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底抵港后,一直令我惴惴不安的是怎样找一份适合我的工作,一开始,母亲有一位教会的朋友,大概五十几岁,却不幸中风偏瘫,好在还可以行走,于是母亲就叫我给她针灸。我在北京时,曾经在东城区一间小医院学过大约一年多的针灸,加上从小在家中耳濡目染,对诊断以致治疗都不生疏。于是,我便大着胆子给这位女士开始针灸,针了几次之后,她竟说她的患肢有所改善了,令我喜出望外,证明我还是有能力在香港生存吧。

大约4月中,一位亲戚了解到我的情况,说他朋友相熟的一位注册私家医生,正在找一名“姑娘”。在香港,广东话中的“姑娘”意即护士,而私家诊所的“姑娘”一般不会是正式注册护士,而是医生助手,或是reception,负责为病人登记等事物。这位医生诊所已经有了三名“姑娘”,因医生是北方人,讲国语好过广东话,而其病人大多也是北方人,所以他需要一名会讲国语的“姑娘”。当年从大陆去香港的人不多,像我这样说一口字正腔圆的北京话,更是不多见。于是,我被推荐去见工(interview)。

那天我一个人从港岛乘地下铁到九龙尖沙咀去见工,医生很忙,等最后一个病人看完,他腾出来一点时间,嘱我坐在给病人坐的椅子上。医生穿着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筒,看起来就是北方人的样子,黑红脸膛,粗壮体态,却不很高大。

开始发问:你刚从大陆来吗?

答:对,刚从北京来。

问:是北京人吗?

答:在北京长大,家里是广东人。

问:听说你学过英文?

答:是的,不是在学校学的,算是自学吧,跟老师学的。

问:我给你看一些药名,你看能不能读下来?

答:这药名一般是拉丁文,我没学过,可能读不下来。

问:这些药名大部分是商业名称,不是拉丁文,你试试看。

这医生说一口国语,但听的出来不是纯正北京话,他递给我一张印着药名的单张,我拿过来,看着上面一个个的药名,慢慢读出来,也不知重音在哪儿,反正照读即是。当年在北京学英文时,老师曾教过我读音规则,即使从来没有学过的单词,一样可以利用读音规则读出来。想不到,这读音规则多年以后竟在这时候帮了我的忙。

我读完后,医生站起身来,走到另个房间,拿了一份报纸回来,指着上面的一篇短讯叫我读出来。那是香港英文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我开始读那篇短讯,35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那是关于在英国发现一份遗失多年莎士比亚手稿的新闻。医生又问:莎士比亚是哪国人啊?

答:英国人啊。(心里纳闷,怎么还要问这样的问题)

问:他不是苏联人吗?

答:当然不是了。

医生这时笑起来,说道,我以为你们在大陆只知道苏联呢。

原来,他已经跟我开起玩笑了。不过,我仍不清楚医生是否接受我在这里工作,便试探性地问,我是不是需要回家等消息,医生马上说,你5月1日来上班吧。

听到这话,我才明白我被接受了,不过,5月1日不是劳动节吗,你们不放假吗?医生笑起来:这里是香港,我们五一不放假。

就这样,我抵达香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找到这份工作。虽然不是正式护士,但医生要求工作时要穿护士服,我便去国货公司买来一袭护士白衣——短袖,裙长至膝盖,束腰,还要置一对白色护士鞋,厚胶底,走路没声音。诊所其他三位“姑娘”也都是这样的装扮。每天十点钟上班,上班前要换好护士装。

我的工作是负责前台登记,病人来了,先要问他们的姓名,然后找出相应的病历档案,按前后顺序送到医生的诊室;没有来看过病的病人,则为他们登记姓名年龄等资料。讲国语的病人,与我沟通完全没有问题,讲广东话的,我就颇费周章,因当时我的广东话仅半桶水,尤其当他们讲起姓氏名字,更是令我云山雾罩。医生倒是很宽容,他让我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学广东话,听不懂的时候可以问其他“姑娘”。

这工作我不到一个月便已熟悉了,广东话也进步很多,跟医生也慢慢熟起来。这医生是河北人,中学是在北京读的,还未毕业抗日战争已开始,于是他其余的学业是在全国不同城市完成的,最后1949年去了香港,五十年代初在香港大学修读了医学院,作了医生。所以,这医生见了我这个小老乡,总是想问我在北京的人和事。诊所下午不忙的时候,医生常常把我叫过去聊天,藉此了解北京当年的情况,同时也了解我的家庭和经历。

1981年,我在那诊所工作一年后,医生买进一台超声波扫描仪(Ultrasonic Scanner),是德国制造,这在当年是很罕见的,特别是私人诊所,据说买一部这样的扫描仪的价钱,相当于当年香港的一个公寓了。几天之后,医生拿着一大堆资料交给我,那是这部扫描仪的英文说明书,让我仔细研究如何使用这部机器,包括如何键入病人资料,如何进行扫描,如何观察细部等等,并吩咐每天我可以早到一个小时,以便研究学习。

我先把Manu(说明书)拿回去读了一遍,几天以后,我已大致知道如何使用这部扫描仪了,医生非常高兴。从此,凡是有病人需要扫描的,我便协助他在荧光屏上键入资料,需要印出扫描影像的,我就帮他print出来,医生也常指着扫描影像告诉我所见到的异常病变等,我也觉得很有趣,毕竟这在当时是非常新的科技,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

1981年9月,诊所走进来一位先生,跟医生很熟的样子,坐下来就跟医生聊起来,讲一口广东口音的国语,提到希望医生帮他们写稿。原来这位先生就是明报总编辑潘粤生,当年明报老板是查良镛(金庸)先生,医生五十年代便跟查良镛熟识,称他小查。六十年代明报创办后,潘便跟着查老板干,既写稿又编辑,而医生本人虽挂牌行医,但亦喜文弄墨,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所以潘跟医生也是多年老友。这次潘特别来找医生,希望他能开辟一专栏,写有关医学常识的稿子。话说到这里,医生突然指着我跟潘先生说:

“你让她写吧,我太忙了,哪里有空写专栏呢。”

潘先生这才转过头看到我,医生又介绍道:

“她刚从北京来不久,父母都是医生,懂得不少医学常识,叫她试试吧。”

“那也好,这个专栏350字,你先写10篇给我好吧?”潘先生说道。

于是,这个小专栏被命名为【白衣集】,1981年10月在明报副刊的右下角悄然登场,并起用笔名——石贝。说起来,此前我只是喜欢看书,文革时破四旧,把有点价值的书,不论中外,全部查封,我在北京跟当年的朋友们想方设法从各种渠道搜罗旧书,一旦找到,无论厚薄,每人只准传阅24小时,我至今保留一个小本子,上面抄满从书中摘出的佳句,以便书“走了”,我还可藉文中佳句回味一番,只是我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文字,这在七十年代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怎么也想不到,来到香港第二年竟会有这样的机会,而这机会却又绝对是我意料之外的。

那时,每天上班前买份明报,打开副刊,看到自己几天前写在稿纸上的的文字变成铅字,那份激动、兴奋真是难以言喻。既然是【白衣集】,就要写有关医学和医学常识的稿子,这对我倒也不是太难,从小闻着来苏水,玩药瓶子长大,听的净是医院和病人的奇闻怪事,加上我的哥哥后来做了麻醉医生,整天听到的都是各种病例,当然还有医生老板也时常讲起他遇到的奇难杂症,遂成就了这350字的专栏。

不能不提的是,香港报纸用的是繁体字,我从小写的都是简体字,从写专栏那时起,我就开始适应写繁体字,而且还要竖写,记得是用400字竖写稿纸,连字带标点符号,空出最后两行,就是350字了。就是这样一个小专栏,包括一个白衣集栏名,编辑还要求我分段,说如若无分段,读者会觉得“没有呼吸”、“憋气”,我既是新移民又是新写手,当然要听人家的,所以,我尽量精简文字,分出段落。说实在的,这小专栏很不容易写,刚开个头就要准备结束了,而且不准许如写连载小说般地今天没写完,明天接着写,老总要求每天的专栏要独立成篇,还要言之有物,不可作无病呻吟状。我就把这看作是一种training,日子有功,后来也慢慢有了些经验,不再成为负担,更可赚点稿费。

另方面,诊所工作已经驾轻就熟,医生对我也十分满意,但是一起工作的“姑娘”不高兴了,主要因为以前医生总是跟她们讲广东话,虽有口音,但她们毕竟能听懂,我去了之后,医生跟我讲国语,她们听不懂,隔阂就出现了。其实这在当年的香港是很常见的现象,曾经有亲戚跟我说,“你怎么连中文都不会讲啊”,他们认为中文就是广东话。不会讲广东话,或者讲广东话夹带口音,便会受到歧视,这是我当初去香港时所遇到的困境之一,也是很多非粤语人移居香港之初的困境。虽然经常被人取笑,但我仍努力对其他“姑娘”持友好态度,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只是尽管如此,收效并不大。特别是医生叫我翻译那部扫描仪的说明书,并协助他在扫描仪边工作之后,那种愤愤不平、鄙夷不屑,简直就写在她们的脸上了,无论我怎么讨好也不行。

任何事情都会有转机,不久,我发现医生诊所不远处有个琴行,有天午休的时候我走过去,那时我的广东话已经进步得可以与人交谈了,便跟琴行老板打听教琴事宜,老板叫我弹弹看,一曲奏完,老板便问我何时有空来教琴,从此,礼拜六下午和礼拜天全天,只要诊所不开门,我就去琴行教琴,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我辞去诊所工作,在家专心教琴和写稿。本以为教琴和写稿,可能就是我的全部香港生活了,岂知那之后还有意料不到的变化,欲知详细,且待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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