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赴港定居之前,我找到北京空军后勤部政治部所在地,并向有关人士索取父亲右派问题的改正意见文件。1979年根据中央文件对所有在1957-58年被打成的右派进行复查,虽父亲已于1978年11月去世,但空军方面已派人到我家告知,父亲的右派问题已获平反,只是没有给我们留下那份改正文件。

所以,离开北京之前我特意到空后政治部索要。记得当时他们倒是对我很客气,知道我想要那份文件,便说他们没有复印机,这不是问题,我表示可以用手抄下来,于是要了纸和笔,就在他们的一个会议室的大桌子上,用笔一字一句地将文件所有文字抄下来。

这份【1979年政字第019号】改正意见分两部分——主要依据和复查意见,而主要依据占了绝大部分,这“主要依据”其实是1957年反右运动时的开会记录,不仅是父亲,所有开会发言的人所讲的话都被特别指派的干部记录下来,然后,这些记录便成为所谓证据,当然,这些记录是不会给发言人看的,更不会跟他们核对,最后,记录便塞入当事人的档案。

当年没有录音机,那些担任记录的工作人员可能要懂得速记才成,他们不仅记录了父亲在会上的讲话,连表情都记录下来,如父亲说到全国因政治运动死了很多人时,忍不住痛哭流涕等。记录父亲的“痛哭”,大概是认为父亲缺乏阶级感情,竟然同情因运动而死去的人们吧,不过,这对于认识那段历史的我们来讲,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1979年政字第019号关于欧阳静戈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意见

空军党委1957年10月31日党秘字01714号批复,确为极右分子。总政治部1958年4月29日批示,撤销原有职务,转交地方实行留用察看,由卫生技术五级降为医生三等十级。

主要依据

一、对三反,肃反

6月3日(1957年)小组鸣放,说“三反时,我在民升医院,运动开始,先整一个会计,以后他就上吊自杀了,为什么?死得不清楚,临死前他还同我说,他没什么问题,但第二天就上吊死了,是否有冤屈?我表示难过。当时无人为他说话,而说他是畏罪自杀,以后就轮到我头上了,把我打成大老虎,除没强奸妇女之罪,什么罪状都有了,对我采取了各种刑罚,不当人待,先是采用车轮战术,以后又将我囚进牢内一个多月,一直不准我和家里通信,四个人监督,不准动,不准说话,一天只给两个窝窝头吃,只准大便一次,小便两次,放风也不准,我的腿都肿了,也不准洗澡,四、五个人用一盆水洗脸,真是有苦难说,还逼着我十二岁的女儿给我写信,叫我交代,不承认是永不放的,她能懂什么?多残酷!不是人的滋味。不过,我幸运地还活着,而上海、重庆等地方都有我们的同胞死了(此时痛哭流涕)。

我感到共产党最大的缺点就是对人民太残酷,对高级知识分子虐待,中国不只是我一个人,而是几千几万,死的死了,残废的残废了,有的人得了精神病,我看病中就常遇到此种现象。上海重庆的朋友谈他们那里三反、肃反,也有这种情况。这可见不仅是我们这里一个地方这样。

宪法已颁布,而肃反何尝不死人呢?我希望以后世世代代不要发生这样残酷的事了。有人说国民党残酷,而共产党又怎么样呢?士可杀不可辱,都是中国同胞,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希望运动本着良心,和风细雨讲道理。有的同志被整之后,在适当的场合下应给摘帽子,我的贪污帽子,至今还没摘掉。用口袋来对待知识分子,即使死了的人,也应该给他们摘帽子,不然子孙都要背上一个包袱。希望领导上注意团结,过去损害了许多同志的尊严,这主要是几个运动把一些干部弄得头晕了。

共产党说话不算话,民航局邀请我来是当院长的,有小汽车跟较好的房子,每月3000斤小米(300元人民币)。三反后,我成了普通医生,连主任也不是了,薪金一降再降。现在我不是共产党员,当院长是不可能了,就连进修也去不了,因为我既非党员又非军人。肃反也是,弄得一塌糊涂,侮辱人,我很同意三反、肃反一团糟的说法,我这些话一直不敢说,今天号召大鸣大放,我仅讲了百分之一,也可能是危险的,不知道要受到什么遭遇。

6月5日在小组鸣放时说,“我们单位的政治空气不浓,除了政治运动外,其他时间无协理员也可以。共产党一搞运动,别人就得跟着走,否则就是有问题。运动一来,令人有老虎临门之感……在运动中,有的人自杀了,有的被整得半疯半癫,身体也搞垮了。在门诊部的病人中就有公开说是三反、肃反所受的刺激。我希望以后不要用恐怖的手段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过去,我有顾虑,但今天仍有人要求成立委员会,如果有报复,可以向该组织控诉。”

二、与社会上右派共鸣

读葛佩琦反动言论后说,“共产党善变,去年中央指示照顾高级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配有弹簧床、转椅、派公务员送水送饭,今天精简节约,又取消了公务员,连老教授的开水都没有人打了”,并说,“人家还享受了几天,我们就更冤枉。”

读章伯钧,罗章龙言论后说,“章罗言论可能有正确的地方”,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说法,认为“十二个副总理中民主人士有一两位可以胜任,不无理由。”

读反击右派分子的文章后说,“人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是好的,言者无罪嘛,而现在反击是否恰当?”

对运动中把人关起来,抄家,他表示不满,认为违反宪法。

复查意见

欧阳静戈同志在三反、肃反中被审查、被关押、被抄家,降低了职务待遇,但是,并没有查出什么重大问题,这些错误作法是违反政策的,事后又没有很好的做善后工作,所以有怨气。在帮助党整风之际,对三反、肃反运动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并非恶毒攻击。从他的一贯表现来看,是爱国的,全国解放时,亲友来信动员他出国,他自愿留下不出国。参加革命工作后,工作表现较好,1956年对针灸工作钻研有成绩,被评为空后直属单位先进工作者,授二等奖,其根本立场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符合中共中央1957年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六不划中第二条规定,“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魏锦国(空后副政委)
李建辰(空后政治科保卫科科长)
蒲增明(空后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冯造兴(空后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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