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藏死了 评论 乌托邦的年代 2012-02-19 19:53:47
1968，乌托邦走上了行乞的路
——夜读克劳德·卡里耶尔回忆录《乌托邦的年代》
我们的幻想就坐在街角上。它在伸手乞讨。
——乌托邦的年代
1、
一九六八年，是一个遥远的被乌托邦所笼罩着的年份。正如白岩松在耶鲁大学的演讲里所讲到的一般，那一年的世界非常乱。
这一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即将改变世界格局的布拉格之春运动，同样也是这一年，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孟菲斯的旅馆阳台上被枪杀身亡，但我有一个梦想的声音却随着他的去世从科罗拉多冰雪覆盖的洛基山上、从加利福尼亚蜿蜒的群峰上、从佐治亚的石岭上、从密西西比的每一座丘陵上响了起来，直到传遍美利坚及蓝色地球上的每一寸土地。
同样是在这一年，克劳德·卡里耶尔开始了他从纽约到巴黎到布拉格再到纽约的乌托邦之旅。
2、
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年份。
在我的国家里，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正在轰轰烈烈的进行着，在那个要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里，我的父辈们在自称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领袖的指挥下，正用满腔的热情建筑着虚构中的乌托邦国家。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人人生而平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饥饿亦没有寒冷，为此，他们不惜将手捧宪法的这个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踩在地下。翌年，这位用宪法捍卫自己的长官死在了自己热爱的国土上，他死前，衣不裹体，食不果腹。他死后，骨灰盒上总算有了一个名字：刘卫黄。
同样是这一年，在大洋彼岸的资本主义帝国里，和我父辈年纪相仿的一群年轻人，也开始在构建属于他们的乌托邦。他们宣布的信条十分简单：不再要重工业，不再要武装，不再要贸易，打倒金钱，工作可耻。一九六八年那一年，一种对爱情、对非暴力的信仰在成群结队的美国Hippie中传播开来，小伙子和姑娘们都是冰冷钢铁都市里温存的小野兽，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上，互相抚慰、对视、微笑，把一支大麻烟卷顺着围成的圆圈依次相传。
在同一个年份，在地球的两端，在蓝色的资本社会和红色的共产社会里，两场截然的乌托邦在同时上演着，他们不多的共同点就是年轻、热情和对未来乌托邦的向往。
3、
与美利坚那些笑眯眯的Hippie相比，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里，戴高乐将军迎来了他重新执政后总统任期的倒数第二年。在巴黎，青年们以毛的中国为楷模，掀起了一场“五月风暴”，十九世纪市民暴动的纯法国传统被继承了下来，城市里到处都是街垒，大学的教室成了病房。他们的目标是那么简单：要打倒那个可恶的消费社会，不可以再有权威、特权和权力，要让无产阶级真正的站起来，在法兰西的上空，音调不全的国际歌和“伟大的夜晚”的幽灵同时在四处飘荡。
所有人都深信不疑，一个美好的世界等待着开启。只有来自共产党国家的米洛斯·福尔曼陷入消沉，郁闷不语，“你们就等着看革命的结果好了：所有的艺术家都要关进监狱，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要去当瓦工。”没有人会对这伟大的现实预言当真。唯一区别的是，在共产主义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去当瓦工，而是被关进了牛棚。
4、
不管是在三色旗的法兰西、在星条旗的美利坚还是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人们都被一种伟大的信念鼓舞着，因此义无反顾、心甘情愿的投入到一场革命——一场对于乌托邦的创建之中。他们心潮澎湃，他们热血沸腾。然而，所谓的乌托邦，都不过是一个无从实现，也不容生存的海市蜃楼，它只是东拼西凑的一个烂摊子，表面上被胡乱的涂了一层新漆。凡是所谓的灵丹妙药，总归是导致卑鄙的结果，衍生出一帮新的匪徒，他们习惯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正大光明的搜刮民脂民膏。
我们怎么可能向往这种奴役人的、欺世盗名的社会体制呢？怎么会以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有了“人道的目的”，就能逃过一手把持革命的独裁者的掌握？
5、
从纽约到巴黎到布拉格，从南斯拉夫到德黑兰到莫斯科，乌托邦在1968年的世界制造着一场海市蜃楼般的梦。在红色中国，领袖挥一挥大手，2000万知情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实现抱负。
乌托邦的梦绵长而悠远，没有知道这个梦什么时候可以醒来，趁着还在梦中的时候，安静的睡一会吧。
6、
1969年，中国和苏联，这一对红星照耀下的兄弟终于撕破了最后一层墙纸；戴高乐将军辞去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的职位；那位手捧宪法的行政首长终于没有被宪法所保护，含冤而死；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则在月球上迈出了人类重要的一步。
我们日复一日的活着，得过且过。乌托邦却依然在寒风中招摇撞骗，人类除过踏上了月球之外，还是不知道该往何处去，或者，人类从来就不知道该走向何方。
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在寻找，理想中的乌托邦。
但，1968年这个注定将被记载的年份已经昭示着：乌托邦走上了行乞的路。
来源：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