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秘书长潘永忠在新书发布会上/ 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
在信息高度发达的当今世界,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媒体承担着向社会公众传递讯息的重大责任,往往起着主导舆论导向的作用。新闻媒体的自由关涉着广大民众利益的大事。但是至今,在全球范围,新闻媒体自由仍然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愿望。特别是在中国,新闻媒体出版尚受到种种限制。
旅居德国的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秘书长潘永忠先生所著《走进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一书最近在台湾问世。潘永忠先生在此书中,回顾了中国自古以来对新闻媒体进行审查的惯用手法,追本溯源,分析了现代中国新闻媒体、言论自由等获得民主国家承认的价值观受到严控的现状和原因。潘永忠先生接受了本台的采访。
法广:首先请谈谈你撰写和出版《走进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一书的初衷。
潘永忠:从客观上来说:去年年初,荷兰的伊娃·塔斯基金会(the EVA TAS FOUNDATION,Amsterdam)组织了一个项目,希望出版一本有关中国新闻出版审查制度的书籍。廖天琪老师向该基金会推荐我来承担这一任务,其实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在廖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我接受了这个项目。
从主观上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解释:
1、新闻、写作、出版自由是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基础。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已被现代政治文明社会视为共识。《世界人权宣言》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确认了言论自由基石的重要性。比如:“人人有权在不受干涉下持有意见及主张”与“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发表主张和意见,此项权利包括寻找,接收和传递资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分任何媒介和国界。”
2、新闻媒体的监督是现代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平台。
一个健康的政权必须有监督有制衡,民主国家政府是通过反对党、议会、新闻媒体、民间社团等监督和制衡政府的运作。而新闻媒体是非常的重要,它是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政府施政的一面镜子。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亦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润滑剂和清道夫。
3、社会政治变革,都从新闻、写作等松绑启动。
近30年来的世界民主潮流经验,社会政治变革,首先是让新闻、言论、写作松绑。中国谈社会改革,从邓小平开始提出,至今超过了30余年,社会政治变革的前沿(前期)目标,即解除党禁报禁,言论、写作、出版自由。西方社会在探讨中国的改革之路,都会提出和探讨这一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写作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这一步始终迈不出呢?原因何在?
4、言论、写作、出版自由是中国社会千年顽症。
人们常说:以史为鉴,将历史作为一面镜子。探索和研究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就是为了时刻提醒世人,警醒社会。
法广:你在《走进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一书中,首先注意到:出版审查制度并不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产物。请谈谈,在中国古代,发生过哪些控制舆论自由的典型事例?
潘永忠:任何事物,渊源有自,流风遗迹,承上启下,相沿成俗。出版审查制度,并不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产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均有自己的历史延续和传承。追本溯源,自古以来,中国的君王为了统治臣民,也有近似于出版审查的相关措施,或者称之为手段。
普遍的说法: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公元前213-212年),开创了中国历史对书籍的禁令。其实这不甚严谨,早在商鞅变法中就有“燔诗书而明法令”(公元前356年),才是最早的禁令。燔,意即焚烧、燔烧。诗书,指儒家的书籍,以《诗经》、《尚书》为代表。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焚烧儒家的书籍,使人们的思想受到控制,法令明确,被国人遵守。韩非也说:“儒以文乱法”,一些过时的儒学思想反而会阻碍变法的进行,这应该是燔诗书而明法令的最重要原因吧。
还比如:禁止谶纬之学。中国历史上再次大规模的禁书泛起,是从西晋开始。公元267年,晋武帝司马炎下令,“禁星气、谶纬之学。”简单的解释:“谶”是一种隐秘的语言,假托神仙圣人,预决吉凶,告人政事。
大家都知道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其中有这么一段故事,鱼腹丹书,篝火狐鸣,说的就是鱼肚子里出现了一块丝帕上,上面有朱红丹砂写的“陈胜王”三字;同时在荒庙野地出现狐狸的叫声,嘶喊着“大楚兴,陈胜王”,众人耳闻目睹,真信了天命旨意。
谶纬之学成为了一些统治者的政治工具。王莽提倡谶纬之学,借以证明自己得天命该做皇帝。汉光武帝崇信谶纬,无非是要世人相信,他才是真正受天命的皇帝。东汉末,因“黄家当兴”的预言,才有了张角的黄巾军起义。刘备引用谶纬里“备”字,证明刘备该做皇帝。谶纬成了新朝廷灭旧朝廷的催化剂。
晋武帝司马炎感到谶纬既可为统治者服务,更可为野心家所利用,由此开始了禁谶纬之学。这项禁行持续了几百年,一直到隋朝。明朝、清朝盛行“文字狱”。
法广:清末民初,西方思想文化涌进中国,新闻出版立法等新概念和名词则成为中国知识精英效法的典范。此时的中国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
潘永忠:1898年光绪亲政后,开始推行“戊戌变法”,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承载信息流通的报纸,同样成为学习西方的首要步履。虽说“戊戌变法”仅持续了103天,但戊戌政变后,光绪帝所颁布的准许官民办报的宽松环境完全丧失,重新回到政府严厉的管制之下。不过这一时期前后,还是相继出现了一批报纸,如:《中外纪闻》、《国闻报》、《时务报》、《新民丛报》、《民报》。
“新政”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方方面面,还包括更改旧有法制。1906年,为了应对日益高涨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清政府宣布实行预备仿行立宪。
《大清印刷物专律》,是清政府制订的第一部有关报刊出版的专门法律,分为大纲、印刷人、记载事件、毁谤、教唆、时限等6章41款,是我国关于新闻出版最早出台的专门法律。
1910年,中国清代宣统二年,出台了《大清著作权律》,这是一部关于保障著作者权利的专门法律。其背景还是清政府预备立宪,引进西方国家的法律体系与原则,并制订了一系列的专门法律,《大清著作权律》便是其中之一。
法广:毛泽东如何利用其主张改变了国共的对峙态势?
潘永忠: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人们通常只记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实,毛泽东也注重笔杆子的作用,通过几点就可以了解这段历史。
1、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年全中国有200余个各类政治团体和组织建立,经过28年,中国共产党居然成功了,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它依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取得天下。
2、大家读熟悉国民党政府对红军的“五次围剿”,第五次围剿,红军失败了,一路撤退逃跑。但同时上海、北京等国统区,共产党钻了国民政府《新闻法》、《出版法》的空子,在宣传媒体方面突破了政府的“围剿”。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阵地,大部分被进步文艺刊物占领了。后来的斯诺的“西行漫记”也照样能在上海发行。
3、毛泽东共产党有一种说法:“枪杆子”只是决定战役胜败;而“笔杆子”能索取和赢得天下民心民意,决定中国统治权的归属。
法广
30-06-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