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流放河北被迫离开北京

1958年父亲被空军总政治部打成极右派,无端撤销了所有职务,并在医务级别上被降了五级之后离开北京,离开了他的家庭,当时的父亲以为可能只有一两年的时间,哪里想到这一走就是二十年!

父亲去的第一个地方是河北省滦平县医院,从北京乘大约8个小时火车到承德,然后再搭几个小时长途汽车到滦平。刚开始,院方只令他打扫卫生,清洁厕所和医院走廊及诊室等等,父亲毫不介意,照做如仪,而且非常认真。那年他47岁,平生第一次见识中国北方乡村,虽然滦平是县城,但五十年代的中国北方小县城,其贫穷落后与他熟悉的富蔗广东,相差甚远。

另一方面,父亲在北京生活了不过七年,他的北京话仍夹杂着浓重的广东口音,但他并未因此而羞于表达,在医院打扫卫生的时候,见到最多的是病人,于是父亲开始了他的针灸“外交”,跟病人打招呼,嘘寒问暖,耐心询问病况,表示他可以用针灸帮助他们解除痛苦。当地的老百姓十分质朴,只要能治病,全然不理会你的政治背景。医院方面倒是也很开通,对父亲的右派身份并未如北京那样赶尽杀绝,他打扫卫生的工作只做了大概不到两个月,已经被安排接待病人了,这令一向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父亲非常高兴,只要能给病人解除病痛,就是他最大的心愿。

在北京,父亲的针灸医术已然获得很大成就,1956年甚至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来到滦平县医院,前来求治的病人络绎不绝,只是医院需配备一名护士,为父亲作翻译,因他的广东国语实在令乡亲们很难听懂。尽管如此,病人依然有增无减,而且父亲的医术一传十,十传百,很多外县的病人也赶来,甚至连邻省辽宁的病人家属也赶着马车,带着家里的病人来求诊。

父亲在北京受到的种种不公、冤屈、迫害,在这里都一扫而空,人们尊重他、敬爱他,仅因他的高明医术,令很多久卧病床的病人重新有了希望。父亲其中一篇手稿便是在那段时间写下的,那是关于针刺治疗阑尾炎的报告。阑尾炎虽然算不上很严重的病,但是一旦发作(尤其急性发作),就要马上治理,否则发炎的部分穿孔会引起腹膜炎,后果甚至危及生命。当时的各大医院,不论规模大小,遇到此症,都会以手术割治为唯一治疗办法。但是在没有手术条件的乡村,若有病人患急性阑尾炎,将会是很危险的。

父亲在他的报告中指出,连针灸大师朱琏也认为阑尾炎是不适于针灸治疗的,并建议应送医院割治,以免延误。然而,父亲为病人着想,用西医的方法诊断,用针灸的办法为病人解除痛苦,结果,病人不用送到外地医院,也不用开刀,就在父亲的银针下逐渐恢复了健康。他在报告中总结了用针灸治疗38例阑尾炎的过程,只有1例仅接受了一次治疗便转院了,其余37例都被治愈。

父亲以针灸治疗阑尾炎一事,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多少人知道针灸竟然是可以治愈阑尾炎的,西医不清楚,即使专职针灸的医生,也没有把握像父亲那样用针灸治疗阑尾炎。看来,父亲在针灸领域里的创新,至今都无人超越。

没有了政治运动的干扰,父亲在滦平县医院开展的针灸工作异乎寻常的顺利,病人源源不断地从滦平县四周赶来。就在那段时间(1958至60年),父亲甚至治癒了聋哑病人,此事曾传到承德专区的一间报社,记者特意赶到滦平县医院,采访了父亲,写成一篇十分感人的访问稿交到上面,结果,稿子迟迟不发,最后记者被告知:欧阳静戈是极右派,无论他做得多么好,多么受病人欢迎,也不能在报纸上报道,这是原则问题。

当然,以父亲的性格而言,他根本不在乎是否登报表扬,令他最感到心满意足的是病人们对他的信任,每天源源不断的病人充盈着小小的诊室,多少疑难杂症在父亲的针治后恢复健康;多少躺在农村的架子车上拉来的中风病人,终能自己走着回家;多少聋哑儿童开口说话;太多治癒的病例,数不胜数。

当年,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初期,北方农村已经开始缺粮少油,但是因为父亲超绝的医术,朴实的乡亲们还是设法将当时非常奇缺的食物(如鸡蛋、肉类等)送到他的诊室,以酬谢父亲的救命之恩。我还记得,当年父亲回北京探亲,总是提着大包小包,沉甸甸的,里面有鸡蛋、腊肉,还有飞禽,连当时的北京都难得一见,那都是乡亲们的一片心意啊。

本来父亲被从北京下放至滦平,有着放逐、发配、惩罚之意,但父亲却在那里凭他的针灸医术治病救人,方圆百里,名声不胫而走,乡亲们把父亲视为神医。1961年,滦平县医院党委宣布摘掉父亲的右派帽子,并且将父亲调到承德市专区附属医院,承德是专区首府所在地,他们认为,像父亲这样的名医,是应该在承德行医的,而且承德的居住条件也比滦平好多了。

走笔至此,不禁想到当时中国底层的老百姓其实是非常善良的,即使是当地的党员干部,也不像大城市的干部般胡作非为、泯灭良心。父亲在那段时间虽是戴着右派帽子被驱逐至滦平的,但在那里没有人认为他是敌对分子,反而对他赞赏有加,欢迎之至,父亲从三反运动到反右运动,五年的时间里失去的尊严,在这个小小的乡村又重新拾起,除了不能与家人团聚之外,父亲的心情可以说基本是舒畅的,起码生活单纯、简单,没有了北京城的那些如虎临门的政治运动。

1962年夏天,十二岁的我和二姐乘火车从北京到承德看望父亲,那时的父亲刚从滦平调到承德不久,承德专区附属医院里贴了很多病人为父亲写的感谢信,为让贫穷的农民少花钱,他早就试用针灸治疗阑尾炎,还以针灸治愈聋哑病人,中风的病人更是治愈无数,当地人简直就将父亲看成神仙一般。当时的我对于父亲是右派这件事,不是很懂,但在学校已感到受歧视,心里不开心,回家也没人问,母亲和兄姐都对我绝口不提,可是那次承德探父却给我很深的印象。

那一年父亲五十岁出头,带着我们上街,一路上总是跟人打招呼,好像整个承德的人都认识他,每次打招呼还要停下来跟人家聊两句,然后介绍我们“看,这是我的两个女儿”,人家就会特意看看我们俩——北京来的女孩。短短一条路,因招呼打得太多,走半天都走不到目的地。那时承德市还有三轮车,父亲带我们去外八庙,叫了一部三轮车,那三轮车夫也是父亲的病人,于是两人一路走一路聊。回来的时候在一个饭馆吃饭,我们一进去,厨子和服务员就赶出来欢迎了,原来他们也是病人,热情地让父亲随便点菜,他们一定奉上最好的饭菜。我至今还记得,其中一个炒茄子,那茄子端上来的时候,依然泛着鲜亮的紫色,夺人眼目,令我难以忘怀,而平时的炒茄子端上来都是黑乎乎的。不知那是不是承德特色呢?

父亲确实在承德很有名气,不仅承德,周围乡镇县城及至邻省,几乎人人都知道欧阳大夫/欧阳医生,只是父亲每年回北京的探亲时间却十分有限,一年仅有十天的探亲假,这十天之中,还包括往返的交通时间,所以在北京只能有一个礼拜的假期。而且上面还规定,父亲的探亲假不能选在“十一”、“五一”这种政治性的节日,元旦和春节人多拥挤,最好也别回京,所以父亲能够选择的假期多是母亲上班我们上学的日子。短短的有限相聚时间,实在也谈不了什么,何况我当时尚年幼,更不懂如何与父亲沟通。

唯一与父亲保持联系的是我们的书信往来,父亲刚刚离开北京时,我刚上小学,还不懂如何写信,过了几年以后,母亲给父亲写信时,便叫我写信封上的地址,再后来我可以写简单的信了,便开始给父亲写信,记得那些信的内容都是日常生活的流水帐,父亲有时会将我的信寄回来,上面是他给我改的错别字跟病句,我们父女的感情就是这样慢慢建立起来的。八十年代,我在香港明报的专栏上便写过这样的话:

“自我懂得写字,承德二字便被不计其数地写在不计其数的信封上,承德即父亲,父亲即承德,像是一条无形的脉管一样,在承德与北京我家之间,流了二十多年的血、泪、情、爱。”

直到今天,提到承德,看到承德两个字,甚至都会引起我的一种特别感触,一种碰触内心深处之痛的伤感。

父亲在承德专区附属医院一如在滦平县医院一样,工作繁忙,病人源源不断,虽年过半百,却依然身强力壮。那时,住在香港的三伯父给父亲寄来一本英文版有关瑜伽的书,从那时起,父亲便开始坚持做瑜伽。记得他回北京探亲的短短几天,还给我们示范瑜伽动作,地上铺一块地毯,他便可以在那上面做倒立,而且毫不费力。可见父亲当年虽然不能一家团聚,但对前途还是充满憧憬,他能为病人解除痛苦,就是他最大的满足,唯一的追求,为此,他要保持最佳的身体状态。

然而,在远离北京的承德,父亲以为可以躲过那种残酷的政治运动,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仅仅几年以后的一场浩劫,将会带给他另一场灾难,这场名为文化革命的灾难,如同狂飙一样将他卷入几乎灭顶的恶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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