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国际笔会的总干事亚历山大·特卡琴科（АлександрТкаченко，1945.04.19.—2007.12.5.），俄罗斯诗人、作家，俄罗斯当代最受尊敬的文学活动家萨沙大叔，2007年12月5日因心脏病突发辞世，莫斯科传媒惊呼：俄罗斯国际作家笔会的领军人物倒下了！
11月27日，我动身前往香港采访，临行手机突响，传来萨沙的声音，明天，28日，你来吗？我的新书发布会，在索尔仁尼琴的“俄罗斯侨民文学中心”，他听说我出国，就说，不要紧，你回来上办公室找我，我送你新书！我回来了，他的灵魂却在睡梦中飘向遥远的天国——走得无声无息。俄罗斯诺贝尔文学奖被提名人、诗人凯得洛夫从莫斯科、法国兰波文学奖获得者布兹尼克从乌克兰先后致电我，电话两端声泪俱下，一片嘘唏。萨沙之死，让我们的心灵共同承受着悲伤的重荷。
前不久，我新搬了家。有一次，我从那座尽管摇摇欲坠，却永远让我们神往的“俄罗斯笔会”小楼出来，突然发现笔会其实离我家不过几站车程——我当时心中还一阵窃喜：我和萨沙也许可以常见呢。
我2000年10月结识萨沙，第一次走进俄罗斯笔会简陋的会客室，就看见了墙上挂着我所熟悉的作家阿克肖诺夫的照片，我在1984年曾经翻译了他的小说《1943年的早餐》。谈话就从这里展开，我们有太多的共同朋友，而苏联的解体似乎也是俄罗斯文学的分水岭，简单的茶水伴这着辽远的回忆，他对俄罗斯文学的中译、中国文学的发展和中国作家的命运，予以高度的关注。最令我震惊的是，这位外表憨厚的“萨沙大叔”，竟然曾是一位在苏联足球队服役二十五年的职业球员！后来我读到了他以足球为背景的小说《足球》。
他的诗歌大多已经收入《特卡琴科诗集》，散文收入了小说集《左侧·半甜》。2003年前后，他将全部作品的中文版权签给我。2005年，我将已经翻译完成的一些诗歌筛选后，在中国南京的《译林》杂志发表（2005年第一期）了2首。2006年，我和北京学者郭小聪教授出版了诗集《缪斯：莫斯科北京》，我将翻译完成的萨沙部分诗歌编入此集。2007年国际笔会出版葡萄牙还出版过多文种的《世界著名诗人作品集》，我翻译的萨沙《呼吸》一诗的中译入选。
英国国际笔会评价说，“他以诗歌抗议世间的不平，他本人也长期为了自由而战。”作为笔会的总干事，萨沙是笔会作家权益的保护者，他曾经解救过在高加索战火中陷入困境的作家，他把他们解救到莫斯科，睡在笔会的会议室里。他说，这里至少没有杀戮，我不能眼看着无情的炮火毁灭作家和俄罗斯文学的未来。他还多次上书国家元首，为笔会的办公地点受到企业主吞并的威胁而奔走呐喊。
2005年前后，俄罗斯民族主义横行，种族暴力升级。萨沙十分担心我的安全，亲自给我起草和打印了一个随身文件（我戏称俄罗斯笔会护身符），说明我是俄罗斯文学翻译家，是沟通中俄文化的人。他还专门请笔会主席比托夫和俄罗斯诗人沃兹涅先斯基在文件上签了名，他说，你不能出事！万一有事，即使半夜三更也要给我打电话。我平平安安地活到现在，那份护身符不仅成了永恒的纪念，也见证了我和萨沙的友情。
12月10日上午11时，萨沙的追悼会在莫斯科大尼基卡大街53号的俄罗斯文艺家中央俱乐部大厅举行，红色的地毯，低缓的音乐，隐隐的抽泣，萨沙赭石色的棺椁旁堆满鲜花，前后两侧都摆放了他的照片，棺盖上的十字架格外醒目，《中华读书报》曾经采访过的俄罗斯作家，诗人凯得洛夫和卡扎科娃等和一百多位俄罗斯作家、社会文化活动家参加了告别仪式。我找到萨沙的儿子，一个黑头发的小伙子，将诗集《缪斯：莫斯科北京》送到他的手中，那书的扉页上有我用中俄文写的题词：敬赠我永远的朋友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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