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文革浩劫再受波及

北京的文革是从1966年的夏天开始的,先是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等于是诱导,同时各机关单位、学校企业内部开展学习讨论,其实就是从上至下地推波助澜,酝酿这场一手由毛泽东发动的血腥文化革命。我当时正上中学,学校里的政治火药味日渐浓郁,马上要到期末考试,却频频停课,后来索性全校全面停课,同学们到学校无课可上,而是被安排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说实在的,谁都不懂怎样批判,唯有找来人民日报,东抄一句,西抄一句,然后在旧报纸上用毛笔写成大字报,贴在校园的墙壁上。这是非常初期的文革形态,大家都以为这不过是搞一场什么运动,很快我们就会重新返回课堂,哪里想到,随着6月1日人民日报的那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出笼,北京的红色恐怖便开始了。周恩来曾对此有这样的指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是扫一切干部,而是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谁去横扫?当然是以中共干部子女为主的各校学生,这些具有特殊背景的学生,早在发起文革的前几年,便以特殊的姿态出现在各班级之中,文革的来临,只不过赋予他们更多的特权而已。果然不久北京街头上便出现了破四旧风潮,执行者大都是十几岁的中学生,自称为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据资料显示,第一批红卫兵组织是于1966年5月底成立的,也就是说,几天后那篇“横扫”社论出炉,这些红卫兵马上作了急先锋,大破京城四旧,对他们眼中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实行抄家、体罚、侮辱、暴打。

母亲当时在北京师大校医院工作,天天下了班晚上都要开会,回到家已经十点,我们简直难得见面,更何况交谈了。唯一的哥哥早于文革前一年被分配到西南地区,两个姐姐在北京的大学,因离家远,不常回家,家中只有我和母亲。外面的形势险峻,几乎天天都能听到谁家被抄家了、谁家抄家后还被毒打、谁家被逼得自杀,这些听说不仅来自学校,还来自我们的街坊邻居,我们真是夜夜惊心,不知道哪天回家,家已经被抄了。

母亲偶然休息一天,就带着我清理家中的老照片,凡是父亲在美国跟外国人拍的照片,一律烧掉,连父亲穿西装的照片都烧掉。母亲说,说不定哪天红卫兵来抄家,见到这些照片不知道又要扣什么帽子了。记得我们在院子里的砖地上烧照片,燃烧产生的化学物质引起的缕缕黑烟和强烈臭味,竟把街道的积极分子引来,好在作医生的母亲向来人缘好,胡乱搪塞了两句算是打发了她。可是,这一次的销毁,将父亲绝大部分当年的照片都毁掉了。所幸,海外的亲戚还保留了一些父亲的照片和国民党空军医官训练班的毕业证书,我移民加拿大后,这些照片陆续转交予我,所以,本书所用的很多图片都出自于此。

有天我去学校,校门口被课桌椅“封锁”起来,只留一个人的通道,有一个红卫兵在那里把守,每一个同学进去都要报家庭出身,轮到我了,唯有硬着头皮报告:出身职员,一名与我同班的红卫兵在一旁冷笑道:职员?什么职员啊?她爸是大右派!一句话说得我面红耳赤,心脏狂跳,他又接着问:你们家抄了没有?我低着头,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答道:没有。

以我们家的情况来说,1966年的抄家风潮我们是免不了被波及到的,我跟母亲天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生怕哪一天红卫兵来抄家,不知是否神明保护,在北京红卫兵最疯狂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居然平安度过,一直到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母亲被当作清理对象,也就是被整肃的对象,师大的红卫兵7月才来到我们家抄家,并且在我家门外的墙壁上用斗大的字写道:打倒漏网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反动知识分子梁其容,还在母亲的名字上划了三个大交叉。

母亲仅仅作为“漏网大右派”便遭此待遇,父亲十年前便被戴上右派帽子,虽然1961年摘了帽子,但这次来势凶猛的文革怎么能逃掉呢?我们与父亲的联络只有通信一途,平时父亲大约一个礼拜来一次信,文革以来,他的信明显减少,而且在信中还抄录一大段当时很时髦的毛语录,然后写一些“形势大好”之类的无关痛痒的话,最后写上“我一切都好,你们不用为我担心”,至于他在承德的真实情况如何,父亲一字不提。当然,我们与父亲都明白,这种特殊的日子里,所有的信都是要检查的,我们写去的信和父亲写来的信都是要防备检查的,至少我们能收到有父亲笔迹的信,已能证明他尚安全无恙。

可是,父亲越是让我们不要担心,母亲就开始越来越担心,北京的情况已经是将所有黑五类扫地出门,抄家,虐打,承德的情况能比北京好到哪里?父亲的每一封信都成了母亲的“测试计”——来信就意味暂时平安,不来信就意味出了问题。终于,不想发生的事情就在秋天出现了,父亲连续一个多月没有信来,在这动荡不安、随时可能出现意外的日子里,这绝对超乎寻常。但是,我们毫无头绪,既不能打电报去问父亲出了什么事,又不能托人打听。

有天我跟母亲一起上街,回家途中在胡同里恰巧遇到与父亲同在承德医专工作的路姓同事,他家跟我们住同一条胡同,以前曾托他给父亲带过东西。路比父亲年轻很多,据说也是所谓“犯了错误”被发配到承德的,那天他正好回京探亲,虽时间很短,却被我们碰到了。路匆匆从对面走过来,打过招呼后,对母亲说——我过两天去看看你们,母亲虽心急却也无奈。

果然过了两日,路选了一天吃过晚饭的时间亲自到我们家,那时已是深秋,不开灯的话房间里已经很暗,母亲没有开灯,任凭外面的夕阳撒进来一点光亮。路没有什么客套,直接告诉母亲:文革开始不久,医院的造反派就揪出了一批黑帮、走资派,父亲是其中之一,作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被揪斗,医院走廊贴满了批判他的大字报,而且还增加了罪名——由美国回来的特务,这当然是指四十年代父亲被上海防痨协会派到美国进修两年的事情,而且还逼他交待当时接触的那些美国教授和医生等,现在在做什么工作,来势汹汹,又是抄他的宿舍,又是将他关押起来交待问题,父亲承受不住这巨大压力,就在关押他的房间里割腕自杀,后来被人发现,抢救过来。此后,院革委会组织大批判,说父亲“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以死来对抗文化大革命”等等。路说到这里,叹了口气:

“其实欧阳(指父亲)不必那么想不开,不论怎样,他们搞他其实还是翻他五七年的老账,没什么新东西,挺过去也就没事了。”

这是父亲的第三次自杀,“士可杀,不可辱”,父亲最看重的人格尊严,被共产党一而再,再而三地蹂躏,他实在忍无可忍了,索性一死了之。一般人可能觉得这是“想不开”,但对于父亲来讲,死比屈辱要轻松,这是一个有脊梁的知识分子的气节,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自从共产党获取政权以后,父亲就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被整肃,他从一名一心报效祖国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对前途绝望、对生命毫不眷恋的人。

路走了以后,母亲沉默了很久,我扭开了电灯,准备吃晚饭。母亲脸上的表情不是悲伤,却是愤怒,她说:

“你爸就是这样不负责任,一受不了就要自杀,他死了倒轻松,我们呢?我们揹了他这么多年的右派家属包袱,已经够瞧的了,这回他真要死了,那压力还不是我们来受?”

那天晚上,直到饭菜在桌子上放凉了,我们两个谁都不想举筷,昏黄的灯光笼罩着一屋的沉闷,我的泪水一再涌出,又被我忍了回去,我不愿在母亲面前掉泪,惹她伤心。

以上的描述,我曾在1991年出版的拙作“京华黑五泪”中提及,当时已经移居香港的母亲读了后,感触至深,泪流满面,尽管当年父亲去世已有十三年之久。虽然母亲那番话我记忆犹新,但我不能怪她,文革中那种畸形的社会,足以摧毁所有正常的家庭关系,尤其是被共产党整肃、打压对象的家庭更是首当其冲。当然,也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家庭,非但未被共产党打垮,亲人之间反而更加团结,一致向外,充满了人性的温暖。但据我所知,这样的家庭不在多数。而我们的家庭就是这多数中的一个。

与很多经历过文革的朋友谈过这样一个现象,凡是受到家庭成员的支持和谅解者,即便受到极大压力,一般也能挺住,不会选择自杀一途;反之,得不到来自家人的支持和谅解,受害者的心理就会变得非常脆弱,极易走入极端。

父亲在文革发生的时候,已经独自在滦平和承德生活了八年,每年获准回京探亲的时间只有十天,一去一回的路程已占去两天,实际在北京家中团聚的时间只有一个礼拜。而这一个礼拜的时间母亲要上班,请假是不可能的,这七天我们作为子女要上学,于是父亲与我们可以相聚在一起的只有礼拜天,仅有这一天,我们可以跟睽违一年的父亲在一起。

共产党的狠毒,不仅将对社会卓有贡献的知识分子驱逐出京城,分裂他们的家庭,更将他们如同关入牢狱般,每年只允许探亲十日,实际只能相聚一天,这跟关在监狱有什么分别?唯一的分别大概就是没有监狱的高墙与铁窗,但遥远的距离和不发达的通讯,跟远古时代的充军发配并无二致,以至于知识分子岂止被剥夺了尊严,连最基本的人伦之情都被强行夺去。

可以想像在当年那种社会大环境下,父亲作为被排挤、被改造、被驱逐的异类分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我的哥哥姐姐在学校党团组织的教育下,积极与父亲划清界限,即使父亲一年只回来一次与我们相聚,他们也尽量躲在大学宿舍,不愿回家。那种被自己子女背叛的痛苦滋味,我想当年的父亲只有苦在心里,却无处发泄。至于母亲,从上文笔者描述父亲企图自杀的消息传来时,母亲的反应即可见一斑。我不责怪她,是因在那种社会环境中,母亲的处境也很艰难,原因当然是与父亲的右派身份有直接关系。

自从1958年父亲被打成极右派以后,母亲虽未被打成右派,却被内定为中右派。母亲性格与父亲不同,一向谨言慎行,反右运动大会小会开了无数次,母亲始终保持沉默,到最后仍被定为中右派,原因即父亲是有言论的极右派,其妻即使没有言论,也因是极右派的妻子而打成中右派。这就是共产党的理论根据,没有道理可讲,没有法律可依。

反右前,父母都在空军后勤部医院(前空后民升医院),反右后父亲被逐出北京,母亲则被逐出空军后勤部医院,让她自己找工作,那时候都是组织分配工作,靠自己找难度很大。其最难的并不是母亲的业务水平,而是如影随形般的档案,母亲的档案中有着父亲所有的资料,虽说跟母亲无关,但中共的株连政策是不会放过她的。

母亲是小儿科专科医生,但妇产科内科皆可兼任,应该是所有医院最受欢迎的医生,然而母亲几乎走遍北京城大小医院,每次院方都欢迎之至,可一看档案,便不得不将母亲推出门外。母亲当时既苦恼又焦急,父亲离开北京,我们四个子女尚未成人,她的责任重大。几个月后,母亲的一位朋友听说北师大刚设立一间幼稚园,很多孩子的家长是有头有脸的干部,急需一名有经验的儿科医生,母亲刚好符合条件。

那朋友跟母亲说,先进去做,档案晚一步再送去。这一计实在聪明,母亲就是这样在师大幼稚园开始了她的新工作,早出晚归,战战兢兢,不容有任何差错。过了几个月,档案送到,领导当然不悦,但母亲优秀的工作表现,加上孩子们的干部家长得罪不起,母亲的工作才算保住。

因此,母亲对父亲有所怨言是不可避免的,是父亲的右派身份株连了她,影响了她。而父亲也明白这一点,但这并不是他们的错。母亲认为只要少讲话、不提意见,就会平安大吉;而父亲一向嫉恶如仇,一腔热血,看到共产党如此胡作非为,让他闭嘴不讲话是不可能的。

夫妻间的矛盾由此而起,但他们两个毕竟是知识分子,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在家里公开吵架,只是关系冷淡。但仅仅这份冷淡,特别是处于疯狂的文革时期,红卫兵将父亲又拉出来揪斗,没完没了的写检查、交待,加上缺乏来自家庭的温暖和支持,令丧失尊严的父亲再一次对前途彻底绝望,而选择了自杀。

父亲1958年被逐出北京,直到1975年因病退休回北京,十七年的时间里,母亲未曾去看望过父亲一次,主要原因也是当时所有公职人员,一年四季除了礼拜天,都是没有年假的,况且母亲当时常常血压高,又有心脏病,恐怕也不情愿到那偏僻的小乡村,去看望戴罪的父亲的,至少我从来没有听过母亲有这样的欲望。

1969年,中共为执行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在全中国开展群众性的挖防空洞活动。这种强且重的体力劳动,马上就成为黑五类和所谓牛鬼蛇神的强制性兼惩罚性的劳动改造,父亲在承德不可避免地也沦为挖防空洞的苦力。

那年夏天,母亲收到一封父亲的来信,她看完后面无表情地将信交给我,我拿过信展读,信的大意是他在挖防空洞的过程中,不慎脚受伤,现在上了石膏住院疗养,你们不要为我担心,云云。

我一边读,眼泪就一边往下掉,后来索性走到另个小房间,关起门来大哭一场。直到哭够了,擦乾眼泪,走到正在做饭的母亲身旁,告诉她,我要去承德看望爸爸,母亲没有特别的表情:你要去吗?那就去好了。

那时食物供应匮乏,只知道父亲喜欢吃那种西式奶油泡芙,便到街上买了两盒,大约二十个,第二天晚上带着这两盒奶油泡芙,乘北京直达承德的火车,次日凌晨便到了承德,走出火车站,叫了一部三轮车(当时还没有出租车),在浓浓的晨雾中直奔承德专区附属医院。

空无一人的医院大门口,墙上被风乾了的大字报已经退了色,上面的声讨、批判字句显示着不久前在这里曾经有过一场激烈的批斗大会。我推开大门走进去,里面竟空无一人,我开始疑惑,父亲在信中并未提到他的病房号码,况且他也不知道我会来承德。

正在这时,我听到用扫帚扫地的声音,顺着声音我在楼梯旁发现一位中年女人,她正在清扫楼道。我喜出望外地提着行李袋赶忙走到她身边,问道:你知道欧阳大夫住在哪间病房吗?她转过身,斜瞄着眼先把我从头打量到脚,然后,很不屑地问:你是他闺女?从北京来的?我赶紧答是的,又再问一句:他住在哪间病房?她好像极不情愿回答似的,往楼梯上面扬了扬下巴:上楼你就知道了。我又再问:是哪间病房啊?她已经走开,不想回答我的问题。

提着重重的行李,我一步一个台阶走上二楼,才六点钟,整个医院大楼还没有醒过来,晨曦从楼梯上面的窗口透进来,楼道里很安静,我既然不知道病房号码,就只有看看二楼是否有人可以问问,边走边看,所有病房门都关着,突然发现楼道尽头处有几张设在走廊的病床,再走近一点,有个坐在靠墙的一张病床上的病人,背对着光,低头正在整理什么,天哪,这身影我怎么这么熟悉!赶忙快走几步。

“爸爸”,我低声唤他,喉咙马上像是被什么塞住了一样,哽咽得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努力地将快要流出的眼泪忍回去。父亲惊奇地望着我:

“你怎么来啦?”

我还是喉头发紧说不出话,便把那两盒奶油泡芙递给他:

“妈说你喜欢吃。”

说完就坐在他背后不再讲话,同时眼睛望向天花板,尽量不动声色地深呼吸,据说这样做可以将眼泪忍回去,喉头也会慢慢松弛。父亲见我这个样子,也不多说什么,彷彿自言自语般:

“我写信跟你们说了,我没什么事的,就是住院休息嘛,也不用去挖防空洞了,你看,你来了我也不能照顾你,你怎么办呢?”

父亲还是把我当成小孩子,可是他不知道的是,虽然我还不满二十岁,文革那残忍的红色恐怖,一夜之间就将我催熟得如同饱经风霜的四十岁中年人。我努力令自己镇定下来,开始问父亲他的脚是怎样受伤的。

“我们挖防空洞时有两组人,一组负责挖土,一组负责用手推车推土,他们说我挖得不够深,就让我推土。那个手推车只有一个轮子,如果车上的土不多,我倒是可以推起就走的,那天他们装了一车的石头,我推了没有几步,车就倒了,其中几块石头正好压在我的脚面上,”他用手指指他受伤的那只脚,“照了x光片,是蹠骨粉碎性骨折,只有打石膏,让它慢慢癒合。”

父亲不离医生本色,好像是在述说他的病人一样,耐心地用专用语言跟我详细解释一番。我追问道:

“那为什么不让你住在病房里面呢?”

父亲叹了口气,压低声音说:

“病房里面都是工农兵,我这样身份的只能睡在走廊。”

我不说话了,最近的病房门刚好走出一个穿着病员服的老人,由一位妇女搀扶着,大概是去厕所吧,我趁机探头向病房里面看,八张病床上全躺满病人,吊盐水的、打点滴的,空气中还瀰漫着劣质香烟的味道,病人们都里着灰黑色的被子蜷缩在铁床上。此时我倒是有些“庆幸”,父亲作为异类安排住在走廊真是焉知非福,他那张床的周围,除了时不时有人走过外,相对还比较清静,更重要的是,我们之间的小声谈话也不会太引人注意。

跟着,父亲将他的宿舍钥匙给我,我提着行李,按照他告诉我的路线图,很快便找到了那间宿舍。一阵潮湿和久未住人的那种陈旧味道,随着门开处扑鼻而来,看来父亲受伤之后这间宿舍就没有被打开过,我拉了门边的灯绳,房间里立时充满了一片昏黄,那是白天,唯一的窗子正对着另排房子的后墙,屋里几乎没有阳光进来。

简陋的书桌上有一本针灸学、一本日记簿,那日记也不过记的是每日发生的事情,不可能有任何情绪的发泄或属于私人性的感怀之类的文字,除了记录与北京家里的通信,还有接受批判和写检查之外,我发现了一个女性名字,因时间太久,我已经忘记了她的名字,她是来帮父亲洗衣服及做家务的。当时我只是看了父亲的日记,知道有这样一个女性,却因种种原因,从来没有问过父亲,也从来没有跟母亲提起过,但此事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我不太相信她是父亲的红颜知己,但是我至今依然非常感激她。在那种疯狂的年代,父亲孤独一人,背负政治上的恶名,被剥夺了工作,派去做苦力(挖防空洞),这种被人歧视的身份,别人连躲都来不及,他不可能去聘请女佣甚至帮手,因此,我猜测这位女士不是父亲以前的病人,就是病人的家属,她们没有那些所谓阶级观念,只知道这位孤身在外的欧阳大夫需要有人帮助,这种朴素的感情在当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同时,这也成为父亲的一种精神支持。

虽坐了一夜的火车,躺在父亲那张窄窄的单人床上,我却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思来想去,喉咙再次紧缩,泪水又再涌出来,这次我不再忍了,拥着父亲的被子哭了个够。然后,我做出了我的决定。

“爸爸,我要向你们革委会的人要求,把你接回北京养病。”当我下午回到父亲的走廊病床时,告诉了他我的决定。

父亲听了我这话吓了一跳,“那怎么行?他们不会放我回去的。”

“我会每天去要求,软磨硬泡,看他们能怎样。”

“这事你姐比你行,你太年轻,不懂怎么跟他们说。”我在家里排行最小,父亲总是把我看成长不大的小孩子,也难怪,父亲当年离开北京那年,我还不到九岁。

“我尽我最大能力去要求,如果他们真的不准你回北京,我就留下来,跟你学习,学英文、学针灸。”这是我在父亲的宿舍流乾了最后一滴眼泪后的决定,我看到父亲脸上显出难得的笑容。

“那你就去试试吧。”父亲坐在病床上,一边为他的脚做按摩,一边说。

第二天一早,我就开始了我的“征战”。先找到革委会的办公室,敲门,说明来意,开门人不耐烦地嚷道“正开会呢,走走走”,随手便把门关上了。于是我等到将近中午时分再去,正好会开完了,人一个个走出来,我抓住一个人问,那人听了答道“这事不是我负责的”,就走开了。我又再找另个人,问是谁负责这事,那人含糊答道“你找老李吧”。我冲到已经差不多走空了的办公室,问里面的人谁是老李,“老李走啦”。

第三天早上,我又到革委会门口,敲门,找老李。老李终于出现,却说“我不管这事,你找马主任吧”,马主任却不在革委会办公室,去了哪里,都说不知道。我心想,反正你得回来吧,我就在这办公室门口等。我索性坐在办公室门前的一块石头上,每个出来的人和进去的人我都要问一问“是马主任吗”,可能我这一举动把这些革委会的大员们都问烦了,终于有个人出来跟我说“马主任今天不来了,你不用在这儿等下去了”。

第四天我照例一早去革委会,在别人的指点下找到马主任,这位马主任皱着眉头说“这事不好办啊,你爸现在还在接受改造呢,就算受了伤,现在不是在医院住着吗,伤好了还得接受群众批判,接受劳动改造啊”。

“您说的对,我要把他接到北京去,也是要一面照顾他的身体,一面批判他的资产阶级思想,跟他划清界限。”我发现马主任回头很特别地看了我一眼,我又接着说“您看,北京现在正在大搞复课闹革命,我离开了这么几天了,心里也很惦记学校的复课闹革命,多希望尽早回去参加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啊,可是我爸在这里我又不放心,您就让我带他回去,一来不会耽误我们的复课闹革命,二来我可以照顾他,同时不忘批判他。”

这种伪逻辑式的文革思维,虽然狗屁不通,但在当时却处处受用,我若想将父亲接回北京,决不能与其正面冲突,唯一可以选择的便是此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果然,马主任稍想了一会便跟我说“好吧,我们开会研究一下,你下午再来吧”。我心里已有预感,马上跑回父亲的病床,告诉他我跟马主任的谈话内容,父亲还是将信将疑,我便说“没关系,真的不批的话,我就留在这里”。

那天下午,我吃完中饭便到了革委会门口,马主任见到我之后,递给我一张纸,不用看我已知道那是回京探亲养病的证明书,他很认真地对我说“你回去以后,真的要好好批判他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啊”。拿过来那纸证明书,我心里简直乐开了花,也不记得跟这位马主任道谢没有,飞奔到父亲的走廊病房,喘着气告诉父亲“批了,他们批了,我们走吧”,我只记得父亲欣慰地说了一句“你真的长大了”。

从承德开往北京唯一的火车是晚上八点开出的,我们下午三点已经在医院门口了,我生怕革委会突然改变主意,催促父亲赶快收拾好身边东西,走出医院大门,叫了辆三轮平板车,直奔火车站。车站里空荡荡的,我刚扶着父亲坐下来,一位穿制服的女工作人员走过来,见到父亲惊讶道“哎呀,这不是欧阳大夫吗”。原来她曾是父亲的病人,这令我想起当年我到承德看父亲,几乎满街的人都跟他打招呼的情景。我马上跟她求援,售票处已没有卧铺票了,父亲这样的情况,坐八个小时的火车恐怕有困难。女工作人员立刻说没问题,她会帮我们解决的,我这才放下心来。

那天晚上,火车抵达之后,父亲与我比其他乘客优先上了火车,列车员显得格外热心,小心翼翼地将父亲搀扶到卧铺车厢,安排好一个下铺,让父亲休息;我则坐在隔了两个车厢的普通座席,每隔两个小时便到卧铺车厢去看父亲。

凌晨时分,我们到了北京。母亲全然不知道我可以将父亲接回北京,所以见到我们的那份惊异真是难以形容,连说这太好了,虽然父亲因脚受伤而回北京,但这也算是我们家的一次意想不到的团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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