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八月，应该是秋天了，太阳还是灼灼地烤着北京城，今年的夏天热得人心烦，秋风却迟迟不愿吹来，北京人说这叫“秋老虎”——比夏天热的时候还令人不舒服。
这个时候，每年应该是放暑假的日子，但这一年——一九六六年，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一年，好像谁也没有想起还有放暑假这回事，我们都照常回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今天起了个大早，翻箱倒柜找那件哥哥穿旧的黄制服——现在学校里流行穿旧军装，洗旧的、泛着白的土黄色军服，不论男女，腰上束一条腰带，显得英姿勃勃。
但我们这种家庭怎可能有解放军的旧军装？惟有找出哥哥的那套黄颜色的制服顶替，也可暂时弥补一下心中的缺憾。
黄制服找出来了，穿在我瘦弱的身上，晃里晃当的，又没有腰带束身，哎，反正聊胜于无。走到镜前，将本来就不长的短发拢到脑后，学赵晓莉的样子，一边梳起一个“小刷子”。黄制服、小刷子、蓝布裤，我觉得我跟班上很多同学都一样了。
今后，打死我，我也不再穿母亲给我的呢子外套和丝绒小夹袄了——那么资产阶级化。
心安理得地走出大门，骑上自行车，街上好像比平时热闹了很多。
原本灰白色的胡同墙上，涂上了鲜红色的油漆，白色的宋体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胡同里的惟一的政府大机关——北京红十字会，门口围了一大群人，其中一人正举着一个油着红漆字的牌子，另一人取下挂在门口侧的黑字招牌——北京红十字会，那红字的牌子上写着：
北京红十字会革命委员会
胡同西口有个小门脸儿，原来是公共传呼电话所在处，也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办公地，今天早上也显得特别热闹，一堆老头儿、老太太吵吵嚷嚷地争执着，一个操山东口音的老太太说：
“哎，三儿他叔啊，你有文化，还是你来写两字儿吧！”
“三儿他叔”是老北京，回道：
“胡大姐人家当了二十年小学校长，那字儿写得别提多帅啦，让胡大姐写！”
“哎，三儿他叔啊，这你可别推了，你是工人阶级，写革命委员会最合适，得，就是你了！”说着，把毛笔交到“三儿他叔”手中。
小桌儿上铺了张腥红的纸，“三儿他叔”架上老花镜，歪歪斜斜地在红纸上写上：
干面胡同革命居民委员会
从家到学校，短短二十分钟的路程，雨后春笋地成立了数不清的革委会：
副食商店革委会；
粮食店革委会；
煤柴铺革委会；
妇女联合会革委会；
警察大队革委会；
每个铺子、店子、机关、单位、学校、工厂的门口，全竖起了“革委会”的牌子。
回到学校，校门口也贴了一张大红纸：
“北京红卫中学革命委员会”
以前的六十九中学，也嫌不够革命，改成了红卫中学。
门口摆了几张课桌，学校的两扇大门，关上了一扇，另一扇虽敞开着，但被那几张课桌堵塞着，只余下一个人走路的通道。几个看似面熟却又不认识的高年级同学，在课桌上记录着什么。
我推着自行车，打算穿过这条通道走到学校里面去，有人从课桌后面问道：
“喂，站住！什么出身？”
我的家庭情况是我最不愿提起的事情，见他这样问，心虚了一下，支吾道：
“职员。”
职员，这个家庭出身成份可以说是最广泛的，银行业务员、教师、医生、护士、会计等等，皆可以职员称之。而职员的文化程度，多比工人、贫下中农为高，高到什么程度？自中学至大学至博士，皆可作职员，因此，职员的成份，用当时的话来说是最复杂难测的。
我回答了出身“职员”后，那问我的同学以很怀疑的目光在我身上扫了几眼，加了句：
“职员？是真的吗？”
他不认识我，当然不知道我有个右派父亲，但他这样问我，我马上有无地自容的感觉，我既不能在他和其他一大群不认识的同学面前，表露我那罪恶的父亲，又不能否认我刚才回答的话。一时之间，竟不知做什么才好。
“她爸是右派！”我的脸刷一下白了，听得出来，那是我们班的郭秋生的声音。
“我爸六二年就摘了右派帽子了。”我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大声辩解着，虽然我心里明白这辩解是徒劳的。
“摘了帽子，就是摘帽右派，你懂不懂？”还是那个刚才问我话的那位陌生同学，“你要好好跟你父亲划清界限，别跟我们耍这种态度……”话还没说完，又叫郭秋生打断了：
“她家还有海外关系呢！又是香港，又是美国的。”
当年，在北京有海外关系的人极少，香港和美国被视作敌对地区和国家，谁家的亲戚有在港或在美的，就会被人怀疑有作特务的嫌疑。
听到郭秋生的揭发，我简直如同被人剥了衣服似的尴尬无比，无地自容，我不能反驳，因这些都是事实，但旁观的同学那鄙视的眼光，令我失去了最后支撑着的一点自尊。
我推着自行车几乎是跌跌撞撞地走出人群，扔下背后议论着我的一片嗡嗡声，走到教学楼前，一幅巨大的对联陡然出现眼前：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是：基本如此
斗方的大字，霸道地贴在楼门口每人必经之地，很多同学围在前面议论着。我当然没有心情去听他们的议论，悲哀而又孤独地走回教室。虽然早已过了上课时间，但教室里没有什么同学，教师也不来上课，教室，成了“革命”之余，同学们回来歇息的地方。
我走到我的座位上，坐下，强忍着泪水，喉咙梗塞得几乎透不过气来，脸胀得发热，我对自己说：
“我不能哭，不能让他们看见我态度不好，谁叫我出身不好呢，我得下决心跟这个家庭划清界限。”之后，我又在心中千百次地诅咒我的家庭，右派的父亲。“何必要生我呢？假如我诞生在我们下乡劳动的贫农马大爷家，虽家徒四壁，我也免了受这些罪啊。”
胡思乱想之际，忽听教室后面传来一阵强压制下的嘤嘤哭泣声，我转过头，见边秀珍正将头埋在圈起来的手臂中，肩膀哭得一抽一抽的，旁边杨玉凡正在安慰着她。我忙走过去，问边秀珍怎么回事？
“她爸妈全自杀了。”杨玉凡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耳语道。
我愕然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原来，边秀珍的父母解放前是开小杂货店的，解放后，便划了个“小业主”的成份，文化革命一来，小业主也成了剥削人的小资本家，也是双手沾满劳动人民鲜血的寄生虫。
前天，街道革委会通知边家附近的中学红卫兵去抄这小资本家的老窝。边秀珍的父母本来就是一对安分守己、胆小怕事的夫妇，红卫兵来了，抄了半天，也没抄出什么“罪证”来，一伙人把边家折腾个天翻地覆之后，就走了。
红卫兵走了，把这一对老夫妇吓坏了，他们怎么也想不透自己触犯了哪条法律，而且，几十年和和睦睦的街坊邻居，一下子都鄙视地疏远起他们了。
于是，老两口想了个通宵，就在昨天，边秀珍放学回家以后，二老拉着她说这说那，又塞给她一百多块钱，说日后留着用，接着，就让女儿上街买些酱油、醋、盐之类的杂货。当边秀珍回家之后，发现爸妈已双双自缢在堂屋的房梁上，手上的酱油瓶、醋瓶“啪”地都掉在了地上，紫黑色的酱醋汤，泛着又酸又咸的怪味，在砖地上面流淌。
边秀珍凄厉的喊声惊动了邻居，邻居们这才纷纷走来，将二老从房梁上解救下来，但边秀珍与她的父母已成了两个世界的人。
我站在边秀珍身边，无话可说，捉住她那只冰冷的小手握着，边秀珍抬起哭肿的眼睛看着我，我们相视无言。
赵晓莉走进教室来，我忙迎上去跟她打招呼。晓莉原来在我们班是很骄傲的女生，父亲是学校校长，又是革命干部出身，晓莉很早便入了共青团，是班上、学校里的红人。
以前，我和赵晓莉的关系普通得几近冷淡，因我俩的出身、处境相差实在太远了，赵晓莉惟有教育我的份儿，而我，惟有听教育的份儿，连普通朋友都算不上，更遑论莫逆之交了。
而现在，赵同庆校长自从在学校被批斗以后，不知为什么，我感觉上觉得跟晓莉似乎近了很多：
“赵晓莉，你来啦！”
我那感觉中，晓莉已成了我们这一“族”中的人，什么“族”？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一族呗，晓莉前几天还是堂堂正正的革干出身，赵同庆一被打成黑帮人物，她立刻便成了我们的“族类”了，说起来颇令人有唏嘘之感。
赵晓莉听见我招呼她，脸上并没有表现出相应的热情，只冲我点了点头，那种矜持的样子仿佛她老爸没出事似的。停了一会儿，她走到我桌旁，轻声说道：
“以后叫我赵党生，我已经改名儿了。”
我怔了一下，随即马上领会到她这是在跟家庭划清界限——我们这一族人的一生使命，于是很心领神会地点点头。
忽然，我想应该把我们这一族人的最新“情报”通知给她，便扯了她坐在我旁边，很小声地告诉她：
“你知道吗？边秀珍的父母都自杀了。”
“她父母有什么问题？”
“是解放前做小买卖的，人家说是小资本家。”
“噢，这样啊。”晓莉边说边站起来，脸上不但没有一点儿同情，反倒有一撇轻蔑与不屑。
虽然晓莉并没有说什么，但我立刻后悔告诉了她边秀珍的事。
“国振强，你等等。”晓莉突然看到国振强从教室门口走过，忙叫住他。
国振强虽不是我们班的，但素来与晓莉来往密切，学校同学都在盛传他俩搞对象（拍拖），但自从赵校长被国振强贴了大字报，又开了一次批斗会之后，国振强与赵晓莉的关系似乎有了微妙的转变。
就拿最近学校里成立红卫兵团的事来看，国振强一下子就成了红卫兵头头，而赵晓莉怎么争取也争取不上，据说就是国振强坚持原则，不让父亲已成黑五类的赵晓莉加入。
听，晓莉一个箭步窜出教室，跟国振强大声吵起来：
“你凭什么阻挠我参加红卫兵？”
“你听我说，参加红卫兵得是红五类出身。”
“我怎么就不算？”
“你……你原来是，前几天，嗯……你爸出事了，就……”国振强碍于与晓莉的感情，吭吭哧哧说得不清不楚。
“我不是那天宣布跟我爸赵同庆脱离关系了吗？他是黑帮是他的事，我还是我。”
“你怎么不讲理？红五类出身是爸妈都没有问题的，你爸是有问题的，你再怎么脱离关系，他也是你爸！你也是受过他影响的。”
“他三二年入党，一直跟党干革命，跟地富反坏右怎么能一样？我跟那些黑五类的狗崽子也不能归成一类。”
听到这里，我立刻明白了刚才晓莉的那种轻蔑与不屑目光的全部含意了。
“好了，我们再去讨论讨论。”国振强扔下这一句话，撇下晓莉一个人倚着教室门框。
突然，一个冷不丁，晓莉被撞了个趔趄，抬头一看，原来是刘创国，晓莉没好气地骂道：
“讨厌，没长眼睛啊？”
“你才没长眼呢，好狗不挡道儿！”
“什么？你骂我狗？你才是狗呢，标准的狗崽子。”赵晓莉毫不客气地骂道。
刘创国的出身在我们班属最糟糕的一个，他爸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任军事工程师，军衔是少校，刚解放就被镇压，关在监狱里，刘创国和他妹妹几乎一生下来就没见过他爸，但在他们住的街道受人监视，在学校受人歧视。
不过，刘创国的学习成绩却是全班第一，数理化好，中文、英文也一样好。班上那些共青团员，学习不如刘创国的，都十分不服气这个出身黑五类的“狗崽子”竟然功课会好过他们，赵晓莉也是其中一个。
刘创国听了晓莉的骂声，非但没有恼怒，反面诡秘地一笑，低声而又清晰地说道：
“喂，赵党生同志，如今您跟我一样啦，咱们全是狗崽子！”
晓莉气得脸发白，指着刘创国：
“你个臭不要脸的，谁跟你一样？”
刘创国又是一笑，背着他那大书包走出教室。
不知怎的，边秀珍的家变总是盘旋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似有似无地笼罩着我。
放学了，“预感”莫名其妙地使我不想回家，推着自行车走出校门，骑上车，在街上胡乱逛着。穿过破了“四旧”的王府井大街，不，此时已改成人民路了，向东一拐，进了东单三条，赫然见到一大群人围在一个铁栅门前。
这里，是东单三条三十三号，罗马天主教圣心会办的圣母院。
大门与修道院的主堂之间，有一个很宽敞的院子，里面树林参差，绿荫处处，以前，我常和同学来这里扒着铁栅栏门好奇地往里望，听着里面传出来伴着风琴的圣诗音乐，好听极了，披着白巾的修女在院子里匆匆经过，见到我们这些小孩子，总是友善地笑笑，打个招呼。
今天这儿是怎么了？凶多吉少吧，几天来的“经验”已使我变得聪明了。
果真，院子里变得七零八落，乱七八糟地堆着糊大字报的浆糊桶、油漆罐，还有木棍、绳子……，满院子都是人，有学生，也有工人，铁栅栏门半开着，似乎并不阻止人进去。我挤到前面，走进院子。
这是平生第一次走进修道院，但心中却完全没有小说中描写的那种圣洁感。主堂的大门敞开着，里面传出严厉的训话声，我从人群里钻进去。
那是一间典型的罗马式木结构穹顶教堂，圣坛空着，一无所有。圣母玛丽亚的雕像被弃置在旁边，头顶触地，还被人用墨笔涂了个大花脸。
长条木椅，一律都搬到墙根下，主堂中间空出的地方，站着一排挂着木牌子的人，那木牌子上有的写“现行反革命×××”，有的写“国民党特务×××”，五花八门。
另一边则跪着一排修女，她们的牌子写着“我利用宗教反党”、“我罪该万死”、“我是吸血虫”……。
几个穿着黄军装的中学生，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口中大声说道：
“你们这群吸饱了人民血汗的寄生虫，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宣扬反动宗教，帝国主义向来就善于利用宗教来侵蚀中国人民的灵魂，你们，就是充当了帝国主义的走狗！”
那些挂着牌子的修女和反革命，低着头，一动都不敢动，瑟缩地望着脚下的一片地。
一个中学生一边说着，一边解下腰中系着的棕色皮带，不紧不慢地将皮带的头尾叠在一起握在手中，巡视着修女和反革命们。
突然，他走到一个满头白发、头顶略秃的老头前面，我透过人群，看见那老头左摇右摆地似乎站不住的样子，但看不清他挂的牌子上写着什么。
“啪”的一声，中学生的皮带劈头盖脸地落在老头身上，人群中有几个女人“啊呀”了一声，我的心跳得很厉害，但却没“啊”出来，中学生马上回过头，向着我们这群人大吼一声：
“乱叫什么？你们这叫什么阶级感情？他是专门传播迷信的反动会道门的黑头头，把他揪出来，他当然心怀不满，想伺机报复……”
正说着，那白发老头“扑通”一声歪倒在地上，中学生立刻提起手中的腰带没头没脸地又一顿抽打：
“帝国主义走狗，你别装死，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痛打落水狗’，你起来不起来？你不起来，我今天就打死你这条落水狗！”
老头蠕动了一下，慢慢从地上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半边身子沾满了地上的灰尘，另一边苍白的脸上，从太阳穴“爬”下一条深色的“蚯蚓”，弯弯曲曲地直延到腮旁。
那是血！
我觉得有些晕，透不过气来，心脏狂跳，像是要跳出嗓子眼一样，于是便退出人群离开了东单三条三十三号——圣洁的圣母堂。
太阳已经西斜了，血红色的夕阳把整个东单三条染成了昏黄色，“呀呀”叫的乌鸦低低地掠过灰色的四合院房顶，北京这几年不知哪儿来了这么多乌鸦。
天都快黑了，是回家的时候了，但我真是不想，也不敢回家，边秀珍父母双双自杀的事，跟刚才那个白发老头的影子，像阴霾似的搅得我心神不安，万一我回到家，见到……
我不敢想下去，故意哼着一首刚学的毛主席语录歌：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拐进干面胡同，我的心都提起来了，远远望去，家门口似没有什么动静，把自行车停下，掏出钥匙开门，院里也没有异样，将车放好，推开屋门——平安无事！我心中模仿着电影“平原游击队”里打更老头的叫声“平安无事啰”，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母亲还未回，今天有政治学习，要十点才到家。信箱中有一封父亲的信，等妈回来再拆吧。
草草吃了晚饭，歪倒在沙发上，心里想着今天一天发生的事，不禁感到有些迷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岂不是要把我们的这些出身不好的全骂成“混蛋”，我们就不能走革命的道路吗？如果这样，我们还一天到晚地发誓什么“与家庭划清界限”？
怎么我隐隐约约觉得这对联与党的一贯政策不符呢？党？学校的校长赵同庆是党员，也给揪出来了，听说市教育局局长，北京市委好几个干部也揪出来了。对了，毛主席当然代表党，毛主席知道不知道这个对联呢？他老人家能同意吗？
脑子里面混乱一片，今天发生的事情，太突如其来了，简直不知如何理顺它。
时钟指到十点，十一点，母亲还没有回来，一定是在医院出事了，怎么办？家里没有电话，公用电话早已停止营业，再说，即使打通了电话，医院能告诉我什么？“你母亲有政治问题，需要审查”，“你母亲抗拒思想改造，情节严重，暂不能回家”……
一惊之下，醒了，原来是一场梦。
堂屋的灯亮着，睡房的灯也亮着，母亲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正在翻什么东西，我走过去，一边打呵欠一边说：
“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不知道。”
母亲仍低头翻找着什么，没理我的话，却说：
“今天我们医院传达了文件，所有拥有私房的，一律要将房产上缴，明天就得缴，我现在就得把房契找出来。”
“明天？你上班我上学，谁去缴呀！”
“我明天早上走得早，我把要上缴的东西全放在这信封里，你上学之前交给大妈，请大妈帮我们去上缴。”大妈是我们多年的邻居。
“好哇。”我并没觉出有什么大问题。
“唉，以后这房成了公房，可能我们娘儿俩就不让住那么多间房了。”母亲忧愁地说道。
“怎么会呢？缴房就是把房产权交给公家，我们就没有私产了，那还不好？再说，不让我们住那么多房，那才好呢，我们就不是资产阶级了。”我心中颇为得意，甚至连“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阴影也消散了一些。
母亲瞥了我一眼，一声不响走进洗澡房去了。
文学城作者博客
（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