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流放河北被迫离开北京
1958年父亲被空军总政治部打成极右派，无端撤销了所有职务，并在医务级别上被降了五级之后离开北京，离开了他的家庭，当时的父亲以为可能只有一两年的时间，哪里想到这一走就是二十年！
父亲去的第一个地方是河北省滦平县医院，从北京乘大约8个小时火车到承德，然后再搭几个小时长途汽车到滦平。刚开始，院方只令他打扫卫生，清洁厕所和医院走廊及诊室等等，父亲毫不介意，照做如仪，而且非常认真。那年他47岁，平生第一次见识中国北方乡村，虽然滦平是县城，但五十年代的中国北方小县城，其贫穷落后与他熟悉的富蔗广东，相差甚远。
另一方面，父亲在北京生活了不过七年，他的北京话仍夹杂着浓重的广东口音，但他并未因此而羞于表达，在医院打扫卫生的时候，见到最多的是病人，于是父亲开始了他的针灸“外交”，跟病人打招呼，嘘寒问暖，耐心询问病况，表示他可以用针灸帮助他们解除痛苦。当地的老百姓十分质朴，只要能治病，全然不理会你的政治背景。医院方面倒是也很开通，对父亲的右派身份并未如北京那样赶尽杀绝，他打扫卫生的工作只做了大概不到两个月，已经被安排接待病人了，这令一向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父亲非常高兴，只要能给病人解除病痛，就是他最大的心愿。
在北京，父亲的针灸医术已然获得很大成就，1956年甚至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来到滦平县医院，前来求治的病人络绎不绝，只是医院需配备一名护士，为父亲作翻译，因他的广东国语实在令乡亲们很难听懂。尽管如此，病人依然有增无减，而且父亲的医术一传十，十传百，很多外县的病人也赶来，甚至连邻省辽宁的病人家属也赶着马车，带着家里的病人来求诊。
父亲在北京受到的种种不公、冤屈、迫害，在这里都一扫而空，人们尊重他、敬爱他，仅因他的高明医术，令很多久卧病床的病人重新有了希望。父亲其中一篇手稿便是在那段时间写下的，那是关于针刺治疗阑尾炎的报告。阑尾炎虽然算不上很严重的病，但是一旦发作（尤其急性发作），就要马上治理，否则发炎的部分穿孔会引起腹膜炎，后果甚至危及生命。当时的各大医院，不论规模大小，遇到此症，都会以手术割治为唯一治疗办法。但是在没有手术条件的乡村，若有病人患急性阑尾炎，将会是很危险的。
父亲在他的报告中指出，连针灸大师朱琏也认为阑尾炎是不适于针灸治疗的，并建议应送医院割治，以免延误。然而，父亲为病人着想，用西医的方法诊断，用针灸的办法为病人解除痛苦，结果，病人不用送到外地医院，也不用开刀，就在父亲的银针下逐渐恢复了健康。他在报告中总结了用针灸治疗38例阑尾炎的过程，只有1例仅接受了一次治疗便转院了，其余37例都被治愈。
父亲以针灸治疗阑尾炎一事，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多少人知道针灸竟然是可以治愈阑尾炎的，西医不清楚，即使专职针灸的医生，也没有把握像父亲那样用针灸治疗阑尾炎。看来，父亲在针灸领域里的创新，至今都无人超越。
没有了政治运动的干扰，父亲在滦平县医院开展的针灸工作异乎寻常的顺利，病人源源不断地从滦平县四周赶来。就在那段时间（1958至60年），父亲甚至治癒了聋哑病人，此事曾传到承德专区的一间报社，记者特意赶到滦平县医院，采访了父亲，写成一篇十分感人的访问稿交到上面，结果，稿子迟迟不发，最后记者被告知：欧阳静戈是极右派，无论他做得多么好，多么受病人欢迎，也不能在报纸上报道，这是原则问题。
当然，以父亲的性格而言，他根本不在乎是否登报表扬，令他最感到心满意足的是病人们对他的信任，每天源源不断的病人充盈着小小的诊室，多少疑难杂症在父亲的针治后恢复健康；多少躺在农村的架子车上拉来的中风病人，终能自己走着回家；多少聋哑儿童开口说话；太多治癒的病例，数不胜数。
当年，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初期，北方农村已经开始缺粮少油，但是因为父亲超绝的医术，朴实的乡亲们还是设法将当时非常奇缺的食物（如鸡蛋、肉类等）送到他的诊室，以酬谢父亲的救命之恩。我还记得，当年父亲回北京探亲，总是提着大包小包，沉甸甸的，里面有鸡蛋、腊肉，还有飞禽，连当时的北京都难得一见，那都是乡亲们的一片心意啊。
本来父亲被从北京下放至滦平，有着放逐、发配、惩罚之意，但父亲却在那里凭他的针灸医术治病救人，方圆百里，名声不胫而走，乡亲们把父亲视为神医。1961年，滦平县医院党委宣布摘掉父亲的右派帽子，并且将父亲调到承德市专区附属医院，承德是专区首府所在地，他们认为，像父亲这样的名医，是应该在承德行医的，而且承德的居住条件也比滦平好多了。
走笔至此，不禁想到当时中国底层的老百姓其实是非常善良的，即使是当地的党员干部，也不像大城市的干部般胡作非为、泯灭良心。父亲在那段时间虽是戴着右派帽子被驱逐至滦平的，但在那里没有人认为他是敌对分子，反而对他赞赏有加，欢迎之至，父亲从三反运动到反右运动，五年的时间里失去的尊严，在这个小小的乡村又重新拾起，除了不能与家人团聚之外，父亲的心情可以说基本是舒畅的，起码生活单纯、简单，没有了北京城的那些如虎临门的政治运动。
1962年夏天，十二岁的我和二姐乘火车从北京到承德看望父亲，那时的父亲刚从滦平调到承德不久，承德专区附属医院里贴了很多病人为父亲写的感谢信，为让贫穷的农民少花钱，他早就试用针灸治疗阑尾炎，还以针灸治愈聋哑病人，中风的病人更是治愈无数，当地人简直就将父亲看成神仙一般。当时的我对于父亲是右派这件事，不是很懂，但在学校已感到受歧视，心里不开心，回家也没人问，母亲和兄姐都对我绝口不提，可是那次承德探父却给我很深的印象。
那一年父亲五十岁出头，带着我们上街，一路上总是跟人打招呼，好像整个承德的人都认识他，每次打招呼还要停下来跟人家聊两句，然后介绍我们“看，这是我的两个女儿”，人家就会特意看看我们俩——北京来的女孩。短短一条路，因招呼打得太多，走半天都走不到目的地。那时承德市还有三轮车，父亲带我们去外八庙，叫了一部三轮车，那三轮车夫也是父亲的病人，于是两人一路走一路聊。回来的时候在一个饭馆吃饭，我们一进去，厨子和服务员就赶出来欢迎了，原来他们也是病人，热情地让父亲随便点菜，他们一定奉上最好的饭菜。我至今还记得，其中一个炒茄子，那茄子端上来的时候，依然泛着鲜亮的紫色，夺人眼目，令我难以忘怀，而平时的炒茄子端上来都是黑乎乎的。不知那是不是承德特色呢？
父亲确实在承德很有名气，不仅承德，周围乡镇县城及至邻省，几乎人人都知道欧阳大夫/欧阳医生，只是父亲每年回北京的探亲时间却十分有限，一年仅有十天的探亲假，这十天之中，还包括往返的交通时间，所以在北京只能有一个礼拜的假期。而且上面还规定，父亲的探亲假不能选在“十一”、“五一”这种政治性的节日，元旦和春节人多拥挤，最好也别回京，所以父亲能够选择的假期多是母亲上班我们上学的日子。短短的有限相聚时间，实在也谈不了什么，何况我当时尚年幼，更不懂如何与父亲沟通。
唯一与父亲保持联系的是我们的书信往来，父亲刚刚离开北京时，我刚上小学，还不懂如何写信，过了几年以后，母亲给父亲写信时，便叫我写信封上的地址，再后来我可以写简单的信了，便开始给父亲写信，记得那些信的内容都是日常生活的流水帐，父亲有时会将我的信寄回来，上面是他给我改的错别字跟病句，我们父女的感情就是这样慢慢建立起来的。八十年代，我在香港明报的专栏上便写过这样的话：
“自我懂得写字，承德二字便被不计其数地写在不计其数的信封上，承德即父亲，父亲即承德，像是一条无形的脉管一样，在承德与北京我家之间，流了二十多年的血、泪、情、爱。”
直到今天，提到承德，看到承德两个字，甚至都会引起我的一种特别感触，一种碰触内心深处之痛的伤感。
父亲在承德专区附属医院一如在滦平县医院一样，工作繁忙，病人源源不断，虽年过半百，却依然身强力壮。那时，住在香港的三伯父给父亲寄来一本英文版有关瑜伽的书，从那时起，父亲便开始坚持做瑜伽。记得他回北京探亲的短短几天，还给我们示范瑜伽动作，地上铺一块地毯，他便可以在那上面做倒立，而且毫不费力。可见父亲当年虽然不能一家团聚，但对前途还是充满憧憬，他能为病人解除痛苦，就是他最大的满足，唯一的追求，为此，他要保持最佳的身体状态。
然而，在远离北京的承德，父亲以为可以躲过那种残酷的政治运动，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仅仅几年以后的一场浩劫，将会带给他另一场灾难，这场名为文化革命的灾难，如同狂飙一样将他卷入几乎灭顶的恶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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