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是我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最后一年。
第四章 反右运动再次遭整肃
1956年不仅对父亲来讲是相对平静甚至感觉较好的一年，对全中国来讲，那一年也是中共掌权以后相对风平浪静的一年，刘宾雁这样描述，“在政治运动不断的暴风骤雨之后，忽然间轻松起来了，实行了改善知识分子地位的政策。男人穿起了西装，女人能穿彩色衣裙涂脂抹粉了”。但是，同年在匈牙利发生的布达佩斯起义（中共称其为“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之后，毛马上将其定性为一场“反革命暴乱”，掌权不到十年的中共，意识到此前的几次政治运动，令相当一部分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心怀不满，这种不满积聚起来就会威胁中共政权，于是，一场大规模迫害中国知识分子的阴谋开始酝酿。
这场反右运动一开始并不称作反右运动，而是称所谓“帮助党整风”，给党员干部提意见，连毛泽东都疾呼“大鸣大放”，似乎共产党真的要汲取人民的意见，真的要痛改前非，谁想得到那是一场公开的欺骗，一场卑鄙不堪的政治谋略，中共自己恬不知耻地称之为“引蛇出洞”。父亲一介医生，哪里懂得这些肮脏的政治伎俩，那一年，他还沉浸在运用针灸治愈越来越多病患的喜悦中，风尘仆仆地到处取经，与院外有经验的针灸师交流经验，毫不察觉一场狂风暴雨即将来临。
据母亲回忆，父亲其实已经从三反运动领教了共产党的蛮不讲理，所以，一开始的大鸣大放父亲完全不予理会，直到医院党委派人来，特别跟父亲谈话，说你是高级知识分子，有责任帮助党整风，给党提意见，而且三反运动中你被诬陷成大老虎，你心里一定有所不满，那就说出来嘛，帮助我们改正错误、轻装前进嘛。此人一脸诚恳的样子，令天真的父亲轻信了他，答应出席小组鸣放。当时，母亲可能是出于女人的敏感，回家后便劝说父亲不要相信他们，会上千万不要讲话，父亲反倒认为母亲太过谨慎，说人家那么诚意拳拳，怎么可能有问题。
1956年6月3日，空军后勤部医院组织了小组鸣放，那天，父亲毫无顾虑，将所有不满全部宣泄出来，他一边说，有人便一边记录，那份记录后来就成了父亲的罪证，并塞入他的档案。下面就是这份记录的主要部分：
“三反时，我在民升医院，运动开始，先整一个会计，以后他就上吊自杀了，为什么？死得不清楚，临死前他还同我说，他没什么问题，但第二天就上吊死了，是否有冤屈？我很难过。当时无人为他说话，却说他是畏罪自杀，以后就轮到我头上了，把我打成大老虎，除没强奸妇女之罪，什么罪状都有了，对我采取了各种刑罚，不当人待，先是采用车轮战术，以后又将我囚进牢内一个多月，一直不准我和家里通信，四个人监督，不准动，不准说话，一天只给两个窝窝头吃；只准大便一次，小便两次，放风也不准，我的腿都肿了，也不准洗澡；四，五个人用一盆水洗脸，真是有苦难说，还逼着我十二岁的女儿给我写信，叫我交代，不承认是永不放的，她能懂什么？多残酷！不是人的滋味。不过，我幸运地还活着，而上海，重庆等地方都有我们的同胞死了（此时痛哭流涕）。
我感到共产党最大的缺点就是对人民太残酷，对高级知识分子虐待，中国不只是我一个人，而是成千上万，死的死了，残废的残废了，有的人得了神经病，我看病中就常遇到此种现象。上海、重庆的朋友谈他们那里三反、肃反，也有这种情况，可见这不仅是我们这里一个地方是这样。
宪法已颁布，而肃反何尝不死人呢？我希望以后世世代代不要发生这样残酷的事了。有人说国民党残酷，而共产党又怎么样呢？士可杀不可辱，都是中国同胞，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希望运动本着良心，和风细雨讲道理。有的同志被整之后，在适合的场合下应该给摘帽子，我的贪污帽子，至今还没摘掉。用口袋来对待知识分子，即使死了的人，也应该给他们摘帽子，不然子孙都要背上一个包袱。希望领导上注意团结，过去损害了许多同志的尊严，这主要是几个运动把一些干部弄得头晕了。
共产党说话不算话，民航局邀请我来是当院长的，有小汽车、较好的房子、每月3000斤小米（300元人民币）。三反后，我成了普通医生，连主任也不是了，薪金一降再降。现在，我不是共产党员，当院长是不可能了，就连进修也去不了，因为我既非党员又非军人。肃反也是，弄得一塌糊涂，侮辱人，我很同意三反、肃反一团糟的说法，我这些话一直不敢说，今天号召大鸣大放，我仅讲了百分之一，也可能是危险的，不知道要受到什么遭遇。“
从这份记录中可以看出，父亲因受到上级领导的“诱导”，先从三反运动说起，提到一名医院的会计，因受三反运动的整肃，承受不住巨大压力而自杀，这名会计自杀前曾经跟父亲说他没有问题，但第二天就上吊死了。医院绝大部分人慑于中共的淫威，没有人敢提出疑议，都附和着领导说那会计是“畏罪自杀”，但是正直善良的父亲表示这里面可能有冤屈，对于那会计过早结束他的生命，父亲寄予极大的同情，还表示非常难过。
然后，父亲就开始力控当时他是如何无辜受到非人性的虐待，把他“打成大老虎”，这个“打成”即是诬陷，没有任何理由、任何证据地强逼父亲承认是贪污分子，而“大老虎”则是当时三反中贪污分子的别称。这种诬陷行为，其实早在中共延安时代就已经存在，建国以后一个个的政治运动，不过就是延续本来属于党内的红色恐怖。但作为医生的父亲，一生清廉正直，不要说贪污，那些见不得人的龌龊事情，他恐怕连听也没听过。中共将父亲非法关押达一个多月，其间不准和家里通信，而且限制饮食、限制讲话、限制清洁个人卫生，甚至限制如厕，还派四个人看守。后来，他们带父亲到上海对质，这才真相大白。
上一章讲到父亲的这段冤屈，曾提到虽然真相大白，但父亲莫名其妙地还是被降薪降职，原因是父亲当时的态度不好，即拒不承认是贪污分子。我从父亲在小组鸣放的发言中发现，直到四年之后的反右运动开始，父亲的贪污帽子依然未摘掉。也就是说，中共将父亲无辜打成所谓贪污分子，却一直没有任何解释，或予以改正，而在半年后再给父亲戴上右派帽子。如果说1979年空军党委曾给予父亲右派问题以改正意见（即所谓平反），而三反运动中父亲被冤作贪污分子的帽子，至今60年，中共却未曾有过任何口头或书面道歉，更不用提赔偿了。
母亲一直都记得1953年三反运动之前父亲的工资是300元人民币，运动过后虽父亲受到诬陷，却遭受降职降薪，这一降就再也没有恢复。1979年我去空军后勤部交涉有关父亲右派改正问题的时候，除了用手抄下那份改正意见之外，我还向他们提出赔偿。粗略的计算，以每个月欠资150元人民币为例（实际不止150元），从1953年算起，到1976年父亲退休，共计4万多人民币，若以现在的币值来算，恐怕有百万之数了，那个接待我的空后政治部干部有些尴尬地说，现在刚改革开放，我们还没有这笔钱来赔偿，云云。这个完全不讲法制的共产党，令此事至今没有下文。但我们却不会忘记。
另方面，从这份记录中可以看出，父亲具有非常可贵的正义感，在小组鸣放会上他不仅谈了关于自己三反运动的冤案，还谈到了在这种残酷的整人运动中，全国多少无辜的人们因此而失去生命，边说边痛哭流涕。父亲一向性格坚强，从不会向邪恶势力低头，在1953年的那场运动中，即使受到巨大的压力，甚至要忍受各种刑罚，被非法监禁一个月之久，父亲也没有低头，更没有留下一滴眼泪。然而，当他谈到上海、重庆等地方都有人死去，父亲忍不住悲从中来，留下同情的眼泪。
如今60年过去，中国的情况仍因中共的独裁统治，人权一直没有得到改善，令当年的父亲留下热泪的死人事件，更是层出不穷，中国的老百姓经历了这半个多世纪的磨难，彷彿已经麻木，试问，如今还有什么人、还有哪个知识分子或医生可以像父亲那样，为无辜死去的人们，掬一把热泪？
除了这份政字019号文件中所提到父亲的右派言论外，母亲还曾告诉我，父亲对当年中共一面倒向苏联学习一切的政策也十分不满，并在大鸣大放会上指出，苏联有很多方面是不及美国的，父亲说他刚从美国回来不久，汲取了那边医院的很多经验，包括医院的建制和规章、制度等等，并且很事实求是地说，苏联可能有他们的实际情况，但我们不应该盲目照搬。父亲还说到苏联医院的制度并不符合中国国情，特别是在医院建立共产党的支部，更是完全没有必要，因医院本是治病救人的地方，只要有专业的院长即可，不懂得医疗专业的党员有什么用呢。
当时这番话很是刺痛在座的中共党员，那时的中共与苏共情同兄弟，全国城乡一切向苏联看齐，甚至连俄语也成了全中国的热门语言，不知多少英文教师被迫改学俄语，英语则被视作帝国主义的语言，这一僵化政策想不到在反右后仅三年之后，因中苏之间的反目而迅速改变，可是父亲当时的言论却被视为极右言论。
父亲在这次反右运动中，被划成极右派，这个“极”字说明了中共对父亲在小组鸣放之所言，非常恼怒、愤恨，也说明了父亲之所言刺痛了中共。我曾谈到父亲是一个完全不懂政治为何物的医生，对共产党（甚至国民党）一无所知，所以他才心无城府地将心中所想讲出来，他说共产党对人民太残酷，对知识分子虐待，全国几千几万的人们死的死了，残废的残废了，还有人得了精神病。父亲更清楚地指出，有人说国民党残酷，共产党又怎么样呢？士可杀不可辱，都是中国同胞，为什么要这样对待？
父亲其实说的都是真相，甚至这些话拿到今天来看，依然有其价值，经历了这几十年，中共的本性从来没有变过，从毛泽东反右之后人为制造出来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及至中共自称为十年浩劫的文革；从邓小平拒绝政治改革，在天安门用坦克枪弹对付青年学生；从江泽民疯狂镇压法轮功，在全国甚至海外发动的一场群体灭绝迫害；没有一次不是牺牲善良人民的性命，从而维持他们的政权。
经过了1953年的三反运动，父亲彷彿对中共的政治手段有所初识，他尽管在那天的小组鸣放上讲了那么多的话，最后，父亲还是讲了这样的话：
“我这些话一直不敢说，今天号召大鸣大放，我仅讲了百分之一，也可能是危险的，不知道要受到什么待遇。”
可见父亲已经在心里有了不祥的预感，但他还是勇敢地讲出来，这是他的性格使然，他从来做事为人都是坦坦荡荡，敢于承担，从他青年时代便是如此，大学毕业时正值抗日战争初期，本可以留在他的出生地香港过相对安逸的生活，但他自己选择北上，在上海防痨事业上闯出一番事业，然后全家迁居到北京，支援首都的医疗工作。在父亲的心目中，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当年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民，四年前的三反运动，他被无辜打成大老虎，如今的这场来势凶猛的反右运动，父亲却完全想不到他的结局竟然是被戴上极右派的帽子，更要离开家人、离开北京，到三百里之外的承德地区接受改造。
根据空军党委改正意见的文件显示，1957年的所谓大鸣大放是在6月，四个月以后的10月，空军党委便发出了正式文件——党秘字01714号，将父亲判为极右分子；次年，即1958年4月，由空军总政治部批示，撤销父亲的原有职务，转交地方实行留用察看，这个“地方”就是河北省承德地区的滦平县，所谓“留用察看”，意即监督改造，在没有监狱围墙，并且远离家人的穷山僻壤接受改造。而且将父亲本来的卫生技术5级降为医生三等10级，父亲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医疗事故，更没有违反任何规章制度，仅仅是在中共的诱导下，讲了实事求是的话，就被惩罚至此。那年，与父亲遭到同样灾难的知识分子，数以百万计。
而所有这些过程，完全没有经过法院审理，当然更没有征求父亲的意见，活生生地把我们的家庭就这样拆散了。当时我还不到十岁，父亲离开北京的事情，我完全没有记忆，只是从那时起我失去了父爱，并且备受歧视，不得不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
母亲在我长大以后告诉我，父亲被划了右派后，曾经被关押过一段时间，与三反运动时一样，不准回家、限制自由，还要自我批判，父亲在这种隔几年就搞一次政治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他用剃胡子的刀片割伤自己的颈总动脉准备自杀，鲜血汩汩流了一地，他昏了过去，不久被人发现，救起。这是父亲自三反运动以后的第二次自杀，如果不是遭受到巨大的精神压力，和难以承受的屈辱，坚强的父亲断不会选择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的。
在父亲被打成右派的同一时间，我还有三个舅舅和两个姨夫也被打成右派：大舅梁其琛，上海第二医学院胸外科手术专家，外科学专家，二级教授，1932年便已获得齐鲁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四十年代曾与父亲同往美国学习进修；舅舅梁其田，1949年前曾为上海南京电影院和美琪电影院的经理人；舅舅梁其昌，与我家关系比较密切，他当年在北京中央水产部任高级工程师，舅妈曹青霞当年在上海曾是母亲手下的护士，后来跟我们一起移居北京，更与其昌舅成婚。1957年，舅舅被打成右派后，行政级别降两级，更被逐出北京，先是在湖南洞庭湖渔场劳改，后又被遣送至环境更为恶劣的西北宁夏劳改。
1960年中共在宁夏发动“双反运动”，其昌舅竟被无端诬陷为贪污罪犯，判刑七年，并被关入监狱。我这个舅舅性格刚烈，不能容忍这莫须有的罪名，加上监狱环境极端恶劣，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本来只关押150人的地方，竟关押了1000多人，每天病的死的达十几人之多，舅舅后来跟我说，与其在这里等死，不如冒险跑出去，于是跟其他狱友相商逃狱，不幸未能成功，被抓回后又被加刑两年，变成九年徒刑。一年后，舅舅又再策划逃狱，这次共六人趁夜间出逃，却被哨兵发现，开枪追击，结果有两人受重伤，舅舅虽未受伤，却被抓回监狱，并上了重达18斤的脚镣，关禁闭八个月之久。当时，舅舅和舅妈已有了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三岁，舅妈为了两个孩子的生活，也为了她自己能保住那份护士的工作，哭求舅舅离婚，无奈之下他们离了婚。这第二次的逃狱，又给舅舅带来加刑一年的处罚，变成十年徒刑。
舅舅在宁夏监狱服刑，唯一有通信来往的亲人便是他的姐姐，即我的母亲，当时外公外婆在香港，每次来信都要问舅舅的情况，母亲既要写信安抚二老，又要写信给舅舅，让他好好接受改造。当时所有的信件都要被检查，母亲每写一封信，都要防备字里行间可能被人抓到的把柄，除了写“好好接受改造”之类的字眼，也没什么可以写的了。逃狱两次，徒刑从七年加至十年，舅舅的事终于瞒不住外公外婆，监狱方面最后做出让步，减刑五年，也就是说文革初期舅舅便得到释放，但是像他这样的劳改释放犯，唯一的出路只能是留场就业，意即留在原本的劳改农场就业。舅舅完全没有选择，因为他的身份，不可能有任何单位接受他。
我这个舅舅劳改释放后，曾经回过北京，总是想找已经离了婚的舅妈和孩子们，在当时一片红色恐怖的压力下，母亲劝他死了这份心，但舅舅当然牵肠挂肚，死不了那份心。那时母亲为了自保，每当舅舅来京，她怕街道积极分子说三道四，舅舅到了我家，母亲便刻意和他上街，给他买些食物及日用品，安排他在附近的公共浴池过夜。当年舅舅只有四十几岁，遭受这样的待遇，真是可怜。1979年舅舅终于摘掉右派帽子，并与舅妈见面，在我的见证和推波助澜下，他俩跨过二十年的苦难，复婚了。这是我的具有传奇意义的右派舅舅——梁其昌的故事。
还有一位姨夫，稽成武，福建农学院教授，也被打成右派。他的太太梁其德是母亲的妹妹，因两姐妹境遇相同，时常通信互诉衷肠。而他们的子女也都受父亲右派的牵连，升学、就业都受到影响。
另一位姨夫，杨烈，上海复旦大学研究莎士比亚诗剧的翻译家，他的太太梁其英是母亲的大妹，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这两夫妇是我们家所有亲戚关系中唯一的共产党党员，四十年代还曾被党派到日本从事地下工作，四九年后两人均在上海复旦大学工作。姨夫杨烈被打成右派，原因却是他五十年代初与他的秘书发展了一段婚外情，并诞下一女，姨妈强烈不满，于反右运动中揭发丈夫所谓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将夫妻问题升为政治问题。大概身份是党员的关系，杨烈一直留在复旦大学，未遭劳改或解职。而他的秘书则被遣送到新疆，不准回上海。杨烈从此与女儿共同生活，与姨妈虽在一所大学，却视如陌路人。
1957年的中共发动的反右运动，我家便有六位被打成右派，受到影响的亲属及家人达四十多人，受株连者则超过五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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