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戴着红袖标的老人一会儿看看蔬菜,一会儿看看鱼虾,手上却并没有提篮子。看来他一定是老片警范德宗了。

其实不久之前陈超刚见到过类似的情景,于光明的父亲老于头经常在另外一个市场巡查。只是范德宗肩负着不同的职责。在这个人人向钱看的时代,小商小贩随处可见,但是有些小贩会缺斤短两以次充好。如今他们坑人的方法已经不仅仅限于注水肉之类,而是转向染色剂、地沟油等更“高明”的手段。这些行为会危害消费者健康,这位老范的职责就是监督并制止这些丧良心的行为。

这会儿他正在一个卖虾小贩的摊位前检查着。陈超走上前去,礼貌地问道:

“您是范叔吧?”

“没错,你是?”

“能跟您单独谈谈吗?”陈超掏出名片递了过去,“有很重要的事情。”

“好吧。”范德宗转身对小贩说道,“你,下不为例啊!”

“咱们去那边喝壶茶吧,”陈超指着黄花鱼摊点旁边的小吃店,“咱们可以坐下聊聊。”

“那家不卖茶水。不过我倒是可以让他们帮忙沏一壶。”范德宗说道,“叫我老范同志吧,我喜欢这个称呼。每次别人这么叫我,都能让我回想起当年那万众一心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岁月啊。”

“好的,老范同志。”陈超心想“同志”这个词在港台年轻人中都成了同性恋的代名词了,也许眼前这位老人不知道这个词现在有了那么一层意思吧。语言总是随着人们意识的演变而不断发展的。

小吃店门口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早餐午餐晚餐,餐餐如此”,下联是“去年今年明年,年年相同”,横批是“吃才是真”。

陈超盘算着,自己兜里剩下的钱应该足够在这里请老范吃顿早餐了。服务员端来一壶茶,顺便向他们推荐了店里的特色早餐——羊肉泡馍。

“老范同志,我以茶代酒敬您一杯。”陈超端起茶杯。

“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我知道陈队长你也挺忙的。今天来找我这个老头子,想必不是为了请我吃顿羊肉泡馍吧。”

“是的,我想请教您几件事。听居委会同志说只有您能帮我。”

“是吗,那你说说看。”

“我们最近在调查一起凶杀案。梅老师曾经住在这附近吧?我想问问关于她的事。她当时是明家的儿媳妇,而您那时是这附近的片警。”

“梅老师?哦,是的。不过她早就去世了啊。她跟你们的调查的案子能有什么关系呢?”

“目前我只能说,她的资料也许会对我们的调查有帮助。”

“哦。我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两三年调到这个社区当片警的。当时你多大,还在上小学吧?”

“没错。”陈超点了点头。

“如今片警可能算不了什么,”老范往汤碗里掰着馍,“可在那个阶级斗争的时代,片警身上担负的责任可不轻啊。任何人都可能是妄图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敌人,特别是在这种地方。附近很多住户出身都有‘问题’。建国以后,好多这样的家庭都因为他们历史上跟国民党的瓜葛被赶出自己的家,取而代之住进去的是一些工人家庭。然而有些家庭跟新政权和旧政权都有联系,所以保住了自己的房产。明家就是这样的。”

“明家是个什么情况呢?”

“明家老爷子曾经在四十年代末公开发表声明谴责蒋介石的统治,于是在建国后被划成了‘爱国民主人士’,家产也没被充公。他儿子在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娶了同在学院教小提琴的梅老师为妻。夫妻俩生了个儿子,好像叫小真还是什么的。一家人生活在那所大房子里,日子过得很不错。周围的穷邻居们对明家很有意见,作为片警我得特别注意明家才行。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切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明家老爷子心脏病发作去世了,免了被批斗。梅老师三口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她丈夫被当成英国间谍隔离审查了,因为他偷偷听英文广播。他们家的房子也被别人强占了,梅老师孤儿寡母的只能被迫住到了从前用人住的阁楼上。”

“没人帮梅老师母子说话吗?都眼睁睁看着?”陈超问道。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问题非常荒谬。‘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他们一家人也是被造反派们从三室一厅的公寓里赶了出去。

“你忘了毛主席那句话吗?‘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在那些造反派看来,革命就是从富人那里抢东西。”

“是的。我记得。当年红卫兵们也洗劫了我家。不好意思打断您了,请您继续说吧。”

“‘文化大革命’第三年,明府围墙上不知怎么被人写上了一串反革命标语。其实那‘标语’是两个词组成的,一个词是‘打倒’,一个词是‘毛主席’。很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孩子在不同时间写上去的。因为是写在明府围墙上的,人们怀疑的对象就很容易地落到了住在那个大宅子里的人身上。由于那时的阶级斗争观念,怀疑的焦点最终落到了梅老师母子,特别是她儿子身上。没人能证明是他干的,但是也没人能证明不是他干的。于是居委会和驻音乐学院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了一个联合调查组,以隔离审查的名义把那个小男孩儿单独关进了小黑屋。当时这被认为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最好办法。事实上当初梅老师的丈夫就是被隔离审查了一个星期之后,上吊自杀的。梅老师很怕儿子也会步丈夫的后尘,到处求人。她甚至来求过我,可我也无能为力啊。那时候派出所基本都被造反派把持着,我一个小片警又能怎么办?结果你猜怎么着,有一天下午她儿子突然就被释放了,据说是没查到他写那些反革命标语的证据。还有就是他在隔离审查的时候发了高烧,当值的守卫不想担责任。于是他就回家了。据说他刚一推开家门像见了鬼一样转身就跑,接着梅老师光着身子就追出来了,结果从楼梯上滚了下去,当场摔死了。那孩子也不知道听没听见他妈妈摔下楼梯,反正就是像疯了一样一直跑,不回头。一直跑回他被关的那个小黑屋。”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老范停下来喝了一口茶水。

“太奇怪了,”陈超说道,“那天下午发生的事,你问过明府内外的住户吗?”

“当然问了,我找了好几个人了解情况呢,”老范说道,“特别是住在旁边房子里的老张,那天下午他刚好下夜班在家睡觉呢。他听见一声尖叫之后就跑出去了,看到梅老师光着身子,一边跑一边叫儿子的名字。老张没看到梅老师的儿子,还以为她做噩梦吓着了。他本想去拦住梅老师问个究竟,可心里又害怕。因为如果让他那个新婚不久的母老虎老婆看见他和一个裸体女人在一起,他肯定没好果子吃。所以老张最后还是没敢出门。直到几个小时之后人们才发现梅老师已经摔死了。她儿子连着病了一个星期,高烧不退。后来有些好心邻居送他去了医院。那孩子出院之后才知道自己的母亲已经死了。他那时候还挺小的,很难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但是他什么都没问,估计是知道问了也没用。”

“当时居委会和派出所对梅老师的死展开调查了吗?”陈超插话道。

“没有,当时像梅老师这样出身不好的女人死了是没人过问的。居委会的结论就是意外死亡。我试着跟梅老师的儿子交流,可他什么也不肯说。”

说到这里,老范叹了口气,把最后一块馍丢进碗里,搓了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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