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第三次流放宽城及回京
1971年，父亲被再次流放至河北省宽城县汤道河医院，这里比承德更要偏远，几乎与辽宁省交界，位于北京的西北塞外，海拔也升高了近千米，所以此地比承德冷的多，冬天气温甚至可以达到零下三十度。父亲尽管从北京带去了尽可能足够的御寒衣物，但依然难以想像，他在那里是怎样孤独地度过一个个寒冷的夜晚。这是自他1958年离开北京以后，被流放的第三个地方。我为什么要用“流放”二字，而不是用“安排”或“分配”等中性名词，是因父亲完全是被动地、身不由己地远离家人，与全国成千上万的所谓右派分子一样，毫无选择余地的孤独生活在那些地方，是之为被迫害性的流放。
一直以来，中共都避免用流放，而采用下放或下乡代替，其实就是想避开流放背后的那种专制和无视人权。如今，半个世纪过去，我们实在是到了对那个时代被歪曲的名词和事件认真梳理的时候了。当年，尽管父亲口口声声跟我们说，农村更需要医生，他并不在乎把他再次下放到宽城，云云，但我很清楚，那是父亲的心理调适，他只能理出这样的思路，让自己处于“被需要”的处境，如此，他的心态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那一年，父亲整整六十岁，老之将至，却不知何时与家人团聚，那种身不由己的痛苦，真是不足外人道。
从父亲留下来的其中一份手稿来看，他到宽城县汤道河医院不久，便已经开始为当地人开办针灸训练班，手稿上的日期是1971年7月2日，受当年的政治环境所迫，手稿中不可避免地穿插了一些毛语录和当年的文革八股。至于受训练的学员，据我推测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当地人。想来当时父亲的医术很快在当地传开，医院领导便安排父亲开班授徒，这对父亲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有老师没教材，于是，父亲废寝忘食写下通俗易懂的自编教材，直接命名为“学习针灸”，内容从针灸的基本知识，到针灸疗法的诸多优点；从针灸的历史渊源，到针灸的补泻手法，密密麻麻写在信纸大小的近三十页纸上，纸质焦黄且脆薄，透着那个时代的物质水平。
自1971年父亲到宽城之后，依然每年回京探亲一次，尽管他以针灸疗法治愈数不胜数的病人，但在家中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母亲一开始是不相信的，后来治癒的病人越来越多，她不得不相信针灸确实对某些疾病有显著疗效，于是母亲也会介绍病人去针灸，不过，母亲虽然身患血压高、心脏病及听觉障碍，但我从未见过她接受父亲的治疗。父亲唯一的儿子是学医的，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西南地区，大约每年回京一次，父子两个见面机会也很少，记忆中，有几次父亲跟他谈起针灸和针灸麻醉（我的哥哥是麻醉医生），他虽未与父亲正面争执，但其神情很明显表明他既无兴趣也不相信。
我没有办法想像当时父亲的心情是怎样的，当然他明白因57年的反右运动，他被打成极右分子，在中共的株连政策下，全家都受到他的牵连，我的哥哥姐姐当时在大学就学期间，因受共产党的蛊惑，个个要求靠拢组织，但都被要求与家庭划清界限，主要是批判戴了右派帽子的父亲。我不清楚他们的划清界限是否得到当时党团组织的通过，除了我的大姐曾经加入过共青团之外，二姐和哥哥都曾一再努力，却不被团组织接受。当然，这十分明显是受了父亲右派身份的影响。父亲当时的心情是内疚还是充满无力感，或是对那个疯狂的时代沉默以对，已经不得而知。
我的二姐多年后，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想起来就很惭愧，我没有早理解我们的父亲，我是个不孝的女儿。在那些党棍们对爸爸挥动大棒时，我居然还想着划清界限，在他到了河北乡下艰难度日时，不懂事的我还写信让他好好改造，这不是帮着杀手们往他的伤口上撒盐吗？不知他心中曾是怎样的悲苦。也许他的心早死了，所以，父亲一直没有和我们讲过他的冤屈和受到的虐待。
至于我自己，十四岁上初二的时候，已经有团组织派人来跟我谈话，让我在思想上跟父亲划清界限，我当时懵然不知，反问来人怎样划清，记得那人说你自己考虑。回家问哥姐，他们听了都显得很严肃，却不愿跟我多讲一句。问母亲，她说她也不知道这界限怎么划才算清。当年毕竟年龄小，也没有想的太多，很快文革就爆发了，文革中我因家庭出身问题受到同班红卫兵的歧视和排挤，其实这在文革之前已经开始了，文革之后只不过情况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死猪不怕开水烫，本来我已经属于出身不好的那群人，文革后给我们加了个别称“黑五类子女”，反正都一样。
也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处境，我一早就被排除出列，意即我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也没有资格参与文革的各项政治运动，跟校内同学保持着很大的距离，却因缘际会交了几个校外的朋友，背景跟我类似，都是出身不好的。我思想上发生的重大改变，以及后来的对抗上山下乡，都与我的这些校外新朋友有很大关系。我之所以在这里讲述自己的这段经历，是要说明当年得知父亲受伤的消息，我何以立即赶赴承德看望他，并竭力说服院革委会批准父亲回京养病，事实上，当年共产党是要求我们这样的子女应该与父亲划清界限的，我却已经自我洗脑，在思想上早就作了中共的反动派。
———————·····———————–
自从1969年父亲因挖防空洞受伤，我去承德探望，并跟他一同回到北京后，父亲从此对我另眼相看。从那以后，父亲每年探亲回家，都要问我——想买什么，想吃什么，父亲喜欢尝试不同的饭馆，母亲却兴趣不大，所以常常是父亲带着我，凡当年北京的几个著名饭店几乎都留下我们的足迹，如四川饭店、晋阳饭庄、翠花楼、丰泽楼、又一顺、莫斯科餐厅、新桥饭店等等。
说起来，父亲的兴趣十分广泛，他喜欢美食，粤菜当然是他的首选，其他如沪菜、川菜甚至西餐，他都能吃得津津有味。与大多数中国人的家庭不同，我们从小饭桌就是中西合璧的，除了中餐，奶油、芝士、面包、西式香肠时常都会吃到，北京当年的北京饭店、春明食品店（前法国面包房）和新侨饭店小卖部都可以找到这些东西。及至我移民加拿大，夫婿则是斯洛伐克人，而我从来不会对欧洲食品有任何不适应的感觉，恐怕这也是受了当年父亲的影响吧。
父亲喜欢音乐，虽然他并不懂弹钢琴，但我们四个孩子从小都被安排习琴。他自己则善于弹奏曼陀铃，这是一种类似小型吉他的弹拨乐器，我不知道他是从何时学懂弹奏的，只记得他每次回家，我们父女两个都会在家里的钢琴旁合奏一番，父亲最喜欢的那支曲子是Home Sweet Home，那是从一本叫做“世界名曲101首”中选出的，我也就是从跟父亲的合奏中，才第一次知道这首世界名曲。不过，如今想起这段往事却不禁唏嘘，父亲被流放在外，每年仅有几天的时间与我们相聚，有家而不能归，那种孤苦真是不足外人道，不知这首Home Sweet Home是否触动了他的心弦，成了他百弹不厌的曲子。
父亲流放到宽城后不久，我被学校分配到一家小工厂，每天上班，除每周的休息日外，没有年假，加上当年北京也开始全面挖防空洞，被指派挖防空洞的人都是单位中被视作异己的人们，我便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完全没有可能去宽城探望老父。而父亲仍如以前那样，每年回京探亲一次，他精神尚好，虽然探亲假没有几天，他还是忙着为上门求治的病人针灸，只不过，他的体力却一年不如一年了。
———————·····———————–
1974年，父亲患上了帕金森症，开始的时候症状还不是那么严重，只是手抖，但他若用意志克服一下，手抖的情况就改善一点，好在这并不妨碍他给病人看病。次年，父亲的症状有增无减，鉴于他已经过了六十岁的退休年龄，我们建议他索性回北京退休，父亲也觉得他一个人在那边不方便，于是就在汤道河医院办理了退休手续，回京与我们团聚。
当时的北京（及全国）仍实行粮油限量供应，每人凭户口本领取粮票、油票等，父亲回到北京之初是没有北京户口的，汤道河医院每个月将他的退休金和全国粮票寄到我家，即使父亲没有北京户口，也能在北京生存无忧。说到此，真的是要感激当年的宽城汤道河医院的厚道，否则，没有北京户口的父亲真的很难生活下去的。
在当时严格的户口政策下，没有正式的北京户口，仅凭所谓临时户口的身份，是很难立足于北京的，于是父亲开始申请北京户口，本来想父亲一人在外，回京是一家团聚，上户口理应不难，谁知这原来是一场长期“抗战”。
北京上户口的程序是从最基层的派出所开始，我们属于建国门派出所，因此父亲写了申请书递上去，记得负责我们那一带姓乔的片警说，这没有问题，本来是北京户口，后来到外地工作，现在退休回京，按道理重新登记北京户口，应该不是问题。谁知这个“道理”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就出问题了，分局的人说父亲的户口应该落在籍贯地，这个籍贯父亲一向填写广东新会，但新会是父亲的祖籍，他并未在那里生活过。父亲将此情况跟他们解释，得到的答复是“那就回到你的出生地”，父亲答“我出生在香港”，“那是不能去的”，回答非常干脆。
至此，父亲的户口成了难题，妻女都在北京，他却不能与我们团聚，祖籍已经成了符号，回无可回，出生地香港，当局又不准去。不过，父亲还抱着一丝希望，他想这可能是东城分局的意见，也许市公安局能够体恤他的特殊情况，准予他落户北京，还是再等等吧。大约半年后，市局通过派出所向父亲传达批复文件的内容：所有右派，或摘帽右派的户口都不准落户北京。派出所来人跟父亲解释，虽然你已摘掉帽子，但你还是摘了右派帽子的右派。原来，之前的“回籍贯地”、回到“出生地”都是托词，不接受右派（即使摘帽右派）落户北京，才是实质。
父亲以前总是以为，被屈打成右派已是过去的事了，况且1962年已经为他摘去右派帽子，如今退休告老回京与妻女团聚，是理所当然的；哪里想到即使近二十年后，右派这根无形的绳索依然如影相随般地伴随在他身边。父亲沉默了，他整天一句话都不想说，看书成了他最大的乐趣，中文英文都看，连以前最喜欢的逛街、上饭馆吃饭，他都提不起兴趣，为此母亲唠叨过他多次，只是父亲还是没有什么改变。
有天，父亲仍旧如往常一样坐在靠窗前的桌子上看书，书放在桌子上，而双手放在书的两侧俯身阅读，这个姿势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至今不忘。母亲正在做饭，忽然想起某样调味品没有了，于是跟父亲说让他马上去胡同口的副食店购买，父亲嗫嚅着答应，可是母亲因耳聋听不见，很有些气急败坏地跟我说：
“凭什么我要天天在这里做饭，他（指父亲）就整天看书？我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医生啊，我就该这样天天侍候他吗？”
我听了这些话却说不出什么，便跟母亲说，我去买吧。母亲马上说，跟你爸爸要钱，他有退休金。我一句话都没说就出去了，那时我在工厂打工，工资不必上缴给母亲，口袋里总有些余钱，我便用那些钱帮母亲到胡同口买了她需要的东西。当年，因父亲的处境，我家总是处在一种无形的压力下，母亲是很要强的女人，可以说是女强人，但是父亲多年的右派问题和当时视之为特务嫌疑的海外关系，在在都给母亲带来无尽的烦恼。我是家中最小的，陪伴她的时间也最长，算得上是比较了解她的，她有时说两句气话，我也能谅解，并从不告诉父亲。我深知，这都是共产党治下的畸形社会造成我家的悲剧，如果没有那些政治运动，没有那些党文化，没有所谓阶级斗争学说，我们的家庭应该是正常而幸福美满的。只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如果”。不知多少知识分子家庭与我家一样，遭遇夫妻不同心，甚至子女与父母反目的悲剧，研究现代中国社会史的专家，是不应该忽略这一点的，而这笔帐是要算在共产党头上的。
父亲的健康从那以后开始变差了，几年前患的帕金森症本来对他的精神影响还不大，可这一不准落户北京的打击，不仅摧毁了他最后的精神支柱，也摧毁他作人最后的那一点尊严，他不被这个政府接受、不被这个社会接受，当年在滦平、承德、宽城汤道河医院曾得到病人的爱戴与信赖，如今在北京变得一钱不值，他的心情可想而知是怎样的失落。
不久，我们那里的街道居委会成立了红医站，请父亲为街坊邻居针灸治疗。这红医站设在一个四合院里的空置房子里，开始是一间很小的房间，很快就被闻之而来的病人们挤满了，居委会又找了一间较大的房间，虽然每天病人依然络绎不绝，但毕竟宽敞得多了。
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人们没有像今天那样懂赚钱之道，这小小的红医站是真正为人民服务，不取分文，父亲当然也没有任何报酬。父亲每天早上如同上班一样，到红医站为病人针灸。这时候的父亲反而比以前精神好了很多，每天去红医站成了他的寄托，能为病人解除病痛，就是他最大的满足。与此同时，父亲也在医治病人的过程中，跟几位谈得来的病人建立了友情，有空跟他们谈天说地，是父亲最开心的时候。如今定居在法国巴黎的端木环女士，至今还记得当年怎样接受父亲的医治，然后与父亲无所不谈的情景，她说“按辈份，他应该是我的长辈，但我们聊起天来，我完全感受不到有辈份的那种距离，你父亲真是一个非常热心、诚恳、坦白的长者”。端木环的丈夫朱济飞是我的英文老师，他们两位曾是我家的常客，不仅是父亲的病人，又是十分要好的朋友。
文学城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