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一:

18世纪末期,英国政府决定把犯了罪的英国人统统发配到澳洲去。

一些私人船主承包了从英国往澳洲大规模地运送犯人的工作。英国政府实行的办法是以上船的犯人数支付船主费用。而当时那些运送犯人的船只大多是一些破旧的货船改装的,船上设备简陋,没有什么医疗药品,更没有医生。船主为了牟取暴利,尽可能地多装人,使船上条件十分恶劣。

3年以后,英国政府发现:运往澳洲的犯人在船上的死亡率达12%,其中最严重的一艘船上424个犯人死了158人,死亡率高达37%。英国政府花费了大笔资金,却没达到大批移民的目的。英国政府想了很多办法。每一艘船上都派一名政府官员监督,再派一名医生负责犯人的医疗卫生,同时对犯人在船上的生活标准做了硬性规定。

但是,死亡率不仅没有降下来,有些船上的监督官员和医生竟然也不明不白地死了。原来一些船主为了贪图暴利,贿赂官员,如果官员不肯同流合污就被扔到大洋里喂鱼了。

政府又采取新办法,把船主都召集起来进行政治教育,讲“三个代表”,教育他们要珍惜生命,要理解去澳洲开发是为了英国的长久大计,不能把金钱看得比生命都重要。但是情况依然没有好转,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

一位英国议员认为那些私人船主钻了制度的空子。而制度的缺陷在于政府给船主报酬是以上船人数来计算的。他提出从改变制度开始:政府以到澳洲上岸的人数为准计算报酬,不论你在英国上船装多少人,到了澳洲上岸的时候再清点人数支付报酬。

自此以后,船上主动请医生跟船,在船上准备药品,改善生活,尽可能让每一个上船的人都健康地到达澳洲:一个人意味着一份收入。死亡率降到了1%以下。有些运载几百人的船只,经过几个月的航行竟然没有一人死亡。

故事二:

二战期间,美国空军降落伞的合格率为99.9%,这就意味着从概率上来说,每一千个跳伞的士兵中会有一个因为降落伞不合格而丧命。军方要求厂家必须让合格率达到100%才行。厂家负责人说他们竭尽全力了,99.9%已是极限,除非出现奇迹。军方(也有人说是巴顿将军)就改变了检查制度,每次交货前从降落伞中随机挑出几个,让厂家负责人亲自跳伞检测。从此,奇迹出现了,降落伞的合格率达到了百分之百。

故事三:

一个美国教授,每一次来中国都是住陋室,穿小巷,不停地采访、记录,一本牛津出版的最新学术著作就是这样完成的,其工作精神不由你不敬佩。

但他也有个对他来说出格的嗜好:到中国的第一天,总是让朋友陪他去软件市场,寻找中国盗版的美国软件,物美价廉,乐而忘返。作为中国人,我们也许能理解甚至支持这位美国教授的嗜好,那些刚出炉的美国软件,如果在北美本地买,实在是太贵了,贵到连教授也买不起的地步。

但私下我们也会想:在美国的制度环境下,能允许他这么做吗?看来美国人和任何其他民族的人一样,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一旦脱离本土制度约束,人性中的弱点都会出现,甚至放纵。

故事四:

一位香港的朋友说,一群西方人从罗湖出境,跟大陆有的人一样,见排队就插队,一点儿没有文明习惯;跨过罗湖桥,到香港一端入境,百步之外,人性突然大变,规规矩矩地排起队来。

这就是制度的力量!无论高傲的美国人、优雅的法国人,一旦脱离制度约束,都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故事五:

某日本高级酒店检测客房抽水马桶是否清洁的标准是:由清洁工自己从马桶中舀一杯水喝一口。可以想象,这样的马桶会干净到什么程度。 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人的坏念头受到抑制,而坏的制度会让人的好愿望四处碰壁。建立起将结果和个人责任和利益联系到一起的制度,能解决很多似乎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

好的制度靠钢性的法律去维护,而在我们的有些地方,只要有一点儿权力,阿鸡阿狗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随意破坏法律,制定符合自己意愿的“规矩”,使一些地方都成了没有制度、没有规则、没有法律、没人诚信的“法外之地”。在这里坏人肆意横行,好人四处碰壁,好人变坏,坏人更坏,人性向恶,唯有在重大灾难来临之际,才能偶而激发出沉溺于人们灵魂深处的善。所以,一旦有了重大灾难,个别官媒就会喜出往外,充分利用灾情传递“正能量”。就连前不久的遍及全国的雾霾,也能让官媒弄出“五大意外收获”:雾霾让中国人更团结、更平等、更清醒、更幽默、长知识。

(本文写于2013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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