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两种流放

6月24日 阴

在一本过期的《纽约客》上，我看到Z的照片，消瘦、矜持、疏离，还有少许的困惑。他是科学界新的超级明星，据说“证明了存在无数多个素数对（p,q），其中每一对素数之差，即p与q的距离，不超过七千万”。即使我调动所有的数学知识，也搞不清它是什么意思。

不过，他却让我想起了H。是在皇后区的H家，我遇到了Z，他穿一件毛衣，似乎是棕色的，上海人的谨慎、整洁。同时还有一个同样来自上海的文学批评家，他的那些敏锐的文章也曾在80年代轰动一时。

那是去年三月的纽约，有好几个下午，我坐地铁沿橙黄色的线，去拜访H。在Dr-Rego Park站下来，右转走上5分钟，就到了一排灰白色的两层楼，H家是其中的一栋。（这条线到底就是Jamaica站，是木心笔下的“琼美卡”，不过现实的琼美卡一点也不诗意）

H是我心目中的英雄。6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他的有关言论自由的长文时，很是被他的行文的雄辩与逻辑的缜密所折服。考虑到这文章写于1970年代末，这折服转化成了深深的崇拜。

这文章也将他推到公共舞台上。那个时刻的公共舞台狭小的可怜，它不过是北京西单的一块砖墙，人们将自己的表达贴到墙壁上，或是油印成粗糙的杂志。这狭小的舞台却有着惊人的扩散度，在短暂的时间中（它的高峰期不会超过6个月），它成了整个舆论的中心，也将一代最有创造力的青年——从政治、思想到文学与艺术——展现出来。

倘若B是最先锋的文学表达、W是政治上的最富前瞻性的判断，那H一定是思想上最深入的探索者。

这一定也是他人生中最兴奋的一刻。他的文章发表于一份叫《沃土》的油印杂志上。尽管此刻的中国处于冬日刚刚过后的贫瘠中，却蕴涵着特别的渴望与生机。H喜欢引用爱尔维修在启蒙时代的著名描述——有些时刻，一个国家的人民普遍处于彷徨徘徊的境地，他们十分渴望得到指点。人们的心灵恰为一片犁松口的土地，最容易吸收进真理的甘露。这个时候，思想的作用、真理的作用可以是十分巨大的，一旦错过了这样的时机，大多数人又会重新变得麻木不仁、听天由命，象板结的土地，真理之露纵然倒下去，却不能被吸收，不能使它肥沃滋养。

一直到1987年离开中国前，H似乎都处于这“沃土”中。尽管政治控制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但社会对于自由与新思想的渴望，却似乎总能冲破它。W的审判标志着西单民主墙时代的终结，但随之，高校的人大代表的竞选却激起了新的希望。作为北大的一名研究生，H成功的当选。这似乎也是民主实验的令人诧异一刻，这些大学生选民们对自己的日常生活的改善毫无兴趣，却将选票给予了一个大谈言论自由重要性的候选者。

接下来几年中，他也是一个活跃甚至过度喧嚣的知识界的重要一员，知识分子与具有改革倾向的政治人物间正达成一种新的默契，他们彼此需要、相互鼓舞。这一剧目在1968年前的布拉格，在赫鲁晓夫初期的莫斯科，都曾令人心醉的上演过。但之后，它们都从喜剧划向了悲剧。

在北京的悲剧发生时，他正在纽约，编辑一份海外中文杂志，这份杂志象是1979年的西单精神的某种延续，倡导现代民主、自由观念，也集结那些“异端者”。之前，他放弃了哈佛的攻读学位机会，这既可能是因为他的思想方式已经成型，不愿再去适应西方的学术训练，他要面对的是19世纪民主缔造期的西方思想试验，而不是这些充满了footnote的拘谨的理论文章。也可能纯粹是懒惰与内心的骄傲，让一个四十岁的、中文表达如此的精彩的知识人进入另一种语言，我们都知道这其中会蕴含着多少挫败感，新语言变成新的牢笼，让你变得如此幼稚、浅薄、笨拙、自我厌恶。

况且，对于此刻的他来说，波士顿与纽约正热闹非凡，大批中国留学生正把他们在国内无法实现的公共理想、政治诉求的热情都投放于异乡，他们组织各种学社、发表演讲、编辑杂志。这情绪因为1989年夏天的事件而达至巅峰。海外的中国学生们发现，他们所参与的不仅是中国内部的变化，而变成了全球性的焦点。简单的思想争辩不再足够，他们要转化成明确的组织与行动。

在我见到H时，所有昔日的热情与戏剧性早已散去。他斜仰在躺椅上，仍在言说，一些时候仍雄辩有力，但是那“沃土”般的感受再难重现。他去国已经27年，象很多声名显赫的80年代知识人一样，他的名字已几近遗忘。而在他所所居的纽约，他经历了种种是是非非，各种组织与行动早已陷入低谷。他的舞台不断缩小，最终只在日趋边缘化的流亡者杂志与广播上占据一个角落。

不过，他的敏锐仍令人赞叹。仅仅透过网络新闻了解中国，他的短小的评论文章仍常常准确、透彻。但这也是令人遗憾的赞叹，他是反应型的思维方式，有更多、更直接的信息刺激，他的理解就越充分、直觉亦更佳。我猜，最适合他的职位时《纽约时报》类的社论作家。

可惜的是，除去对犬儒主义的论述，他再未写出昔日的那种长篇作品。在那类融合了现实感、思想论辩的长文，最能充分展现他的才能。我常觉得他的创造力被严重低估了。他的论言论自由的文章、在1989年悲剧发生后的长篇评论，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进入米奇尼克、哈维尔的序列，他们都是20世纪对抗极权主义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这感觉在我读到《纽约客》上关于Z的特写文章时，更为显著。“被现实世界的悲惨流放”，《纽约客》的记者在文章中引用了罗素对于数学家的有趣评价。对于很多人来说，长期籍籍无名的Z象是从一个流放地的突然归来。

我还记得是夜在H家的晚餐，酒喝了几杯，原本拘谨的Z放松下来，说起突然改变的际遇，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所、北大的特聘教职，这蜂拥来的荣誉与巨大认可象是个童话故事。我们都为Z感到兴奋，这是一个天才理应所得。但我也感到某种不安，H却从未获得他理应的认可，他的那些思考与写作本应影响整个中国的变革，本应获得更广泛的承认。但一个数学理念禁得起漫长的等待，政治理念则往往需要时代的配合。另一个“沃土”的时代似乎过分遥远。

Z与H是北大同学。他们或许也恰好代表了科学与民主，它们正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最孜孜以求之的理念。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他们二人的际遇似乎证明了一个让人感叹的结果——科学只在彼岸绽放，而民主在此岸与彼岸却都陷入了萎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霍默静）

更新于2015年7月17日 06:13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