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前,“人权观察”要求中国政府撤消对藏人环保人士、慈善家嘎玛桑珠及其兄弟的指控,并说“这些人代表了政府所希望看到的现代藏人——经济上成功,只去支持非政治化的,被认可的文化及环境等事业——但即使是这样的人,也被当作罪犯。”这让我忆起与嘎玛最初的结识。那是1998年5月的一天,我从拉萨到成都出差,很偶然地,在成华区政府门口蓦然看见一群藏人,在铺着报纸、竹席和塑料布的地上静坐着,神情疲乏,衣衫不整,但愤怒和悲哀却是一望便知。我走过去跟他们说话,想了解其中原由。就在这时,嘎玛出现了,扛着两箱矿泉水。

原来这些藏人都是做虫草生意的商人,大多是藏东一带的康巴,也有来自阿坝草原的安多哇。去年虫草季节之后,他们带着从各自家乡七千多户人家收集的一万多斤虫草,到成都来联系买家,被成华区政府属下的某医药公司收下,本来说好将在某个时间付款,可时间到了,这医药公司的老板却不知去向,而万多斤虫草也不见踪影。眼看合计近四千万元的人民币化为乌有,这些商人心急如焚,因为他们是按照传统的贸易方式,仅仅依凭信誉和诺言就从乡亲们的手上拿走虫草的。而那些付出了艰苦劳动的乡亲们,正巴望着他们按时把钱带回来。当然也有当即付款收购的,对于这些买卖不算大的生意人来说,几乎是把全部家当搭进去了。另外,其中有五百多万元是农牧区扶贫款,一千五百多万元是贷款。不得已,他们只好住在各藏地驻成都的办事处,天天去讨债,可时过数月却毫无效果,惟有静坐了。据说参加静坐的商人多达六十多个。但是,静坐就能解决问题吗?四千万元的损失谁能弥补呢?一个名叫多尔戈的阿坝商人,绝望之极竟自尽身亡。

那么,嘎玛也是其中一个被骗的商人吗?不是,他不是。他当时三十出头,正在做天珠生意,也是刚到成都就偶然遇上了这些静坐的藏人,他毫不犹豫地放下自己的生意,主动为他们奔走,其方式是:一、给他们送水送药送食物;二、托关系找重要人物为他们说话。几经周折,嘎玛找到了住在北京的平措汪杰先生。虽然平汪先生从国家民委副主任的位置上离休多年,但威望犹在。而且他是西藏最早的革命家、众所周知的民族主义者,对这一影响了这么多普通藏人生计的事件,他当然会伸出援手。听说他向担任总理的朱鎔基反映了这个情况,于是,由上至下,包括西藏、四川、青海在内的几个省级部门,齐赴成都,整整历时三年,才向受骗藏人赔偿了被骗去的钱。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而当时我与行侠仗义的嘎玛匆匆一两面,并没有帮上任何忙。直到2002年夏天,在拉萨的一次宴会上重逢嘎玛,惊讶地听到他非常精辟地说,在藏地搞环境保护必须兼顾当地藏人的利益,否则还不如不搞的好。据介绍,嘎玛是藏地第一批民间环保组织——“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的创始人和资助者。于是我几次采访过他,写成文章《“天珠王”嘎玛》发表在2006年的《南方周末》上。记得他一开始就告诉我:“我没有下过地狱,不知道地狱有多可怕,但是我受过很多苦;我没有上过天堂,不知道天堂有多美好,但是我常常感到快乐。”令人感叹的是,这段话的前半句竟成为嘎玛今天的写照,这实在是非常地不公正。

2010/6/17,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2010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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