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一个销售旧书的网站上寻找有关西藏题材的连环画时，意外地发现数本绘制于文革后期及文革刚结束之时的连环画，作者有如今西藏画界的权威韩书力，以及另外两名权威人物余友心、叶星生。
我不太记得小时候有没有看过这些连环画。应该都看过，那时候不看这些还能看什么？出于温故知新的目的，我立即从网上以比较不便宜的价格购得这几本关于西藏题材的连环画，并且拍摄了其中部分图文并茂的插图，发表在我的博客上，算是开一个“红小人书”画展。相对于最近在北京举办的“烈日西藏——西藏当代艺术展”，我给博客上的画展起名为“红日西藏——西藏红小人书展”，参展画家是韩书力、余友心、叶星生，参展连环画为《雪山擒敌》、《风雪雄鹰》、《会说话的琴轴》。
感谢这几位著名的权威人物，为“宣传”西藏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在他们的画笔下，西藏被画成了两个西藏——“人间地狱”的“旧西藏”和“人间天堂”的“新西藏”。 我曾在评述大型文革泥塑展《农奴愤》的文章中写过：“党的文艺工作者们，多少年来就这么戏剧化地改写着西藏，改画着西藏，改唱着西藏，改舞着西藏，改拍着西藏，改塑着西藏。一如《农奴愤》正是在一种非常戏剧化的过程中，完成了党的文艺工作者们对西藏的全部想象。历史的真实，就在这样一种红色意识形态化的想象中被改变了。一代代西藏人的记忆，就在这样一种红色意识形态化的想象中被改变了……”
耐人寻味的是，这几位画家的后期似乎发生了幡然之变，正如另一位以写西藏成名的权威级作家马丽华对韩书力后期画作的评价：“借用藏传佛教题材又匠心独运的众佛、经幡、曼陀罗之类系列组画，使他名声雀起。”而这一评价，也适用于其他两位画家。可是，为何会有这么截然不同的转变呢？难道是他们被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给感召了吗？以至于近二十年来，总是不停地以美化的笔法在借用藏传佛教的元素来绘画，而再也不是妖魔化了。
还是我的一位画家朋友眼光透彻，与我同龄的他虽没有画过西藏题材，但多次去过西藏，最近刚在柏林办画展。他在skype上给我留言道：“你的展览太有意思了，以前他们画小人书，第一是为了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第二是从中可以获得政治上的利益。后来他们画藏传佛教的绘画，是为了能卖给国际友人。在80年代，中国没有绘画市场，有的就是北京友谊商店卖中国画，名家齐白石的也就一百元人民币左右。那时有地位的画家大都画连环画，因为有稿费，在当时算很不错了，到了90年代才开始有国际友人买画，韩、余、叶早年画小人书不仅政治上有成绩，经济上也不错，现在又画佛教绘画挣大钱，他们吃西藏真是不吐骨头。”朋友又说，“95年去余友心在文联的家，看到一张快完成的唐卡，画工不错，当时他有些自豪的说是日本人预定的。”这让我想起多年前，作为著名西藏文物收藏家的叶星生，曾在拉萨雇了一些年轻画家，临摹寺院壁画，然后署上他的名字，带往各处办展览并且销售，赚了不少钱。当然，韩书力的画是最贵的。
看来其实是利益驱动着他们在政治挂帅或经济为先的时候做出最佳选择，不断转型，从中获得最大好处。而西藏，如今被他们抒情为“大美”的西藏，自从他们踏上这块土地起，就成了他们毕生用之不竭的名利之泉。
2010/9/28，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2010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