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贝:《京华黑五泪》第五章·好汉混蛋同冶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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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八月,应该是秋天了,太阳还是灼灼地烤着北京城,今年的夏天热得人心烦,秋风却迟迟不愿吹来,北京人说这叫“秋老虎”——比夏天热的时候还令人不舒服。

这个时候,每年应该是放暑假的日子,但这一年——一九六六年,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一年,好像谁也没有想起还有放暑假这回事,我们都照常回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今天起了个大早,翻箱倒柜找那件哥哥穿旧的黄制服——现在学校里流行穿旧军装,洗旧的、泛着白的土黄色军服,不论男女,腰上束一条腰带,显得英姿勃勃。

但我们这种家庭怎可能有解放军的旧军装?惟有找出哥哥的那套黄颜色的制服顶替,也可暂时弥补一下心中的缺憾。

黄制服找出来了,穿在我瘦弱的身上,晃里晃当的,又没有腰带束身,哎,反正聊胜于无。走到镜前,将本来就不长的短发拢到脑后,学赵晓莉的样子,一边梳起一个“小刷子”。黄制服、小刷子、蓝布裤,我觉得我跟班上很多同学都一样了。

今后,打死我,我也不再穿母亲给我的呢子外套和丝绒小夹袄了——那么资产阶级化。

心安理得地走出大门,骑上自行车,街上好像比平时热闹了很多。

原本灰白色的胡同墙上,涂上了鲜红色的油漆,白色的宋体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胡同里的惟一的政府大机关——北京红十字会,门口围了一大群人,其中一人正举着一个油着红漆字的牌子,另一人取下挂在门口侧的黑字招牌——北京红十字会,那红字的牌子上写着:

北京红十字会革命委员会

胡同西口有个小门脸儿,原来是公共传呼电话所在处,也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办公地,今天早上也显得特别热闹,一堆老头儿、老太太吵吵嚷嚷地争执着,一个操山东口音的老太太说:

“哎,三儿他叔啊,你有文化,还是你来写两字儿吧!”

“三儿他叔”是老北京,回道:

“胡大姐人家当了二十年小学校长,那字儿写得别提多帅啦,让胡大姐写!”

“哎,三儿他叔啊,这你可别推了,你是工人阶级,写革命委员会最合适,得,就是你了!”说着,把毛笔交到“三儿他叔”手中。

小桌儿上铺了张腥红的纸,“三儿他叔”架上老花镜,歪歪斜斜地在红纸上写上:

干面胡同革命居民委员会

从家到学校,短短二十分钟的路程,雨后春笋地成立了数不清的革委会:

副食商店革委会;
粮食店革委会;
煤柴铺革委会;
妇女联合会革委会;
警察大队革委会;
每个铺子、店子、机关、单位、学校、工厂的门口,全竖起了“革委会”的牌子。

回到学校,校门口也贴了一张大红纸:

“北京红卫中学革命委员会”

以前的六十九中学,也嫌不够革命,改成了红卫中学。

门口摆了几张课桌,学校的两扇大门,关上了一扇,另一扇虽敞开着,但被那几张课桌堵塞着,只余下一个人走路的通道。几个看似面熟却又不认识的高年级同学,在课桌上记录着什么。

我推着自行车,打算穿过这条通道走到学校里面去,有人从课桌后面问道:

“喂,站住!什么出身?”

我的家庭情况是我最不愿提起的事情,见他这样问,心虚了一下,支吾道:

“职员。”

职员,这个家庭出身成份可以说是最广泛的,银行业务员、教师、医生、护士、会计等等,皆可以职员称之。而职员的文化程度,多比工人、贫下中农为高,高到什么程度?自中学至大学至博士,皆可作职员,因此,职员的成份,用当时的话来说是最复杂难测的。

我回答了出身“职员”后,那问我的同学以很怀疑的目光在我身上扫了几眼,加了句:

“职员?是真的吗?”

他不认识我,当然不知道我有个右派父亲,但他这样问我,我马上有无地自容的感觉,我既不能在他和其他一大群不认识的同学面前,表露我那罪恶的父亲,又不能否认我刚才回答的话。一时之间,竟不知做什么才好。

“她爸是右派!”我的脸刷一下白了,听得出来,那是我们班的郭秋生的声音。

“我爸六二年就摘了右派帽子了。”我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大声辩解着,虽然我心里明白这辩解是徒劳的。

“摘了帽子,就是摘帽右派,你懂不懂?”还是那个刚才问我话的那位陌生同学,“你要好好跟你父亲划清界限,别跟我们耍这种态度……”话还没说完,又叫郭秋生打断了:

“她家还有海外关系呢!又是香港,又是美国的。”

当年,在北京有海外关系的人极少,香港和美国被视作敌对地区和国家,谁家的亲戚有在港或在美的,就会被人怀疑有作特务的嫌疑。

听到郭秋生的揭发,我简直如同被人剥了衣服似的尴尬无比,无地自容,我不能反驳,因这些都是事实,但旁观的同学那鄙视的眼光,令我失去了最后支撑着的一点自尊。

我推着自行车几乎是跌跌撞撞地走出人群,扔下背后议论着我的一片嗡嗡声,走到教学楼前,一幅巨大的对联陡然出现眼前: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是:基本如此

斗方的大字,霸道地贴在楼门口每人必经之地,很多同学围在前面议论着。我当然没有心情去听他们的议论,悲哀而又孤独地走回教室。虽然早已过了上课时间,但教室里没有什么同学,教师也不来上课,教室,成了“革命”之余,同学们回来歇息的地方。

我走到我的座位上,坐下,强忍着泪水,喉咙梗塞得几乎透不过气来,脸胀得发热,我对自己说:

“我不能哭,不能让他们看见我态度不好,谁叫我出身不好呢,我得下决心跟这个家庭划清界限。”之后,我又在心中千百次地诅咒我的家庭,右派的父亲。“何必要生我呢?假如我诞生在我们下乡劳动的贫农马大爷家,虽家徒四壁,我也免了受这些罪啊。”

胡思乱想之际,忽听教室后面传来一阵强压制下的嘤嘤哭泣声,我转过头,见边秀珍正将头埋在圈起来的手臂中,肩膀哭得一抽一抽的,旁边杨玉凡正在安慰着她。我忙走过去,问边秀珍怎么回事?

“她爸妈全自杀了。”杨玉凡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耳语道。

我愕然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原来,边秀珍的父母解放前是开小杂货店的,解放后,便划了个“小业主”的成份,文化革命一来,小业主也成了剥削人的小资本家,也是双手沾满劳动人民鲜血的寄生虫。

前天,街道革委会通知边家附近的中学红卫兵去抄这小资本家的老窝。边秀珍的父母本来就是一对安分守己、胆小怕事的夫妇,红卫兵来了,抄了半天,也没抄出什么“罪证”来,一伙人把边家折腾个天翻地覆之后,就走了。

红卫兵走了,把这一对老夫妇吓坏了,他们怎么也想不透自己触犯了哪条法律,而且,几十年和和睦睦的街坊邻居,一下子都鄙视地疏远起他们了。

于是,老两口想了个通宵,就在昨天,边秀珍放学回家以后,二老拉着她说这说那,又塞给她一百多块钱,说日后留着用,接着,就让女儿上街买些酱油、醋、盐之类的杂货。当边秀珍回家之后,发现爸妈已双双自缢在堂屋的房梁上,手上的酱油瓶、醋瓶“啪”地都掉在了地上,紫黑色的酱醋汤,泛着又酸又咸的怪味,在砖地上面流淌。

边秀珍凄厉的喊声惊动了邻居,邻居们这才纷纷走来,将二老从房梁上解救下来,但边秀珍与她的父母已成了两个世界的人。

我站在边秀珍身边,无话可说,捉住她那只冰冷的小手握着,边秀珍抬起哭肿的眼睛看着我,我们相视无言。

赵晓莉走进教室来,我忙迎上去跟她打招呼。晓莉原来在我们班是很骄傲的女生,父亲是学校校长,又是革命干部出身,晓莉很早便入了共青团,是班上、学校里的红人。

以前,我和赵晓莉的关系普通得几近冷淡,因我俩的出身、处境相差实在太远了,赵晓莉惟有教育我的份儿,而我,惟有听教育的份儿,连普通朋友都算不上,更遑论莫逆之交了。

而现在,赵同庆校长自从在学校被批斗以后,不知为什么,我感觉上觉得跟晓莉似乎近了很多:

“赵晓莉,你来啦!”

我那感觉中,晓莉已成了我们这一“族”中的人,什么“族”?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一族呗,晓莉前几天还是堂堂正正的革干出身,赵同庆一被打成黑帮人物,她立刻便成了我们的“族类”了,说起来颇令人有唏嘘之感。

赵晓莉听见我招呼她,脸上并没有表现出相应的热情,只冲我点了点头,那种矜持的样子仿佛她老爸没出事似的。停了一会儿,她走到我桌旁,轻声说道:

“以后叫我赵党生,我已经改名儿了。”

我怔了一下,随即马上领会到她这是在跟家庭划清界限——我们这一族人的一生使命,于是很心领神会地点点头。

忽然,我想应该把我们这一族人的最新“情报”通知给她,便扯了她坐在我旁边,很小声地告诉她:

“你知道吗?边秀珍的父母都自杀了。”

“她父母有什么问题?”

“是解放前做小买卖的,人家说是小资本家。”

“噢,这样啊。”晓莉边说边站起来,脸上不但没有一点儿同情,反倒有一撇轻蔑与不屑。

虽然晓莉并没有说什么,但我立刻后悔告诉了她边秀珍的事。

“国振强,你等等。”晓莉突然看到国振强从教室门口走过,忙叫住他。

国振强虽不是我们班的,但素来与晓莉来往密切,学校同学都在盛传他俩搞对象(拍拖),但自从赵校长被国振强贴了大字报,又开了一次批斗会之后,国振强与赵晓莉的关系似乎有了微妙的转变。

就拿最近学校里成立红卫兵团的事来看,国振强一下子就成了红卫兵头头,而赵晓莉怎么争取也争取不上,据说就是国振强坚持原则,不让父亲已成黑五类的赵晓莉加入。

听,晓莉一个箭步窜出教室,跟国振强大声吵起来:

“你凭什么阻挠我参加红卫兵?”

“你听我说,参加红卫兵得是红五类出身。”

“我怎么就不算?”

“你……你原来是,前几天,嗯……你爸出事了,就……”国振强碍于与晓莉的感情,吭吭哧哧说得不清不楚。

“我不是那天宣布跟我爸赵同庆脱离关系了吗?他是黑帮是他的事,我还是我。”

“你怎么不讲理?红五类出身是爸妈都没有问题的,你爸是有问题的,你再怎么脱离关系,他也是你爸!你也是受过他影响的。”

“他三二年入党,一直跟党干革命,跟地富反坏右怎么能一样?我跟那些黑五类的狗崽子也不能归成一类。”

听到这里,我立刻明白了刚才晓莉的那种轻蔑与不屑目光的全部含意了。

“好了,我们再去讨论讨论。”国振强扔下这一句话,撇下晓莉一个人倚着教室门框。

突然,一个冷不丁,晓莉被撞了个趔趄,抬头一看,原来是刘创国,晓莉没好气地骂道:

“讨厌,没长眼睛啊?”

“你才没长眼呢,好狗不挡道儿!”

“什么?你骂我狗?你才是狗呢,标准的狗崽子。”赵晓莉毫不客气地骂道。

刘创国的出身在我们班属最糟糕的一个,他爸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任军事工程师,军衔是少校,刚解放就被镇压,关在监狱里,刘创国和他妹妹几乎一生下来就没见过他爸,但在他们住的街道受人监视,在学校受人歧视。

不过,刘创国的学习成绩却是全班第一,数理化好,中文、英文也一样好。班上那些共青团员,学习不如刘创国的,都十分不服气这个出身黑五类的“狗崽子”竟然功课会好过他们,赵晓莉也是其中一个。

刘创国听了晓莉的骂声,非但没有恼怒,反面诡秘地一笑,低声而又清晰地说道:

“喂,赵党生同志,如今您跟我一样啦,咱们全是狗崽子!”

晓莉气得脸发白,指着刘创国:

“你个臭不要脸的,谁跟你一样?”

刘创国又是一笑,背着他那大书包走出教室。

不知怎的,边秀珍的家变总是盘旋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似有似无地笼罩着我。

放学了,“预感”莫名其妙地使我不想回家,推着自行车走出校门,骑上车,在街上胡乱逛着。穿过破了“四旧”的王府井大街,不,此时已改成人民路了,向东一拐,进了东单三条,赫然见到一大群人围在一个铁栅门前。

这里,是东单三条三十三号,罗马天主教圣心会办的圣母院。

大门与修道院的主堂之间,有一个很宽敞的院子,里面树林参差,绿荫处处,以前,我常和同学来这里扒着铁栅栏门好奇地往里望,听着里面传出来伴着风琴的圣诗音乐,好听极了,披着白巾的修女在院子里匆匆经过,见到我们这些小孩子,总是友善地笑笑,打个招呼。

今天这儿是怎么了?凶多吉少吧,几天来的“经验”已使我变得聪明了。

果真,院子里变得七零八落,乱七八糟地堆着糊大字报的浆糊桶、油漆罐,还有木棍、绳子……,满院子都是人,有学生,也有工人,铁栅栏门半开着,似乎并不阻止人进去。我挤到前面,走进院子。

这是平生第一次走进修道院,但心中却完全没有小说中描写的那种圣洁感。主堂的大门敞开着,里面传出严厉的训话声,我从人群里钻进去。

那是一间典型的罗马式木结构穹顶教堂,圣坛空着,一无所有。圣母玛丽亚的雕像被弃置在旁边,头顶触地,还被人用墨笔涂了个大花脸。

长条木椅,一律都搬到墙根下,主堂中间空出的地方,站着一排挂着木牌子的人,那木牌子上有的写“现行反革命×××”,有的写“国民党特务×××”,五花八门。

另一边则跪着一排修女,她们的牌子写着“我利用宗教反党”、“我罪该万死”、“我是吸血虫”……。

几个穿着黄军装的中学生,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口中大声说道:

“你们这群吸饱了人民血汗的寄生虫,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宣扬反动宗教,帝国主义向来就善于利用宗教来侵蚀中国人民的灵魂,你们,就是充当了帝国主义的走狗!”

那些挂着牌子的修女和反革命,低着头,一动都不敢动,瑟缩地望着脚下的一片地。

一个中学生一边说着,一边解下腰中系着的棕色皮带,不紧不慢地将皮带的头尾叠在一起握在手中,巡视着修女和反革命们。

突然,他走到一个满头白发、头顶略秃的老头前面,我透过人群,看见那老头左摇右摆地似乎站不住的样子,但看不清他挂的牌子上写着什么。

“啪”的一声,中学生的皮带劈头盖脸地落在老头身上,人群中有几个女人“啊呀”了一声,我的心跳得很厉害,但却没“啊”出来,中学生马上回过头,向着我们这群人大吼一声:

“乱叫什么?你们这叫什么阶级感情?他是专门传播迷信的反动会道门的黑头头,把他揪出来,他当然心怀不满,想伺机报复……”

正说着,那白发老头“扑通”一声歪倒在地上,中学生立刻提起手中的腰带没头没脸地又一顿抽打:

“帝国主义走狗,你别装死,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痛打落水狗’,你起来不起来?你不起来,我今天就打死你这条落水狗!”

老头蠕动了一下,慢慢从地上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半边身子沾满了地上的灰尘,另一边苍白的脸上,从太阳穴“爬”下一条深色的“蚯蚓”,弯弯曲曲地直延到腮旁。

那是血!

我觉得有些晕,透不过气来,心脏狂跳,像是要跳出嗓子眼一样,于是便退出人群离开了东单三条三十三号——圣洁的圣母堂。

太阳已经西斜了,血红色的夕阳把整个东单三条染成了昏黄色,“呀呀”叫的乌鸦低低地掠过灰色的四合院房顶,北京这几年不知哪儿来了这么多乌鸦。

天都快黑了,是回家的时候了,但我真是不想,也不敢回家,边秀珍父母双双自杀的事,跟刚才那个白发老头的影子,像阴霾似的搅得我心神不安,万一我回到家,见到……

我不敢想下去,故意哼着一首刚学的毛主席语录歌: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拐进干面胡同,我的心都提起来了,远远望去,家门口似没有什么动静,把自行车停下,掏出钥匙开门,院里也没有异样,将车放好,推开屋门——平安无事!我心中模仿着电影“平原游击队”里打更老头的叫声“平安无事啰”,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母亲还未回,今天有政治学习,要十点才到家。信箱中有一封父亲的信,等妈回来再拆吧。

草草吃了晚饭,歪倒在沙发上,心里想着今天一天发生的事,不禁感到有些迷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岂不是要把我们的这些出身不好的全骂成“混蛋”,我们就不能走革命的道路吗?如果这样,我们还一天到晚地发誓什么“与家庭划清界限”?

怎么我隐隐约约觉得这对联与党的一贯政策不符呢?党?学校的校长赵同庆是党员,也给揪出来了,听说市教育局局长,北京市委好几个干部也揪出来了。对了,毛主席当然代表党,毛主席知道不知道这个对联呢?他老人家能同意吗?

脑子里面混乱一片,今天发生的事情,太突如其来了,简直不知如何理顺它。

时钟指到十点,十一点,母亲还没有回来,一定是在医院出事了,怎么办?家里没有电话,公用电话早已停止营业,再说,即使打通了电话,医院能告诉我什么?“你母亲有政治问题,需要审查”,“你母亲抗拒思想改造,情节严重,暂不能回家”……

一惊之下,醒了,原来是一场梦。

堂屋的灯亮着,睡房的灯也亮着,母亲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正在翻什么东西,我走过去,一边打呵欠一边说:

“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不知道。”

母亲仍低头翻找着什么,没理我的话,却说:

“今天我们医院传达了文件,所有拥有私房的,一律要将房产上缴,明天就得缴,我现在就得把房契找出来。”

“明天?你上班我上学,谁去缴呀!”

“我明天早上走得早,我把要上缴的东西全放在这信封里,你上学之前交给大妈,请大妈帮我们去上缴。”大妈是我们多年的邻居。

“好哇。”我并没觉出有什么大问题。

“唉,以后这房成了公房,可能我们娘儿俩就不让住那么多间房了。”母亲忧愁地说道。

“怎么会呢?缴房就是把房产权交给公家,我们就没有私产了,那还不好?再说,不让我们住那么多房,那才好呢,我们就不是资产阶级了。”我心中颇为得意,甚至连“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阴影也消散了一些。

母亲瞥了我一眼,一声不响走进洗澡房去了。

文学城作者博客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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