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天琦判囚6年。我脸书（facebook）和身边的“黄丝”朋友除了在同情和哀伤之外，有些更深感亏欠，甚至心底里认为他做了自己想做但不敢做的事，是在替代自己受苦。人们纷纷自愧不如，赞他勇敢、真诚、敢于牺牲、能人所不能，是位少年英雄。
诚然，梁天琦的刑期虽然很重，我也一样心有戚戚，但令我不安的是，在同情和亏欠以外，人们似乎无法直视及反思梁天琦及其一代激进右翼青年这阵子共同表现出来的方向迷失及焦虑。
谁的眼睛要是没有被眼泪淹没，也该能看得出在法庭上的梁天琦，跟那个旺角骚乱后人生攀升至政治顶峰的梁天琦，是彻底不同。一个是号召“无底线”暴力抗争，旺角骚乱后高举“以死相搏”，并以此作为选举招牌的梁天琦；另一个则是在庭上指当晚他战友黄台仰在骚乱现场号召群众倒数“3、2、1”冲击之际，心里抱有疑问“冲过去，系无意思，系送死”的梁天琦。甚至有在庭上读出的求情信指，梁天琦愿意在刑满出狱后以“非暴力”方式为香港打拼。然而我感到困惑的是：这是梁天琦的路线转向吗？抑或只是之前像签确认书般，在庭上也放低一下原则以赢取自由？
无独有偶，这种近乎自我推翻的动摇及迷失，也体现在他的同代人身上，如梁颂恒在被DQ（取消资格）后受访时说要“珍惜生命，远离政治”，抑或为围堵行动感后悔的冯敬恩所说的往后要“make opinion”而非“make noise”等等。再举一例：记得早前梁天琦在梁颂恒、游蕙祯DQ事件之后接受电视访问，谈到自己为何在宣誓风波中未有现身，他除了坦承“选择了自己”和“懦弱”之外，还觉得自己“仲系好废，好多时候都系得个噏字”，没有“坚实理论基础在背后”，所以选择去读书。
我想指出，上列的转变，如果不以怀疑的目光视之为暂时的托词、下台阶或减刑手段，而是视之为反思过后真实的犹豫或转变，当梁天琦也自感“好废”、缺乏坚固基础，那下一步，我们该做的就恐怕不止是延续对这些政治少年无条件的同情及支持（纵然人们或许顶多就是象征式地表达一下不同意，但……），而是跟他们一同反思：到底他们以及我们的不足是什么？最初一往无前的理想在哪里触礁？而需要修正及超越的地方又在何处？
无底线之轻和重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梁天琦等一代青年运动所共有的问题，那就是所谓的“无底线抗争”。“无底线”，作为一个将抗争从一切伦理和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构想，作为抗争者有权蔑视任何规范的依据，确是散发出一种浪漫任性的“轻”的感觉。强调无“大台”、无组织、无底线，总之，他们跟抗争的关系亦只有一点——那就是拒绝任何包袱的抗争自由。
然而，与其说“无底线”是一种自由，倒不如说是特权——一种毋须再努力证明和深究自己的论述和行动是否具有正当性、是否符合伦理的特权。像是梁颂恒以“鸭脷洲口音”的不诚说辞来回避别人针对他有关“支那论”的质疑，以至梁天琦说过的“记者遇袭系抗争沙石”（“沙石”就是无足轻重），也都很能反映出同一种轻飘飘的非伦理心态。
然而企图从所有伦理和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抗争幻想，甚至使任何真正共同的行动都变得不可能，事后看来造成的更多是意料之外的混乱。不讳言，骚乱恰是本土民主前线的“光复行动”的极端变奏版。实际上旺角骚乱中，也根本不存在一份共同的行动纲领或宣言，甚至主事人现在才告白，原来是否要如此这般地升级，是否应该如“送死”般“3、2、1，冲”，对于这个引爆一整晚冲突的“决定”，根本就是莫衷一是。
可是这份“无底线”的轻，却导致了相当沉重的代价，多少人因一时心血来潮而负上巨大刑责，以至有所懊悔。这叫我想起当代法国哲学家巴迪欧在一个访谈所说：“我们需要一种大众纪律，我甚至会说，就像我已经多次说过的，‘那些什么都没有的人，唯一拥有的就是他们的纪律’。那些缺乏财富或武力，也没有权力的穷人，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就是纪律，就是他们共同行动的能力。”换句话，跟“无底线”相反，抗争者跟抗争行动的关系，并非纯粹的自由或当下的感觉，而是意味着行动者对自我所施加的各种有意义的约束和引导，那才构成了真正的自由和共同行动的能力。我认为这是“后雨伞”的重要课题。
渗水的“少年英雄”
究其实，从“光复”到骚乱行动中的抗争伦理问题，本来就是路人皆见。但阻碍反思的是一份廉价的正义感，里头寄身着一种简化的“蛋墙二元论”，也就是说：只要“蛋”是在抗争“墙”，“蛋”的抗争就不证自明；如果“蛋”付出了相当代价，那旁人就更该自愧不如，而非说三道四。然而，世上根本不存在不证自明的社会行动，更何况是在这个势利及保守的香港？然而，这一“蛋墙二元论”，更是强化了上述那种认为不必努力向他人证明及深究自身行动的惰性。
廉价的同情内只存在泡沫
进一步，近10年本土公民社会盛产一个接一个的“少年英雄”，在这里与其说是少年的问题，不如说是成年人的问题。这里存在一份亏欠的情绪，即那些政治少年做了许许多多成年人该做而未做的事。重点在于，这些成年人未必有兴趣去深究什么“自决”或“港独”等进步政治少年的主张；总之，他们一旦看见敢于反抗的青年上阵，很多时就无条件支持，正所谓“下一代，民主靠晒你！”然后捐钱离开。问题是，这其实是一种颇有距离的支持和拥戴，根本缺乏深刻认同。这中间的掌声其实是“渗水”的：当政治少年的种种议程无以为继，这类支持者就只能亏欠及同情，或等待下一个“黄之锋”诞生。
正如梁天琦的代表大状蔡维邦所说，他们的一代“贪图逸乐”、只顾赚钱，推卸民主责任，因而“其实今时今日喺度发生嘅事，系我嘅generation，包括我在内，制造出嚟”。但问题是假若蔡大状一代过去是将政治外判给司徒华和李柱铭，那在今天那种缺乏反思的无条件支持声中，也不过是同样地将责任外判给青年。
真正的支持应该包含行动、承诺和反思，不是无条件支持任何年轻“鸡蛋”，而是真正从理念和行动上投入之余，一同分担共同的未来。在廉价的同情之内，只存在泡沫，而不会生长出命运自主的真正政治力量。
作者是政治及文化评论人
明报2018/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