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秘书长潘永忠在新书发布会上/ 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
在信息高度发达的当今世界，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媒体承担着向社会公众传递讯息的重大责任，往往起着主导舆论导向的作用。新闻媒体的自由关涉着广大民众利益的大事。但是至今，在全球范围，新闻媒体自由仍然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愿望。特别是在中国，新闻媒体出版尚受到种种限制。
旅居德国的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秘书长潘永忠先生所著《走进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一书最近在台湾问世。潘永忠先生在此书中，回顾了中国自古以来对新闻媒体进行审查的惯用手法，追本溯源，分析了现代中国新闻媒体、言论自由等获得民主国家承认的价值观受到严控的现状和原因。潘永忠先生接受了本台的采访。
法广：首先请谈谈你撰写和出版《走进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一书的初衷。
潘永忠：从客观上来说：去年年初，荷兰的伊娃·塔斯基金会（the EVA TAS FOUNDATION，Amsterdam）组织了一个项目，希望出版一本有关中国新闻出版审查制度的书籍。廖天琪老师向该基金会推荐我来承担这一任务，其实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在廖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我接受了这个项目。
从主观上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解释：
1、新闻、写作、出版自由是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基础。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已被现代政治文明社会视为共识。《世界人权宣言》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确认了言论自由基石的重要性。比如：“人人有权在不受干涉下持有意见及主张”与“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发表主张和意见，此项权利包括寻找，接收和传递资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分任何媒介和国界。”
2、新闻媒体的监督是现代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平台。
一个健康的政权必须有监督有制衡，民主国家政府是通过反对党、议会、新闻媒体、民间社团等监督和制衡政府的运作。而新闻媒体是非常的重要，它是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政府施政的一面镜子。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亦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润滑剂和清道夫。
3、社会政治变革，都从新闻、写作等松绑启动。
近30年来的世界民主潮流经验，社会政治变革，首先是让新闻、言论、写作松绑。中国谈社会改革，从邓小平开始提出，至今超过了30余年，社会政治变革的前沿（前期）目标，即解除党禁报禁，言论、写作、出版自由。西方社会在探讨中国的改革之路，都会提出和探讨这一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写作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这一步始终迈不出呢？原因何在？
4、言论、写作、出版自由是中国社会千年顽症。
人们常说：以史为鉴，将历史作为一面镜子。探索和研究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就是为了时刻提醒世人，警醒社会。
法广：你在《走进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一书中，首先注意到：出版审查制度并不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产物。请谈谈，在中国古代，发生过哪些控制舆论自由的典型事例？
潘永忠：任何事物，渊源有自，流风遗迹，承上启下，相沿成俗。出版审查制度，并不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产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均有自己的历史延续和传承。追本溯源，自古以来，中国的君王为了统治臣民，也有近似于出版审查的相关措施，或者称之为手段。
普遍的说法：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公元前213-212年），开创了中国历史对书籍的禁令。其实这不甚严谨，早在商鞅变法中就有“燔诗书而明法令”（公元前356年），才是最早的禁令。燔，意即焚烧、燔烧。诗书，指儒家的书籍，以《诗经》、《尚书》为代表。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焚烧儒家的书籍，使人们的思想受到控制，法令明确，被国人遵守。韩非也说：“儒以文乱法”，一些过时的儒学思想反而会阻碍变法的进行，这应该是燔诗书而明法令的最重要原因吧。
还比如：禁止谶纬之学。中国历史上再次大规模的禁书泛起，是从西晋开始。公元267年，晋武帝司马炎下令，“禁星气、谶纬之学。”简单的解释：“谶”是一种隐秘的语言，假托神仙圣人，预决吉凶，告人政事。
大家都知道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其中有这么一段故事，鱼腹丹书，篝火狐鸣，说的就是鱼肚子里出现了一块丝帕上，上面有朱红丹砂写的“陈胜王”三字；同时在荒庙野地出现狐狸的叫声，嘶喊着“大楚兴，陈胜王”，众人耳闻目睹，真信了天命旨意。
谶纬之学成为了一些统治者的政治工具。王莽提倡谶纬之学，借以证明自己得天命该做皇帝。汉光武帝崇信谶纬，无非是要世人相信，他才是真正受天命的皇帝。东汉末，因“黄家当兴”的预言，才有了张角的黄巾军起义。刘备引用谶纬里“备”字，证明刘备该做皇帝。谶纬成了新朝廷灭旧朝廷的催化剂。
晋武帝司马炎感到谶纬既可为统治者服务，更可为野心家所利用，由此开始了禁谶纬之学。这项禁行持续了几百年，一直到隋朝。明朝、清朝盛行“文字狱”。
法广：清末民初，西方思想文化涌进中国，新闻出版立法等新概念和名词则成为中国知识精英效法的典范。此时的中国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
潘永忠：1898年光绪亲政后，开始推行“戊戌变法”，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承载信息流通的报纸，同样成为学习西方的首要步履。虽说“戊戌变法”仅持续了103天，但戊戌政变后，光绪帝所颁布的准许官民办报的宽松环境完全丧失，重新回到政府严厉的管制之下。不过这一时期前后，还是相继出现了一批报纸，如：《中外纪闻》、《国闻报》、《时务报》、《新民丛报》、《民报》。
“新政”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方方面面，还包括更改旧有法制。1906年，为了应对日益高涨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清政府宣布实行预备仿行立宪。
《大清印刷物专律》，是清政府制订的第一部有关报刊出版的专门法律，分为大纲、印刷人、记载事件、毁谤、教唆、时限等6章41款，是我国关于新闻出版最早出台的专门法律。
1910年，中国清代宣统二年，出台了《大清著作权律》，这是一部关于保障著作者权利的专门法律。其背景还是清政府预备立宪，引进西方国家的法律体系与原则，并制订了一系列的专门法律，《大清著作权律》便是其中之一。
法广：毛泽东如何利用其主张改变了国共的对峙态势？
潘永忠：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人们通常只记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实，毛泽东也注重笔杆子的作用，通过几点就可以了解这段历史。
1、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年全中国有200余个各类政治团体和组织建立，经过28年，中国共产党居然成功了，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它依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取得天下。
2、大家读熟悉国民党政府对红军的“五次围剿”，第五次围剿，红军失败了，一路撤退逃跑。但同时上海、北京等国统区，共产党钻了国民政府《新闻法》、《出版法》的空子，在宣传媒体方面突破了政府的“围剿”。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阵地，大部分被进步文艺刊物占领了。后来的斯诺的“西行漫记”也照样能在上海发行。
3、毛泽东共产党有一种说法：“枪杆子”只是决定战役胜败；而“笔杆子”能索取和赢得天下民心民意，决定中国统治权的归属。
法广
30-06-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