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二年初夏的一个下午，当我把这些照片从纸袋里取出，五十七岁的霍康·强巴旦达的反应令我震惊。他是个高大、沉默的拉萨人，开始只是翻来覆去地看着他父母和外公被当作“牛鬼蛇神”斗争的照片，很平静的样子，但谁也没有料到他会突然恸哭起来。他的那种恸哭没有声音，只是浑身颤抖，一只手紧紧地抓着身边的人，泪流满面。他就这么哭了许久，我也禁不住潸然泪下。半响他才哽咽道，当年我父亲曾说过，在批斗时他看见有人在拍照，我当时不在拉萨，还以为我一辈子也不会见到这样的情景……
霍康·强巴旦达终于看到的照片，是我父亲泽仁多吉在四十年前拍摄的。
我父亲是西藏东部的康巴藏人。按照西藏传统的地理观念，整个藏地由高至低分为上、中、下三大区域，有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多康六岗的说法。一九五0年，毛泽东派遣军队要“解放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西藏同胞”，从中国的西南方向进军拉萨的先遣部队沿途吸纳数百名年轻藏人，其中就有我年仅十三岁的父亲。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开始燎原，我出生在西藏军区总医院。此时我的父亲已是中国驻西藏军队的一名军官，亦是一位热心的摄影爱好者。从懂事起，我经常见父亲整理他的照片和底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九九一年，仍在军队任职的父亲病故于我出生的那所医院。在收拾父亲的遗物时，我保留了这些照片，但当时并不知这是迄今为止，关于西藏文革最全面的一批民间照片。
直到一九九九年，我读了从海外传到西藏的《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决定把父亲的照片寄给书的作者——中国作家王力雄。当时的想法只是，与其让父亲的照片继续沉没箱底，不如提供给一位能够公正研究西藏问题的学者，或许能发挥一些作用。
未曾谋面的王力雄把照片又还给了我，并在回信中说，这些照片再现了西藏一个被抹煞的时代，属于应该恢复的西藏记忆。一个民族的传承靠的是对历史的记忆，而用“记忆”对抗“遗忘”是每一个有良知者的责任，也许这就是我父亲留下这些照片的心意。他的话打动了我。从那以后，我被这些照片牵引着，进入了艰难、漫长的采访与写作之中。
六年来，我采访了七十多人，基本上与我的父母同辈，生命中的大段岁月是与西藏天翻地覆的几十年历史紧密相连的，大多数是藏人，也有汉人和回族，如今他们或者是退休干部、退休军人、退休工人、居民，或者是还在其位的官员、仍在工作的学者、虔心侍佛的僧侣等等，但当年，他们中有红卫兵、有造反派、有“牛鬼蛇神”、有“积极分子”……我带着王力雄帮我在北京放大的照片在拉萨走街串巷，把照片一幅幅打开，一幅幅传递。每取出一幅照片，往往就能引发一段苦涩回忆。
很多人的回忆都夹杂着难言、失言以及不堪言说。我总是默默倾听着，不愿意自己的唐突、冒昧、闪失打断了他们并不轻松的回忆。我小心翼翼地寻找着终于流露或泄露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往往是对这些照片详细的说明或补充。多少回，当我整理录音时，反复倾听他们的惊栗、叹息和忏悔——“疯了，那时候都疯了，就像吃了迷魂药”、“可怜啊，我们这个民族太可怜了”……这时我总是感到，直面历史和创伤的确很困难。
感谢我的父亲，不论他出于什么动机，他留下的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见证；感谢我的母亲，她容忍父亲把相当一部分工资消耗于被当时人们认为无用的摄影；感谢王力雄，他不仅是我写作此书的推动者，如今是我的先生；感谢西藏学者才旦旺秋，他为此书的形成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策划，并提供了他的采访和翻译；感谢远在波士顿的Carma Hiton，为我做了照片的保管和扫描；感谢台湾大块出版集团的郝明义先生，使这些照片和调查文字公诸于世。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些接受了我的采访的长辈们，许多人仍然生活在西藏，为了他们的安全，书中对其中七人使用化名（三位男子以藏语的星期日期替代，四位女子以藏语的二位数字替代）。令人难过的是，其中已有两人病故。
出于诸多考虑，我原本打算署名亦用化名，但是二00三年九月，我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被认为有“政治错误”而遭查禁，我也被解除了公职。这恰是西藏今天的现实，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依然与文革时代如出一辙。这也使我不再有顾虑，决定在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以真实身份出版此书。
最后，我要转录一九五九年逃离西藏的一位佛教上师——索甲仁波切在他的著作《西藏生死书》中的一句话：“我愿把本书献给西藏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难的人，他们见证了他们的信仰和佛法的殊胜景象被摧毁”。
二00五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亡故二十九年整
镜头下的西藏文革：《杀劫》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2011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