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第三次流放宽城及回京

1971年,父亲被再次流放至河北省宽城县汤道河医院,这里比承德更要偏远,几乎与辽宁省交界,位于北京的西北塞外,海拔也升高了近千米,所以此地比承德冷的多,冬天气温甚至可以达到零下三十度。父亲尽管从北京带去了尽可能足够的御寒衣物,但依然难以想像,他在那里是怎样孤独地度过一个个寒冷的夜晚。这是自他1958年离开北京以后,被流放的第三个地方。我为什么要用“流放”二字,而不是用“安排”或“分配”等中性名词,是因父亲完全是被动地、身不由己地远离家人,与全国成千上万的所谓右派分子一样,毫无选择余地的孤独生活在那些地方,是之为被迫害性的流放。

一直以来,中共都避免用流放,而采用下放或下乡代替,其实就是想避开流放背后的那种专制和无视人权。如今,半个世纪过去,我们实在是到了对那个时代被歪曲的名词和事件认真梳理的时候了。当年,尽管父亲口口声声跟我们说,农村更需要医生,他并不在乎把他再次下放到宽城,云云,但我很清楚,那是父亲的心理调适,他只能理出这样的思路,让自己处于“被需要”的处境,如此,他的心态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那一年,父亲整整六十岁,老之将至,却不知何时与家人团聚,那种身不由己的痛苦,真是不足外人道。

从父亲留下来的其中一份手稿来看,他到宽城县汤道河医院不久,便已经开始为当地人开办针灸训练班,手稿上的日期是1971年7月2日,受当年的政治环境所迫,手稿中不可避免地穿插了一些毛语录和当年的文革八股。至于受训练的学员,据我推测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当地人。想来当时父亲的医术很快在当地传开,医院领导便安排父亲开班授徒,这对父亲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有老师没教材,于是,父亲废寝忘食写下通俗易懂的自编教材,直接命名为“学习针灸”,内容从针灸的基本知识,到针灸疗法的诸多优点;从针灸的历史渊源,到针灸的补泻手法,密密麻麻写在信纸大小的近三十页纸上,纸质焦黄且脆薄,透着那个时代的物质水平。

自1971年父亲到宽城之后,依然每年回京探亲一次,尽管他以针灸疗法治愈数不胜数的病人,但在家中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母亲一开始是不相信的,后来治癒的病人越来越多,她不得不相信针灸确实对某些疾病有显著疗效,于是母亲也会介绍病人去针灸,不过,母亲虽然身患血压高、心脏病及听觉障碍,但我从未见过她接受父亲的治疗。父亲唯一的儿子是学医的,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西南地区,大约每年回京一次,父子两个见面机会也很少,记忆中,有几次父亲跟他谈起针灸和针灸麻醉(我的哥哥是麻醉医生),他虽未与父亲正面争执,但其神情很明显表明他既无兴趣也不相信。

我没有办法想像当时父亲的心情是怎样的,当然他明白因57年的反右运动,他被打成极右分子,在中共的株连政策下,全家都受到他的牵连,我的哥哥姐姐当时在大学就学期间,因受共产党的蛊惑,个个要求靠拢组织,但都被要求与家庭划清界限,主要是批判戴了右派帽子的父亲。我不清楚他们的划清界限是否得到当时党团组织的通过,除了我的大姐曾经加入过共青团之外,二姐和哥哥都曾一再努力,却不被团组织接受。当然,这十分明显是受了父亲右派身份的影响。父亲当时的心情是内疚还是充满无力感,或是对那个疯狂的时代沉默以对,已经不得而知。

我的二姐多年后,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想起来就很惭愧,我没有早理解我们的父亲,我是个不孝的女儿。在那些党棍们对爸爸挥动大棒时,我居然还想着划清界限,在他到了河北乡下艰难度日时,不懂事的我还写信让他好好改造,这不是帮着杀手们往他的伤口上撒盐吗?不知他心中曾是怎样的悲苦。也许他的心早死了,所以,父亲一直没有和我们讲过他的冤屈和受到的虐待。

至于我自己,十四岁上初二的时候,已经有团组织派人来跟我谈话,让我在思想上跟父亲划清界限,我当时懵然不知,反问来人怎样划清,记得那人说你自己考虑。回家问哥姐,他们听了都显得很严肃,却不愿跟我多讲一句。问母亲,她说她也不知道这界限怎么划才算清。当年毕竟年龄小,也没有想的太多,很快文革就爆发了,文革中我因家庭出身问题受到同班红卫兵的歧视和排挤,其实这在文革之前已经开始了,文革之后只不过情况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死猪不怕开水烫,本来我已经属于出身不好的那群人,文革后给我们加了个别称“黑五类子女”,反正都一样。

也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处境,我一早就被排除出列,意即我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也没有资格参与文革的各项政治运动,跟校内同学保持着很大的距离,却因缘际会交了几个校外的朋友,背景跟我类似,都是出身不好的。我思想上发生的重大改变,以及后来的对抗上山下乡,都与我的这些校外新朋友有很大关系。我之所以在这里讲述自己的这段经历,是要说明当年得知父亲受伤的消息,我何以立即赶赴承德看望他,并竭力说服院革委会批准父亲回京养病,事实上,当年共产党是要求我们这样的子女应该与父亲划清界限的,我却已经自我洗脑,在思想上早就作了中共的反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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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69年父亲因挖防空洞受伤,我去承德探望,并跟他一同回到北京后,父亲从此对我另眼相看。从那以后,父亲每年探亲回家,都要问我——想买什么,想吃什么,父亲喜欢尝试不同的饭馆,母亲却兴趣不大,所以常常是父亲带着我,凡当年北京的几个著名饭店几乎都留下我们的足迹,如四川饭店、晋阳饭庄、翠花楼、丰泽楼、又一顺、莫斯科餐厅、新桥饭店等等。

说起来,父亲的兴趣十分广泛,他喜欢美食,粤菜当然是他的首选,其他如沪菜、川菜甚至西餐,他都能吃得津津有味。与大多数中国人的家庭不同,我们从小饭桌就是中西合璧的,除了中餐,奶油、芝士、面包、西式香肠时常都会吃到,北京当年的北京饭店、春明食品店(前法国面包房)和新侨饭店小卖部都可以找到这些东西。及至我移民加拿大,夫婿则是斯洛伐克人,而我从来不会对欧洲食品有任何不适应的感觉,恐怕这也是受了当年父亲的影响吧。

父亲喜欢音乐,虽然他并不懂弹钢琴,但我们四个孩子从小都被安排习琴。他自己则善于弹奏曼陀铃,这是一种类似小型吉他的弹拨乐器,我不知道他是从何时学懂弹奏的,只记得他每次回家,我们父女两个都会在家里的钢琴旁合奏一番,父亲最喜欢的那支曲子是Home Sweet Home,那是从一本叫做“世界名曲101首”中选出的,我也就是从跟父亲的合奏中,才第一次知道这首世界名曲。不过,如今想起这段往事却不禁唏嘘,父亲被流放在外,每年仅有几天的时间与我们相聚,有家而不能归,那种孤苦真是不足外人道,不知这首Home Sweet Home是否触动了他的心弦,成了他百弹不厌的曲子。

父亲流放到宽城后不久,我被学校分配到一家小工厂,每天上班,除每周的休息日外,没有年假,加上当年北京也开始全面挖防空洞,被指派挖防空洞的人都是单位中被视作异己的人们,我便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完全没有可能去宽城探望老父。而父亲仍如以前那样,每年回京探亲一次,他精神尚好,虽然探亲假没有几天,他还是忙着为上门求治的病人针灸,只不过,他的体力却一年不如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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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父亲患上了帕金森症,开始的时候症状还不是那么严重,只是手抖,但他若用意志克服一下,手抖的情况就改善一点,好在这并不妨碍他给病人看病。次年,父亲的症状有增无减,鉴于他已经过了六十岁的退休年龄,我们建议他索性回北京退休,父亲也觉得他一个人在那边不方便,于是就在汤道河医院办理了退休手续,回京与我们团聚。

当时的北京(及全国)仍实行粮油限量供应,每人凭户口本领取粮票、油票等,父亲回到北京之初是没有北京户口的,汤道河医院每个月将他的退休金和全国粮票寄到我家,即使父亲没有北京户口,也能在北京生存无忧。说到此,真的是要感激当年的宽城汤道河医院的厚道,否则,没有北京户口的父亲真的很难生活下去的。

在当时严格的户口政策下,没有正式的北京户口,仅凭所谓临时户口的身份,是很难立足于北京的,于是父亲开始申请北京户口,本来想父亲一人在外,回京是一家团聚,上户口理应不难,谁知这原来是一场长期“抗战”。

北京上户口的程序是从最基层的派出所开始,我们属于建国门派出所,因此父亲写了申请书递上去,记得负责我们那一带姓乔的片警说,这没有问题,本来是北京户口,后来到外地工作,现在退休回京,按道理重新登记北京户口,应该不是问题。谁知这个“道理”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就出问题了,分局的人说父亲的户口应该落在籍贯地,这个籍贯父亲一向填写广东新会,但新会是父亲的祖籍,他并未在那里生活过。父亲将此情况跟他们解释,得到的答复是“那就回到你的出生地”,父亲答“我出生在香港”,“那是不能去的”,回答非常干脆。

至此,父亲的户口成了难题,妻女都在北京,他却不能与我们团聚,祖籍已经成了符号,回无可回,出生地香港,当局又不准去。不过,父亲还抱着一丝希望,他想这可能是东城分局的意见,也许市公安局能够体恤他的特殊情况,准予他落户北京,还是再等等吧。大约半年后,市局通过派出所向父亲传达批复文件的内容:所有右派,或摘帽右派的户口都不准落户北京。派出所来人跟父亲解释,虽然你已摘掉帽子,但你还是摘了右派帽子的右派。原来,之前的“回籍贯地”、回到“出生地”都是托词,不接受右派(即使摘帽右派)落户北京,才是实质。

父亲以前总是以为,被屈打成右派已是过去的事了,况且1962年已经为他摘去右派帽子,如今退休告老回京与妻女团聚,是理所当然的;哪里想到即使近二十年后,右派这根无形的绳索依然如影相随般地伴随在他身边。父亲沉默了,他整天一句话都不想说,看书成了他最大的乐趣,中文英文都看,连以前最喜欢的逛街、上饭馆吃饭,他都提不起兴趣,为此母亲唠叨过他多次,只是父亲还是没有什么改变。

有天,父亲仍旧如往常一样坐在靠窗前的桌子上看书,书放在桌子上,而双手放在书的两侧俯身阅读,这个姿势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至今不忘。母亲正在做饭,忽然想起某样调味品没有了,于是跟父亲说让他马上去胡同口的副食店购买,父亲嗫嚅着答应,可是母亲因耳聋听不见,很有些气急败坏地跟我说:

“凭什么我要天天在这里做饭,他(指父亲)就整天看书?我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医生啊,我就该这样天天侍候他吗?”

我听了这些话却说不出什么,便跟母亲说,我去买吧。母亲马上说,跟你爸爸要钱,他有退休金。我一句话都没说就出去了,那时我在工厂打工,工资不必上缴给母亲,口袋里总有些余钱,我便用那些钱帮母亲到胡同口买了她需要的东西。当年,因父亲的处境,我家总是处在一种无形的压力下,母亲是很要强的女人,可以说是女强人,但是父亲多年的右派问题和当时视之为特务嫌疑的海外关系,在在都给母亲带来无尽的烦恼。我是家中最小的,陪伴她的时间也最长,算得上是比较了解她的,她有时说两句气话,我也能谅解,并从不告诉父亲。我深知,这都是共产党治下的畸形社会造成我家的悲剧,如果没有那些政治运动,没有那些党文化,没有所谓阶级斗争学说,我们的家庭应该是正常而幸福美满的。只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如果”。不知多少知识分子家庭与我家一样,遭遇夫妻不同心,甚至子女与父母反目的悲剧,研究现代中国社会史的专家,是不应该忽略这一点的,而这笔帐是要算在共产党头上的。

父亲的健康从那以后开始变差了,几年前患的帕金森症本来对他的精神影响还不大,可这一不准落户北京的打击,不仅摧毁了他最后的精神支柱,也摧毁他作人最后的那一点尊严,他不被这个政府接受、不被这个社会接受,当年在滦平、承德、宽城汤道河医院曾得到病人的爱戴与信赖,如今在北京变得一钱不值,他的心情可想而知是怎样的失落。

不久,我们那里的街道居委会成立了红医站,请父亲为街坊邻居针灸治疗。这红医站设在一个四合院里的空置房子里,开始是一间很小的房间,很快就被闻之而来的病人们挤满了,居委会又找了一间较大的房间,虽然每天病人依然络绎不绝,但毕竟宽敞得多了。

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人们没有像今天那样懂赚钱之道,这小小的红医站是真正为人民服务,不取分文,父亲当然也没有任何报酬。父亲每天早上如同上班一样,到红医站为病人针灸。这时候的父亲反而比以前精神好了很多,每天去红医站成了他的寄托,能为病人解除病痛,就是他最大的满足。与此同时,父亲也在医治病人的过程中,跟几位谈得来的病人建立了友情,有空跟他们谈天说地,是父亲最开心的时候。如今定居在法国巴黎的端木环女士,至今还记得当年怎样接受父亲的医治,然后与父亲无所不谈的情景,她说“按辈份,他应该是我的长辈,但我们聊起天来,我完全感受不到有辈份的那种距离,你父亲真是一个非常热心、诚恳、坦白的长者”。端木环的丈夫朱济飞是我的英文老师,他们两位曾是我家的常客,不仅是父亲的病人,又是十分要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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