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大学校园大门正对着普林斯顿镇中心的威瑟斯波街，这街用的是该校第六任校长威瑟斯波的姓命名的。 (John Witherspoon, 1722-2/1794-11；1768/1794担任校长。) 威瑟斯波校长是新泽西州参加费城第二届大陆会议的代表、《独立宣言》的签字人，所以有国父之尊。1789年北美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成立时他被推举为第一任会长。 他去世后就葬在威瑟斯波街旁一个长老会的墓地里，离开校门两个街口，顺理成章。将近一百年后（1882），一个出生在普林斯顿镇的新奥尔良商人图兰（John Tulane，1801-1887）打算向普林斯顿大学捐款，附加条件是校名改用他的姓，被拒绝。不过新奥尔良市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收下了那36万美金，并改名“图兰”大学至今。
善事没有做成，但图兰还是想把自己葬回到普林斯顿镇，同威瑟斯波校长挨在一起。不过要求让他墓穴塑像坐南朝北，这样他就可以永远背对普林斯顿校园，以示不屑。有人认为这个商人图兰太不自量力。因为论资格、成就，这个墓地里有很多地位、影响要比他大得多的人。比如这里葬着美国第22/24任总统克里夫兰（ Grover Cleveland 1837-3/1908-6 ）；第三任副总统伯尔，（Aaron Burr，1756-2/1836-9）伯尔父亲、普林斯顿大学第二任校长（Aaron Burr Sr. 1716/1757——1748-1757任校长）及他的外祖父，第三任校长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703-10-5/1758-3-22 ）。此外，爱因斯坦的同事、匈牙利裔犹太数学家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1903-12/1957-2）、盖洛普民调机构创始人George Gallup（1901-1984）等也葬住这里。所以有历史学家称普林斯顿公墓为“美国的西敏寺”。”The Westminster Abbey of the United States”。（见维基“Princeton Cemetery”）
副总统伯尔也是新泽西本地人。他出生后一、两年里其父母先后撒手人寰，而且外祖父不久也去世，所以伯尔成长过程中没有沾附到父辈们智慧的恩泽。不过他少年早慧，13岁时被普林斯顿录取、16岁就从该校本科毕业，然后继续读神学，后来还学法律，做过律师。在伯尔政治生涯里，他担任过纽约州众议员，州司法部长、参议员、副总统等职。不过他给历史留下最重一笔是他在副总统任上 、为维护自己政治名誉而向前财政部长汉密尔顿（ Alexander Hamilton，（1755 or 1757）-1/1804-7） 提出决斗 ，结果打死了汉密尔顿。从时间上看，伯尔/汉密尔顿的生死恩怨可以追溯到1790年伯尔战胜纽约州在任参议员、 汉密尔顿的岳父那刻开始，但是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
1789年4月，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宣誓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副总统，随后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1743-4/1826-7）被任命为国务卿、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虽然总统坚持非党不派，可他身边的这几位开国元勋在对宪法的解释、联邦和州权管辖范围，民权，宗教信仰的地位以及同英、法关系等等一系列问题上持不同立场，从而产生分歧。1792年美国联邦党（Federalist Party）开始成形，汉密尔顿是党魁、纲领的主要编纂者，亚当斯亦属联邦党人。随后，杰弗逊创立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以同联邦党的各项政策针锋相对，美国两党政治即告确立。1796年华盛顿宣布不再留任，那一年的总统竞选就在联邦党亚当斯和民主共和党杰弗逊等几位中进行，伯尔也加入了竞选。汉密尔顿则对伯尔展开一系列的批评和攻击。最后亚当斯票数最多成为总统、杰弗逊得票其次担任副总统，而伯尔排名第四落伍。
目睹党派在政府运作及竞选中的负面影响和作用，华盛顿在他卸任告别词中用了很大篇幅针砭这种政治现象。他指出：党争在所有政府中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其根源同人的本性有关，是人类思想中一种最强烈的激情，给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造成了消极的后果。他甚至使用十分严厉的措辞，认为由于这种纷争的自然属性加上人的复仇心态，党派政治底下“一个派别对另一个派别的替代统治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专制主义”。（……Let me now … warn you in the most solemn manner against the baneful effects of the spirit of party generally. This spirit, unfortunately, is inseparable from our nature, having its root in the strongest passions of the human mind. ……. It exists under different shapes in all governments, more or less stifled, controlled, or repressed; …… The alternate domination of one faction over another, sharpened by the spirit of revenge, natural to party dissension, which in different ages and countries has perpetrated the most horrid enormities, is itself a frightful despotism. ……）
四年后（1800年），杰弗逊邀请伯尔搭档，挑战并击败了在任总统亚当斯。竞选中，伯尔公布了汉密尔顿过去撰写的批评亚当斯的一系列文件，这引起了联邦党内讧，最后民主共和党赢得了选举。由于杰弗逊、伯尔两人得票都没有过半数，需要由众议院（在联邦党人控制下）决定谁总统、谁是副总统。汉密尔顿利用他在联邦党内的影响力使杰弗逊成为第三任总统，而伯尔为副总统。汉密尔顿毫不掩饰他对伯尔的成见，在不久后写的一封更为广泛流传的信中详细说明了他对伯尔的许多指控，称他腐败、挥霍无度，极端的堕落，指责他在担任立法机构成员的同时受益于一个荷兰土地公司的利益，还批评他的军事委员会并指责他以虚假借口辞职，等等。（见维基Burr-Hamilton Duel）
进入1804年后，新一轮总统竞选开始，这时杰弗逊决定不再同伯尔搭档，伯尔知趣地退而求次、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加入纽约州长的竞选。而汉密尔顿亦不停歇，为伯尔的竞选对手（并非联邦党人、而是民主共和党的人）站台背书，结果伯尔输了选举。伯尔把竞选失利归罪于汉密尔顿对他一贯的恶意攻击所带来了名誉损害。他去信要求汉密尔顿澄清、并收回对他的毁誉，被汉密尔顿拒绝。新怨旧恨，伯尔遂提出决斗，汉密尔顿欣然接受这一挑战。
汉密尔顿是华盛顿发现、提拔到身边的得力助手，华的告别词亦出自汉之手，可见开国先贤都不乐见党派之争。但是这两百多年来，民众并没有把他们的告诫当回事。相反，中间立场选民则越来越少、两党分裂越来越严重，如今发展到已经势不两立的地步了。我觉得这大概可以看作是民主制度下的一个悖论：首先，党派本来就是基于政治、经济或者意识形态的共同利益和信念而结成的组织，它具有明确纲领和纪律，在民主制度下，党派通过选举获得立法、行政权力进而推动它的政策。所以结党必须排他、一定营“私”；其次，直至今天，两党成员一边都认为党派主义有害，一边却都坚信自己代表的是正直和正义，而把社会分裂的责任推给他方。确实，民主制度只是给两党争权夺利一个公开对等平和的机会，而不是创造求同存异双方一致的局面。倒是伯、汉两人在政治竞争到最后双方结下仇恨非要用决斗的方式来解决倒是值得我们是深思。
1804年7月11日一早，两人分乘小船渡过哈德逊河，来到曼哈顿对面的新泽西地界的一块高地上。根据惯例，作为被挑战者，汉密尔顿除了有先开枪的机会外，他还有选择站立位置的权利。决斗场地不仅西高东低，西立者东视则面对纽约城，那地形优势可以影响心理状态，汉密尔顿当然不会放弃。不过也有一种说法是，尽管汉密尔顿占据各种有利条件，但是他第一枪故意射偏，希图伯尔也能跟进，这样双方既保全尊严，又不给对方造成伤害，但伯尔那时没有那种慈悲。如果这个说法真实，那么显示在决斗双方，挑战者的意志更加坚定。因为他将自己当作受害者，荣誉既已受损，维以生命去弥补挽救。所以轮到他时，他击中了汉密尔顿的腹部，致其次日死亡。那年汉密尔顿还不到50岁， 一个思想巨人、民主宪政缔造者以如此方式逝去，实在让人扼腕。
我们知道，历史上决斗通常在封建贵族或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之间进行，这是决斗行为的客观性。不过光有这客观方面还不够。只有那些在主观上把荣誉和尊严当作同生命一样珍贵的绅士才会参与决斗。两者缺一不可。因为决斗是以人格和自尊为提前。所以有决斗便有助于培养、保持自尊；无决斗则自尊可有可无。换一句话说，决斗具有提升人格、鼓励自尊的作用。另外，决斗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理性行为。在绅士眼里，提出或者接受决斗的本身就已经起到保护、或者恢复自己名誉的效果。在准备实施决斗的过程中，双方总能达成某种默契而不实际伤害对方。比如伯、汉两人在此之前都分别参与过多次决斗，但最终是以妥协、退让的方式结束。所以决斗曾经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今天，决斗已经成为非法而被世界各国普遍禁止。不过我倒认为，贵族之间基于情爱或者财利纷争而决斗可以禁止，而像伯尔、汉密尔顿这样由于党派政治相互批评攻击导致竞选输赢而提出决斗则应该允许。尤其是在民主国家竞选活动的前和后，那些出于党派政治利益而持续恶意攻击诋毁陷害他人名誉和名声的行为，应该允许被攻击人提出决斗的要求，因为它很可能是民主政治制度下一个有意义而且可能是很有效的行为。
民主选举是迄今为止人类发明的比较理想的政治制度，但它的缺点也显而易见。尤其是美国，一方面，两个大党垄断了社会主要政治资源，使独立候选人没有胜出的可能，这就诱使普通民众跟着党走；另外一方面，投票选举领导人本来应该基于候选人自身的品质和经验，但那操作起来比较困难，而选党相对容易得多，所以相当一部分选民择便行事，这就让社会朝左右两极分化、分裂。又由于热衷参与党内初选的都是些持强烈、极端立场的选民，这样到了普选时，两党温和中间派则没有其他选择。还因为投票是基于党派不同理念，但选举结束后这种惯性不会自己主动停止，这就让民众以政治立场代替对社会其他方面的道德评判机制。选民社会一旦陷入选举这个来回不停的循环机制，党派至上，结果连做人的最基本的好坏是非标准也被丢到一边。比如某些家长教育子女在学校里不要bully他人，却对自己推选的领导人相同行为网开一面、不以为然。本来，投票时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办法，但实际上一旦其中一“害”胜选后，他倒立即就成了一个完人。因为人都有自家孩子自家宠的习惯，这样自己选的“领袖”也就自己热爱了。其实候选人原本可能就是一个一戳即破的皮球，选举制度让民众把这个球推到了山顶，如果没有外部制约力量，那么它什么时候从山上滚下来一定会砸死人的。
当然，民主国家经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他的职责行为会有政治责任，而个人行为还有法律责任。承担政治责任的一个标志是被选下台。可是选举不能天天举行，所以只要上台就有一段时间可以恣意妄为。承担政治责任的另外一种形式是受立法制约。但当国会在同党的控制下，这种制约就徒有虚名。承担政治责任的还有一种形式是媒体的监督。问题就在这里。正由于美国这个民主国家现在只有媒体还在发声、还在行使他们舆论监督的权利，所以他们就成了总统嘴边的“敌人”，而且是美国“人民”的敌人。这实在有点耐人寻味。在使用中文的人群里大家都知道，在专制国家，统治者常常要把“人民”挂在嘴边，比如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人民代表，人民日报，等等。有人会问，一个政权根本不是“人民”选的，他们为什么要披上“人民”的外衣？那么现在同样有人问，民主国家各级领导人都是人民选的，为何现在有人也要高举“人民”的大旗？这实在都是好问题！其实同独裁者一样，民选总统常常也在扭曲事实掩盖真相。这个真相是，民主社会独立的媒体，它们针对的既不是总统个人，也不是推举他上台的选民，而是总统手里权力。只有那走到权力中心后不想承担政治责任而且不惜挑起社会对立的无良之人才会把媒体打成是“人民的敌人”。
当今美国，总统天天指名道姓攻击媒体，给媒体贴“假新闻”的标签而无需承担任何政治责任，这是多么荒唐和危险。当一个民选总统背弃民主政治原则，践踏文明社会规范，整天撒谎耍赖、无端指控、侮辱、诋毁他人人格、品德时，议会不管、法律不管，媒体还要保持他们自身形象和节操，那么民间就必须要有另外一种制约手段。这就是伯尔/汉密尔顿决斗对今日社会政治形态的意义所在。
平心而论，今日美国总统对他人的诬陷指控要比汉密尔顿对伯尔的攻击要严重的多得多，如果社会允许决斗，那么CNN也许就会先礼后兵，学伯尔要求汉密尔顿那样，要川普具体指证那一天、哪一条新闻是假的，或者CNN全部新闻都是假的。如果川普拿不出具体证据，那么就可以要求他收回并且立即停止那些无端指控并保证下不为例。如果这两个合情合理的要求他都做不到，那么CNN的法人代表、或者被川普多次当众点名为假新闻机构服务的记者（如Jim Acosta）就可以向他提出“决斗”。如果民选总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那他和独裁专制有什么区别？
我们看到，自宣布竞选、上台以来，川普的政治诉求、或者上台后的建树（如果有的话，）都和推翻建制有关。这建制除包括多年来形成、完备的政府部门框架以及具体的政策，也包括一些无形的处事规则，还应该包括民风以及公民社会应该有的平和秩序，即civility。Civility这个词在中文里可以同善意、礼貌、尊敬、谦恭，平和、端庄等相对应。如果我们把视角稍微放大一点，美国现政府对内对外打破建制式的政策后果尚未显露，但是这个总统对公民社会civility的损害则已经非常明显。比如在过去两百多年两党竞选中，竞选时对方是对手，开票后则不计前嫌、握手言欢。竞选双方既不是敌人，更不会把别人当作罪犯。而四年一度的总统竞选结束后，社会多少会有一段（把分歧搁置起来的）平和期，绝大多数选民也会自觉地不把政治立场和观点充斥到日常生活中去。另外，新晋总统一般都有一种谦卑姿态，更会去避免纠缠、牵扯竞选失败的对手以及自己的前任，我认为这是一种健康的文明建制。这里面包括有两层意思：一是失败后退出舞台的政治人物归隐于市井村野后不再拥有权力和影响，因此恢复过去的平民身份，那么他们应该拥有一份安宁的平民生活；二是竞选过程中信誓旦旦要让美国重新伟大，那么哪怕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哪怕媒体或者反对派的批评毫无根据，总统都要有那么一点心胸和肚量，接受民主制度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恪守自己的职权，勇于承担各种责任，此所谓civility是也。
可是就在前几天（8/9/2018），离开上次选举已经过了将近两年，川普还没有放过他的前竞选对手希拉里，继续对她抹黑和诬陷。他在推特里又一次指名攻击希拉里，说目前独立检察官对川普阵营勾结俄国人干扰2016年大选的调查是希拉里出资和主意。(It was started and paid for by Crooked Hillary and the Democrats. )他这是在利用总统的权力和影响力对他人（private citizen）进行语言bully的行为。看他如今对待希拉里毁誉糟践，正常人大概都会他问，这哪里还有一点做人的人格和尊严？在这种局面下，我认为这个社会应该呼吁学学伯尔和汉密尔顿那种古典绅士，学学他们是怎样为了捍卫荣誉和尊严而面对挑战、接受挑战。我认为一旦法律保障所有被峙强凌弱过的人都可以向权力挑战，那么局面可能会有所改变。因为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川普既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他对其他人的指控，他也无法指出媒体哪一条是故意编造的虚假新闻，他更没有胆量回应挑战。如此，当政治、法律、道德都束手无策时，决斗这个形式就可以遏制那些灰色地带中的卑鄙肮脏行为。在“决斗”这面镜子里面，川普那种阴暗丑陋的嘴脸就会显露无遗。
伯尔、汉密尔顿因政治而弄出你死我活的事情今天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不过在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上，美国走过弯路，而且还在走。从那个同情、支持蓄奴的演员在内战停止后的第五天刺杀了林肯，到去年夏洛兹维尔白人至上主义者开着卡车朝反对游行示威的人群里冲撞，到今天那些戴着MAGA（让美国再伟大）帽子参加当地助选大会的川普选民，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因为政治立场而杀气腾腾。“你以为你的笔比剑更有力？同AR15相比呢”？（Do you think 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 or that the AR is mightier than the pen?）有人打电话给纽约时报专栏记者（温和右派）斯岱芬斯（Bret Stenphens）并在其办公室座机上这样留言。“媒体是美国人民的敌人。我希望墨西哥人（移民）会杀你，不过我更希望是黑人用枪击中你的头。”（You’re worthless, the press is the enemy of the United States people and, you know what, rather than me shoot you, I hope a Mexican and, even better yet, I hope a n— shoots you in the head, dead.”）斯岱芬斯在他最新的专栏文章《川普的双手将沾满鲜血》结尾里写道：如果针对媒体发生流血事件，那么川普一定逃脱不了干系——而且那一天正在到来。（We are approaching a day when blood on the newsroom floor will be blood on the president’s hands. https://www.nytimes.com/2018/08/03/opinion/trump-fake-news-enemy.html
在民主社会里，当立法司法道德舆论对恶意陷害攻击无能为力时，请允许公民向权力提出“决斗”以避免下一场内战！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August 13,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