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及工会在后毛泽东时期

陈佩华(Anita Chan)
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1981年北京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毕业,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耶鲁大学管理学硕士,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

国家组合主义(state corporatism)与全国总工会
经济改革,工人以及全国总工会29
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社会言说(socialdiscourse)和界别利益的形成
来自上面的改革:全总在逐步明晰组合主义利益
基层利益的凝聚
“党化国家”对全总组合主义利益的让步
理论含意与未来图景
【注 释】

在1989年北京民众抗议运动期间,中国工人向当局传达的信息响亮而清楚,那就是: 工人不满自己的命运。当时在社会动荡中占居舞台中心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也对他们”自己的”运动居然引起了工人的广泛反响而惊讶不已1。然而这一信息对当局则是一场恶梦成真。中国当局近年已警觉到工人的颓丧。在统治了四十年之后,从维护其既得利益出发,他们对中国工人终有一日会转来反对其”先锋队”的恐惧与日俱增2。

1980─81年,邓小平和他的同僚获得权力后不久,一股罢工和鼓动成立自治工会的浪潮便席卷了中国3。无论仅仅是时间巧合,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同,甚或是因互相感染,这一动荡是与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一起出现的。团结工会可说是在工人国家中第一次成功的工人革命。它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很自然地引起了巨大惊恐。自此中国的党领导们不断寻求方法,以防止此类运动在中国土地上重现4。事实上,团结工会象是后来如多米诺骨牌崩倒的东欧共产主义的第一声丧钟。也正如中国共产党所恐惧的那样,1989年独立工会在中国出现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理由亦可说明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精英对工人的潜在威胁如此的警惕着。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年青的一代都以为1989年是中国工人第一次抗议共产党。反之,共产党精英则痛苦地知道:这已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五次(而有时是在官方工会领导下)起来维护他们的政治权利。这种普遍缺乏关于早期抗议运动的知识表明共产党在控制中国人民了解现代历史方面的成功5。可以说他们巧妙地贬低,甚至抹去了民众对工人早期抗争的集体记忆。

中国工人的第一次斗争发生于解放初期。当时共产党工会仍想成为真正代表工人利益与资本家和新生的共产党管理人相抗衡的组织。这一向党争取独立的斗争,以工会失败而告终。 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6下台是这次斗争失败的标志。但此事留给普通民众的印象不过是党内高层领导的一次权力之争而已。第二次斗争爆发于1956─57年的”百花齐放”时期。其结果是一些工人和工会积极分子被监禁7, 全国总工会的在任主席赖若愚下台。赖当时支持工会争取更多独立性。但这一昙花一现的自由化期间,工人发动的反抗行动在大众的记忆中被知识分子的反叛所遮掩8。第三次斗争出现于文革时期(1966─69),而这些斗争是以群众性的暴行出现。就其卷入人数规模,斗争持续时间和工人被抓被杀人数之众来看,它远远超过了1989年工人的运动。出现于1967年的工人组织作为表达阶级利益的载体,已发展到堪称精细的程度,而其独立的程度则相当于”准政党”的水平9。 然而在通常描绘中,工人的角色已完全被联系于红卫兵危言耸听的暴行所掩盖。第四次政治抗争是发生于一些工人到天安门广场哀悼周恩来的1976年,这些工人积极分子因而得以记录在官方的历史里。但事件本身则被解释成群众反叛”四人帮”统治,而不提这是有任何工人阶级内容的运动。第五轮抗争自然是伴随于1989年的民众抗议运动出现的。但与前几次一样,工人的角色(以及工会的角色),在公众意识中不过是学生高大形像的陪衬。这次当局则将”社会闲杂人员”和”流氓”的罪名加在工人参与者头上10。

对于中国工人阶级运动历史这种不定期的爆发和他们周而复始的与官方工会的结盟,怀疑论者当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工人与官方工会曾否有一致的目标? 或工会曾否维护过工人的权利并与党相抗衡过? 当然,工会和它的干部经常干伤害工人利益的事。如:腐败,无能,无效; 其职责仅仅是企业管理人的助手等等。但即使如此,中国和东欧11的一党制共产国家政治结构也不是完全一元化的。因而就象在多元化的结构里一样,某一个官僚组织有时会寻求其独立的认同。它的行为可以按其组织的集体利益或其成员的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简而言之,官僚政治经常在起作用。

如果我们承认这种”党化国家”(party-state)是具有官僚利益复杂性的,那么便容易理解上述五次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中,有时工会也卷入进去的潜在逻辑了。此外,这五次动荡的每一回都发生于这样的时机:由于种种理由,”党化国家”体制或软弱,或退却,或内部份裂。第一次动荡便是发生在党还未完全巩固其权力之时; 第二次(1956─57)则是党处在由毛推动下,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自由化的时期。这些时候都没有出现大规模街头行动( 虽然第二次,在企业层次的活动不少) 。在这两次事件中,全国总工会正好做了工人代表。全总虽然软弱,但在企图为其利益争夺权力和维护工人利益免遭”党化国家”侵犯时,扮演了领导角色。可惜1957─58年它一经被共产党压垮,便直到20多年后才又作为官僚利益体再现出来。在时时事事被干预的年代里,全总被安排在完全不起眼的地位。70年代前半期,它甚至不再作为一个组织存在。因而1966─69年和1976年工人的动荡中,官方工会的卷入仅是边缘性的。但象50年代的两次动乱一样,它们也是发生于中央控制软弱之时:文革中是因为毛泽东砸碎了党的权力; 1976年则是因为作为权威源泉的毛将死和寡头统治集团因内部斗争而分裂。

80年代,全总被允许重新组建。”党化国家”甚至给予工会一定的权力,以维护工人利益免遭”党化国家”本身的蹂躏(其理由将在以后讨论)。与以前四次动乱不同的是,1989年工人运动是由两部份组成:来自上层的工会有组织地鼓动和来自下面的独立、自发的抗议12。这两种力量是否联合行动或是否它们的行动不谋而合,正是本文要作的经验性探讨。这一探讨将包含对90年代中国社会可能走向的关键答案。在提出经验性证据之前,我先要对我的理论框架作一分析。

国家组合主义(state corporatism)与全国总工会

第二次大战后的一段时期,由于与法西斯主义相联系,国家组合主义这个概念在西方学术界可说已丧失了名誉。Philippe C. Schmitter13 试图将这一概念复活,以它作为一个可以更广泛理解二十世纪国家结构的理论框架。他使组合主义的定义多样化了:

组合主义可以定义为一种利益代表系统。在此系统中的
实体被组成一些数目有限的,单独的,强制性的,非竞争的,
等级秩序化的和功能性的不同类型。 这些类型被国家认可
(如果不是国家设立的话),并被授予专门的垄断代表权来换
取它们在选择领导人,表达需求和赞同时,遵守国家的一定
控制14。

基于这一定义,Schmitter 企图说明在20世纪,即使是多元化社会中也有组合主义结构在形成。

Daniel Chirot 以罗马尼亚为个案的研究15,更进而发展了组合主义的概念。他论证共产主义一党制度是组合主义国家的变异。为了表现其先占有横向结合的阶级利益的目的,共产党国家创立了垂直式功能组织,并置之于中央控制之下16。工人在共产党国家不允许自由建立横向联系,他们的功能利益是以官方工会为管道沟通。在这种体制下,在每一联合体内的个别利益得不到国家的承认; 而企业管理人和工人的利益被视为一致。这种规范是以社会主义使命为前提的。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所有个别利益都要追随、归依于党的意识形态化首领。

即是说国家组合主义的意识形态其实隐晦地承认存在互相冲突的社会利益。因为要建立起组合主义体制的本身意义就是为了要控制着各利益的崛起。按此逻辑推论无论何时,只要中央的”党化国家”控制一经松驰,组合组织便会为扩张其利益而争斗起来,以至搞乱它们未来的社会功能。更糟的是从占优势的党领导的角度看,被压制着的阶级性利益,在自由化时期将可能重新浮现,并占据优势。由此可见,以上简述的中国工人和工会的历史,便不过是国家组合主义结构下的三种势力 (”党化国家”, 工会和工人 ) 的经常拔河赛式的典型表现17。 事实上我们已看出毛主义式领导正明白和憎厌这种潜在着的三权斗争,以至在50年代的事件后, 逐步废弃列宁主义的国家组合主义观点正是基于此,全国总工会在毛泽东统治的最后时期被解散了。

在50年代和邓统治下的80和90年代,工会象其他共产党”党化国家”体制下的官方工会一样,是功能性组合代表组织中之一。按列宁主义描绘的”传送带”(transmission belt)图景,在其运作正常的理想状态,工会发挥连接党的中心和工人的双重管道作用。工会被赋予的双重功能是:自上而下代表国家的集体利益,传达指示,动员工人进行生产劳动; 自下而上则传递工人要求,保护工人权利和利益。 这种被 Pravda 和 Ruble 称为”古典双重主义” (classic dualism)18 的双重性格是有内在矛盾的。”党化国家”假装这个模式行得通是基于一种虚假的逻辑。按这种逻辑,上层和底层的组合组织间不存在固有的冲突。

事实上,在”真正社会主义” (real socialism 是东欧社会主义批判性知识分子用来形容共产独裁政权的惯用词) 下,其内在的等级式冲突潜伏在表层之下。但由于国家权力强大,自上而下的党的指令传达经常压制了自下而上的有关工人利益的传递。其结果是这种潜在爆发的局面随时可能周期性地导致突变。

工会作为传送带在此结构中能够起转换角色,某些时候更能起轴心作用。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工会亦能按其公开的使命去行动。也就是说除动员劳动生产力外,它亦能成为代表工人的倡导者,虽任何此类尝试都会导致不可避免地被当局镇压的局面。这种周而复始出现(有时是被部份工会唆使)的共产主义的组合主义动态平衡是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波兰的模式相似的。

但这个共产国家组合主义模式与史实不符,因为它的规律是静态的,动力只呈封闭的圆圈状。而从经验观察动态实际是一螺旋状。外部条件和内部社会发展导致三种主要角色:”党化国家”,官方工会和工人的关系变化。如 Pravda和 Ruble 指出的那样:在所有共产党国家:

“过去二十多年,特别是过去10年,工会运作环境发生的
变化,已使古典双重主义日显力不从心。劳动力构成的变化
导致成员的需求增多,也改变了劳动关系并使经济环境恶化19。”

日益扩大和教育程度提升了的城市劳动力,无可避免地导致工人阶级力量增强。来自底层的压力更驱使工会兑现其双重功能。在东欧,”党化国家”为换取内部稳定,不得不逐渐授于工会和其他组合主义代表更多的权力。在此局面下,”党化国家”便自相矛盾地削弱了自身在组合主义大架构中的统治地位,因而又再次导致不同组合利益的权力扩张,并致使工会和工人的行为不时显现工团主义痕迹20。在企业层次,工会不得不变得更多地参与; 在国家层次,工会则更真实地扮演其组合主义的角色21。然而在所有上上下下的层次,工人和工会的活动余地都很有限,冲突局面也从未得到完全解决。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颁布的”工会改革”从未超出”双重功能”模式。1989─90年苏联阵营最后塌陷时,工会仅扮演了一个不大突出的角色。 虽然那时官方、波兰工会22 及其苏联同行23都曾挣扎着脱离其”传送带”职责,在最后的关键时刻竭力变成真正的对抗性的工会。

自然地中国也分享了1989年工人的动荡,全总的自由化一翼试图在强硬派领导和造反的工人之间扮演斡旋角色24,一些全总干部甚至去鼓动和帮助组织工人进行抗议行动25。但是大多数运动分析者都漠视1989年工人是一股有力的社会力量; 少数仅有的学者,虽然特别指出运动期间工人的角色,也没有注意全总当时活动的意义26。可以说,只有 Jeanne Wilson 是西方学者中的一个例外。她几年前便根据其对全总的研究意识到:

“无论双重功能任务的概念如何具有内在矛盾,只要这种
双重功能概念被运用于实践或升高至理论水平,它便能提供
给中国工会运动比毛泽东时代更多的自治性27。”
Wilson 采用比较方法, 从而观察出全总在80年代前期开始扮演更独立角色。其表现与其苏联和东欧同行很相似。遗憾的是,她没有将全总的变化与其对1989年运动的分析结合起来28。在本文的后半部份,我将论证:作为组合主义组织的全总所扮演角色的意义,实际上比 Wilson 认识到的更大。基于此论证,我将假设全总的未来发展; 它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关系; 以及其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弹作用。

经济改革,工人以及全国总工会29

正如以上所指出的那样,在苏联和东欧,官方工会自50年代始,在双重功能模式下,间歇出现维护工人利益的倾向。于是在这些国家,非斯大林化和半心半意的改革以及被毛诋毁为”修正主义”的措施的实行亦成为可能。邓小平上台之后,中国的”修正主义”在经济领域(但非政治领域)迅速超越了苏联式 “修正主义” 。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连南斯拉夫或匈牙利也赶不上中国80年代在市场化和经济决策权力下放企业经理层次方面所及的程度。

这些新政策对工人产生了非常具体的影响:80年代前半期,生活水平急剧改善,并导致期望值上升; 80年代后半期开始后,由于两位数通货膨胀,使工人收入和非薪金待遇受到侵蚀,职业保障降低。被挫伤的上升期望形成普遍不满并成为1989年抗议运动的原因之一。这方面以前已有人研究过30。这里不再详述。需要提出来的是那些中国经济改革中特有的,而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找不到的现象。其中包括:1) 收入两极分化迅速出现在不同社会界别和企业内部; 2) 生产过程合理化和泰罗制管理法(Taloyristic management practices) 的实行导致的工人与管理者关系恶化。

在89年之前被工厂工人怒视为”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差别,已在制造业引起严重后果31。厂长经理阶层、高技术部门的私营企业家、个体户、腐败官员和城郊区富裕农民,简而言之,那些收入迅速提高到比普通蓝领或白领工人收入高数倍以上的集团都成了被嫉妒的对象。只要收入分配结构被视为 “不公平”,即使收入差别仅仅在比普通工人高50% 或一倍的边际水平,也能够引起极大不满。于是乎这样一些对子,如:知识分子/工人,国营企业工人/外资企业工人,大城市工人/县镇工人,固定工/合同工, 同一企业内赚钱部门工人/赔钱部门工人……(名单还可继续列下去),总之,这些人都互相指责对方,抱怨对方得到不公正的大笔收入32。正是这种不和和抱怨给了当局,特别是专家改革派(technocratic reform faction) 指责的机会。他们将与收入分配联系的抱怨,不论是正当的还是站不住脚的,都指责为毛时代”大锅饭”残余心态,过份”平均主义”和”红眼病”传染。这类充斥传媒的批评,在国家财富基本重新配置的非常时期,逐使任何想为平等和社会公正呼吁的声音都不能自辩。直到1989年运动后,随着江泽民称”实现社会公正”是现代化的一个目标33,”分配不公”才被官方视为一个应被”正确认识”的问题。因而,与东欧和苏联的革命源于草根民众要求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相反,1989年中国的动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迅速市场化所造成; 而在一定程度上,动荡也是政治领域自由化的结果。这些变化的格局导致的界别利益(sectoral interests)的新发展,以及全总在这一变化格局中姿态的转变正是本文将要讨论的。

如前所述,经济自由化对工人的第二个重大冲击,是推行较具泰罗制色彩的管理方法。泰罗制运用于企业管理的目的在于”合理化”,即所谓”科学化”管理,从而加强对劳动过程的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它意味着生产过程的非技巧化(deskilling):即精细分工及工人的机械式活动受控于机器。泰罗制被视为非民主的和榨取式的管理,其结果是工人与管理者形成对立关系34。Howand 和 Howand35 在描述80年代中国学者和决策圈内兴起”科学管理”争论时说:泰罗制是与”民主管理”36正相反对的。中国政府已通过减少党的书记下达行政命令和促使国营企业厂长经理承包来使企业得到经营自主权。在管理者一方则显出了极其倾向于使用泰罗制管理的迹象。这些方式包括加强劳动纪律,加重过失处罚,增加生产指标和重建报酬系统。如管理者不民主,粗暴,待人不公导致企业重组时官僚化和非理性化,工人的处境便恶化起来。假使工厂领导明显地替自己敛取利益37,情况便更糟。80年代后期,企业管理者与工人关系的恶化和恶劣工作条件正是罢工次数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38。

在迅速变化的社会和企业条件下,工人感到新管理体制对他们的冷遇。与此同时,人们发现意在使用低技巧劳动集约型企业的泰罗制管理技术十分容易进入中国的更为劳动集约的工业。换句话说,在中国,绝大多数剥削式管理实践更一般地被采用于集体的或私营的中小型企业,以及一些香港、台湾或其他外国资本家拥有的三资企业中39。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整个中国乡镇地区的血汗工厂(sweat-shops) ,在1989年已雇佣着3250万工人40,占了整个工业劳动大军的三分之一。这些工厂很像是狄更斯(Dickensian)笔下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时情景的再现41。许多工人正是昔日的农民(包括孩子); 他们一般是临时工或季节工。尽管劳动条件恶劣,这些绝大多数属于第一代工人者可不会形成一种反叛的社会力量。因为能够得到任何非农业职务已是他们人生地位的一大提高42。

对于就业于城市国营企业或大集体企业的工人来说情景大不一样。他们多是第二或第三代工人。他们的收入和福利待遇比农民工要好,与此同时,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信息灵通程度也都较高。在继续危及他们职业饭碗和福利供应的改革中,比农民工们更感受到被”相对剥夺”。大型国营企业的工作条件要好得多; 那里的官僚结构组织得较严紧,经营管理由于贯彻国家的法规而较有约束力43。但正是在这类企业,工人却更加怀有不满之心。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产业工人在整个人口中所占比例仍很小。但就绝对数而言,城市劳动大军在1986年比较1949年已急剧膨胀18倍,达到7000万人44。城市产业工人已组成一股大规模的社会力量。

运作较有效的职工代表大会较多建立在国营和大型集体制企业中。这些企业内,基层工会有较好的干部和较好的组织; 它们亦有较多资源去搞职工福利,因而它们也许甚至会鼓励工人争取自己的权利45。换句话说,正是在国营企业, 工会的双重功能可能会最具发展。在政治控制严紧和生产动员运动时期,他们会站在国家和管理者一边,推助落实自上而下的政策。政治松动和经济自由时期,他们得到向上层转送基层不满的机会(如果他们选择这样做的话)。他们甚至能在一定程度内扮演与管理阶层相对立的角色。如果气候合适 (这种气候80年代已具备),在组合主义结构中,工会能扮演更关键的角色。在那时候,它们的忠诚会转向一方甚或左右逢源。

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社会言说(socialdiscourse)和界别利益的形成

随着始于70年代末的经济自由化和有限的政治自由化,随着中央权力的下放和垂直控制的松动,一个新的经济结构已经出现了。与此相随,新社会集团上升,新集团利益也在扩张,那些自感有共同利益的社会集团 (从个人和工作单位到官僚机构) 逐渐建立起横向的自治和自己组织自己的关系。这便是一些学者描绘过的中国”民间社会”的出现46。虽然另有一些学者或对市民社会的存在持犹豫态度47,或觉得1989年 6.4事件已掐断了这种萌芽48。我不愿介入有关民间社会是否在当代中国已经存在的争论,而只想说:刚刚出现的民间社会可以被视为一种国家和社会在玩的游戏,相持不下,仍未知谁是胜利者的一种局面。

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亦可以从另一角度来架构。横向的社会──经济利益集团联合体已出现在中国,且仍在继续出现。但他们的自我表现能力,自我认同,组织凝聚力和发展等都充满困难。每一次当局因发动诸如镇压民主墙 (80─81年),反精神污染(83─84)等运动和因89年天安门事件而收紧政治时,横向关系便被迫地削弱或自动解散。只有等高压减退,气候适宜时,才又再度出现。在此环境下,建立完全的民间社会,将是十分艰难的斗争,而且往往导致流血。因而选择走”社会组合主义”(societal corporatism)的道路,便成了另一条道路。

象国家组合主义(它是由国家自上而下的建立和国家控制的官僚系统内的组织) 一样,”社会组合主义”也是界别结构式的。但与国家组合主义相异的是:它的功能呈现一种代表基层利益的姿态49。简而言之,社会组合主义包含一种利益集团政治。因而在通过组合主义结构争取和扩张其利益以及其所在地区利益时,自愿联合体,半官方组织甚至官方组织能聚集和再聚集。然而从大范围来看,现存的组合主义结构则阻碍横向阶级利益的成熟。正如Chirot指出的那样:国家组合主义制度正是为了”先发制人”(preampt)防止阶级利益的凝聚而设计的50。

在80年代的中国社会,围绕着工业化和现代化问题,我们可以分辨出三种宽泛的界别利益51。

1.”技术──管理社会工程师”(The Technocratic-managerial SocialEngineers): 这个集团一般地说对应于热衷经济的”改革派”,包括:企业厂长,支持改革的官僚(nomenclatura)52经济学者,著名知识分子,” 高级”知识分子,作家,新闻记者等。他们声称已找到使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或多个的药方。他们斥责工人懒惰,被非功能化的”平均主义”惯坏。他们的社会工程计划在企业改革方面是要以牺牲党的官僚为代价,加强厂长经理的权力,至于怎样对付工人,他们主张采用”科学管理”技术53。他们设计出的形像普遍被接受:他们为之辩护的经济改革是”自由”、”民主”的,他们自己是对僵化、保守、自肥和阻碍变革的党官僚挑战的主力军。

最近有一篇由Li Cheng 和 Lynn White 写的精彩文章有力地论证了:”改革派”集团只是”技术专家(technocrats)” 而不是”民主派(democrats)”。他们的兴趣更多地在于发出”民主””嘈音”,而非民主”价值”54。事实上,他们的倡导的终结正是”反民主”。他们中的一些人公开论争”新权威主义”和与 “民主政治”相反对的”精英政治”,或是倡导”知识精英”与权力精英的结合55。由于这个集团在80年代已蔚然成气候,且具进攻性和影响力,因而 Li 和 White 将之称为”技术专家运动”(technocratic movement)56。

作为官僚体制内外的技术专家,这些社会工程师拥有知识和技术,从而能利用现存组织结构,使政治和官僚制度服务于他们的目标。在政治气候允许的幅度下,他们得以利用印刷传媒和电视有力地传播其观点。如《世界经济导报》便是宣扬他们观点的最著名报刊; 而《河殇》播出则是他们利用电视的最大成功。此外他们还以非官方或官方赞助的形式,组织了不少报告会和专题大会57。为了避免”私营”组织的烙印,当设立私营实体 (如四通公司或非官方研究机构)时,他们便寻求来自官僚组织的”保护”。 例如:中国社会调查所便是”挂靠”于赵紫阳的智囊机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他们也善于借用其在官方组织中的成员和他们的私人关系。例如,他们已试图通过中国作协这样的”群众组织”或通过所谓”民主党派”来宣扬他们的思想。民主党派实际已成了相当于职业工会/职业联合会/政治利益集团等结合为一体的东西58。在所有这些之上,他们更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和有声望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两个机构中,知识分子代表占有与人数不相称的高百分比59。与他们并列的一个较新的团体是全国工商联。这个组织事实上是官方主持的资本家联盟,它有50万会员,并在1986年得到允许获得全国政协的正式集体会员资格60。 由于工商管理局和私营企业家发现他们彼此利益相投合, 于是他们也逐渐联合起来对付国家政府61。一个由”改革派”精英(有权力者)、新生的资产者(有钱者)和技术专家、知识分子(有知识技能者)组成的但仍未名正言顺的联盟正在出现。通过现存的组合主义功能性代表结构,这些集团便能够在权力结构中发挥明显的影响。在社会上,社会组合主义已在帮助界别利益找到凝聚的渠道。

2.党官内的保守的社会工程师(The Conservature Social Engineers of the Party Nomenclatura):这个集团(group)在80年代已严重受损。部份原因是他们使用的”改革”语言比起改革派来远不够激进和有效; 因而他们被称为 “保守派”。 他们中很多人是毛泽东打击”修正主义者”的牺牲品, 但他们的 “修正主义” 比较温和。在80年代,他们可被视为”老当权派”精英。这个集团也经受了内在压力:那就是”腐败”和激进”修正主义”的感染。那些分裂出去的 “激进修正主义者” 便成了”改革派”。此外,其集团凝聚力也受到个别的官僚利益的威肋。最明显的事例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省级)的冲突。这个集团不得不面临三种选择:1)恢复毛泽东式的暴政; 2)通过给予组合主义代表更多权力而使社会得到更多自由,但以不危及权力结构为界限; 3)放弃保存权力的努力,在任职期内攫取尽可能多的利益62。在80年代,对那些选择不变动者来说,第二条道路似乎是最可行的。也就是说,为了保全自己,这个集团想保持国家组合主义。但即使他们意识到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动乱,他们必须让组合主义渠道真正成为双路沟通。(老人寡头彭真对这条路线作了重要阐述)。1989年底横扫东欧的革命对这个集团造成一种额外的外在冲击。

3.劳动阶级──社会中被治理者──以及他们的盟友(The Laboring Classes ─ the Socially Engineered ─ and their Allies):这个集团包括产业工人和大多数白领工人。自然地他们的教育程度比专家和党官们要低;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政治知识也相当有限。因而,在现存政治结构中,他们的影响力最低。全国总工会事实上是他们仅有的”合法性”功能代表。在第七届全国人大的2970名代表中,”工人和农民” 代表加在一起才有23%。值得注意的是,正当全国人大这类政治机构正开始在政权上行使一点影响力的时候,工农的代表却那么小,对他们极为不利63。更糟的是,”工人和农民代表”经常还是那些被颂扬为”企业家”的成功的厂长、经理、农村干部或”万元户”64。在国家组合主义结构中,他们可以宣称代表工人和农民。但明显的是,他们利益却正好是与大多数工人和农民相反对的。在上述三分模式中,这最后一个集团是服从于前二种社会工程师的。

于是乎工人只剩下全总可供依靠。按正统意识形态定义,全总至少是官方扶持起来部份地为工人利益而运作的。在以后会谈到全总亦曾代表其分派得的界别行动的。但由于工人不承认全总可以成为他们的真正组合利益的代表,因此,在整个80年代,全总最多也仅是自许为工人同盟者而已。

1991年在北京作实地调查时,我意识到工人也有其他支持者和自许的同盟者。这是一些在职业上与工会和工人有关的知识分子。他们包括《工人日报》或是《时代》杂志(全总80年代的刊物)的记者、编辑65; 从事工人研究的学者;工运学院的教师和学生(该院是训练工会干部的学校)66。另外还有一些人虽然工作与工人无关,但他们自己曾在70年代作过数年工人67。在这些人中却没有出现知识分子明星级的人。以工运学院提供的理论底子为依据,他们的作品喊出为工人利益辩护的声音。工运学院、全总和不同层次的工会都作过大量有关工人态度的调查来支持他们的论题。正如技术专家社会工程师们急切地从西方引进管理技术一样,工人辩护者们也急切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东欧的工会的组织和管理经验。就象企业厂长、经理在经济改革中迅速改变态度和行为模式一样,他们在组合主义结构中的职业地位影响了他们的态度和行为。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支持工人利益者没有成功地获得他们被指派代表的人的信任? 一个事实是因为日常社会联系隔膜和教育水平差别鸿沟的存在。一般工人不会看到那些有关他们的文章和调查报告,而这些文字的语言堆砌着那么多毫无意义的术语。又如他们也看不出工会现在重新阐述解放初期李立三倒台案的微妙之处。这里亦牵连到中国的社会言说(Discourse) 这个重要问题; 这种言说妨碍工人辩护者创造一种容易被工人们接受的独立语言和表达自己的意识形态。

80年代,社会言说是被”改革”的语言,即改革派社会工程师的语言所垄断着。这种语言能够以进攻及”道德正确”之势出现,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毛主义言说已经被厌弃。城市社会对毛主义经济和政治专横的强烈拒绝,将马克思主义──毛主义伦理精神驱逐到无法存身之地步,为许多城市中国人所唾弃。虽然保守的社会工程师们想保留部份马克思主义──毛主义言说的语言,例如:”群众”,或”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或”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等,因为这类语言是维持他们政治合法化的基础。但最终他们发现依靠这类修辞,仅能够得到反效果。保守社会工程师们仍在抵制抛弃马克思主义概念学的专门术语。至少为防止其他意识形态语言的攻击而设置最后防线,上述语汇如”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等词还是必须保留的。在他们与改革派社会工程师斗争时,一些语汇如:”私有化”、”资本主义”或”人权”等仍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虽然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中,某些调整的内容已在改变,(如:私人产权和资本主义),一些资产阶级的言说也已被悄悄接受(如在中国政府发布的人权报告中)。

很不幸的是,对工人来说,80年代如此丧失名誉的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却正是于他们的阶级利益有利的。在”真正社会主义”背景下,”剥削”等马克思主义概念一向无由谈及。现在随着经济改革的引入,这类概念却突然显得言之有物了。可惜的是, 当工人的辩护士最终可以用这种语言表达真实的内容时,这类专有名词已被改革派社会工程师诋毁得名誉殆尽了。这类语言虽为保守派社会工程师所乐于使用,但他们也不得不有选择地偶而使一使。面对这些词语,普通人(西方学者亦然)不时难以将工人辩护士与保守派理论家区分开来。

一些专用语汇如:”群众”、”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等对普通人来说已成了无意义的修辞。这些词汇也是被改革派社会工程师嘲笑并回避使用的毛时代语言。现在请看看以下几段文字。它们是从一本题为《社会主义民主与工会参政议政》68的书中摘引的。作者是工运学院的两名教师,书是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这些文字出现在该书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两页:

关于工会基层干部的委派制,是目前影响工会内部民主原则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在50年代初,我国工会的基层工会主席,绝大部份是由会员群众民主选举出来的。这些工会干部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他们也能代表和倾听群众的意见,为职工群众说话办事。 因而,当时的工会在职工心目中威信很高。但是,由于以后我们对民主建设的忽视,基层工会的选举制逐渐代之以实际上的”委派制”。这种”委派制”,有的是由党委直接宣布任命的,有的是上级工会或党委决定后,再到会员当中”通过”一下, 走走形式。不仅是基层工会主席,工会的其它各级机关的干部,也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这种”委派制”。….

……

改变了工会干部的”委派制”,切实实行”选举制”,在理论上,并不是什么创新,在实践上,也不属什么改革,而只不过是恢复工会章程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委派制”是对于这些原则规定的一种严重违犯。……

许多工会组织已经充份认识到,联系职工群众,代表和维护职工群众的利益,是工会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基本任务。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工会内部实行民主的原则。废除工会干部”委派制”也成为了工会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些省、市工会已发出通报,不承认委派的工会主席或其它工会干部。一些党政机关也发出文件,决定不再委派工会干部,工会干部由工会组织实行民主选举。 但是,要看到,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工会组织上的民主建设问题,还只是刚刚提出,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一样,工会内部的民主化建设,也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

这些在西方人耳里听来也很合适的声音,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则无异于过去十多年充斥中国书本的标语口号和意识形态废话。然而,细读一下,便会从表面词句下识别出以下几个关键的论题:暗示即使退回到50年代也不够好; 真正的民主有赖于工会民主化,党应该从工会的背后撤去; 如这样做可能会引至冲突,但一些胜利已经取得; 一些与工会有关的人(至少包括两位作者和与之相投者) 想使工会变成自下而上单向”传递带”, 而不是组合主义代表式的双向 “交通道” 。如同改革派社会工程师一样,工人辩护士也知道社会组合主义有利于他们的政治事业。但他们面临的困难是:如何使工人和普通人民相信他们心中存有工人的利益。

简而言之,工人辩护士面对着两重难题:其一,他们的言说被置于被围攻的地位。即使其自称代表的界别有时也难以看穿他们的辞藻下的真正内容。其次,更糟的是,他们不时被误认为是代表保守派社会工程师的意识形态。然而,如果改革派社会工程师在推进市场化和私有化过程中成为政治主宰的话,工人辩护士和保守派社会工程师成为同床异梦者也是可能的。虽然这一情景也许显得很为离奇。

来自上面的改革:全总在逐步明晰组合主义利益

作为国家组合主义机构的全总和保守派工程师(有别于那些支持社会组合主义的较激进的工会成员) 都认识到:除非全总得允改革自身 (哪怕仅在有限程度),成为代表工人利益的机构,否则中国工人的团结工会运动肯定会发生。为了防止独立工会运动而抢先一步,全总为此已作了一系列组织改革。要讨论这类细节,需要写另一篇单独的文章69。在这里可指出的是全总首次主动地要求在行政管理事务决策方面与其他官僚机构分享权力以及在制订关于工人利益的新法案时,分享决定权。

1985年,根据全总建议,国务院下令:从此以后,包括国务院在内的所有行政机构将允许工会参加所有内容涉及工人利益的会议70。1987年全总向国务院提出一整套建议。这些建议是为保护工人权利,包括特别立法以保护恶劣条件下的劳动福利而设计的71。为抵消由于通贷膨胀而使生活标准所受的侵蚀,全总在80年代也几次建议,收入应与通贷膨胀指数一致。但是按一个全总执行委员会的人说,这些建议被”一些经济学家”拒绝了72。在企业层次,工会主席的官僚地位至少在纸面上已有上升,职工代表大会已获得宣言模糊的”监督”管理权。所有这些措施虽然目前仅停留在纸上,但将来在组合主义结构内和企业内新的权利及权力构造中可能会有反响。

全总和工人辩护士花了不少精力争取在立法过程中充任参与角色。八十年代已公布整个一系列新的适用于新经济形势的法律。如果工人和工会不想在权力和资源再分配中吃亏的话,在此转变时期干预立法过程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

目前有四部法律特别牵涉到工人的前途。 它们是:《企业法》、 《破产法》、《工会法》和《劳动法》。在这四部法律的争论酝酿、起草和修改草案期间,全总试图尽全力提出自己的观点。迄今《企业法》(1988)和《工会法》(1992)73已被通过。 《破产法》 已经在试点采用, 但其全面执行被不断推迟74。《工会法》草案和《劳动法》草案曾被激烈辩论了几年,而全总不断强调这些法律的尽快出台至关重要和指出它们没有被及早通过是何等的遗憾,同时也反映出对通过这两个法案有激烈的反对游说集团(lobby) 存在75。有关通过这些法案的激烈斗争状况,可以透过《工人日报》有关全总在1989年开的一个讨论《工会法》议案的大会的报导而看到76:

据悉,《工会法》很早已着手修订。由于种种原因,这部法律未能出台。全总法律顾问委员会主任陈宇介绍说,前一时期,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工人阶级地位被淡化了,《工会法》的修改工作也受到了影响。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国务院一再强调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充份发挥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在全总十一届三次主席团扩大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就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份发挥工会组织作用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因此,现在修订《工会法》的时机十分有利,一定要抓紧进行。

其言语是密码式的,看上去非常象官方的辞藻,但由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在改革派社会工程师和工人辩护士之间的激烈冲突。此外,相当明显的是:1989年以前工人辩护士和全总是处于难以反击的劣势地位。

全总在《企业法》通过过程中作得成功些。这一法案经过十年辩论和各方面游说、疏通后, 终于在1988年正式立法。 而史无前例地没有一个法案,如《企业法》通过的过程那样被报章如此详细和生动地报导77。争论焦点是企业党的书记、经理厂长、职工代表大会,三者谁是最终的权威。法律草案授予企业厂长经理大部份权力,但经过多次游说后,全总得以在草案中加入以下实质性修正内容:企业职工在字面上为国家的主人翁地位得到了保证; 职工的法权受到保护; 工人有权利对管理干部提出批评; 女工享有特殊劳动保护; 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拥有保护职工福利的权利和独立履行其职责的权利78。

全总的许多干部的观点也开始变得尖锐甚至激烈起来了。按北京市政府调研室1988年的一份内部文件透露79:在由市政府和市级工会组织的30个讨论会中,工会干部建议他们不应该再负担代表企业管理者监督职工福利等的庸碌职责,而应该摆脱它们,集中注意力保护工人利益。一些人建议工会成员应自愿,工会应终止双重功能,以便变成为真正以对立立场运作的工会(adversarial unious)。一些工会干部甚至想将他们自己从国家行政结构中脱离出来。在企业党领导权威被迅速侵蚀的时候,这意味着一个依靠自愿参加者的独立的新的全总的诞生。全总内部出现这类声音预示着有人要求将真正的社会组合主义取代国家组合主义。

基层利益的凝聚

很不幸的是全总的这些费劲的斗争和躲在门背后作出的激进建议未为普通工人所知。全总作为官僚体被惯性所束缚着,基层工会干部如果采取对立态度,又经常遭到企业管理者的敌视。工人一般地说只剩下三种选择: 1)怠工和旷工; 2)寻求现存组织渠道,如: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的帮助; 3)建立独立工会,但这条道路意味着与当局暴力对抗和被监禁。 幻灭和被动之下,在企业内选择第一条路是最普遍的。第二条路对四分之一企业的工人是可行的。这种选择多出现于在有较强大的工会和职代会的大型国营企业。这些企业设有一个发泄不满的渠道。换句话说,运作良好的国家组合主义组织能够缓和增长着的社会紧张,但此多存在于大型国营企业之中。

至于第三种选择,在1989年的两个月动乱中已随遍及中国的”工自联”诞生而出现了。其中组织最好,最有名的北京工自联曾吸引较大规模的支持者。但在被镇压之前,它没有足够时间去扩张并有效地组织起来80。在那期间工运学院的一些教职工和学生以富于战斗的姿态参加了活动。现在不清楚的是如果没有镇压发生的话,是否大批工人和激进工会干部会视这条路为最可行选择。但至少一些人已冒着自身危险选择了第三条路。虽然广大工人队伍是否想过加入工自联行列仍存在疑问。但当时的运动积极分子确实痛惜过首钢和其他大型企业工人不愿出来支持工自联。但与通常的看法有异,我则认为这些企业工人无论怎么抱怨工会无效,其实他们比较愿意选择第二条道路。

全总在动乱期间扮演党内的角色与其此前十年的立场一致。它倾向于抗议运动一方,试图寻求在社会和当局之间作中介的任务。试图利用国家组合主义渠道的工人亦呼吁全总代表他们去与李鹏和赵紫阳谈判81。全总则呼吁抗议者和政府通过宪法过程解决争端。它组织”中央领导人”和”首都工人”参加会议,并呼吁政府考虑”群众”的要求82。这样做时,全总能以界别利益代表提高自身的地位。

例如:在上海, 5月10日市长和副市长”冒着暴雨”去到市总工会会见工会主席(在官僚礼仪中此属不寻常之举:不是下级去上司的办公室,而是相反)。后者向市长介绍了”工人的状况,并告诉他,在一些企业,工人没有达到国家主人的地位; 工人参与管理的状况也不令人满意”。工会主席提出一堆祷告式的要求。会议以市长”赞成从现在起,由工会提出的议题都要给予认真考虑。”现在他们”应该多讲管理者依靠工人和群众管理企业; 多讲工人阶级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会议定下了一份”八点协定”。它相当于整体接受市总工会提出的要求83。工会领导握有了一张王牌,他们知道如何打出去。不象那些激进同行,工会选择了国家组合主义的道路; 他们言称代表一个躁动的社会力量去扩张他们的组合主义权力。

工人中的激进成份和工会中拒绝依靠现存国家组合主义组织的激进分子寻求建立自治工会84。就因他们中绝少人要求建立独立政党或多党制度,表现出了组合主义国家的现存政治结构。事实上,他们只有唯一可行的选择。但新的自治工会要求成为代表利益的自愿组织,其目标是社会组合主义的形式85。这对”党化国家”的当局来说还是过于激烈的挑战。天安门事件后,这一运动随之被残酷镇压,而学生和知识分子则得到当局的宽恕。

“党化国家”对全总组合主义利益的让步

如上所述的上海市工会的胜利可以看到,”党化国家”急切地对全总利益给予让步。保守派社会工程师在严厉惩罚那些偏离道路太远者和击败专家改革社会工程师后,开始抚慰工人们。他们考虑到继续允许全总改革并使之民主化要比采取毛泽东二十年前将之消灭的方式更好。马克思主义──毛主义语言得到复活(其中有荒唐可笑之处,即如:学习雷锋运动),但又除去了那种叫嚣排除非工人阶级的教条词句。此外,”能人治厂”或”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之类与赵紫阳及其智囊机构相联系的口号则被批为诋毁工人阶级。 取而代之的标语如: “工人是国家主人”、”社会公正”、”民主管理”等则经常出现在传媒上。这是保守派想向工人献媚,以求异己的工人回心转意。 80年代末使工人很为难的 “优化组合政策”已被视为行不通86,并且个人承包也已逐渐减少87。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厂长经理不再拥有指挥企业的最高权力,但一个再调整企业内部权力关系的新模式已在落实:所谓”企业利益共同体”。新模式至少在词章上是为取代泰罗制科学管理技术而实施的。因此,以前的”个人承包”,即承包给厂长经理,也被”全员承包”政策取代。”企业利益共同体”的口号涵盖了这种”责任制”88,意将企业总体变成为一个自治经济体,自负盈亏,在其内部,厂长经理与工人一样,责、权、利平等89。这一模式的目的是化解工人们不满,从而刺激生产。为了给于工人较多工资谈判的权力并减缓厂长经理成为事实上”老板”的局势,当局推行集体谈判政策。这种让步似乎成了共产党当局用于平息工人不满的普遍行为。但有政策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由于80年代权力已成功地下放到工厂管理者手中,因而要想劝说他们向雇员分权是不易的一件事90。

1989年以后,保守派社会工程师的想法和所使用的思想和语言更加与工人辩护士的相似。既然1989年运动中全总扮演党内的对手角色没有给普通工人留下印象,随着那以后全总地位的加强,普通人更难区别开这两种界别集团了。我对此局势的理解是,当人们认识到两个集团实际上仅是阴错阳差地结合在一起后,形势便可能会迅速朝新方向发展。

理论含意与未来图景

保守的社会工程师犹如被一个循环圈子制住一样。他们不仅继续做很像似改革派倡导的那种经济改革,而且他们还允许全总继续扩张,巩固其官僚权力和呼吁工人利益。但这一自由化过程的动态将达到一个关键点。那是在全总的工作和工人辩护士得到他们的领域(cinstituency)承认之时。当全总结构的已存垂直性和新生的横性关系成功进入基层时,这个关键点便可称具体化了。类似情形还包括:出现保护性法规的雏形; 写于字面上的法律划出工人的权利;而更多的立法已在将成之状。具备了此等条件之后就要看工人是否能利用这些条件去争取自身的利益。换句话说,就象专家──经理改革社会工程师们曾经强化官僚渠道一样,现在,关键点是工人们能否主动地去改变现存的国家组合主义结构。

假使90年代出现这一局面,那么本文曾经定义过的国家组合主义特性就已经有所改变。在国家组合主义的这一新发展中,界别利益已将最高层与工厂车间基层直线的联系起来; 其理想状态将类似社会组合主义。不同之处在于其源起之处:国家组合主义是自上而下的演化,社会组合主义则是横向利益结合而成,是自下而上的。

另一方面, 如果中国未来十年民主化的国家组合主义制度不能成为事实,那么另一次社会动乱可能会发生。一种可能性是中央权力完全垮掉,国家陷入混乱,无数小集团冒出来,并诉诸暴力91。另一种可能性是保守势力在陷入动乱之前控制住局势,但处在一种比1989年还弱的位置上。在此形势下,保守派为了自保而采取必需的变通之策,以至于改变他们一向高居社会之上的强烈愿望,转而与工人和工人辩护士结成同盟,反抗专家改革派们。于是乎,自治工会得到承认,真正的社会组合主义将出现。但是这种社会组合主义会在非常不同于schimitter描述的民主社会为基础的组合主义(新组合主义)的条件下演进。因此,从社会组合主义的起源来看,可能会有两种变种出现:资本主义社会组合主义和社会主义组合主义。社会主义的社会组合主义存在过的唯一前例是80年代末期波兰雅鲁泽尔斯基政权(Jaruzelski regime) 承认团结工会合法地位的短时期92; 这一新形式的社会主义结构很快的随着团结工会竞争议会选举,以至变成一个政党而崩溃93。

其它未来景象是:中国的改革势力在与保守派的权力斗争中赢得胜利。改革势力本身是两种改革派专家即新权威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联合。 前者把”四小龙”奉为中国工业化学习的模式,不会支持社会组合主义,最多他们也不过在国家组合主义结构中,给予工人边缘性的象征代表。这个集团的一些倡导者现正流亡在国外。在其理想的”多元”政治结构中,他们对工人代表问题的缄默意味着他们不愿将工人和农民包括进其”民主俱乐部”94。

如果自由派赢得胜利,将可能出现一个更开放的制度。阶级利益可能被允许集中(articulated) 。或许经此道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组合主义道路? 工人由一个劳工党来代表。又或许走的是印度的道路:上层精英腐败和裙带关系牢固,而中国仍是在第三世界这个阶段,这后一种景象很可能出现。

最后的问题是关于不论哪一派社会工程师获胜,中国政治发展会向那个方向走:即朝向国家组合主义还是社会组合主义? 最近前苏联和东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基准。无论中国的精英还是老百姓都不想看到中国陷入正以不同形式折磨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根据这一理由,中国的保守派可能继续采取更新政策,逐步自由化的方式,以防止社会崩溃。全总也正从苏联和东欧官方工会的命运中汲取经验。苏联和东欧工会直到太迟才意识到:如果他们站在工人一边,并从共产党中及早脱离的话,他们可能会取得更大优势。与此同时,全总能看见的一线希望是:这些后社会主义国家为革命唤醒后,唯一属于原共产党体制而能免于其官僚产业被没收的,并甚而获得一些草根阶层支持的,只有前官方工会95。因而如全总朝自己领域努力足够的话,它也可能幸免。全总领导人的希望,甚至保守派领导人的希望还在于:工人在可能范围内不作激烈性的行动而能意识到最有效的推进自己阶级利益的手段是利用现存的官僚结构。如果这样的话,国家组合主义结构将有可能转变成工人代表制度,并且是观察视野内较少危险、较为平稳的一条道路。

坎培拉
1992.1.

【注 释】
1. 刘宾雁是少有的看出知识分子与工人之间存在鸿沟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见Tim Munn论刘宾雁在Smithsonian Institution和Columbia University的讲演:China Now,No. 136 Spring,1991,p.16
2. Anita Chan,”The Social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Tiananmen Crisis”,in David S.G. Goodman and Gerald Segal,China in the Nineties:Crisis Management and Beyond (Clarendon Press,Oxford,1991,pp 123-29。关于党在1989年抗议后的恐惧,见Anita Chan and Jonathan Unger,”China After Tiananmen”,The Nation,Vol.250,No.2(22 January 1990),pp78-81
3. Jeanne L. Wilson,”The Polish Lesson:China and Poland 1980-1990″,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No.3/4(autumn/winter 1990),pp259-80
4. Jeannne L. Wilson已详细地、按编年方式指出在80年代团结工会运动对中国统治者的影响。
5. 这里没有足够的篇幅来论述共产党如何成功改变解放后的历史,读者如对此有兴趣可以参看Anita Chan,”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 T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adizatio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No.1(August 1992);Jonathan Unger(ed),”Using the Past to Serve the Present”,Historiography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M.E. Sharpe,Armonk,NY),1993
6. Paul F. Harper,”The Party and Unions in Communist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37(January/March 1969),pp84-119;Jeanne L. Wilson,”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n Alex Pravda and Blair A. Ruble(eds),Trade Unions in Communist States (Allen and Unwin,Boston,1986),p221
7. 只有犯错误的知识分子被冠以”右派”,反叛的工人都是以”坏份子”的罪名被捕和被送去劳改。
8. 我目前正在写一本关于此事件的书。
9. 曦光,”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比度的突破”,《知识分子》no.4(1986),.14。
10. Anita Chan and Jonathan Unger,”Voices from the Protest Movement,Chongqing,Sichuan”,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24(July 1990),pp.257-79;Joanthan Unger(编),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Reprots from the Provinces(M.E.Sarpe,Armonk,NY,1991),pp.106-26;Anita Chan,”Protest in A Hunan County Town:The Profile of a Democracy Movement Activist in China’s Backwaters”,in Jonathan Unger,如前pp.137-49
11. Charles F. Sabel and David Stark,”Planning,Politics,and Shop-Floor Power:Hidden Forms of Bargaining in Soviet-Imposed State-Socialist Societies”,Politics & Society,no.4(1982),pp.444-46
12. 关于这两类积极分子的情况可见Jeanne L. Wilson,”Labour Policy in China:Reform and Retrogression”,Problems of Communism,vol.39,no.5(1990),pp.44-65
13. Philippe C. Schmitter,”Still a Century of Corporatism?”,见Frederick B. Pike and Thomas Stritch(编),Social-Political Structures in the Liberian World(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Notre Deam,1974),pp.85-130
14. 同上,pp.96
15. Daniel Chirot,”The Corporatist Model and Socialism”,Theory and Society,no.9(1980),pp.363-81.其他一些学者也论证,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体制可能更适于称为”组合主义制”。见Valerie Brunce and John M.Echols III,”soviet Politics in the Brezhnev Era:”Pluralism”or “Corporatism”,in Donald Kelly(编),Soviet Politics in the Brezhnev Era(Praeger Press,New York,1980),pp.1-26
16. Daniel Chirot,(前引)pp.367-69
17. 应该注意,本文所用概念”组合主义(corporatism)”完全不同于Peter Non-shong Lee 的同一概念的意义。见”The Chinese Industrial 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from Totalitarianism to Corporatism”,in Brantley Womack(编),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1),pp.153-79,在Lee文中,”corporatism”意为”协作(corporation)”,通常用于管理研究,意在说明企业层次的认同和独立性增强的倾向。
18. Alex Pravda and Blair A. Ruble,”Communist Trade Union”Varieties of Dualism”,in Alex Pravda and Blair A.Buble(编),Trade Unions in Communist States(Allen & Unwin,Boston,1986),pp.1-21
19. Pravda and Ruble,(前引),p.15
20. Judy Batt,East Central Europe from Reform to Transformation(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London,1991),p.3-16
21. Pravda and Ruble,(前引),p.20
22. David Ost,Solidarity and the Politics of Anti-politics:Opposition and Reform in Poland Since 1968(Temple University Press,Philadelphia,1990),pp.185 and 211.
23. Roundtable,”Trade Union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y;The USSR Learns from Eastern Europe’s Experience”,Report on the USSR,vol.3,no.41(1991),p.22
24. Jeannne Wilson,”Labour Policy in China”,(前引),p.60
25. 全总系统的官员卷入支持运动到何种程度,仍不得而知。一个全总干部(6.4事件后逃出)谈到,他所在的部门有半数以上人支持运动,其中知识分子”走上街头和广场演说、散发传单、贴标语、送文章给工自联广播站,目的是激发工人和农民提出如何增强民主的建议”。见《工人起来了:工自联运动:1989》香港工会教育中心出版,香港,1990,p.99-109
26. 例如Andrew G.Walder 的文章,”Popular Protest in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of 1989″,该文是为the Comparative Social Analysis Workshop,UCLA,March 1991,和the Regional China Seminar,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April 1991准备的;以及Jeannne L. Wilson,”Labour Policy in China:Reform and Retrogression”(前引)
27. Jeanne L. Wilson,”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前引)p.244
28. Wilson在其题为”Labour Policy in China”的论文中,记录了一些全总的独立积极分子在1989年抗议运动之前及期间的情况。但她没有将之专门放进其理论框架中去。这一理论架构被用于其1986年的文章:”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9. 这些发现是通过对多种不同资料汇集所得。资料包括:指导中国工人的报纸和杂志(1988-1991),如:《工人日报 》,《时代》以及全总的英文期刊Chinese Trade Unions,论全总历史的书籍,全总干部手册,培训工会干部的教科书,调查材料,及关于工人态度的文件,内部传达文件,学术会议,全总和北京市政府等的讨论会文章。1991年我在北京与工人和工会干部的访谈录等。
30. 例如Andrew G. Walder,”Worders,Managers,and the State:The Reform Era and the Political Crisis of 1989″,The china Quarterly,no.127(September 1992),pp.467-92;Jeanne L. Wilson,”Labour Policy in China:Reform and Retrogression”,op.cit.;Anita Chan,”The Challenge to the Social Fabric”,见David Goodman and Gerald Segal(编),”China at Forty:Mid-Life Crisis?(Clarendon Press,Oxford,1989),pp.66-85. 杨晓东的一篇文章特别指出,在1987年到1989年这一民众对经济改革热情减退的时期,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在下降。1987年大约20%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绝对下降(大多数是低收入者)。1988年中旬这一数字高达40%]见”希望的破灭──中共十年深刻的社]|经济变化与民众舆论变化”,《明报》,香港,1991,10.pp.24-28)
31. 《中国新闻》1989年1月4日消息:根据一项对17个城市400个企业,21万职工的调查表明,由于对收入分配不满,工人积极性已降到最低点。
32. 有关不同社会集团感受的详细讨论,见作者的”The Social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Tiananmen Crisis”,(前引)
33. 见《求是》1989年第12期;及《人事政策法规专刊》(转载)1989,10.,pp.2-7
34. 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泰罗制”与Frederick Taylor本世纪二十年代创造的”泰罗主义”的区别。Taylor最初发起这一”科学管理”方法时,论证道,根据其科学管理实验,新方法不是旨在对工人劳动剥削和榨取。其理由是:他根据生产率实行奖励;它的目的是使工人和管理者达到利益认同。其结果是劳资关系的和谐,而不是将工人当作奴隶。见Frederick Winslow Taylor,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Happer Brothers Publishers,New York,1911)
35. Pat Howard and Roger Howard,”China’s Enterprise Management Reforms in the Eighties:Technocratic Versus Democratic Tendencies”,此文是为悉尼大学亚太研究院1989年举行的”中国革命40年后”大会论文。
36. Howards的文章是为数仅有的专门研究中国工厂内劳动过程的作品。它勾画了中国的决策者和学者对”泰罗制”的讨论,并希望能激起社会学的中国圈对之进一步研究。
37. 由于企业重组而引发工人不满的更多细节,可见Lisa Rofel,”Hegemony and Productivity:Workers in Post-Mao China”,in Arif 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eds),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M.E.Sharpe,Armonk,NY,1989),pp.235-52;Mayfair Mei-hui Yang,”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The Construction of Corporateness in a Chinese Socialist Factory”,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22(July 1989),pp.31-62
38. 见Jeanne L. Wilson,”Labour Policy in China”(前引),p.59. 在全总主席倪志福的一次讲话中,倪承认恶劣工作条件已成为罢工的原因]坐@(Chinese Trade Union,February 1989,p.4)。据一项1985年对工人和企业干部态度调查,在回答”工人在工作中主要寻求什么”,工人将”良好的工作条件”列为第一,”高工资和高奖金”列为第四(干部认为工人的第一需求是”高工资和高奖金”,”良好工作条件”次之。见中国经济体改所民意调查队的《改革:妇女面临的挑战与选择》,1986,pp.295
39. Anita Chan,”PRC Workers Under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hina Information,vol.5,no.4(spring 1991),pp.75-82;Anita Chan,Richar Madsen and Jonathan Unger,”Chen Village: Under Mao and De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1992),chapter 11 &12. 根据中国的报导:经济特区内,虐待外地工人事件正日趋严重。见《黄金时代》1991年4,pp.12-14
40. 这一数字是在”产业工人”栏目下出现的。除此之外,农村地区有1500万”建筑工”(据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和劳动部的综合计划司的《1990年劳动工资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1,p.13)
41. 这一信息由朱晓阳提供。朱曾参与一项对135个乡镇企业的调查(1987-89)。另参见Keith Forster,”The Wenzhou Mode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China Information,vol.5,no.3(winter 1990-91),pp.53-64
42. 乡镇企业工人在1986年仅有3100万,目前已非常庞大。这些农民几乎不属于任何一个基层工会。1992年仅有0.1%的乡镇企业有工会。仅有8%的外资企业有工会组织(《人民日报》1992年4月28日第一版,引自China News Analysis,no.1460(15 May 1992),p.6)
43. Wing-yue Leung在”Smashing the Iron Rice Pot:Workers and Unions in China’s Market Socialism”(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re,Hong Kong,1988)一文中,描述了武汉钢铁企业中,车间工会如何民主选举和举行例会(pp.113-18)。
44. 据《中国工运学院校报》称(1988。3,p.51),由于中国的统计将白领和蓝领职工混在一起,因而很不易确定中国的产业工人具体数目。
45. 在北京为我提供信息的人中间有一种共识:工会在国营企业比集体企业要坚强得多。广东省的外资企业仅有42%设有工会,见Chinese Trade Unions,no.9(1989),p.23
46. 何包钢和David Kelly,”Emergent Civil Society and the Intellectuals in China”,见Robert F. Miller(编),”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in Communist Systems(Allen & Unwin,Sydney,1992),pp.24-39;Barrett McCormick,苏绍智和肖明,”The 1989 Democracy Movement:A Review of the Prospects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Pacific Affairs,1992;Clemens Stubbe Ostergaard,”Citizens,Groups,and a Nascent Civil Society in China: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1989 Student Demonstration”,China Information,vol.4,no.2(autumn 1989),pp.28-41;Edmund Fung,”China In Protest,Spring 1989″,Asia Studies Review,vol.15,no.2(1991),p.260. 对使用”市民社会”理解中国持批评意见的,见Heath B.Chamberianin,“Onthe Search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Modern China,vol.19no.1(Jan.1993).
47. Alice Tay,“The Role of Law in Democratic and Economic Reform in Leninist States”,见Margaret Latus Nugent(编),“From Leninism to Freedom:The Chanllenges of Democratization(Westview Press,Boulder,1992).
48. Richard Baum,“The Paralysis of Power:Chinese Politics since Tiananmen”,见William Joseph(编),“China Briefing:1990-1991(Westview Press,Boulder,1991).
49. 象国家组合主义一样,社会组合主义亦存在不同形式,Philippe C.Schmitter(前引pp.85-130)将之称为”新组合主义”,他认为这种形式产生自多元化民主国家结构。David Ost将团结工会运动归结为建立社会组合主义结构的一种变体的尝试。见“Towards a Corporatist Solution in Eastern Europe:The Case of Poland”,Easter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vol.3,no.1(1989),pp.152-74
50. Daniel Chirot,前引,pp.363-81
51. 很巧的是,三分图式与Howards(前引)的模式相符合。Howards的类别是:陈云为首的”鸟笼”派,激进改革派(包括一定比例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企业管理者、工业工程师等),想望市民社会(包括一个独立工会)的普通民众。
52. 对党官中这一派的具体分析,见Hong Yung Lee,”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University of Calisfornia Press,Berkeley,1991)
53. Pat Howard and Roger Howard,前引.
54. Li Cheng and Lynn T. White III,”China’s Technocratic Movement and the World Economic Herald”,Modern China,vol.17,no.3(1991),p.374
55. 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与George Konrad and Ivan Szelenyi所称为东欧知识分子的”暗藏日程”(hidden agenda)相似。见George Konrad and Ivan Szelenyi,”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Harcourt,Brace,Jovanovich,New York and London,1970)
56. Li Cheng and Lynn T. White,前引,p.374
57.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1983年举行的一次讨论会将马克思主义与私有化联系在一起。见Flemming Christiansen,”The Justific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hina,1983-88″,China Information,vol.4,no.2(winter 1989),pp.78-91. 1988年在昆明作调查研究时,我被告知,当地一富翁正准备赞助一个邀请了方励之等著名知识分子的会议。
58. James D.Seymour的China’s Satellite Parties(M.E.Sharpe,Armonk,NY,1987)第七章描述了80年代民主党派的变化情况。
59. Anita Chan,”The Chanllenge to the Social Fabric”,前引,pp.81-83
60. 《中国年鉴》1986(新华出版社,北京),p.142. 关于过去的资本家今天在功能性机构内所据的重要地位,见Beijing Review,vol.31,no.39,(26 Sept.1988),pp.22-24
61. Susan Young,”Private Business and the State in China’s Reforming Economy”,Working Paper serie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Research Unit,University of Adelaide,Oct.1991.
62. 资本从中国的抽逃反映出巨大数目的钱正在流入私人腰包。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仅1990年,中国便有80亿美元在支出帐上找不到出处。另据资料,140亿美元出口所得完全没有回到中国(AP,16 Dec. 1991).
63. 怀疑人大作用正在增强的读者应该读一读Kevin O’Brien的Reform Without Liberalization: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0).
64. Anita Chan,”Challenge to the Social Fabric”,前引,p.82. 关于人大选举中总席位比例失调问题见Bruce Jacobs,”Elections in China”,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25(Jan. 1991),pp.171-200
65. 1991年8月我听说这份刊物将自1992年1月起更名为《中国工人》。我认为这表明它将成为表达工人利益的刊物。此刊曾在50年代反右期间被停刊。
66. 我访问了10名这一类人。除两名外,其他8名对工人都有强烈的同情。从访谈中可以得出结论:在职务与工人有关的知识分子中,有一类人将自己视为工人的代言人。一位参与工运学院教师研究课的学者认为,总提工人民主参预企业管理的问题是不客观的。
67. 在中国中年知识分子中有一大批曾当过农民或工人的。
68. 冯同庆和陈凯,《社会主义民主与工会参政议政》(工人出版社,北京,1987)
69. Jeanne Wilson的文章(前引)讨论了这类改革。
70. 同上,p.2
72. 这与我作的一次访谈有关。1991年8月我在北京与一名全总执委会的成员进行了会谈。
73. 《工会法》于1992年4月通过(《人民日报》1992年4月9日3版)
74. 如有兴趣了解”破产法”出台的详情,见《中国之春》1991年6期,pp.39-42
75. 重庆市总工会研究室一名干部写的文章反映了这一问题。
76. 《工人日报》1989年12月9日
77. 《工人日报》1989年4月16日4版
78. 《工人日报》1988年4月16日3版,另见Leung,前引,p.121
79. 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调查与研究》1988年8月3日,第五期
80. 见Walder和龚小夏的文章(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81. 一家电器厂的10万名工人在情愿书上签名(《工人日报》1989年5月18日1版)
82. 《工人日报》1989年5月19日1版
83. 《工人日报》1989年5月13日1版
84. 见1989年一位工会干部的访谈录(“工人起来了”,前引,pp.99-110)
85. 对北京工自联局限于社会组合主义的原因分析,见Anita Chan,”Workers in China and Poland:Comparing the 1989 Beijing Movement and the Solidarity Movement”,该文是为the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Socialist Countries年会提交的(1991年10月)
86. 得自对一名工人和两名从事企业改革研究的学者的访谈,”合理化”运动已从大众传媒中消失。
87. 这一信息得自对一名全总干部的访谈。
88. 由报刊公布来看,经济成功的国营企业往往是在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获得参预权力后,能保持管理者与工人和谐的单位。例如《时代》(1991,1,pp.2-5)报导的上钢的成功经验;此外,还有Chinese Trade Unions(1989,9,pp.9-12)关于一家塑料厂的管理者如何象父亲一样对待工人。
89. 《企业利益共同体初探》(工人出版社,北京,1989)
90. 据我1991年8月对全总干部的访谈,全总当时正在准备于1992年初推出”山东滕县模式”,即企业管理的所有新政策都必须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
91. Andrew Walder(前引)描述了这一情景。
92. David Ost,(前引),第7、8章
93. 我这一观点的得出,受益于澳洲国立大学社会学科学研究院社会学研究组的关于组合主义讨论。
94. 最近一次会议上,我曾问一名改革精英,在他的集团的未来设想中工人应有什么地位。他认为该问题”太尖锐”。
95. Roundtable,(前引),pp.16-22

当代中国研究
MCS 1994 Issu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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