便找到了我们。

卓太自己叫赵世平，有两个妹妹——世燕，世琬，当时都住在北京。后来才知道，卓太的先生卓还来是抗日名将，燕京大学毕业后赴法国留学，并取得巴黎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卓是中华民国外交部驻英属婆罗洲山打根的总领事。大约于一九四二年被日本人所杀害。可以想象，假若卓还来先生没有牺牲在那场战争当中，他以后的前途将会是怎样的辉煌啊。

不久，卓太从当时的北平考上联合国的翻译职位，当大陆尚未易帜之前便远赴美国，而两个年幼孩子就托给了她的妹妹世燕代为照顾。不过，很快地，中共掌握政权以后便与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世燕自己还有两个孩子，加上世平的两个，虽然大姐世平时常辗转从美国寄来一些补贴，但五十年代以后，令人越来越透不过气的政治压力，令赵世燕的生活一点也不轻松。

顺带说一下赵世燕的前夫，他四十年代末已经随国民党去了台湾，从此便没有消息，算起来，赵世燕那时只有三十几岁，住在东城南竹竿胡同祖辈留下来的一所很规整的两进四合院，由她一个人支撑着整个的家。到了文革爆发，连四合院也保不住，整个大院被查封，只分配了一间小屋给她暂住，还好那时孩子们都已长大，有的结婚，有的搬出去住，令赵世燕负担减轻不少。

一九七四年，尼克松访华，签订了中美外交关系，大姐赵世平这才有机会从美国经香港回到北京，也正是这一缘由，北京东城区政府赶紧在赵世平回来之前将四合院归还给她们。

就是说，二十五年之后，当卓太作为美籍华人回到北京的时候，自然又住回了那个四合院，然而此院非彼院，大部分的傢俱早被抄光，空荡荡的房子里摆着几件刚从市场上买回来的新家具，跟那寥落且不失典雅的大屋颇不相称，卓太心里一阵感慨。

卓太在北京长大，说一口纯正的北京话，那天在我家里跟父母聊了一会便告辞了。北京人有个习惯，客人离开一定要送客，一般送到门口，有时送到胡同口，有时会送得更远一些。卓太远道从美国来，又是替故去的五叔来拜访我们，自然要送得远一些，父母便派我送送卓太。

出了门口，我们一边走一边聊，卓太身量不高，讲起话来优雅流畅，带着那种三四十年代女大学生的口吻，令我聼起来有点陌生却又非常舒畅，那个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人人讲起话来都像要斗争什么人一样，而卓太那温婉的语调立时令我倍感亲切，于是便跟她聊起来。我当时二十几岁，不知前途如何，记得跟她聊的就是如何能去美国，和如何可以在美国立身等问题。卓太很耐心地跟我谈，最后分手的时候，她她给了我在南竹竿胡同的地址，请我有时间的话，可以去作客。

2

大约一个礼拜后，我骑车找到了南竹竿胡同赵家，那是一个路南的大门，门前有三四个石级，斑驳的木门上有一对生了锈的六角形门环，大门紧闭着，但却从两门之间透出一指宽的缝隙。我把车锁好，走上去拍了拍那门环，很快便有人来应门了，我听到里面传出来一个男子的声音：

“哪位啊？”

我隔着大门报了姓名，门马上打开了一扇，当我跨进那个半尺来高的门槛时，眼前的那个男人令我稍稍吃了一惊，他，只有一条腿，两只木拐杖夹在两腋之下，穿一身洗得很旧的蓝中山装，微笑着望着我：

“找大阿姨是不是？她们都出门了。”

看我有些不解的样子，便解释说：

“大阿姨就是卓太。我聼她说起过你，来，跟我来。”

我这才擡头打量了一下这个老旧的院子，破败之中还能看得出当年是一所北京中上等人家的四合院，他把我领到院子的北房，北京人称做堂屋，走进屋里，却觉里面一片黑暗，等到眼睛适应了屋里的光线，方才发现偌大的堂屋几乎空空荡荡，只有一张簇新的书桌摆在靠窗有光线的地方，书桌上散乱地放着书和刻印用的石材跟几把刻刀，他将双拐并在一起靠在桌旁，一边落坐在书桌后面的椅子上，一边跟我说：

“我姓王，你就叫我王叔吧。”接着，他便将我这个年轻的陌生女子当成老朋友一样聊起来，一点都没有戒备，这在当时人人互相怀疑的社会气氛中，竟令我感到一种被信任的惊喜。

“我这个人说话手不能闲着，我一边刻石头一边跟你聊，行吗？”王叔说。

“行，您忙您的。”

3

就是从那一年起，我跟王叔成了忘年之交，当然他的太太赵世燕（我称她赵姨），也是我的忘年之交，他们虽然比我大一辈，但是我们谈起话来，却没有我跟其他长辈相处的那种拘谨，谈笑之中，好像我们是同辈的同学或朋友一般，我开始成了他们家的常客。

那时没有电话，传呼电话也不是那么方便，于是，我有空便去南竹竿胡同串门，大部分时间王叔总是在的，赵姨有时出去办事，还有些时候他们家里有亲戚朋友来，王叔便替我介绍，慢慢地，我也认识了不少他们的亲戚，包括赵姨两个女儿，大阿姨的一子一女，还有三阿姨（世婉）的两名子女。另外，画家王时雨是赵姨的远房表弟（可惜八十年代英年早逝），也常有造访，后来还送了我一幅他亲笔画的仕女图。

那个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王叔赵姨虽因大阿姨从美国回来一趟，搬回了原来的四合院，但是，王叔的右派身份，加上赵姨前夫逃往台湾这两种说不清道不明白的历史问题，令他们在街道居委会的眼中便是异类了。居委会或派出所不来找他们的麻烦，已经算是万幸了。因此，他们的朋友来得并不多，我每次去他们家，都见王叔坐在那张新买的书桌后面（旧书桌抄走了），一手握石头，一手持刀用心刻字。我既然去了，他就一边刻字一边跟我闲聊，他跟我说，你赵姨救了我一命，要不是她的鼓励，我已经放弃了这门篆刻艺术。这样的话，自我认识王叔以后，不只听过一两次了，每次他都怀着感恩的心告诉我。

王叔和赵姨结识于文革之中，两个人都是当年被扫地出门的所谓五类分子，王叔住在老君堂胡同，赵姨则住在隔一条街的南竹竿胡同，从当时派出所的行政划分上，他们属于同一个专政劳改队，每天清早，他们都要拿着自家的扫帚到胡同里清扫，王叔因为只有一条腿，又拄着两只拐，便被指派收集垃圾，赵姨跟别的扫街者将垃圾扫到一处之后，王叔便负责将那些落叶尘土集中倒入一个木箱。

一来二去，王叔跟赵姨慢慢熟起来，也互相了解彼此的处境。王叔早在五七年时便被划成右派，再加上说不清的所谓历史问题，尽管有三个孩子，发妻还是决然下堂求去，基于王叔的政治背景差，又是伤残人，发妻竟没有留下一个孩子在王叔身边，王叔就跟自己的老母亲住着。

而赵姨的丈夫早于一九四九年之前，便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此后全无消息，赵姨在北京独自守着两个女儿，后来听说赵姨丈夫在台湾又娶了二房太太，并叫人带话来说是多年没有联系，就算离婚了吧，赵姨聼之反而松下一口气。

再后来，两岸开始走动起来，赵姨前夫有一年到北京，说是想见见赵姨，被赵姨一口回绝：有什么好见的？都这么多年了，他也娶了我也嫁了，再见面有意思吗？再说，他这么多年没有资助过我们母女一分钱（当年从台湾汇钱到大陆是不可能，但很多人通过香港熟人朋友，还是可以想办法汇钱到大陆的），他还有脸面见我们吗？赵姨就是这样一个性格鲜明的人，她平时脸上縂挂着笑容，见谁都笑，见谁都客气的不得了，十分的谦和有礼，但是碰上她讨厌的人，她也可以非常决绝，决不客气。

我认识他们的时候王叔赵姨刚结婚不久，他们跟我闲聊时说，他们双方的子女都不同意他们俩结婚，其时，他们的子女大多已经成家住在别的地方，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同意，因是人家的家事我不好打听，只是聼王叔跟我说过，其中的一个成年子女竟扬言，如果你们敢结婚的话，就把这一条腿的瘸子推倒在地下，让他永远起不来。不过，这个扬言始终停止在扬言上，从来没有兑现。不知是找不到时机，还是闻知王叔的大成拳而闻风丧胆？

说起王叔的大成拳，那也是一绝，他自幼习拳，尤其精于大成拳。记得有一次在他们家，王叔说得兴起，从书桌后面站起来，一足单立，然后扶着书桌站到离桌大约一米的地方，撇开拐杖，就那样稳稳地站立，伸出两只手，叫我试着推倒他，我有些犹豫，王叔就说别怕，来，使劲推我，使劲儿！我真的使劲了，两只手推着他的手掌，用尽全身的力气推他，但真的推不倒他。王叔便笑了，哈，推不倒吧？这就是大成拳，我运了气的，别看我只有一条腿，两条腿的人也推不倒我！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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