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关于照片

Share on Google+

二00二年初夏的一个下午,当我把这些照片从纸袋里取出,五十七岁的霍康·强巴旦达的反应令我震惊。他是个高大、沉默的拉萨人,开始只是翻来覆去地看着他父母和外公被当作“牛鬼蛇神”斗争的照片,很平静的样子,但谁也没有料到他会突然恸哭起来。他的那种恸哭没有声音,只是浑身颤抖,一只手紧紧地抓着身边的人,泪流满面。他就这么哭了许久,我也禁不住潸然泪下。半响他才哽咽道,当年我父亲曾说过,在批斗时他看见有人在拍照,我当时不在拉萨,还以为我一辈子也不会见到这样的情景……

霍康·强巴旦达终于看到的照片,是我父亲­泽仁多吉在四十年前拍摄的。

我父亲是西藏东部的康巴藏人。按照西藏传统的地理观念,整个藏地由高至低分为上、中、下三大区域,有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多康六岗的说法。一九五0年,毛泽东派遣军队要“解放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西藏同胞”,从中国的西南方向进军拉萨的先遣部队沿途吸纳数百名年轻藏人,其中就有我年仅十三岁的父亲。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开始燎原,我出生在西藏军区总医院。此时我的父亲已是中国驻西藏军队的一名军官,亦是一位热心的摄影爱好者。从懂事起,我经常见父亲整理他的照片和底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九九一年,仍在军队任职的父亲病故于我出生的那所医院。在收拾父亲的遗物时,我保留了这些照片,但当时并不知这是迄今为止,关于西藏文革最全面的一批民间照片。

直到一九九九年,我读了从海外传到西藏的《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决定把父亲的照片寄给书的作者——中国作家王力雄。当时的想法只是,与其让父亲的照片继续沉没箱底,不如提供给一位能够公正研究西藏问题的学者,或许能发挥一些作用。

未曾谋面的王力雄把照片又还给了我,并在回信中说,这些照片再现了西藏一个被抹煞的时代,属于应该恢复的西藏记忆。一个民族的传承靠的是对历史的记忆,而用“记忆”对抗“遗忘”是每一个有良知者的责任,也许这就是我父亲留下这些照片的心意。他的话打动了我。从那以后,我被这些照片牵引着,进入了艰难、漫长的采访与写作之中。

六年来,我采访了七十多人,基本上与我的父母同辈,生命中的大段岁月是与西藏天翻地覆的几十年历史紧密相连的,大多数是藏人,也有汉人和回族,如今他们或者是退休干部、退休军人、退休工人、居民,或者是还在其位的官员、仍在工作的学者、虔心侍佛的僧侣等等,但当年,他们中有红卫兵、有造反派、有“牛鬼蛇神”、有“积极分子”……我带着王力雄帮我在北京放大的照片在拉萨走街串巷,把照片一幅幅打开,一幅幅传递。每取出一幅照片,往往就能引发一段苦涩回忆。

很多人的回忆都夹杂着难言、失言以及不堪言说。我总是默默倾听着,不愿意自己的唐突、冒昧、闪失打断了他们并不轻松的回忆。我小心翼翼地寻找着终于流露或泄露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往往是对这些照片详细的说明或补充。多少回,当我整理录音时,反复倾听他们的惊栗、叹息和忏悔——“疯了,那时候都疯了,就像吃了迷魂药”、“可怜啊,我们这个民族太可怜了”……这时我总是感到,直面历史和创伤的确很困难。

感谢我的父亲,不论他出于什么动机,他留下的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见证;感谢我的母亲,她容忍父亲把相当一部分工资消耗于被当时人们认为无用的摄影;感谢王力雄,他不仅是我写作此书的推动者,如今是我的先生;感谢西藏学者才旦旺秋,他为此书的形成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策划,并提供了他的采访和翻译;感谢远在波士顿的Carma Hiton,为我做了照片的保管和扫描;感谢台湾大块出版集团的郝明义先生,使这些照片和调查文字公诸于世。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些接受了我的采访的长辈们,许多人仍然生活在西藏,为了他们的安全,书中对其中七人使用化名(三位男子以藏语的星期日期替代,四位女子以藏语的二位数字替代)。令人难过的是,其中已有两人病故。

出于诸多考虑,我原本打算署名亦用化名,但是二00三年九月,我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被认为有“政治错误”而遭查禁,我也被解除了公职。这恰是西藏今天的现实,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依然与文革时代如出一辙。这也使我不再有顾虑,决定在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以真实身份出版此书。

最后,我要转录一九五九年逃离西藏的一位佛教上师——索甲仁波切在他的著作《西藏生死书》中的一句话:“我愿把本书献给西藏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难的人,他们见证了他们的信仰和佛法的殊胜景象被摧毁”。

二00五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亡故二十九年整

镜头下的西藏文革:《杀劫》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2011年3月28日

阅读次数:1,550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