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八九民运22周年。

八九民运是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为民主运动的事件不在少数,但是认真探究起来,以往的大多数运动,虽然其间也有着相当比例的关于自由民主的口号或要求,其实主要是一种基于民族危机之上的求生存、求富强的运动。

以“变法图强”为宗旨的戊戌维新自不待言。在辛亥革命中,民族主义成分大于民主主义成分恐怕也是史家之定论。五四运动固然高扬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但其中“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呼声实际上仍处于支配地位。在这些运动中,自由民主的诉求,更多的是作为实现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富强的手段,很少是作为独立的第一位的价值目标本身而被提出的。

八九民运则不同。八九民运是一次更为纯粹的民主运动。它的动力,并非来自对外部压迫侵略的反抗,主要的也不是来自对国家富强的追求,基本上是出于内部自身的对自由、人权、法治、民主的强烈渴望。

有人提出疑问:八九民运算不算民主运动。因为许多参与者虽然都打出了民主的旗号,但仔细考察他们所提出的具体目标,实际上很多是和民主不相干的。有些甚至是南辕北辙的。

譬如说“惩治官倒”、“清除腐败”,那与其说是反对一个专制的政府,不如说是反对一个坏的政府。像“反对涨价”、“增加教育经费”一类口号,事实上是在要求国家干预,它本身与自由自治的要求正好背道而驰。

至于说运动初期人民要悼念胡耀邦,那只是表明对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尊敬,和自由民主无关。更不用说在427大游行中人们还提出“拥护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口号呢。如此等等。

上述疑问,当然都有一定的根据。

不过,我们要指出:历史上任何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其间都夹杂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口号和要求,但只要参与者大体上能认同一些共同的基本目标,则这些五花八门的其它口号与要求便不致影响该运动的总体性质。

一场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本身常常包括两种不同层次的诉求。其一是在普遍的、抽象的意义上的自由权利和政治参与的追求,其二则是表达某些特殊的、具体的观点和主张。

因此,运动的参与者在提出关于自由民主的共同主张(这属于前一层次的问题)的同时,又各自提出了许多互不相同,乃至互相冲突的具体主张和具体要求(这属于后一层次的问题),那不但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合理的,在西方的民主运动中,许多资本家和许多工人都积极投入,他们各自的具体要求无疑有着很大的差别,并不妨碍他们确实都在追求自由民主。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不错,如果人们只知道就事论事,仅仅关心他们各自的具体要求,那的确可能和自由民主无关。老百姓要求清官、要求好政府,那还不等于他们要求自由民主。

但是,假若他们能把自己的这些具体要求,结合到、提升到对自由表达政见以及参与对政府和官员的选择和监督这一普遍性层次,那么他们正好就是在追求自由民主。在八九民运中,广大民众能够以相当程度的自觉意识,把他们各自的具体要求,统率于普遍的自由民主的原则下。这恰恰表明它是一场相当自觉的民主运动。

至于说运动初期人民要求悼念胡耀邦一事,显然只是八九民运的诱因,故而不足以表明整个八九民运的性质。在427游行中,人们提出了“拥护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口号,那显然是出于策略。

有人说,八九民运未必算得上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因为它所提出的基本要求都并没有超出在共产党体制之内改革的范围。

这种说法是肤浅的。所谓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改革这种区分,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未免简单化。我并不是说任何改革都必定要先从体制内入手,然后再“通过量变达成质变”而进入到体制外改革。我是强调在这二者之间并非截然划开,强调它们之间存在着一条相通的渠道。因而有些改革的要求,就既是体制之内的,又是体制之外的。

以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为例(它们正好是八九民运提出的两条基本要求)。你可以说它们属于体制内改革的内容。因为它们本来就写入现行宪法之内,而且我们也不难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为之论证。

然而同时它们又显然属于体制外改革的内容,因为这两种权利的获得,意味着打破官方意识形态的垄断和专制权力对公民自由的压迫,意味着社会上独立声音和独立力量的合法存在。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改革的全部秘诀恰恰就在于,我们要善于抓住这样一类问题,这类问题不仅在体制之内有其正当的依据,容易被人们普遍接受,难以被当权者公开拒绝,同时它们又直接地和必然地打开了通往民主制度之路的大门。

还有人说,八九民运的爆发,实际上是党内分裂的结果,是党内的赵紫阳和邓小平李鹏之间的分歧公开化,才引发了民运。这种说法不对。

在民运爆发之初,学生们根本不知道党内上层有重大分歧。426社论是以人民日报的名义发表的,发表前赵紫阳也签了字。在运动初期,学生们还把赵紫阳当作批评目标,那时有句顺口溜:“毛主席的儿子上前线,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只是到了运动的中后期,赵紫阳才显示出他对民运的不同态度。可见,事实正好是反过来的。不是党内分歧引起民运,而是民运导致党内分歧和分裂。

总而言之,八九民运是一场十分伟大的民主运动,其参加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并且始终坚持非暴力,这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虽然八九民运最后失败了,但是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仍然是值得我们肯定和纪念的,它的精神是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的。

来源:Radio Free Asia (RFA)《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2011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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