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一：
18世纪末期，英国政府决定把犯了罪的英国人统统发配到澳洲去。
一些私人船主承包了从英国往澳洲大规模地运送犯人的工作。英国政府实行的办法是以上船的犯人数支付船主费用。而当时那些运送犯人的船只大多是一些破旧的货船改装的，船上设备简陋，没有什么医疗药品，更没有医生。船主为了牟取暴利，尽可能地多装人，使船上条件十分恶劣。
3年以后，英国政府发现：运往澳洲的犯人在船上的死亡率达12%，其中最严重的一艘船上424个犯人死了158人，死亡率高达37%。英国政府花费了大笔资金，却没达到大批移民的目的。英国政府想了很多办法。每一艘船上都派一名政府官员监督，再派一名医生负责犯人的医疗卫生，同时对犯人在船上的生活标准做了硬性规定。
但是，死亡率不仅没有降下来，有些船上的监督官员和医生竟然也不明不白地死了。原来一些船主为了贪图暴利，贿赂官员，如果官员不肯同流合污就被扔到大洋里喂鱼了。
政府又采取新办法，把船主都召集起来进行政治教育，讲“三个代表”，教育他们要珍惜生命，要理解去澳洲开发是为了英国的长久大计，不能把金钱看得比生命都重要。但是情况依然没有好转，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
一位英国议员认为那些私人船主钻了制度的空子。而制度的缺陷在于政府给船主报酬是以上船人数来计算的。他提出从改变制度开始：政府以到澳洲上岸的人数为准计算报酬，不论你在英国上船装多少人，到了澳洲上岸的时候再清点人数支付报酬。
自此以后，船上主动请医生跟船，在船上准备药品，改善生活，尽可能让每一个上船的人都健康地到达澳洲：一个人意味着一份收入。死亡率降到了1%以下。有些运载几百人的船只，经过几个月的航行竟然没有一人死亡。
故事二：
二战期间，美国空军降落伞的合格率为99.9%，这就意味着从概率上来说，每一千个跳伞的士兵中会有一个因为降落伞不合格而丧命。军方要求厂家必须让合格率达到100%才行。厂家负责人说他们竭尽全力了，99.9%已是极限，除非出现奇迹。军方（也有人说是巴顿将军）就改变了检查制度，每次交货前从降落伞中随机挑出几个，让厂家负责人亲自跳伞检测。从此，奇迹出现了，降落伞的合格率达到了百分之百。
故事三：
一个美国教授，每一次来中国都是住陋室，穿小巷，不停地采访、记录，一本牛津出版的最新学术著作就是这样完成的，其工作精神不由你不敬佩。
但他也有个对他来说出格的嗜好：到中国的第一天，总是让朋友陪他去软件市场，寻找中国盗版的美国软件，物美价廉，乐而忘返。作为中国人，我们也许能理解甚至支持这位美国教授的嗜好，那些刚出炉的美国软件，如果在北美本地买，实在是太贵了，贵到连教授也买不起的地步。
但私下我们也会想：在美国的制度环境下，能允许他这么做吗？看来美国人和任何其他民族的人一样，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一旦脱离本土制度约束，人性中的弱点都会出现，甚至放纵。
故事四：
一位香港的朋友说，一群西方人从罗湖出境，跟大陆有的人一样，见排队就插队，一点儿没有文明习惯；跨过罗湖桥，到香港一端入境，百步之外，人性突然大变，规规矩矩地排起队来。
这就是制度的力量！无论高傲的美国人、优雅的法国人，一旦脱离制度约束，都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故事五：
某日本高级酒店检测客房抽水马桶是否清洁的标准是：由清洁工自己从马桶中舀一杯水喝一口。可以想象，这样的马桶会干净到什么程度。 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人的坏念头受到抑制，而坏的制度会让人的好愿望四处碰壁。建立起将结果和个人责任和利益联系到一起的制度，能解决很多似乎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
好的制度靠钢性的法律去维护，而在我们的有些地方，只要有一点儿权力，阿鸡阿狗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随意破坏法律，制定符合自己意愿的“规矩”，使一些地方都成了没有制度、没有规则、没有法律、没人诚信的“法外之地”。在这里坏人肆意横行，好人四处碰壁，好人变坏，坏人更坏，人性向恶，唯有在重大灾难来临之际，才能偶而激发出沉溺于人们灵魂深处的善。所以，一旦有了重大灾难，个别官媒就会喜出往外，充分利用灾情传递“正能量”。就连前不久的遍及全国的雾霾，也能让官媒弄出“五大意外收获”：雾霾让中国人更团结、更平等、更清醒、更幽默、长知识。
（本文写于2013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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