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底抵港后，一直令我惴惴不安的是怎样找一份适合我的工作，一开始，母亲有一位教会的朋友，大概五十几岁，却不幸中风偏瘫，好在还可以行走，于是母亲就叫我给她针灸。我在北京时，曾经在东城区一间小医院学过大约一年多的针灸，加上从小在家中耳濡目染，对诊断以致治疗都不生疏。于是，我便大着胆子给这位女士开始针灸，针了几次之后，她竟说她的患肢有所改善了，令我喜出望外，证明我还是有能力在香港生存吧。
大约4月中，一位亲戚了解到我的情况，说他朋友相熟的一位注册私家医生，正在找一名“姑娘”。在香港，广东话中的“姑娘”意即护士，而私家诊所的“姑娘”一般不会是正式注册护士，而是医生助手，或是reception，负责为病人登记等事物。这位医生诊所已经有了三名“姑娘”，因医生是北方人，讲国语好过广东话，而其病人大多也是北方人，所以他需要一名会讲国语的“姑娘”。当年从大陆去香港的人不多，像我这样说一口字正腔圆的北京话，更是不多见。于是，我被推荐去见工（interview）。
那天我一个人从港岛乘地下铁到九龙尖沙咀去见工，医生很忙，等最后一个病人看完，他腾出来一点时间，嘱我坐在给病人坐的椅子上。医生穿着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筒，看起来就是北方人的样子，黑红脸膛，粗壮体态，却不很高大。
开始发问：你刚从大陆来吗？
答：对，刚从北京来。
问：是北京人吗？
答：在北京长大，家里是广东人。
问：听说你学过英文？
答：是的，不是在学校学的，算是自学吧，跟老师学的。
问：我给你看一些药名，你看能不能读下来？
答：这药名一般是拉丁文，我没学过，可能读不下来。
问：这些药名大部分是商业名称，不是拉丁文，你试试看。
这医生说一口国语，但听的出来不是纯正北京话，他递给我一张印着药名的单张，我拿过来，看着上面一个个的药名，慢慢读出来，也不知重音在哪儿，反正照读即是。当年在北京学英文时，老师曾教过我读音规则，即使从来没有学过的单词，一样可以利用读音规则读出来。想不到，这读音规则多年以后竟在这时候帮了我的忙。
我读完后，医生站起身来，走到另个房间，拿了一份报纸回来，指着上面的一篇短讯叫我读出来。那是香港英文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我开始读那篇短讯，35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那是关于在英国发现一份遗失多年莎士比亚手稿的新闻。医生又问：莎士比亚是哪国人啊？
答：英国人啊。（心里纳闷，怎么还要问这样的问题）
问：他不是苏联人吗？
答：当然不是了。
医生这时笑起来，说道，我以为你们在大陆只知道苏联呢。
原来，他已经跟我开起玩笑了。不过，我仍不清楚医生是否接受我在这里工作，便试探性地问，我是不是需要回家等消息，医生马上说，你5月1日来上班吧。
听到这话，我才明白我被接受了，不过，5月1日不是劳动节吗，你们不放假吗？医生笑起来：这里是香港，我们五一不放假。
就这样，我抵达香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找到这份工作。虽然不是正式护士，但医生要求工作时要穿护士服，我便去国货公司买来一袭护士白衣——短袖，裙长至膝盖，束腰，还要置一对白色护士鞋，厚胶底，走路没声音。诊所其他三位“姑娘”也都是这样的装扮。每天十点钟上班，上班前要换好护士装。
我的工作是负责前台登记，病人来了，先要问他们的姓名，然后找出相应的病历档案，按前后顺序送到医生的诊室；没有来看过病的病人，则为他们登记姓名年龄等资料。讲国语的病人，与我沟通完全没有问题，讲广东话的，我就颇费周章，因当时我的广东话仅半桶水，尤其当他们讲起姓氏名字，更是令我云山雾罩。医生倒是很宽容，他让我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学广东话，听不懂的时候可以问其他“姑娘”。
这工作我不到一个月便已熟悉了，广东话也进步很多，跟医生也慢慢熟起来。这医生是河北人，中学是在北京读的，还未毕业抗日战争已开始，于是他其余的学业是在全国不同城市完成的，最后1949年去了香港，五十年代初在香港大学修读了医学院，作了医生。所以，这医生见了我这个小老乡，总是想问我在北京的人和事。诊所下午不忙的时候，医生常常把我叫过去聊天，藉此了解北京当年的情况，同时也了解我的家庭和经历。
1981年，我在那诊所工作一年后，医生买进一台超声波扫描仪（Ultrasonic Scanner），是德国制造，这在当年是很罕见的，特别是私人诊所，据说买一部这样的扫描仪的价钱，相当于当年香港的一个公寓了。几天之后，医生拿着一大堆资料交给我，那是这部扫描仪的英文说明书，让我仔细研究如何使用这部机器，包括如何键入病人资料，如何进行扫描，如何观察细部等等，并吩咐每天我可以早到一个小时，以便研究学习。
我先把Manu（说明书）拿回去读了一遍，几天以后，我已大致知道如何使用这部扫描仪了，医生非常高兴。从此，凡是有病人需要扫描的，我便协助他在荧光屏上键入资料，需要印出扫描影像的，我就帮他print出来，医生也常指着扫描影像告诉我所见到的异常病变等，我也觉得很有趣，毕竟这在当时是非常新的科技，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
1981年9月，诊所走进来一位先生，跟医生很熟的样子，坐下来就跟医生聊起来，讲一口广东口音的国语，提到希望医生帮他们写稿。原来这位先生就是明报总编辑潘粤生，当年明报老板是查良镛（金庸）先生，医生五十年代便跟查良镛熟识，称他小查。六十年代明报创办后，潘便跟着查老板干，既写稿又编辑，而医生本人虽挂牌行医，但亦喜文弄墨，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所以潘跟医生也是多年老友。这次潘特别来找医生，希望他能开辟一专栏，写有关医学常识的稿子。话说到这里，医生突然指着我跟潘先生说：
“你让她写吧，我太忙了，哪里有空写专栏呢。”
潘先生这才转过头看到我，医生又介绍道：
“她刚从北京来不久，父母都是医生，懂得不少医学常识，叫她试试吧。”
“那也好，这个专栏350字，你先写10篇给我好吧？”潘先生说道。
于是，这个小专栏被命名为【白衣集】，1981年10月在明报副刊的右下角悄然登场，并起用笔名——石贝。说起来，此前我只是喜欢看书，文革时破四旧，把有点价值的书，不论中外，全部查封，我在北京跟当年的朋友们想方设法从各种渠道搜罗旧书，一旦找到，无论厚薄，每人只准传阅24小时，我至今保留一个小本子，上面抄满从书中摘出的佳句，以便书“走了”，我还可藉文中佳句回味一番，只是我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文字，这在七十年代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怎么也想不到，来到香港第二年竟会有这样的机会，而这机会却又绝对是我意料之外的。
那时，每天上班前买份明报，打开副刊，看到自己几天前写在稿纸上的的文字变成铅字，那份激动、兴奋真是难以言喻。既然是【白衣集】，就要写有关医学和医学常识的稿子，这对我倒也不是太难，从小闻着来苏水，玩药瓶子长大，听的净是医院和病人的奇闻怪事，加上我的哥哥后来做了麻醉医生，整天听到的都是各种病例，当然还有医生老板也时常讲起他遇到的奇难杂症，遂成就了这350字的专栏。
不能不提的是，香港报纸用的是繁体字，我从小写的都是简体字，从写专栏那时起，我就开始适应写繁体字，而且还要竖写，记得是用400字竖写稿纸，连字带标点符号，空出最后两行，就是350字了。就是这样一个小专栏，包括一个白衣集栏名，编辑还要求我分段，说如若无分段，读者会觉得“没有呼吸”、“憋气”，我既是新移民又是新写手，当然要听人家的，所以，我尽量精简文字，分出段落。说实在的，这小专栏很不容易写，刚开个头就要准备结束了，而且不准许如写连载小说般地今天没写完，明天接着写，老总要求每天的专栏要独立成篇，还要言之有物，不可作无病呻吟状。我就把这看作是一种training，日子有功，后来也慢慢有了些经验，不再成为负担，更可赚点稿费。
另方面，诊所工作已经驾轻就熟，医生对我也十分满意，但是一起工作的“姑娘”不高兴了，主要因为以前医生总是跟她们讲广东话，虽有口音，但她们毕竟能听懂，我去了之后，医生跟我讲国语，她们听不懂，隔阂就出现了。其实这在当年的香港是很常见的现象，曾经有亲戚跟我说，“你怎么连中文都不会讲啊”，他们认为中文就是广东话。不会讲广东话，或者讲广东话夹带口音，便会受到歧视，这是我当初去香港时所遇到的困境之一，也是很多非粤语人移居香港之初的困境。虽然经常被人取笑，但我仍努力对其他“姑娘”持友好态度，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只是尽管如此，收效并不大。特别是医生叫我翻译那部扫描仪的说明书，并协助他在扫描仪边工作之后，那种愤愤不平、鄙夷不屑，简直就写在她们的脸上了，无论我怎么讨好也不行。
任何事情都会有转机，不久，我发现医生诊所不远处有个琴行，有天午休的时候我走过去，那时我的广东话已经进步得可以与人交谈了，便跟琴行老板打听教琴事宜，老板叫我弹弹看，一曲奏完，老板便问我何时有空来教琴，从此，礼拜六下午和礼拜天全天，只要诊所不开门，我就去琴行教琴，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我辞去诊所工作，在家专心教琴和写稿。本以为教琴和写稿，可能就是我的全部香港生活了，岂知那之后还有意料不到的变化，欲知详细，且待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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