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忍无可忍 秘密谋划

1964年10月12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首都莫斯科,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正在召开。在莫斯科的苏联国家领导人全体出席,但是,苏联境内其他各加盟共和国中的主席团委员没有来莫斯科出席本次会议。

作为苏共中央主席团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本人,也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他与自己在政府中的第一副手米高扬正在皮聪达度假休养。

在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缺席的情况下,主席团会议由勃利日涅夫主持。赫鲁晓夫离开莫斯科期间,勃利日涅夫统管党的各项事务。

这是一次背着苏共最高领导人本人,却决定其命运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

据当时出席会议者事后回忆,开会时勃利日涅夫异常激动。而且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齐集的大厅内,令人感到一种神经紧张、提心吊胆的气氛。

这次会议的主题非同寻常——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决定撤销赫鲁晓夫党的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

就这一危险话题所进行的无休无止的秘密谈判,业已持续数月之久。但10月12日的会议却十分正式。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马林象往常一样,用小卡片记录大家发言的要点。也许,正是马林的到场最能表明赫鲁晓夫气数已尽——马林主持公共事务部10年,被公认是赫鲁晓夫特别信任的助手。

这个密谋政变的主席团会议都讨论了什么呢?

第一,以何种借口将赫鲁晓夫请来莫斯科,才能让他什么也猜测不到并接受针对他的措施?

第二,大家一再斟酌,应该如何与赫鲁晓夫进行谈话,谁人以何种顺序依次发言,具体都讲什么?

讲话的主要是勃利日涅夫和党的领导层中其他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中央委员会书记波德戈尔内、基里连科和谢力平。当时谢力平尚不是中央主席团委员,但他在权力等级中的排位之高、策划推翻赫鲁晓夫一事过程中的作用之大,都足以令人们格外专注地聆听他的发言。

中央主席团会议几乎立即便作出了决定:应当让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谢力斯特发言,这会成为一个重要信号——基辅对赫鲁晓夫持批判态度。须知正是乌克兰党组织被视为赫鲁晓夫主要的依靠力量。基辅领导人之中许多都是他亲自任命的。而且谢力斯特也被看作是赫鲁晓夫的人。

将赫鲁晓夫召致莫斯科的借口是:在涉及他的改组农业的报告方面积累了许多问题。

立马便产生另一个问题:由谁往皮达聪打电话呢?这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考验,与赫鲁晓夫谈话颇为令人胆寒。他对主席团委员们从不客气,可以随便地张口骂娘。

勃利日涅夫前不久出访柏林期间,临时主持党务的是波德戈尔内——一位性格坚毅、爱好虚荣的人。然而他断然拒绝了这一差事,因为他刚刚向赫鲁晓夫详细汇报过日常工作,后者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何头天他闭口不提及所发生的问题?千万别让其产生什么怀疑··· ···

于是大家决定,由勃列日涅夫来打这个电话。还能有谁呢?正是他在履行老大哥的职责。

晚上9点左右,使用使用城际高频通信线路接通了皮达聪的国家别墅。

据谢列斯特称,当时勃列日涅夫惴惴不安,脸色发白,嘴唇青紫。说话声音颤抖。赫鲁晓夫听完他的话,不满地说:“你们那里出了什么事?离了我,你们一天都过不下去吗?好吧,我考虑一下。米高扬在这里,我要同他商量商量。过一会儿再给我来电话。”

这一时刻,中央主席团委员们是在神经紧张中度过的。赫鲁晓夫在十年之间战胜了所有对手和竞争者。他可是什么事请都做得出来。

一个小时以后,勃列日涅夫重新给赫鲁晓夫去电话。

赫鲁晓夫怒气冲冲地说:“好吧,明天上午11点,我同米高扬一起飞回莫斯科。”

主席团委员们结束讨论,就议事日程预先拟好决议:

1.鉴于有关预定于本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上讨论的问题和新的五年计划制订工作方面所出现的原则性疑点,苏共中央接到了种种质询,兹确认在赫鲁晓夫同志参与下,于最近期间举行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对这些问题加以讨论,已刻不容缓。

委托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和波德戈尔内等同志与赫鲁晓夫同志进行电话联系,向其传达这一决定,以便于1964年10月13日举行中央主席团会议。

2.由于各地对已下发至各级党组织的赫鲁晓夫同志1964年7月18日《关于转向集约化道路的农业领导工作》的报告提出了许多疑点,而且其中一些方针含混不清,特从各党组织收回上述报告。

3.考虑到所出现问题的性质的重要意义和即将对其所进行的讨论,现认为宜将苏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苏共检查委员会召集至莫斯科,以便就苏共中央主席团所讨论问题的结果向全会提出报告。

关于召开苏共中央全会的时间问题,应于赫鲁晓夫同志在场的情况下做出决定。

这三项决定透露出意味深云的重大信息:按照共产党国家不成文的潜规则,对于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报告,人们的态度一向是毕恭毕敬,“认真学习,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贯彻执行”的,现在却被宣布为“含混不清”。但实际上主席台委员们对一切都了如指掌。

中央主席图收回赫鲁晓夫的报告,是向地方上党的机关表明,赫鲁晓夫已不复为主宰一切之人。

关于召集中央委员们前来莫斯科一事,自然不曾向赫鲁晓夫谈及,否则他会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1957年夏“老革命派”——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企图将赫鲁晓夫撤职之时,他即曾下令召集中央委员们开会。这些人飞抵莫斯科后,赫鲁晓夫又派人让他们了解事情原委,讲明力量分布情形和应当支持何人。赫鲁晓夫平日常常得意地讲述他赢得这场争斗的经过。如今别人也利用了他的经验··· ···

决议中列出四个人的姓名: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这表明究竟谁是掌控事件的人。勃列日涅夫名列第一,自然是他担当了主角。

这一决议截断了主席台委员们的退路。现在他们之中谁也无法在赫鲁晓夫面前反悔并声称他们背着他在主席台会上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他们只能一干到底。

第二章 任性妄为 众叛亲离

赫鲁晓夫精力异常充沛。他是个无从预料、难以驾驭和不可思议的滑头;又是个活波好动、性情直爽之人。在人们的记忆里,赫鲁晓夫一直是一个恣意妄为的捣乱分子,有时显得荒诞不经,有时俨然十足的古董,因而并未得到历史应有的评价。他曾坦言:

“我当过工人,那时候没有社会主义,倒有土豆。如今社会主义已经建成,土豆却没有了。”赫鲁晓夫曾下令食堂免费供应面包。他一心想让国家摆脱贫困,但总是寄望于一些乌托邦式的想法,冀图一句解决各种问题。

1959年12月4日,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就苏共纲领草案发表讲话。他阐释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社会即将到来的具体设想:

“这就意味着让所有的儿童都进入寄宿学校,让所有的孩子从出生到受完教育都由国家加以保证,让所有老人从某一年龄开始在各方面都得到保障··· ···我想,再干上一两个年计划,我们就能够做到所有人都与饭吃,谁想吃多少都行。我们将会有面包和肉——再来两个五年计划(这是最大限度)就请随便吃吧。不过一个人只能吃那么一些,多了也吃不下。连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些食堂,在那里你可以随便交点钱,就想吃什么吃什么、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却无法做到这点呢?··· ···”

他常常搞出一些缺乏理智、不合情理的新花样,而且在他10年执政生涯临近结束之前,经济状况即已恶化。

由于严重干旱,1963年庄稼歉收。许多城市不得不实行购物卡制度。首次从国外采购食——940万吨谷物,约为当年收获量的10%。商店里已不见面粉、饼干、甜饼、肉类的踪影,买牛奶排起了长队。

1961年的货币改革和物价上涨毁坏了赫鲁晓夫的声誉。他已失去反对官僚主义者和达官显宦的“人民庇护者”的光环。另一方面,他又得罪了党的机关(打破习以为常的管理体制)、军队(裁减军官队伍)、克格勃(对肃反工作人员表现出十足的不敬,拒绝赋予他们特权),惹得他们反对自己。

最高权力集团之所以不喜欢赫鲁晓夫,有着一些个人方面的原因。高官显宦渴望安宁与舒适,而赫鲁晓夫却持续不断地推行干部制度的彻底改革。他将中央委员们像小孩子一般地随意申斥、呼来喝去。对待中央主席团的同事,遣词用语上也毫不客气:傻瓜、无赖、赖蛋、死苍蝇可怜虫、臭狗屎··· ···

按照赫鲁晓夫的意图,1961年1月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要求不断更新党的领导机关。区委每次选举必须更新一半人员,州委更新三分之一,苏共中央委员会则更新四分之一。这就是官员忌恨赫鲁晓夫、拥护勃列日涅夫的原因,后者允许他们稳居自身的职位15年之久。赫鲁晓夫身边的人都不赞成他的自由主义行动:批判斯大林,庇护索尔仁尼琴和特瓦尔多夫斯基,试图寻求与西方的共同语言,裁减军队和削减军工生产。

1964年4月17日赫鲁晓夫寿辰当天,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都来到他位于列宁山上的府邸,向他表示祝贺。

接受庆贺的寿星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心情舒畅。来宾饮用过一杯白兰地,短暂交谈一番,便匆匆离去,托词是不可让赫鲁晓夫“累着了”。虽然赫鲁晓夫明明可以继续热闹热闹,勃列日涅夫却不断催促大家起身,波德戈尔内也随声附和。

让赫鲁晓夫退职的准备工作业已开始。谢列斯特后来撰文说,有些主席团委员表现得极度神经紧张,甚至惶恐得发抖:万一赫鲁晓夫猜到了什么可怎么办?

究竟反赫鲁晓夫倾向是如何形成的,他的战友们如何下决心商谈,这次政治密谋是如何在组织上发展成熟的呢?是谁牵头、如何牵头倒赫的呢?

第三章 倒赫首领 呼之欲出

究竟反赫鲁晓夫倾向是如何形成的,他的战友们如何下决心商谈,这次政治密谋是如何在组织上发展成熟的?尽人皆知的事实表明,积极反对赫鲁晓夫的有两个集团。

第一个集团是主席团委员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这些人受够了赫鲁晓夫的恶气。他让他们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他们早就感到厌烦。

第二个集团则是那些团结在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周围的共青团出身的人。没有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反对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基本上不能成功。而唯谢列平马首是瞻的乃是整整一代经过共青团历练的党内年轻干部。

然而在最高权力集团中,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都不可能找人谈话:无论年龄或职级而言,他们都不可能出面。与各共和国、各州的领导人进行谈话的,基本上是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

苏联军事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中将第一个获准接触勃列日涅夫个人档案材料,他注意到,自1964年中期起,勃列日涅夫停止作日记,而这一习惯他原本已进行了20年之久。他照旧记录赫鲁晓夫的指示,却不记载与何人会面以及谈了些什么。

勃列日涅夫明白,他正在参与一场名副其实的政治阴谋,所以不想留下蛛丝马迹。待赫鲁晓夫退职后,他又恢复了关于一天中所作所为的简短笔记··· ···

当时的全苏中央工会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回忆说,勃列日涅夫曾请求他支持让赫鲁晓夫退休的提议。随后中央委员会书记杰米契夫也让格里申去见他,说许多同志都准备提出解除赫鲁晓夫所担任的各种职务的问题。格里申回答说,勃列日涅夫已经同他谈过话了。杰米契夫很满意:“我很高兴我们站到了一起。”

杰米契夫也将时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叶戈雷切夫请到自己的办公室,将其领到窗户旁边——离开电话机远一点的地方,然后说道:“你知道,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是不对的”

中央主席团委员、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政府主席沃罗诺夫也说过,正是勃列日涅夫“招募”了他。勃列日涅夫邀请他去扎维多沃打猎,返回时还让他乘坐其“海鸥”轿车。车中的第三人则是负责联络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安德罗波夫。

在车上,勃列日涅夫摇起隔离乘客和司机的玻璃,讲述了准备追究赫鲁晓夫责任的想法。据沃罗诺夫说,勃列日涅夫拿着一份党的高层领导人名单,姓名上打着记号,标明同谁已经谈妥,同谁还需要进行商谈。

第四章 相互试探 层层渗透

当年的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谢列斯特讲述了勃列日涅夫与他相互试探,并拉拢他的经过。

1964年7月,他正在奢华的克里米亚第五号国家别墅疗养。卫队报告说勃列日涅夫要来看望他。谢列斯特感到奇怪:他与勃列日涅夫关系并不亲密。而他所期待的是波德戈尔内,此人目前也正在附近的另一座别墅疗养。

波德戈尔内调任莫斯科之前是乌克兰的领导人,正是他提拔了谢列斯特,他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后,依然对谢列斯特照护有加。他们两人关系友好。

勃列日涅夫来了。他们在长椅上落座。一位位高权重的中央大员与一位封疆大吏原本并不亲密的关系,从谢列斯特的小孙子身上开始润滑起来。

勃列日涅夫抱起了跑过来的谢列斯特的小孙子,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彼得。”小男孩回答之后,转而好奇地问:“那你叫什么?”

“我叫廖尼亚叔叔。”

小彼得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噢,我知道了。你是电影放映室的廖尼亚叔叔。”

勃列日涅夫略显尴尬,但事情很快弄清楚:勃列日涅夫长得像那个与他同名的电影放映员,此人经常来国家别墅为乌克兰第一书记一家人放电影。

自此以后,勃列日涅夫与谢列斯特交谈时必定会“请求”说:“彼得罗,别忘了向孙子传达放映室廖尼亚叔叔的问候。”

二人借小孩话题拉进距离后,又赤裸裸坦诚相见——一起洗澡。洗完澡在凉亭里坐下。

勃列日涅夫开始询问乌克兰的情况,似乎漫不经心很随意地问道:“赫鲁晓夫对你的态度如何?”

“我觉得,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对待我很温和,一如大领导人对待年轻人那样,”谢列斯特措辞谨慎地回答到。“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斥责人,他也不曾耍粗暴态度。”

“这是当面,背地里说的可能就是另一套了。他说话总是这样。”勃列日涅夫嘟囔着说。

谢列斯特不知所措,心想,勃列日涅夫了解赫鲁晓夫对自己的真正态度。为了以防万一,便说道:“赫鲁晓夫处在这样高的地位,他没有必要当面讲一套,背后讲一套。而且总的说来,他的责任和负担都很重,即便讲了什么不客气的话,我们也应当加以谅解。不过他生性不是个记仇的人,相反,倒是心地善良,乐于助人。”

“你对他了解太少了,”勃列日涅夫不满地回应,“你局限于外地,什么也看不清、感觉不到。”

谢列斯特恼了:“谁应该做什么事情,他就做什么事情。”

“确实这样,不过看待所发生的事情时,目光应当开阔一些。党内、国内所发生的一切,都源于你们中央主席团委员。我们发现,你们全都附和赫鲁晓夫,带头向他鼓掌。可我们很难同赫鲁晓夫一道工作。我这次来就是想和你坦率地谈谈这方面的事。彼得罗,谁都不应当知道我俩的这次谈话哦。”

午饭时间到了,勃列日涅夫并不推辞喝上两杯。放松下来之后,他朗诵起诗来,还数次含蓄地对谢列斯特的妻子说“彼得罗不明白我的话。”(醉翁之意不在“诗”)

午餐延续了很长时间。他们出门来到外面时,天已经黑了。酒后的谈话变得较为坦率。

“彼得罗,你应该帮助我们,支持我们!”勃列日涅夫说。

谢列斯特并不急于做出最终答复,装傻道:“我不明白,究竟需要在什么事情上支持谁?你解释一下吧。”

“赫鲁晓夫极不尊重我们,常说粗话,给我们起绰号、扣帽子,遇事擅自做出决定。不久前还宣布,我们的领导层已经老迈,必须年轻化。他打算把我们大家统统赶走。”勃列日涅夫回答。

勃列日涅夫所言不虚。谢列斯特即曾亲自听到赫鲁晓夫讲过:“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里老头子成堆··· ···”

“你多少岁了?”勃列日涅夫问。

“满55了。”

“这么说,按照赫鲁晓夫的看法,你也是老头子了。”

“赫鲁晓夫为干部年轻化操心,这很好,是应当一代代传承。”谢列斯特继续做戏。

“你把我的话理解错了,”勃列日涅夫说,“必须明白,实际上他是想赶走有经验的干部,好让自己决定一切事情··· ···”他皱了皱眉头又补充说道:“很遗憾,你不肯理解我。对我们的谈话可得严守秘密。”

谢列斯特憋不住说:“如果您信不过我,那就没有必要到我这儿来,至于保密之类的话,请您以后再也不要向我提起了。”

勃列日涅夫突然意识到了不妥:“彼得罗,你要争取理解我的话。提起这一切我很难过,但我们没有别的出路。赫鲁晓夫一直欺负我们,没有活路了。”

他顿时热泪盈眶,“没有你,没有乌克兰这样大的组织,我们就不可能采取什么行动。”

他们回到别墅,又喝了点酒,吃了点东西。

勃列日涅夫拥抱了谢列斯特,热烈亲吻一番,意味深长地说:“彼得罗,我对你抱有很大希望。”(潜台词··· ···)

勃列日涅夫离去了,谢列斯特则几乎直至天明都在堤岸上来回渡步,反复斟酌他该怎么办,究竟站在哪一方?

他们自己也有点害怕难以预料的赫鲁晓夫,同样对不断折腾的第一书记感到厌倦。

第五章 紧锣密鼓 笑里藏刀

早晨谢列斯特给在附近另一座国家别墅休养的波德戈尔内打电话,告诉他说昨天勃列日涅夫来过。波德戈尔内颇感兴趣:“你这会儿在干什么?”

“在重温昨天的谈话。”谢列斯特话中有话道。

“如果可以,到我这儿来吧,咱们一块儿重温。”波德戈尔内语带双关。

谢列斯特向波德戈尔内详尽地转述了与勃列日涅夫的谈话。波德戈尔内仔细听他讲完后说道:“所有这些我都知道。”——原来,勃列日涅夫已经去过波德戈尔内那里,并且转述了那次谈话的主要内容。

谢列斯特感到诧异:“那你干吗还要我重说一遍?”

波德戈尔内坦白承认:“我不知道勃列日涅夫是否把一切全都告诉我了。”

波德戈尔内老谋深算,他并不那么信得过勃列日涅夫。这次密谋参与者中的任何一个人,在最后关头都有可能向赫鲁晓夫和盘托出,从而毁掉其余的人。

谢列斯特打探,为何去找他的是勃列日涅夫,而非波德戈尔内。

“就应该是这样,”波德戈尔内神秘地回答说,“过些时候就你知道了。”

谢列斯特自己也能猜得到。勃列日涅夫信不过波德戈尔内,不想从其口中知道谢列斯特站在谁一边,而是要亲自加以证实。波德戈尔内说,情况很严重。

“我明白,”谢列斯特点了点头,“勃列日涅夫在和我谈话时甚至哭了。”

“真的?”波德戈尔内讥嘲地重问看一遍。

“的的确确。”谢列斯特肯定地说。

“你不要太相信这一招,”波德戈尔内指出,“记住一句谚语: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他们从二楼阳台上看见了勃列日涅夫。

“不过你别表现出他已经来过我这里的样子。”波德戈尔内心怀鬼胎地吩咐谢列斯特。

勃列日涅夫与他们二人重又提起与赫鲁晓夫很难共事的话题,历数其种种错误。将农业变成了他垄断的领地;在国民经济进行无休无止的改组;把DANG的组织分割为城市和农村两部分;蔑视意识形态问题,声称那都是闲扯,需要做的应当是具体工作··· ···

谢列斯特再次表示应当开个会,向赫鲁晓夫讲出自己的意见。

“我可告诉你,”勃列日涅夫忍不住了,“谁若是第一个提到这件事,谁就会被赶出领导班子。”

谢列斯特意味深长地瞧了瞧勃列日涅夫,随后又望了望波德戈尔内。波德戈尔内加入了这场演出。

“咱们就别再捉迷藏了。我知道你和勃列日涅夫的谈话。彼得罗,你要正确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应当出席中央全会,没有乌克兰和乌克兰所选出的中央委员的意见,这个问题不可能解决。乌克兰举足轻重,也是赫鲁晓夫的主要靠山。因此你应当着手开诚布公但又小心谨慎地同你那里所有进入SG中央委员会班子的同志谈谈,这些人在乌克兰不少——一共36位。或许,也应该同信得过的积极分子进行谈话。”

“为了正义的事业,谈谈是可以的,”谢列斯特回答说,“尽管这很冒险。不过有三个人我不能信任,就是谢宁、科尔涅伊丘克和伊瓦先科。他们准会以私人方式立即把这一切都转告赫鲁晓夫。”

··· ···

8月12日谢列斯特用电话向赫鲁晓夫汇报共和国的工作。

8月14日,勃列日涅夫来电话,要他详细转述与赫鲁晓夫的谈话。

8月21日,波德戈尔内飞抵基辅。现在已经是谢列斯特开始不安了——事情具有了旷日持久的性质,但如果拖延下去,可能会变得很危险。

“必须更加坚决地采取行动,否则我们可能被出卖。”波德戈尔内不无焦虑,颇一些孤注一掷。

“谁能完成这个任务呢?”谢列斯特有些迷茫。

“我回到莫斯科后,要大力敦促寥尼亚。他胆怯了。”波德戈尔内回答。

9月中旬,勃列日涅夫率领代表团前往保加利亚,在基辅停留了数小时。谢列斯特在机场迎接代表团,将勃列日涅夫单独领进中央委员会大厦,开始劝导他:“事情牵连的人太多了,拖延不决会引发许多祸患的。”

勃列日涅夫信心十足回答道:“你不必担心。我们正在采取各种措施,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还不知道。还要进行商量。”

9月26日,星期六,SG中央主席团扩大会议在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举行,由赫鲁晓夫主持。会议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的七年计划。——讽刺的是,台下出席会议的许多人都知道有人密谋准备搞掉赫鲁晓夫。

“不过,无论实施所构想之事的日期抑或具体方式,暂时谁都不确切了解,”谢列斯特时候回忆说,“甚至组织者们自己也仍然处于一种性情沮丧、缺乏信心和模棱两可的状态。”

因此,在场面上,出席会议的人依然对赫鲁晓夫表示十足的忠诚和崇敬。

数日之后,波德戈尔内出访归国时,“由于天气恶劣的原因”在基辅“迫降”。他与谢列斯特彻夜长谈,谢列斯特详细讲述了他已经与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中的哪些人谈过话。与许多人都当即取得相互理解,但有一人张皇失措,谈话无果而终。

波德戈尔内警告说:“你要小心些。”

他们依然畏惧赫鲁晓夫。

“只要他一句话,”谢列斯特回忆道:“我们许多人便会遭到’无害化处理’,被孤立起来,甚至被干掉,因为现在所进行的政治密谋就其实质和方式而言都是反对政府首脑,这种事情的结局如何尽人皆知··· ···”

波德戈尔内将莫斯科的事情进展情况告诉了谢列斯特,有些主席团委员动摇不定。不得不恐吓某些人,使他们至少保持沉默··· ···

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力劝谢列斯特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科罗琴科谈谈,此人曾多年与赫鲁晓夫共事,30年代任莫斯科州委书记。大镇压时期即将被逮捕,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面前为之辩解,救了他一命。

谢列斯特冒险摊牌。科罗琴科想了想后做出决断:

“我很早就认识赫鲁晓夫了。他是个优秀的组织者,忠诚的DANG员,但在目前这个职位上他显然太刚愎自用了——认为自己就是领袖。他做了许多政治方面的错事。看来,让他从这个职位上退下来,对他,对DANG都要好一些,而且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应当分开。年届70很难管理我们这样一个国家,何况尼基塔已是一副老年人的脾气。”

“杰米杨·谢尔盖耶维奇,我该如何向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转达呢?”谢列斯特问。

“你就说,我和你们站在一起,而且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就这个问题在任何场合发言。”

又有一位赫鲁晓夫的忠实战友,本来在很多方面都应该感谢赫鲁晓夫,却轻易地便叛卖了他。

第六章 透风之墙 猎物警觉

密谋分子虽然一开始还算是事事顺利,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波德戈尔内似乎遇到了麻烦。赫鲁晓夫在动身休假之前,将波德戈尔内请到自己的办公室,直截了当问:“波德戈尔内同志,这是真的吗?有一伙人想要搞掉我,而您与这个团伙有关?”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这是哪来的消息啊?”波德戈尔内佯装一脸惊讶无辜。而在内心却立马琢磨:这可能是谁透露给他的呢?首先想到的居然是勃列日涅夫。他一度吓坏了。

不过赫鲁晓夫说,阴谋之事是克格勃工作人员加柳科夫透露给他儿子谢尔盖的。此人是原中央委员会书记伊格纳托夫当年的卫队长。伊格纳托夫被免去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后,调任无权无势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对赫鲁晓夫怀有怨气,也确实参与了这场政治密谋的准备工作。他跑遍全国,说服老朋友们反对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甚至还向波德戈尔内出示了克格勃工作人员交付谢尔盖的那封信件。并询问:“您了解有关此事的什么情况吗?”

波德戈尔内连眼皮都不眨地说自己一无所知,并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查明全部事实。他确信能摆脱困境。但赫鲁晓夫决定不找克格勃,而是私下请米高扬召见伊格纳托夫,与之谈谈。

密谋者们通过格鲁吉亚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得以向伊格纳托夫提醒大家所面临的威胁,吩咐他与米高扬谈话时否定一切··· ···而为人谨慎的米高扬在完成赫鲁晓夫的嘱托时,似乎也并未表现出他平时一贯的严谨利落的作风——他保持对赫鲁晓夫的忠诚,但也不想与其他对手们搞得关系太僵。

在不久后,在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的午宴邻近结束时,赫鲁晓夫出乎人意料地发表了直言不讳的讲话:“正是有意思。我刚刚休假回来,而大家都要我相信,我健康欠佳,需要去进行治疗。医生们说,这些人也说。那好吧,我去。可等我回来的时候,这整个’中央堵塞’还得我来打通。”他还指了指中央主席团委员们:“他们以为,没有我,他们一切都能解决··· ···”

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时代以及后斯大林时代硕果仅存的政治家之一,这要归功于他似乎与生俱来的极强的政治敏感性。

危难时刻,他想到了早在1957年就被他冷落的朱可夫元帅。那一年的10月,赫鲁晓夫巧妙地解除了朱可夫的国防部长职务——这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不愿意让一位大名鼎鼎、功勋卓越、果敢坚毅却又骄傲自大的元帅待在自己身边。七年来他们从未交谈过一句话。朱可夫被勒令退休,常常处于克格勃的监视之下。

可突然之间,然而并非心血来潮良心发现,赫鲁晓夫给朱可夫打来电话,以息事宁人的口吻道:“你受诬陷了。我们应当见见面。”

据赫鲁晓夫的助手记载:已计划在皮聪达休假之后与元帅会面。当乌云渐浓之时,赫鲁晓夫感到他正在失去同志们的支持,便决定依靠这位民族英雄。从现象上看来,他想让朱可夫重返政坛,确切地说,是想吁请其助自己一臂之力——假如朱可夫在1964年仍然是国防部长,赫鲁晓夫的对手们就不可能指望得到军队的协助。

赫鲁晓夫放话要解散主席团,只会让他的对手们团结起来。过于自信的赫鲁晓夫在尚未收拾掉对手之前,人家已经抢先一步迫使他退职了··· ···

9月29日,波德戈尔内给谢列斯特打电话,让他火速飞赴克里米亚迎接前去疗养的赫鲁晓夫,并要求事后详细转告谈话内容,并让他在赫鲁晓夫身边安插一个可靠之人,留心其情绪变化。

10月1日,谢列斯特在辛菲罗波尔迎接到赫鲁晓夫。后者半开玩笑地问道:“您为什么在这里呢?我这是在休息,而你应当工作呀。”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迎接您正是我的职责,您可是踏上了我们共和国的地面啊。也许,您这里会有什么需要呢。”谢列斯特当面谄媚道。

赫鲁晓夫让他和自己同乘一辆汽车,随后又邀请他共进午餐。

谢列斯特觉得,赫鲁晓夫似乎有话要说。

赫鲁晓夫大骂意识形态战线的工作人员,称中央委员会书记苏斯洛夫为“套中人”,称勃列日涅夫为饶舌者,埋怨波德戈尔内说,本来将其当做优秀的高素质干部调到莫斯科,但他却一直没有什么特别的作为。

“我们主席团是一帮老头子,”赫鲁晓夫继续说道,“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爱说不爱做。眼看我已经年逾古稀,不再像往日那般意气风发、精力充沛,应当考虑合适的接班人问题了。必须将年纪轻、素质好、40至45岁的人推上领导岗位。我们可不是长生不老之人,再过两三年,我们许多人都得退休了。”

这并非赫鲁晓夫与谢列斯特的第一次坦率交谈。在之前的同年3月间,赫鲁晓夫让谢列斯特陪同自己出访匈牙利。几乎每天傍晚他们都在专供苏联领导人使用的官邸散步。赫鲁晓夫屡次非议他的同事,尤其是勃列日涅夫和主要思想家苏斯洛夫。

谢列斯特只是倾听,一言不发。据他观察,赫鲁晓夫处于十分激动的状态。他身后寸步不离地紧跟着克格勃第九局(最高权力机关卫队)的一名工作人员。

有一瞬间这名保卫人员太靠近赫鲁晓夫了,他便勃然大怒:“您想干什么?您干吗要偷听和跟踪我?干你自己的事情去!”

谢列斯特觉得赫鲁晓夫多疑了。

赫鲁晓夫却感到危险来自克格勃,而他所怀疑的并不是那些人。他认为克格勃主席谢米恰内斯及其前任谢列平都是忠诚于他的人。是他亲手将这些年轻人提拔到高位,但关于他们的心思和计划,赫鲁晓夫却全然想错了··· ···

赫鲁晓夫离开后,谢列斯特立马用高频电话与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通话。

勃列日涅夫意味深长地向谢列斯特转达了波利扬斯基和乌斯季诺夫的问候,后者不久前刚刚就任政府副总理兼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暗示这两人也“入伙”了。

勃列日涅夫还告知,他试图拉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入伙共襄此举,但那一位吓坏了,避而不谈。

谢列斯特与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数次交谈。马利诺夫斯基暧昧地称,军队不会参与解决国内政治问题,亦即不会保卫赫鲁晓夫。到了10月10日,则干脆态度明朗地表示:他将与大家一起反对赫鲁晓夫。

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得以高升甚至保全性命,全都多亏了赫鲁晓夫。1942年,斯大林得到马利诺夫斯基方面军作战失利的情报,打算将这位方面军司令员交付肃反机关。但赫鲁晓夫立即为其担保,并照管了马利诺夫斯基整整一年,终于救了这位未来的国防部长一命。

不过,马利诺夫斯基此举首先很好地说明了他的为人。赫鲁晓夫无望获得他曾经所救助过的不止一人的最起码的感觉之情。可见苏联官场世态炎凉之甚··· ···

第七章 最后三天 山雨欲来

10月10日,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命令军事反间谍机关管理局,首先是莫斯科军区特别处的人员:部队的调动情况即便无关紧要的都必须立即向他报告。

撤换赫鲁晓夫的三天期间,克格勃的某些部队人员,首先是第九局训练有素的军官们,一律奉命处于全面战斗准备的战时状态。

谢列斯特往皮聪达给赫鲁晓夫打电话后得出结论:赫鲁晓夫毫无察觉,心情很好。谢列斯特还与赫鲁晓夫的助手——舒伊斯基和舍甫琴科(主管农业,是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聊了聊,确信他们也没有不安的征兆。

谢列斯特给勃列日涅夫去电话,他感觉到勃列日涅夫讲话时有点缺乏信心。于是又与波德戈尔内通话,后者安慰他说:“一切进展顺利,并没有退却。”

撤换赫鲁晓夫的准备工作进入倒计时的决定性阶段。

10月12日的早晨,谢列斯特飞往莫斯科。他不作任何解释地指示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索博利,要其将中央检查委员会和候补委员、在乌克兰工作的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召集到基辅,找个借口不许他们离开。在其他各共和国、各州里,也都采取了同样的准备措施。

与此同时,波利扬斯基给哈萨克部长会议主席库纳耶夫去电话,提醒说:“预料有重要事变。如果认为需要,我们可以邀请你出席主席团会议。如果不来,你会知道结果的,等着电话吧。”

如若赫鲁晓夫坚决不肯让步,他们打算利用库纳耶夫。

苏斯洛夫是意识形态大总管、ML主义大理论家,是最后一个被拉进密谋集团的重量级人物。

当初与他谈起打倒赫鲁晓夫之事时,尽管他不可能感觉不到赫鲁晓夫对他的蔑视态度,却仍然采取了谨慎的观望态度。苏斯洛夫就秉性而言是个书呆子,他在DANG的历史上寻找先例,却无法找到,他忧心忡忡地思量:“这会不会引发DANG的分裂甚或一场内战呢?”

然而,在估计力量对比状况之后,这位理论家很快认清了形势。

当时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叶戈雷切夫时候评价说:“在将赫鲁晓夫革职的过程中,苏斯洛夫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人家根本不相信他。”

1964年7月11日法共首脑多列士去世。叶戈雷切夫随同苏斯洛夫一起赴巴黎参加葬礼。叶戈雷切夫被密谋集团要求:在出访期间仔细摸摸苏斯洛夫的底细:他将如何对待赫鲁晓夫?

巴黎的苏联大使馆大楼前面有一个小花园。他们俩一起出门散步。叶戈雷切夫利用这一机会(没有外人耳目),试探着于苏斯洛夫聊了起来: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最近赫鲁晓夫声称,应当解散科学院。这算什么呢,是中央主席图的意见吗?可是,也未免太缺乏理智了!赫鲁晓夫这样说了,大家却默不作声。就是说,可以得出结论:大家的意见都是这样?”

此时飘起了蒙蒙细雨。“叶戈雷切夫同志,下雨了,我们回去吧。”苏斯洛夫提出。

谨小慎微的苏斯洛夫即便两个人面对面,也不敢冒险谈论难以捉摸的话题。

然而,在倒赫事成之后,苏斯洛夫却不忘表现他ML主义理论家“高瞻远瞩”的锐见与“深沉”。

在迫使赫鲁晓夫退休的十月全会结束之后,苏斯洛夫望着满座的中央委员大厅问道:“叶戈雷切夫同志在吗?”他的视力不好。

叶戈雷切夫应声回答:“我在这儿哪!”

苏斯洛夫满意地向他点了点头:“您还记得我们在巴黎的谈话吗?”

1964年10月13日,赫鲁晓夫飞返莫斯科参加主席团会议。在政府机场努科沃二场,迎接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的只有一个人——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

问题不仅仅在于谢米恰斯内必须撤换掉赫鲁晓夫的卫队,而且要严加监视,不能让容易冲动的赫鲁晓夫采取什么突如其来的行动。并非任何人都能下定决心,在那个时刻单独直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总还是全国第一号人物,人们都畏惧他。

根据事后另外一些说法,勃列日涅夫的神经一度经受不住,他放声大哭,吓得反复念叨:“尼基塔会杀死我们大家的。”

而眼下的谢米恰斯内却不怕赫鲁晓夫。别的不说,单是谢米恰斯内的坚毅、果敢和威严便无人能及。

布鲁斯尼岑中将当年是克格勃政府通信局副局长。他回忆说,那次事变发生的前一天,谢米恰斯内曾召见过他,当时赫鲁晓夫还在皮聪达休养。

谢米恰斯内语气威严地说,他需要了解,什么人、为什么给赫鲁晓夫打电话。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布鲁斯尼岑坚定地回答说:“这种事不单是我,即便是您也无权了解。”

谢米恰斯内当即拨通勃列日涅夫的电话:“列昂尼德·伊里奇,政府通信局局长说,这种事不能做。”

听罢勃列日涅夫的回话,谢米恰斯内向这位政府通信局副局长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什么事情可以做呢?”

“具体需要做什么?”布鲁斯尼岑想弄清楚。

“需要知道,都是谁给赫鲁晓夫打电话。”

“这个可以。专用交换机里就应该有这方面的信息。”

“好,每小时您向我报告一次,都是谁给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去电话。”

通往皮聪达国家别墅的政府专用国际高频通信线路经过第比利斯。它业已被切断,借口是设备损坏。于是,与赫鲁晓夫的电话联系便必须通过莫斯科的专用交换机,这样就能立即向克格勃主席报告赫鲁晓夫所有的电话交谈内容。

赫鲁晓夫走下舷梯后问谢米恰斯内:

“其余的人都在哪里?”

“在克里姆林宫。”

“他们吃过午饭了吗?”

“好像还没有,都在等你。”

就在当晚,赫鲁晓夫参加完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返回自己在列宁山的家中,发现无论是与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卡洛维发利疗养地治病的妻子,还是与基辅的女儿尤莉亚,均无法通话。虽然他仍然是第一书记和政府首脑,但实际上已经被克格勃截断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操办此事的,正是谢米恰斯内。

谢米恰斯内也撤换了第一书记的个人卫队。专门负责高级领导人安保工作的克格勃第九局局长切卡洛夫上校毫不犹豫地服从了谢米恰斯内。

第八章 会场惊变 墙倒众人推

赫鲁晓夫从机场迅即前往克里姆林宫,进入自己的办公室。

与赫鲁晓夫从皮达聪同机返回的主席团委员米高扬,以及主席团候补委员:格鲁吉亚首脑姆扎瓦纳泽、白俄罗斯首脑马祖罗夫、乌克兰首脑谢列斯特,也应招参加了10月13日的会议。

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站在赫鲁晓夫一方的只有米高扬(连那也是有条件的),其余的人全都猛烈抨击赫鲁晓夫——他平生还从来不曾听到过诸如此类的指责。

下午三点,主席团会议开始。赫鲁晓夫一进门,就像往常一样,大大咧咧打招呼问道:“喂,出了什么事情?”

他依然习惯性地坐在主席的座椅上,又问了一遍:

“谁来发言啊?问题的实质何在?”

按照密谋团伙的计划,率先发言的是勃列日涅夫。他一上来就声称:主席团里并不存在集体领导,而是充满了对赫鲁晓夫的个人膜拜。第一书记对同志极不尊重,结果是经常做出一些考虑不周的决定。将州委分割为工业州委和农业州委是个错误,人民对此并不支持。

赫鲁晓夫立马反驳说:

“勃列日涅夫在这里所说的一切让我感到难过,我可能并没有察觉。但是这方面的事情,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曾向我提起过。如果真是那样,便说明我也只不过是一个凡人。

此外,你们大家在各方面一直支持我,总是说一切都做得正确。我也把你们看作是志同道合的人,而不是反对派。至于这里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州委的划分,也并不是我一个人做出的决定。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主席台会议以及随后的中央全会上我们大家共同讨论过的。

我忠于党和人民。我和大家一样,为什么从前谁也没有对我说过这些缺点呢?难道这诚实吗?至于对待某些同志态度粗暴的问题,我现在表示歉意。你们都知道,我对党是忠诚的。”

他还在表示愿意继续“尽自己最大力量”搞好工作。

按照密谋团伙事先的商定,谢列斯特接着勃列日涅夫发言。在他讲话期间赫鲁晓夫不时插话。

有好几次,谢列斯特对这位党中央第一书记的的回答都相当尖刻,往日的毕恭毕敬已荡然无存,最后还很不礼貌打断第一书记的话: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听您讲过多少回了,您也听我们讲一回吧。”

党的高层领导成员都依次做了发言,进行对话时嗓门都提得很高。竹席团要求赫鲁晓夫自愿退休,他却加以抗拒。要想避免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引发争论,他的退休申请便必不可少。

如果赫鲁晓夫坚持自己有理,理论上来说他仍然有权是中央全会上发言。然而,这样做什么也改变不了。大多数中央委员都是墙头草,他们只要看出竹席团里倒赫的一方占有优势,便会投票赞成将第一书记免职。

不过,也可能有赫鲁晓夫的两三个老朋友站出来为他辩护。

问题的关键在于:一定要避免在中央委员会全会发生辩论,做到一致赞成赫鲁晓夫退休,从而表明这是全党的意志。

中央竹席团会议晚上很晚了才结束,决定第二天继续再开。

赫鲁晓夫年事已高,受不了白天同事们施加的压力,疲惫不堪,在痛苦中度过了一个通宵之夜之后,10月14日早上继续主席会议时,精神已经垮掉了。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时任苏共中央竹席团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波利扬斯基首先发言。他指责赫鲁晓夫:

这些年来,由于赫鲁晓夫同志的过错,我们这里形成了一种不能容忍的局面,使得中央竹席团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赫鲁晓夫同志把无限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却完全不善于也不愿意正确的运用这一权利。他粗暴地践踏领导党与国家的列宁主义原则和准则,实质上是完全放弃了这些原则和准则。

赫鲁晓夫同志尤其在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摆脱苏共中央及其竹席团的监督,公然无视党与政府领导集体的意见,不再考虑同志们的主张,不再把任何人看在眼里。

最近以来,甚至重大原则性问题,也都由他一个人做决定,而任何一项合理倡议,只要不是出于他本人,则一概予以压制。他自以为绝对正确、骄傲自满,毫无根据地企图充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他对待同志高傲自大,粗暴无礼,缺乏容忍态度,习以为常。

波利扬斯基的发言洋洋洒洒,甚至涉及人身攻击。

随后,柯西金、米高扬、波德戈尔内做了发言。只有米高扬提议为赫鲁晓夫保留适当的职务,在普通工作中利用其经验。结果米高扬为这一建议受到大家责难。

勃列日涅夫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再次发言。

“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勃列日涅夫说道:

“是了解我对您的态度的。当年在您处境困难的时刻,我曾经诚实、勇敢和满怀信心地为您、为列宁主义路线而斗争。其实那时我正患心肌梗塞,但即使重病在身,我仍然获得了为您而进行斗争的力量。今天我却不能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我想按照党的要求说出自己的意见··· ···

如果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不沾染上诸如爱好发号施令、自欺自慰、坚信个人一贯正确的坏毛病,如果您稍稍具备一点谦逊精神,您也不会允许制造对自己的个人膜拜。您让广播、电影、电视为自己个人服务。您喜欢向所有的人、就所有的问题发布指示,然而众所周知,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一切错误的基础正在于此··· ···”

会后,勃列日涅夫将此讲话的全文交给自己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后人评论:在勃列日涅夫所发表的讲话中,这一篇也许是最好的,尽管那时他自己写的,并非笔杆子代劳。这篇讲话好就好在通情达理。然而,当勃列日涅夫自己占据了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办公室之后,又是多么迅速地忘记了他指责前任的那些话!)

竹席团会议询问中央委员会各位书记——伊利切夫(分管宣传)、鲁达科夫(分管工业)、季托夫(分管党的干部)、杰米契夫(分管国民经济)、安德罗波夫(分管社会主义国家事务)和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什维尔尼克,他们是否同意关于召开中央全会并建议全会解除赫鲁晓夫各项职务的提议。

——大家均表示同意。

大家一致表态后,才让赫鲁晓夫发言。

“我为竹席团如此成熟感到高兴,”赫鲁晓夫尽管情绪沮丧,但仍强做大度姿态,言不由衷地说道:“此刻所做的一切,是我们党的一次胜利。我这就退出,不准备同你们斗争——我的思想体系和基本原则与你们完全相同。我明白,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政治性演讲——天鹅绝唱。我不准备在全会上发言,但想向全会提出一个请求。”

然而他遭到了大家决然的拒绝。赫鲁晓夫顿时眼泪汪汪:“你们写一份关于我离职、退休的申请吧,我签字。在这个问题上我信赖你们。请告诉我,我应该住在哪里?如有必要,我可以离开莫斯科。”

有人高声说道:“何必这样做呢?没有必要。”

“如果你们工作搞得很好,”赫鲁晓夫说,“我只会感到高兴,我会留心报纸上的报道的。为了我们曾经一道工作,为了你们的批评,谢谢了。”

格里申和伊利切夫当场就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草拟了申请:

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同志们!

鉴于年已老迈并考虑到自身的健康状况,谨请苏共中央满足我关于解除我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

由于上述原因,我已无法履行所赋予我的职责。

我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承诺,愿将自己的余生和余力贡献给造福于党和苏联人民、造福于建设共产主义的工作。

赫鲁晓夫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当即通过了中央竹席团决议:

应予确认,由于赫鲁晓夫同志所犯错误和破坏集体领导的列宁主义原则的不正确行为,中央主席团内最近一个时期形成了极不正常的局面,阻碍中央竹席团委员们履行领导党和国家的极为重要的职责。

赫鲁晓夫同志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在自己手中集中了巨大的权力,在许多情况下开始摆脱苏共中央的监督,不复考虑中央竹席团和苏共中央委员们的意见,未经应有的集体讨论便决定极其重要的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对竹席团和中央委员会的同事们表现出缺乏耐心和粗鲁的态度,蔑视他们的意见,在实际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确定的路线的过程中犯下了一系列的重大错误。

苏共中央竹席团认为,在业已养成作为工作人员的不良个人品质、年事已高和健康恶化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同志不可能纠正他所犯的错误和与党的要求不相称的工作方法。

同时也考虑到赫鲁晓夫同志所递交的申请,苏共中央竹席团决议如下:

1、出于年事已高和健康恶化的原因,兹满足赫鲁晓夫同志关于解除他第一书记、中央竹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

2、确认今后将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集中于一人是不适合的。

3、认为有必要于1964年10月14日召开苏共中央全会。

委托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致全会开幕词。

委托米·阿·苏斯洛夫同志代表中央主席团和中央书记处作报告。

密谋集团表现出了集体独裁:决定在晚间即将召开的全会上仅限于上述两个讲话,不进行辩论,尤其不能让赫鲁晓夫发言。再过若干时候召开另一次全会,届时将讨论所积累的组织问题。

竹席团会议上大家提议勃列日涅夫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一职的候选人,建议任命柯西金为部长会议竹席,他是赫鲁晓夫政府中两名第一副竹席之一。

会议期间,心事重重的谢列平向谢列斯特出示了所截获的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伊瓦先科的一张便条。便条上这样写道:“竹席团开会,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同意需要讲明缺点,但不应当采取极端手段。法西斯主义在美国活动频繁,这样做,倒颇符合其利益(美帝成了极权国家永恒的假想敌)。勃列日涅夫爱好虚荣,热衷权力。谢列斯特出言放肆,他们串通一气。可以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撤职。俄罗斯和乌克兰需要一个领路人。大家都心向着他··· ···”

便条也给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看了。竹席团委员们警觉起来。会不会突然出现赫鲁晓夫的另外一个同盟者呢?他们决定补充采取预防措施,亦即在中央全会上不让任何一个反对赫鲁晓夫离职的人发表意见。谢列斯特走出会议大厅,给自己的第二书记索博利挂电话,吩咐对伊瓦先科进行监视。

竹席团会议形成决议以后,立马将事先招来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们分组集中,传达关于赫鲁晓夫退休之事,以便在于当晚即将召开的全会上“认清形势,提高思想,统一认识,坚决拥护。”

谢列斯特事后讲述了他完成自己那部分任务的情形。

下午四点,在乌克兰驻苏联部长会议常设代表处(驻京办),他召集了所有从基辅乘飞机前来参加中央全会的成员,向他们通报了竹席团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乌克兰部长会议第一副竹席谢宁要求澄清: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是自己递交的申请,还是强迫他这样做的?”

谢列斯特不得不努力做出解释。然而,后来他自己也承认,他的解释不能使人信服。

伊瓦先科则想要知道:为什么不给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一项职务?解除赫鲁晓夫职务会对国际关系造成什么影响?

谢列斯特回答说,赫鲁晓夫申请之后会去度过2他理应享有的休息时光。至于兄弟党的反应,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党的总路线依然不变。

对赫鲁晓夫保持忠诚的伊瓦先科和谢宁很快便被打发退休了。

第九章 深入揭批 新贵登场

马不停蹄,10月14日当天下午六时,苏共中央全会在克里姆林宫的斯维尔德洛夫大厅举行。尽管会场上的座位并未加以指定,但出席会议的人都知道谁应该坐在哪里。

主席团委员中勃列日涅夫首先落座,事情很清楚:他将成为党的新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低着头坐在主席团其他成员中间。

勃列日涅夫宣布全会开幕。他介绍情况说,10月13日中央主席团委员就一些原则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谈到主席团内的不正常状况,于是决定在赫鲁晓夫在场的情况下讨论这些问题。

“所有的发言人,”勃列日涅夫说,“全都意见一致:中央主席团的工作缺少健康的环境,环境已变得不正常,之所以如此,首先应归咎于赫鲁晓夫同志,他走上了破坏集体领导党和国家的列宁主义原则、突出对自己的个人膜拜的道路。

中央主席团全体一致得出结论:由于赫鲁晓夫同志在领导我国国民经济的工作中仓促决定各种方针、采取考虑不周全的唯意志论行动,结果产生了巨大的混乱,造成严重失误,却以无休止的变革和改组进行掩盖。中央主席团认为现有状况不能容忍,一致肯定必须毫不延迟地召开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将这一问题交由全会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 ···”

勃列日涅夫的开幕词说完后,苏斯洛夫立马宣读事先拟好的对赫鲁晓夫的谴责性结论。为什么安排苏斯洛夫作这个报告,而不是其他人呢?因为波德戈尔内拒绝出头,勃列日涅夫也不急于登上讲坛。苏斯洛夫作为党的官方思想家便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尽管他是最后才被吸收参与到这次密谋中来的。

苏斯洛夫在报告中指责了赫鲁晓夫的自大狂表现、他的恣意妄为和对同事们的傲慢态度,声称第一书记的出行常常伴有装潢门面的性质:

“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出行无不迎来大量的综合报道,在所有的机关报刊上发表,广播和电视也纷纷转播。在这些综合报道中,连赫鲁晓夫的每一个喷嚏、每一个姿态统统加以记录。无疑,这些综合报道已经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大倒胃口··· ···”

讽刺的是,过不了多久,苏斯洛夫便着手于监管报纸与电视,要它们尽可能冠冕堂皇地阐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历史性访问。”

苏斯洛夫历数赫鲁晓夫的严重错误,特别是农业方面的错误,将经常不断的改组和变革、解决国际问题时的“仓促和轻率”归罪于他。

大理论家苏斯洛夫的报告用了二个小时,结尾时苏斯洛夫还不忘狡诈地“强奸”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承认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请求允许他不在全会上发言。”

中央委员们谁也没有要求发言,一致同意解除赫鲁晓夫的各种高级职务。

就在稍早前竹席团会议结束和中央全会召开之间的二个小时内,与会的中央委员们被集中学习竹席团决议精神,已经“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站稳了立场”:当苏斯洛夫在宣读竹席团报告时,在需要的地方,中央委员们都高声喊道:“说得对!”——而就在不久之前,他们也是这样对赫鲁晓夫随声附和的。

甚至有人还提议将赫鲁晓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但按照苏共党章程序,这需要秘密表决。在党的例行代表大会之前,赫鲁晓夫仍然是中央委员。于是赫鲁晓夫动身回家。

全会还同时通过决议,确认:今后将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集中于一人是不适宜的。

苏斯洛夫在全会上所宣读的这份报告,后来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尚属“温和”。因为,还有一个由波利扬斯基准备的内容尖刻的文本。此人近年来吃足了赫鲁晓夫的苦头,比谁都多,郁结了满腔的怨愤。他曾指望作主要发言,但老同志们没有给他机会——波利扬斯基年轻倨傲,干吗要强化他的地位?

波利扬斯基那篇长达70页的报告只印了四份。一份他返还中央委员会总务处,请求作为十月全会的附录材料。其余三分交由中央委员会总务处第一科(专门为主席团会议准备材料的机构)处理,文件都在那里按照规定的程序销毁。也就是说,波利扬斯基的那份没公开的报告,如今成了了“孤本”。

苏共中央全会结束后,全国各地纷纷清除赫鲁晓夫的肖像。似乎他已经从历史上抹掉,仿佛苏联从未存在过这样一位苏维埃领导人。

苏斯洛夫的报告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勃列日涅夫提出了选举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问题。

据会议速记记录记载,当时大厅里立即传来一阵叫喊声:“我们建议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我们党的第一书记!”

与会的中央委员们纷纷鼓掌。

波德戈尔内换到了主席座位上,以便主持表决:

“已经有人提议勃列日涅夫同志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没有其他的提议了吗(谁敢有)没有。让我们进行表决。谁赞成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我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请中央委员们举手。”

于是,提议被一致通过。

大厅里再次响起掌声。按照苏共党章规定:只有中央委员会委员才有表决权。但是,波德戈尔内决定显示全党领导层完全同心同德:

“同志们,让我们与中央候补委员和检查委员会委员一道表决,”他提议说。“谁赞成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请举手。请放下。谁反对?谁弃权?没有!一致通过。”

再次起立。全体鼓掌,唱《国际歌》。

在10月14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不仅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而且还当选为俄罗斯联邦中央政治局竹席(一年之后,由赫鲁晓夫在任时所建立的政治局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被撤销)。

勃列日涅夫回到竹席的座位,讲了在这种场合应该讲的话,速记记录中加以润饰,使其臻于完美:

“同志们,我感谢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检查委员会委员,感谢你们大家,谢谢你们所给予我的高度信任。我明白今天所赋予我的工作的整个分量和责任,我将努力贡献出全部力量、经验和知识,力求(当然是在你们的支持之下)不致辜负你们所给予我的高度信任和荣誉”。

于是,勃列日涅夫再次听到了掌声。自此以后,这样的掌声陪伴着他每一次在公众场合的出头露面。

——苏联进入了勃列日涅夫时代。

第十章 落地凤凰 落花流水春去也

1964年10月14日,还在罢免赫鲁晓夫职务的竹席团会议召开期间, 赫鲁晓夫给女儿拉达家里打电话:“今天要举行全会,解除我的职务。你要预先告诉阿廖沙。”拉达的丈夫阿廖沙是苏共中央委员,《消息报》主编阿列克谢·阿朱别伊。

10月14日上午,当时的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按计划乘飞机抵达莫斯科,可此时苏共高层的会场政变正在进行中,此刻谁也顾不上在意他。

福奴科沃机场上依旧挂着赫鲁晓夫的肖像,国家领导人按照外交礼仪迎接古巴贵宾。事先接到邀请的阿朱别伊也来到机场。然而,昨天还讨好阿朱别伊的官员们,一个个都佯装没有发现他的模样,从他身边走过。阿朱别伊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只有米高扬与他握了握手。

当天,《消息报》的晚刊破天荒第一次没有出版,次日清晨,该报与其他各报一样,刊登了有关中央全会的消息和国家新领导人的肖像。头一天夜间,各报编辑部的值班人员特别仔细地查阅报纸的各个栏目,逐一删去赫鲁晓夫的名字。

在罢免赫鲁晓夫的中央全会之后,勃列日涅夫亲自确定赫鲁晓夫的退休生活水平。他手书的一张不太通顺的便条保存了下来:

1、退休金5000(按新兑换率合500卢布)。

2、克里姆林宫食堂。

3、第四总局门诊部。

4、别墅——在彼得罗沃达利涅耶(伊斯特拉)。

5、市内住宅收回。

6、轿车。

关于汽车,勃列日涅夫还特别嘱咐助手:“不是新的。”

给赫鲁晓夫分配了一处小别墅,并要求他不要进城。

赫鲁晓夫以家中人口众多为理由,要求为他保留100卢布的病人营养食堂补贴(部长级待遇),然而却只给了他70卢布/每月——中级官员的待遇。

赫鲁晓夫于1964年退休后在彼得罗沃达利涅耶镇的这所别墅里住了7年。

多年以后,《莫斯科晚报》发表了对赫鲁晓夫私人女厨师的专访。她清楚地记得赫鲁晓夫被撤职的那个日子:

“1964年10月14日,在赫鲁晓夫卫队工作的我的丈夫像往常一样,一早就去上班,可是马上又回来了:’出事了!我刚到,我们大家就被塞进一辆大轿车,挨家挨户地送了回来!’我大吃一惊,赶快去官邸!

我一到,开门的却是一个陌生人,他说’您的主人被撤职了’。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恰斯内亲切地对我说:’你回去安心地工作吧,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和你没有关系··· ···’可是怎么工作呢?尼娜·彼得罗夫娜又不在,她在卡罗维发利修养··· ···”

赫鲁晓夫回到列宁山上的官邸。女儿拉达、儿子谢尔盖正等着他。住在邻近官邸的米高扬的儿子谢尔戈也来了。赫鲁晓夫下了汽车,一言不发,径直去了楼上自己的房间。

同时陪伴赫鲁晓夫回来的米高扬用教训的口吻对年轻人们说:“赫鲁晓夫忘记了,即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争权夺利这类事情。”

赫鲁晓夫被昔日的“战友”会场政变搞下台后,在家人和朋友的怂恿和劝说之下,开始了回忆录的口授。

勃列日涅夫得到密报后,派人找赫鲁晓夫谈话,称中央政治局要求停止回忆录的写作并将已经口授的部分立即上交中央。

赫鲁晓夫不肯就范,严辞拒绝,说他身为苏联公民,有权写回忆录,这个权利不可剥夺,他的口述记录是供中央、党和全体苏联人民使用的,希望他所写的东西能对苏联人、对苏联的领导人和国家有所裨益。

这次谈话使赫鲁晓夫深受刺激·,他因此急需找到一个能够把材料稳妥地保管到可以得见天日那一天的方法。在国内保存磁带和打印材料的各种各样方案均非绝对可靠。赫鲁晓夫深知克格勃那些职业暗探的神通有多么广大。

克格勃趁赫鲁晓夫因病住院之机,千方百计迫使赫鲁晓夫儿子谢尔盖交出回忆录全部手稿。谢尔盖认定已到了危急关头,要当机立断,着手准备在西方出书。他立即找到中间人。中间人火赴美国,十天后回来说,事情已经谈妥:第一卷于年底或次年年初出书,第二卷数年后出版。

讽刺!曾经贵为苏共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却要千方百计偷运到美国出版。而这绝非孤例,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也是偷运出境,在西方出版的。

1970年11月初,苏联当局得知《赫鲁晓夫回忆录》即将在美国出版的消息,命令赫鲁晓夫立即去党的监查委员会。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争论后,赫鲁晓夫同意签署一份关于“所谓赫鲁晓夫回忆录纯系伪造“的声明。

1971年1月,赫鲁晓夫终于见到了英文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八个月后他即离开人世。又过了三年,英文版回忆录第二卷问世。该书已译成15种文字。

1964年苏共中央中央十月全会之后,赫鲁晓夫的名字就从书刊上彻底消失,更遑论他的回忆录。直至戈尔巴乔夫上台四年之后的1989年,人们才在《星火》杂志上陆续看到回忆录的片段,全文则从1990年2月起在《历史问题》杂志上连载数年。

1999年,俄国莫斯科新闻信息出版公司出版了四卷本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此书由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亲自编辑整理,是迄今为止最完备、最权威的版本。

赫鲁晓夫于1971年9月11日去世。 他的亲属请了当时苏联最有名的雕塑家涅伊兹维斯内为他塑像。

造化弄人的是,赫鲁晓夫生前曾经多次猛烈批判过这位雕塑家。但当赫鲁晓夫的家人告诉涅伊兹维斯内,请他雕刻塑像是赫鲁晓夫的遗愿时,宽容的艺术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涅伊兹维斯内设计的墓碑三米高,由黑白两色的花岗石几何交叉在一起,赫鲁晓夫的头像就夹在黑白几何体的中间。通过黑白两色交错的花岗石,表现了赫鲁晓夫鲜明的个性和他的功过政绩。赫鲁晓夫的头颅从花岗石中探出来,紧盯着来往的后人,微笑着倾听后人对自己的评价。

在赫鲁晓夫下台后27年,去世后20年,苏维埃帝国轰然垮塌。最后一代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中的大多数,都是属于”二十大的一代“,他们的政治意识恰好是形成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

戈尔巴乔夫时代苏共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苏联政治改革的设计师雅科夫列夫在他的回忆录《一杯苦酒》里,对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分别做了这样的评述:

尼基塔·赫鲁晓夫:是位非同寻常的、带有悲剧性的双重意识的矛盾人物。

他在苏共20大上所做的关于揭露斯大林镇压的报告,是在政治上走出的出色的一步,这在很多方面决定了斯大林去世后的过渡时期事态发展的方向。他想要同斯大林主义分手,但不是同这种制度分手。他虽同这种制度的创始者决裂,可是他崇拜由这位创始者所创造的世界。这种矛盾从来就无法解决。

他平易近人,爱囔囔,文化程度不高,还爱即席讲话,而这些讲话常常以出丑告终。他谴责斯大林的罪行,而他本人又走上了布尔什维克本性上所固有的迫害加暴力镇压之路。

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11月10日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他去世后仅仅九年,二十世纪二大超级大国之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便分崩离析。

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里这样评述这位苏联领导人: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是衰落时期历史上的一名闹剧丑角。他俨然成了取得战争胜利的“小地”元帅(小地: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参加的一次小规模战役的地名。当时,他担任一个集团军的政治部主任,上校军衔。勃列日涅夫在一本名为《小地》的自传小册子里,宣扬他在小地战役中的英勇战斗功绩,对卫国战争的胜利所做出的贡献),而包括朱可夫在内的其他所有人却都先躲在斯大林格勒的堑壕里,后来躲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堑壕里“苟且偷生”。

在他治下,军工集团第一次得以在管理国家的操纵台上安插自己的代表。他学问不大,而且好记仇,他除了几乎能准确嗅出谁是自己的支持者,谁是自己的敌手的本能外,没有任何其他才能。

开始曾想“纠正”些什么,可是很快就对事情冷淡下来。喜欢勋章、光荣头衔和各种隆重的礼仪活动。生前最后的5–6年,重病不起,实际上已不能工作,但一直被精心隐瞒着。

但是,看来制度本来就不需要一个有生气的管家。这已经不是他的过错,而主要是垂死的单一政权的征兆。

【全文完】

日暮碧云 安放人生的雅舍 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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