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江: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多重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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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州立科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一、中国社会的财富观和权势观
二、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文化“摇篮”
三、走向市场经济之路:谁先致富?如何致富?
四、结语

三十年前,正当神州大地陷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动乱之际,东亚的四条小龙台湾、香港、南韩和新加坡却在长期蛰伏之后悄然而动,不过十多年之后,竟一个个飞腾起来。什么是这几条小龙起飞的原动力?专家学者们常常认为,是资本主义+儒家文化+历史机遇(Capitalism+Confucianism+Opportunity),也就是说它们把握了千年难遇的特定良机,利用传统的价值观协调人与人及人与物在市场竞争机制中的相互关系,从而焕发了与西方很不同的经济活力。此外,不可否认它们都处于冷战前沿的地位。在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利用韩战、越战迅速发展起来。

中国大陆这条红色巨龙数十年来自我封闭、与世隔离,因自我摧残而伤痕累累。突然,它摇头摆尾,拔地而起,令世界刮目相看。一个同样但更令人好奇的问题因此而生:什么是这条红色巨龙开始起飞的原动力?它会和那几条小龙那样迅速顺利地腾飞吗?这条红色巨龙与那四条小龙相比,不仅个头大,而且年龄老,阅历深,积弊多,构造复杂,志向远阔,所面对的困难更复杂更艰巨。当巨龙开始昂头之时,立即发现自己一方面遭受先天遗传与后天感染并发的旧疾新病,另一方面又可以享用自家的“遗产”和外来的“捐赠”。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具有老迈而又年幼的双重特性,它既是一代代传统文化“淤泥”的沉积,又是东西方不同价值理念“沃土”与“污垢”的撞击与融合;它就象一棵土生土长而又盘根错节的千年老树,几乎被一阵山林大火焚毁,而后在阳光雨露下吸收新施的肥料,忽然复苏,并嫁接上外来品种的枝叶,一时间生机盎然,尽管仍然伤痕累累,瘢迹重重,还长有蛀虫,它依然显得活力无限。

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描述与中国相关的多重文化如何构成了中国大陆改革时期市场经济的生长环境,以及这个环境对目前大陆市场经济生长过程的影响,力图揭示在经济体制和社会转型中的某些灰色现象的社会文化原因。

一、中国社会的财富观和权势观

中华民族即使不是唯一最爱钱的民族,也是最爱钱的民族之一,“钱”的观念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微观层面。然而,再没有比中华民族更不像她自己的了──这个民族最不爱钱,又最爱钱。她的文化价值观中既对金钱无比蔑视,又对其万分垂羡;她哺育的圣贤或“君子”擅长将金钱涂上一层真真假假的伦理光彩,而她同样喂养的“小人”或普通老百姓却用自己贪欲的油污再次抹去那层光彩。虽然,钱并不等于就是资本,也并不一定从资本中获得;但追逐钱的强烈动机,在一定的条件下,就可转化为资本运转中对利润的追求。

“财”神只住在中国?

这个星球上恐怕不存在不爱钱的民族,但各民族爱钱的方式很不相同。有哪一个民族象这个中华民族,把“恭喜发财”当成喜庆节日最吉利最讨人欢心的祝词;又有哪个民族象这个中华民族,把“财神爷”奉作家家户户最敬畏最令人迷信的神明。财神不仅只一路,而且要五路,所谓“五路财神”。中国人一生最讲究的是“福”、“禄”、“寿”三星高照,而象征金钱财富的“禄”则是其中最明亮的星。中国人最喜欢的年画是什么“招财进宝”、“发家利市”、“金山银山”等。中国老百姓是拜金主义者,他们信仰宗教与其说是精神的需要,不如说是更多更高物质的追求──既要今生的享受又要来世的富贵。中国有关金钱万能的格言或俗话比比皆是,如“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通诸神灵”等等。

世界各国公认华人是个具有经商本能的种族,脉管里流动着渴望赚钱的热血。正是这种拼老命赚钱的干劲再加上转得快的脑筋,华人在东南亚国家至少掌握了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经济命脉。可是,为什么华人在发达国家不能打进主流经济圈子,而只能在一些落后国家称雄呢?这与华人经济行为的特徵或其致富的手段有关。这一手段(至少是在他们创业的初期阶段)主要有三要素:首先是利用原始资本积累的经济手段──野蛮落后的剥削方式,如极便宜的劳动力,恶劣的劳动环境,陈旧不安全的技术设备,劳保福利的无保障,劳动时间的冗长,不合理的工资制度等等,这在落后国家是普遍的,而在发达国家却早已过时;其次是利用社会的非制度化──人治为主或不完善的法制,如各级政府的擅权腐败,各种法规税制不严,社会秩序混乱不堪,非法性的投机冒险,赚取利润的非经济手段等等;再次是利用投资经营的短期行为──单纯追求利润的急功近利,如不讲信誉,不讲道德诉求,不讲社会责任感,不讲回馈社会等等。

华人最追求“富贵”,但很多人往往即便富了也富而不贵,甚至为富不仁。由于暴富显富,而又不回馈社会,往往遭到忌恨,使自己与当地民众陷于对立的状态。菲律宾马尼拉的华人有个“忠义山庄”,里面盖满豪宅,平时全都大门紧锁,只有清明时节,方见人影。这些建筑是当地华人富家为死者专门盖的灵屋,而数百万的当地穷人却住在破木棚里。有人很早就预言,东南亚的华人富商会遇到当地社会的反弹。果不其然,现在绑架勒赎已成为菲律宾的热门生意,甚至连军警也与绑匪相勾结介入其中,据1996年3月17日纽约时报报导,近三年来,共有665人遭绑架,其中多数为华人,有31人被撕票,受害人支付的赎金超过1,100多万。其实,受害人和赎金远不止上述统计,因为许多人因怕官匪勾结,而往往私下了结。

六个“圈子”都一样爱钱

中国历史上有六个阶层的文化圈子(Cultural Circles),它们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造成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结构,甚至直至今日仍以变种的形式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这六个文化圈子是,皇族文化圈,仕者文化圈(以士大夫为主体构成的整个官僚集团),乡绅文化圈(以豪门望族地主富商等构成的地方势力),寺院文化圈(以道教佛教或民间教派构成的宗教势力),江湖文化圈(以会道门帮派盲流秘密组织或造反团体等构成的社会势力),平民文化圈(以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小生意人自由职业者等为主体构成的普通民众)。尽管表现形式相异,这六个圈子中的前三个阶层经常满口“仁义道德”,侈谈“重义轻利”,实际上却是最大的敛财集团,最爱钱的大圈子。

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的皇帝自称真龙天子,代表上苍统治江山黎民,自然这世上的一切都属于他们。明白一些的皇帝多少给老百姓一点喘息,注意一点生产;而绝大多数皇帝不是昏君就是暴君,为了穷奢极欲,享尽人间之豪华,他们横征暴敛,把老百姓骨头上的最后一点残油也刮干,血管里的最后一滴剩血也吸尽。以皇帝为核心、以其血缘为纽带所构成的整个皇族(Imperial Family and Kinsmen)是社会的统治中心,它赖以生存的物质来源是以分封为王、巧取豪夺、苛捐杂税等滥权或非经济手段来聚敛财富。

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Literati and Officiadom)阶层,是为以皇帝为核心封建王朝服务的庞大官僚集团。皇帝们用科举制度(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扩大自己统治的阶级基础,这种开科取仕的办法不讲门第贫富,明显优于西方中世纪的世袭制,使普通人得以机会参与政治。但中选之仕最终不过是在功名利益的利诱下,成为统治者的鹰犬帮凶。中国文人满脑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为“书中自有千钟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中国的士大夫都称自己为儒者,然而在孔子看来,儒者可分为“君子儒”和“小人儒”,每朝每代,“君子儒”寥寥无几,而“小人儒”却多如过江之鲫。士大夫们常自吹“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实际他们大多数全能被屈、被淫、被移。中国人都知道“官本位”效应,权与钱可以转化,有权就有钱。就连好官,也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更不用说那些一味搜刮民脂民膏、造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贪官污吏了。中国历史上确有一些清廉的文臣和忠勇的武将,然而遗憾的是历代大多数文官都爱钱,武将都怕死,政治腐败,以致民众造反,藩镇叛逆,外族入侵,社会动乱,中国历史上大半时期都不太平。

乡绅(Local Gentry)阶层自古以来是真正维持某个地方社会、政治以及伦理秩序的主导力量,也是当地精神文化和各种物质利益的代表。乡绅具有双向的功能,一方面代表地方利益与上层朝廷官府应付周旋,另一方面又协助甚至勾结统治当局掌控下层平民百姓。他们或是宗族首领、退隐官员、举人秀才,或是地主员外、手工业主和富商大贾,以自己特有的家世、名望、人脉和实力,在一定程度上操纵或影响资源、土地、生产、市场、钱庄、当铺、运输等经济命脉及其发展。与士大夫阶层不一样,乡绅是旧式私营经济的真正主人,也是这种经济利益的直接获得者。他们知道“钱本位”效应,最清楚金钱财富的力量,即“越是钱多,越是气粗”就是简单而现实的真理。为了钱,他们会用最原始野蛮的方式来榨取雇工和佃农,也会用最恶劣狡猾的手段来欺骗顾客和买主。他们也明白钱与权可以转化,有钱也可有权,如用钱行贿衙门就可换取更大的利益;甚至他们可以“捐官”即花钱买个县太爷的官位来做做。

中国的宗教主要是由道教佛教回教和其他一些民间宗教组成,其势力不象欧洲中世纪的教会那样全面控制社会,而是在绝对服从世俗皇权的前提下行使其社会职能。总的说来,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各种宗教的并存相当宽容,并不加过多的干涉,除因特殊需要对其中某些加以官方扶植外,一般让它们自生自长自消自灭。为了生存和发展,各个宗教派别以所在地域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寺院经济,据有田地、山林、湖塘及庄园等,其来源或是原始的占有,或是朝廷的赏赐,或是民众的捐赠,甚或是不正当的巧取豪夺。

“江湖”(Vagebond Persons, Siniste Gangs and Rebellion Organizations)是中国传统特有的文化现象之一,它包括各种“会道门”帮派地下秘密组织,地痞流氓,游民流寇,犯罪团伙等黑社会势力,此外还包括以农民起义或革命团体等构成的政治反抗势力。江湖势力有的是正义的,有的是邪恶的,也有的正义与邪恶相杂。它们或因团结互助,或因逃避迫害,或因反抗压迫,或因钱财而挺而走险。江湖势力形成自己特定的经济利益和生意行为,正面一点的可能行侠作义,杀富济贫,除暴安良;负面一点的则招摇撞骗,欺小凌弱,打家劫舍,官匪勾结,包赌包娼,浪迹于黑白道买卖之间。总的来说它们是一种盲目的破坏力量,往往以不正当或非正常的手段获取财富。

所谓平民(The Populace)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包容了一个极宽泛的社会阶层,如农民、雇工、手工业者、小商人、自由职业者和城镇普通市民等。这个阶层是被统治者,只能利用统治者的某些开明决策或疏漏松动之处来争取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皇恩浩荡”或天下太平时,他们可安居乐业,养息生作;“龙颜大怒”或天下大乱时,他们便家破人亡,生灵涂炭。这个阶层中只有极少的人有幸成为政治或经济的暴发户,因此大多数人在垂羡发财者的同时,又无奈地向往一种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社会。

孔夫子孟夫子也重钱

人们都认为孔夫子和孟夫子从不看重钱,其实这是个误解。孔夫子也谈钱,不过在谈钱的时候,先将其涂上了一层伦理的色彩。在《论语(Analects)》一书中,孔子的确把他的政治原则、社会理想和价值观念与经济生活混合在一起。对他来说,对各个社会阶层、集团以及个人在生产、流通、分配上的地位、作用和关系必须加以伦理的规范。孔子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也就是说钱财是人人所爱的,但应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获得;穷苦是人人所厌的,但因道德的需要,也应安之而不逃避。他还指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意思是如一个国家有道德秩序,那么贫穷就是可耻的,然而若一个国家没有道德秩序,那么即便富贵也是可耻的。因此,孔子主张,在一定的条件和合理的规范下,人们可以积极地追求财富,所谓“富而可求也……吾亦为之”。

虽然孔子总的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此抬高作为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地位,贬低体力劳动者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他与古希腊大哲柏拉图(Plato)相似,后者也不主张统治阶级参加体力劳动,因为其会因陷于“俗务”而延误大事。然而,“君子”(Superior Man)靠什么过活呢?孔子为他们指明了一条“一本万利”的捷径──只要当了官成了劳心者,当然衣食不愁,钱财自然滚滚而来,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里面暗含着肯定经济生产活动的功能以及追求财富的需要。他把“足食、足兵、民信”作为三大立国之本。他还提出“何以聚人曰财”,从而将财富视作统治社会的必要条件。此外,他主张“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就是说老百姓富了,统治者哪有不富的。

儒家的第二大经典著作《大学(Great Learning)》中,发展了孔子反对聚敛(重税)的思想,进一步指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的主张,也就是认为首先让民众富有而非让统治者富有,国家才会免于灭亡。如何才能使老百姓富有国家财源充足呢?《大学》从生产与消费的某种相互关系中,看出“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扩展财富有个根本办法,即尽可能从事生产的人越多,吃闲饭的人越少;生产效率快,而消费合理;则财富定永远充足。儒家的另一经典著作《中庸(Doctrine of Mean)》与《大学》强调“有土此有财”一样,把孔子强调天为生产万物根源的观点,扩展到不仅“天”而且“地”也同为生产万物的根源;从而把土地提升到自然力的高度来认识。《中庸》对中国经济思想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来百工则财用足”,即工业致富论,并将之列为天下国家的九经之一。它企图把建立在自然财富观基础上的农业生产观上升到工业生产观,这是非常积极的。遗憾的是后来的儒家并未将这一思想贯彻和发展下去。

孟子比孔子更重视经济问题。他指出,物质环境对人们有重大的影响,在个人财富与国家财富上应有不同的伦理要求;人的生存发展使社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繁杂的道德规范会限制个人日常的经济生活,因此应给予一定的放松;如果道德规范与个人财富的获得有冲突时,并非后者绝对服从前者,而应取决于对两者轻重本末的权衡。例如一个人就要饿死,食物当然比礼义廉耻更为重要。孟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保障私有财产理论的思想家。他主张“恒产”即财产的永久占有,并强调为了社会秩序的安定,人们应有自己财产。如农民应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进行生产,造成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而那些无恒产的人易于做邪恶之事。

爱钱的“共产主义者”

共产主义者不爱钱吗?在打江山时,除了少数投机或动摇分子外,一代共产党人确实把脑袋掖在裤带上闹革命,但动机各有不同。有的真正信奉马克思主义,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有的满怀抗日救国的一腔热血;有的为报地主老财剥削压迫之仇;有的仅仅为逃避封建包办婚姻;还有的是家里揭不开锅了,参加队伍混口饭吃;也有的图将来革命干成了能“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甚至升官发财。中国曾经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投身革命的绝大多数是农民。中国的农民历来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具保守性,不图社会变革,只求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又具造反性,在“均田”、“均富”的理念驱动下,会揭竿而起,以暴力反抗官府,但打下江山后最易于腐化堕落,李闯王的失败就是极鲜明的一例。

中国共产党靠自己的活力和国民党的腐败打下了江山。开国初期曾一度保持上升的势头,但不久腐化的病毒开始滋生,逐渐侵蚀本来尚属健康的机体。一些领导干部开始换妻、占好房、求特权;一些干部露出爱钱的贪婪本性,开始滥用权力,贪污受贿。从五十年代起,中共便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一方面,它从农业合作化入手,在城镇推行公私合营、在农村大刮“共产风”、实行人民公社化,试图跨过资本主义阶段,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则不断强调阶级斗争,批判“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物质刺激,号召干部要坚持革命化,警惕“糖衣炮弹”。这一系列做法直接违反了社会发展的本来规律,也违反了人的本性,不久便尝到极大的恶果。从1959年到1961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了数千万人饿死(其实当时气候基本上是风调雨顺,经济上的大灾难完全是主政者造成的破坏)。六十年代初,共产党内的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问题的所在,便顺应人性的本来面目,给予老百姓一些松动的机会,试搞了“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留林、自留畜以及包产到户)。这样一来,农民有了一定的生产积极性,情况开始好转。可惜好景不长,毛泽东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违反人性的做法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结果,中共把一个骨子里爱钱的民族,变成了一个表面上最不爱钱的民族。除了极少数的特权者外,中国人都穷,于是,“爱钱”便以一种隐性、变相和小规模的形式开始泛滥。许多原本不直接属于商品的东西,人们也以商品的形式交换,如地位、权力、名望、家庭背景和社会人脉关系网络都可以转化为钱财,“走后门”就是这种种关系最形像化的写照。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一旦放松了多年来对追逐钱财的禁锢,就象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Pandora)之盒被打开了,里面所装的疯狂、贪欲、嫉妒、罪恶等祸患一拥而出。整个社会的商业化就象冲破闸堤的洪水势不可挡,什么理想和情操都通通刷洗一空。中国大陆的一出电视剧里有一句台词,“有钱也许不能万能,但没有钱却万万不能”,几乎成为传世警句。

有人说,“钱”能决定一切比“权”能决定一切要进步,此话虽有偏颇之嫌,但也不无道理。不管怎么说,中国大陆开始了一种从单一“权本位制”到“权”与“钱”两种本位制并举的转型。过去是“权”到“钱”的单向流程,而现在是二者之间的双向流程。在这种体制中,最赚钱的机会就是利用权和钱的交汇,或者说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边缘地带得到最大的利益,能有幸得到这种机会的人当然是那些可以将权转化为钱的人。但也与过去有很大不同,八十年代以前,你即便有钱但没有权,你也甭想住豪华住宅,乘昂贵轿车,买紧俏用品,享受一流服务和保护,出入特权的娱乐设施。然而,今天这种现象改变了,人们可以“买”官作,可以“买”警察保护,可以“买”免除或减轻刑罚。尽管由于某些原因,中国还有一些钱仍打不进的“堡垒”,然而至少大部份“城池”已惨遭沦陷。九十年代开展的反腐败运动所揭露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但也可略见一斑,现在的贪污案中,百万元以上的大案多(仅1995年就达六百多件)、高层官员涉案多、有组织的集团犯罪多。为此,1995年11月,最高检察院成立反贪污贿赂总局,并在各省直辖市的检察院相继成立反贪污贿赂工作局,力图建立起制度性的反贪网络。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大陆也会象台湾一样,黑金政治泛滥,没有一处不被钱所主宰。

二、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文化“摇篮” Go to top of page

中国大陆目前成长中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垄断的行政权力与市场交换杂交的产物,它的文化基础则是中国的传统经济文化、马列经济文化和西方经济文化观的混杂。

传统经济文化:“小康社会主义”的由来

孔子对后世平民的一个重大影响就是他“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思想。尽管他仅仅提出社会贫富不均的弊病,而不能找到医治的办法,但仍然为中国传统的“均富”论奠定了理论基石。他的另一个重大影响就是他有关“小康”(Primary Abundance)与“大同”(Great Harmony)的基本原则,后来这些原则在《礼记.礼运篇》中加以进一步的阐述,到19世纪末在康有为的《大同书》更得到系统化。这恐怕也是中国人易于接受马列主义的一个先天条件。什么是“大同”?从《礼运》所述来看,“大同”就是财产公有,人人平等,没有阶级差别、等级秩序、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更没有犯罪现象。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中国古代《礼运》提出“大同”论之际,正是西方柏拉图著述《理想国》之时。“大同”是许多民族古老的梦想,1500多年前,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在其《桃花源记》中描述了这样一个理想社会;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在480年前发表《乌托邦》抒发了美好的向往;法国的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和傅立叶(Charles Fourier)提出了各自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英国人欧文(Robert Owen)乾脆于1825年在美国印地安那州买下三万英亩,建立了“新谐和村”(New Harmony),用以实验自己社会主义的纲领;中国清末的康有为撰写了《大同书》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

《礼运》中讲述的“小康”是与“大同”完全不同的两个观念,它以财产私有为出发点,不是“天下为公”,而是“天下为家”,以各自家庭为社会中心建立起人的财产关系,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既然一切为私,就必须修建坚固的城池,以防他人侵扰;此时,统治国家应以礼义为纲,来规定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关系;再进一步,以此确立制度,完备各种经济设置,奖励有勇有谋的人,以功绩为考核之标准。由于人人为自己,就可能引起混乱,所以统治者除运用军事手段外,必须建立伦理纲常和法规;当政者若不能做到上述这些,必会为害社会,故理所当然地让位。

邓小平不甚注重理论、而强调实际效应,他提倡“摸着石头过河”,并一向信奉“猫论”。为了需要,在一帮谋士的包装下,他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具体内容就是建设“小康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这不愧为“古为今用”和“土洋结合”的一个典范,它避开谈“大同共产主义”,而只谈“小康社会主义”,既满足民众追求私有的本性,又不彻底抛弃建党的立论之本。

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价值观之一就是父权为本位的家长制。孔子强调的“忠孝节义”,其中以孝为根本。古时,最高统治者是“皇帝老子”、“天下之父”,官僚衙门是“父母官”,而老百姓则是“子民”。许多社会关系都是父权的延伸或变种,都可用父权来加以解释,如“长兄为父”,“师徒如父子”等等。这种“父权家长制”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就是以家族为基本架构组建经济活动的社会习俗与经营文化。现在,中国成长中的私营经济里,家族式企业十分普遍。要想让大多数的私营业主们走出“家长说了算”的那种封建式家庭经营,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特别是一些农民企业家,还弄不清现代化管理是什么东西,他们更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造”。

祖训已被遗弃?

目前,中共正在做的事就是推翻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它无奈地抽掉自己招牌上标有“共产”的实际内容,抛开了过去支撑这个党及其专政的理论基石──来自马列的教条,转变成一个为了自身利益而实行一党垄断的强权。它正在扶植再造新的、更富有的、更永远无法消灭的地主、资本家、外国买办和黑道势力,也就是在更大的规模、范围和效应上制作新的剥削、私有制、贫富不均和社会的黑暗与丑恶,这是它在“多害相较取其轻”的状态下,被迫作出的痛苦抉择。当年马克思诅咒,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需要,造就了无产阶级,也同时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进入八十年代后,邓小平发现,不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就会亡党亡国,他只能选择经济改革来挽救中共的危机;然而,号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共,为了自己的生存,却造就出了“新资产阶级”,并且自己终将嬗变并与之融合。

共产主义是人类的一种理想,它与儒家的“大同”,佛家的“净土”、“极乐世界”,还有基督教的“天堂”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与其他宗教不一样,实现“共产主义”的途径要经历太多的血腥和残杀,过于扼杀人的本性,所以使人们半途而废。同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试验”之结果一样,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经过三十个春秋,给老百姓带来的不是富裕和文明,而是贫穷和不断的政治运动,以及不幸、摧残和绝望。中共掌权后,就划定了两大禁区,一是在政治上不得动摇一党专政和它的意识形态,另一是经济上不得改变社会主义道路、不可动摇公有制。可是,1978年后中共在经济上一步一步后退,禁区相继开放了。农民单干了,私营企业出现了,官员可以合法经商了,国有企业不得不转卖给国人或外商……这样,从市场经济中生长出来的“新资产阶级”,或迟或早、或多或少,必然会要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也必然染指政治──形成压力或利益集团,要求更多明确界定的权利。同时,“三十年风水轮流转”,当初被打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地主资本家、大小战犯、老反革命分子们”一个个衣锦还乡,建厂投资,成了中共的座上宾。

西方经济文化: 幽灵来了吗?

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都能记住这本“共产党”人“圣经”中的开篇语,“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然而,马克斯、恩格斯这两位共产主义的鼻祖,万万不会想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个资本主义的幽灵在苏联和中国徘徊”,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的“红色土地”上“复辟”或者得到了新生。尽管革命前,在这两个地方(尤其是中国),资本主义并未得到长足的发展,但是,有趣的是,中俄两国的老百姓对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很不一样。中国民众很快进入“全民皆商”的状态,把中国“拉进”了资本主义,而在俄罗斯政府造出一套资本主义制度之后,俄罗斯民众却在资本主义大门前犹豫不决、不敢迈入。这或许跟社会主义的“寿命”有关,在苏联,社会主义的寿命接近八十年,这使经历过商品经济的人早就辞世;而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大大缩短了社会主义的寿命,结果很多生在旧时代的老一代还健在,反倒成了中国的荣幸。

几百年前,当资本主义乘文艺复兴之劲风,冲破中世纪千年的黑暗,取代封建主义,而呱呱落地之时,怀旧的遗老遗少们对之深恶痛绝,因为它打破了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势力的藩篱;一向高居学府之内的哲人文豪们也一起举起伦理之旗,对之口诛笔伐,因为它把人性中最丑陋的污垢一下子全抖落出来。马克思把所有的批判凝成一句名言:“资本从它来到世间,每个毛孔和细胞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然而,正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供求规律、自由竞争和追逐利润,给人以发展和创造的机会,调动人奋斗的欲望和一切积极性,充份满足人自私自利的本性。亚当.斯密(Adam Smith)指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在掌控着资本主义社会“机器”的操作,它就是在市场竞争中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的的机制,而这只“隐手”最直接的“肉身化”就是资产阶级。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军事家们,各个领域的专家以及物质的直接生产者们,都认为自己是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其实,在一定意义上,作为资本人格化身的资产阶级──工商企业家阶层,才是社会发展杠杆的撬动者,它以非道德的力量大显神通,控制了整个社会生活,雇佣了政治家为其界定产权和人权,建立游戏的规则──制度的保障;雇佣了军事家用“火与剑”之暴力为其占领更多的领土、资源、人力和市场;雇佣了科学家为其更新生产力,向未知的知识领域及未开发的自然王国挺进;雇佣了白领或蓝领阶层从事脑力劳动或体力劳动,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也雇佣了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为其点缀精神生活,装潢富丽堂皇的门面。

今天,中国大陆已经开始出现自己的“企业家阶级”──一批由那个“资本主义幽灵”投胎转世,或借“社会主义”之尸还魂的“大款”富豪们。尽管它仍躺在摇篮,还未完全挣脱襁褓的裹扎,但已经以它不服管束的“啼哭”和“蠕动”,显示了其“幼兽”的“蛮力”。

三、 走向市场经济之路:谁先致富?如何致富? Go to top of page

改革开始以来,一部份人先富了起来,他们致富的方法各有不同,有人靠辛勤劳作、聪明才智,也有人凭籍家庭背景、人脉关系、海外亲友,还有的人则走贪污受贿之路,甚至出卖肉体、走私贩毒。在中国大陆的现实条件下,这些先富的人往往主要靠“社会资本”(即社会关系)而“物质资本”,更多的靠“非经济手段”而不是“经济手段”。他们主要是来自八种不同社会背景的阶层族群:一、部份党员干部、离休退休干部、政府工作人员和转业退伍军人;二、部份乡镇个体户、专业户和由农转工商的剩余劳力;三、部份国营单位退职退休或兼干第二职业的职员、职工和科技专业人员;四、部份原无业人员或盲流分子;五、部份地方宗族势力有影响的人物;六、部份有特权家庭背景的子弟;七、部份演艺界体育界的明星名人等;八、部份有犯罪前科的社会不良分子等。这八类人致富的过程对中国社会的振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整个中国社会都跟随着他们商业化了,所谓的“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心直痒”,就反映出那种在商业化大潮中的躁动。据说,越南当局为了进行经济改革曾立下誓言,宁可让一代人的道德沦丧,也要把经济搞上去。中国大陆当局不敢这么明说,但它无疑知道这个代价是必须付的。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大多数干部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行动左右铭。在他们看来,清廉成了“无能”的别名,如果一个干部不会“拉关系”、“走后门”、“捞一把”和“吃请受贿”一类的以权谋私,就会被老婆孩子、亲朋好友、同学同事、甚至街坊四邻看作“笨蛋”、“傻瓜”和“白痴”。在农村私营经济兴起之初,一些脑瓜子转得快的乡镇干部,马上乘火候搞起了自己的买卖。这些先富的干部中,不少人见利望义,腐化堕落,甚至成了罪犯。山东省即墨市乔家屯乡黄泥村的村党支书,市人大代表王希成把整个村子搞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在政治经济上垄断了村里的一切,压迫剥削村民,甚至抢劫财富、拐骗妇女、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最后难逃法网。河南省博爱县许良镇赵后村的村党支书兼村委会主任王允忠把此村当成王家天下,自己作为“总公司的大老板”,占有四处私宅大院,把集体产业据为私有,甚至购买武器弹药,纠集地痞流氓,任意拷打和盘剥村民。辽宁省义县大榆树堡镇的镇党委书记于平印把其镇搞成“于氏家天下”,分派家人分别占据当地党政要职,结果把于家变成了本镇首富之一。

以权经商、办“官家店”,是另一种常见的行径。所谓“官家店”是指由党政机关干部直接或通过其家人亲属间接经营的私营酒店、歌舞厅等行业。据官方《法制日报》报导,湖南怀化地区被民众称为“官家店”的买卖很是兴隆,5个县市竟有270家相当规模的“官家店”,占此类店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三。“以权谋钱”是这类“官家店”谋取利润的先天条件;以“官官相护”为保护伞,掩盖其不法行为,是“官家店”的又一特色。“官家店”的官人在外面办了酒店、歌厅,成天考虑如何赚钱,八小时以外东奔西走,全力以赴忙生意,八小时之内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却是工资照领、奖金照拿。从全国范围看,这类私营“官家店”多如牛毛,数不胜数。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以通过权力和“后门关系”等社会资本和非经济手段,进行了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从而谋取暴利。

“除了钱,他们还认什么?”

中国多数的私营业主和个体户原来是农民或小市民,他们只接受了很少的教育,既朴实勤劳,又狡猾惰性,他们把五千年中华民族的优缺点、正负面和强弱项都集于一身。他们信奉的是简单和直接的利益,以及朴素的义气和乡情,不会过多地在是非、对错、真假、善恶和美丑之间作“无用”之争。他们为利益所驱使,总是在吃亏和占便宜的循环中盲目地疲于奔命。他们不是那种一声令下、就言听计从的人,他们爱在“战略”上坐观,而在“战术”上精于算计、步步进取;他们对政府保持顺从,却深谙钻政策空子的门道。由于国家的法制、尤其是税制不健全,绝大部份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大量逃税漏税,其申报的所得税往往只及利润的百分之几、千分之几,甚至基本不缴税。

多数私营业主仍处于原始积累阶段,从生产到经营都是采用野蛮和落后的剥削方式,在这一时期,根本无须现代化的管理也能获利甚至巨额暴利。中国大陆国内市场大,个体户经营的买卖,一点也不必担心回头客,搞“一锤子买卖”就够了。他们或是不懂法,或是利用法的不健全,或乾脆知法犯法。在他们看来,自己是老板,老板的意志就是法规。许多私营企业延长工时、压低工资,工作条件简陋、生活设施缺失,甚至对雇员任意打骂。这样引起的劳资纠纷甚至会导致新的“阶级对抗”。私营业主和个体户可能“暴发”成一个阔老,但绝不会立刻形成一种比较完善的人格,城市职工对个体户的普遍不满,虽可能有“狐狸吃不到葡萄嫌酸”的心态,但也与个体户伦理层次太低、毫无社会责任感有关。

“红”与“白”的宗教势力

宗族势力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最后基础。宗族是指以父系血缘相传下来的亲缘关系,一个大的宗族经常包含有政治、经济、宗教以及军事等多种功能,往往为豪门所控制,并排斥其他宗族的人。历史上,族权同皇权、神权、父权和夫权构成中国封建社会精神统治的五大枷锁。中共在革命中,设法打倒了豪门宗族,造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个宗族里革命前是本姓富者掌门,革命后则是本姓穷人主宰。

改革开放后,宗族势力开始抬头,甚至泛滥成灾。在很多地方,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的企业掌握在某种宗族势力的手中。这些宗族势力以同姓同祖为凝聚力形成某地的独立王国。宗族的头面人物往往成为当地先富起来的一帮。当前,中共大陆的宗族可分“红”与“白”两种,前者是共产党组织“宗族化”或宗族“共产党化”;后者是宗族势力的“非共产党化”,即完全取决于旧时世代相传的正宗继承关系,如按照家谱的辈分、尊长或传统特有的规矩来决定领导权。就连中共中央组织部也承认,一些基层党组织被宗族势力所把持、名存实亡。为了通过旧乡绅的港台海外关系引来投资,或借重其经商的头脑,一些原来被共产党扫地出门的原乡绅或其子侄辈又被请了出来,这些人习惯上就是宗族势力的代表,他们或多或少在当前私营经济兴起的潮流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在钱眼里打滚的“明星”

商品经济的大潮引诱各行各业的人士纷纷下海,其中最易于利用职业便利和社会资本而暴发的阶层之一是部份演艺界或体育界明星们。在社会普遍商品化之后,这些影星、歌星、笑星或球星们的行情大涨,职业报酬是从前数十倍、数百倍,甚至高达”天文数字”。例如,1988年,通俗歌星毛阿敏一次就逃个人所得税30万元。这些人拥有豪华汽车和别墅,享受普通民众所做梦也不敢想的奢侈生活。这些人中一部份脑筋更快的人,纷纷投资办起了私人企业,他们昔日的声名本身就是最响亮的商业广告,而广泛的人脉关系就是一本万利的基础。“体操王子”李宁变为饮料和休闲服装业大亨;享誉世界体坛的“马家军”教头马俊仁,从事“鳖精”的买卖;影视界“大腕”英达成立了私营的“英氏影视公司”,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影后刘晓庆广施“魅力”成了亿万富婆,号称“全中国最富的女人”,她建立起自己庞大的刘氏企业集团,据说逃税漏税之额必以7位数为起点记;另一位女影星张渝也成为一名私营大企业家,从事化工等实业,一次就能从自己腰包里掏出三千万投资拍摄电影《太阳有》。

“活着就是赌一把”

中国的私营经济如雨后春笋般遍地萌发,一时间沉渣泛起,鱼龙混杂,其中最无包袱的就是一部份无业游民、地痞流氓和刑满劳教分子等。“活着就是赌一把”是这些人的生活信条,这些人没有脸面地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失去的。本来赚钱与风险是成正比例的,风险越大,赚得越多;而风险最大的一定是非法和不正经的行当,不是坑蒙拐骗,伪货劣品,就是走私贩毒,包赌包娼。

1949年以来,共产党的显著成就之一,就是彻底摧毁了黄金荣、杜月笙青红帮一类的黑社会势力。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到来,某些黑社会势力也开始死灰复燃,东山再起。例如,名扬福建的“商业巨星”、福州私营裕丰公司董事长杜国祯,拉拢中共霞浦县委书记杨某和离休县委书记胡某等,利用国有的新华轮8号进行走私。上海市华谊综合贸易中心的总经理王亨铭原是个地痞流氓,吃喝嫖赌抽样样具精,甚至利用老婆为色情诱饵拉拢关系,善于行贿走私,买空卖空,非法倒卖黄色污秽品,谋取暴利。女流氓吴胜明曾因卖淫和诈骗被判刑12年,出狱后,自办所谓四川嘉陵江联合企业有限公司和浙江永昌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她从西南诈到东南,从广东骗至黑龙江,甚至连官方某大报纸也吹捧她的光辉业绩。浙江省温州欧江东门和西门各有一个“私营渔业公司”,都是由当地黑道、渔霸集团所把持;东门的渔霸叫叶洪涛,西门的叫张挺春,各雇有一帮流氓打手,完全垄断了市场,强迫渔民将水产全部卖给它们;这些渔霸直接或间接收买了公安和工商等政府部门官员33人,其中有治安科副科长、分局股长、派出所指导员、公商市管员等。据有关部门调查,在许多省份地区,流氓犯罪集团甚至有严密组织的黑社会势力,渗入甚至很大地影响经济活动,如控制资源,把持交通,垄断市场,哄抬物价,收保护费,作黑白两道的生意等。它们与政府官员、宗族势力、各种不法分子,甚至与海外黑道相勾结,造成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

大夥儿一块奔小康

中共领导人最理想的模式是“集体经济+市场经济”,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或群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故提出“大夥儿一块奔小康”。这种方式把古代“小康社会”的理想现实化,并把实验失败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改装成适应市场竞争机制的各级经济企业联合体。这些大大小小的联合体,虽然保留某种集体所有制的名义,实际上采用的是资本主义的合伙制或公司制。至1995年,北京郊区县已有了50个“亿元村”,这些村子已具有1亿元以上人民币(约1200万美元以上)的资产。房山县韩村河村竟然达3.7亿元,下设51个工程队,13个工业企业,村里仍从事农业的只占百分之五,家家住有二层别墅式小楼,全都拥有电话、彩电、电冰箱等。河北太行山麓的昔日穷山村──磁山二街村开办了炼铁、轧钢、化工等34个企业,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山东龙口市的一个穷山庄──下丁家村,成立实业总公司,下属8个工商企业,21个农副专业队和一个农业综合服务队。浙江萧山的航民村是全省第一个亿元村,这里“既无困难户,又无暴发户,家家都是万元户”,中共领导人江泽民、万里、乔石、李瑞环等曾到此视察。

这些原来十分贫穷的村庄之所以能够富裕,其中一个共同原因就是他们都有一个得力的带头人,这些带头人头脑开通,关系四通八达,他们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把自己个人的利益与本地老百姓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村民们富了,当然自己就更富更有威望,将来会得更大的利益。山东省苍山县艾曲后街村的党支书刘建志,雄心勃勃,先是发展本村经济,然后兼并其他9个村,成了10个村的总支书,并成立艾曲总公司,下设6个分公司,自任总裁。后被选为省人大代表和全国劳动模范。这样,又反过来以更大的影响和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促进当地的发展。

河南省新乡县小冀镇东街村第五村民小组有个“河南京华公司”。总经理刘志华女士,一鸣惊人,居然进京举办“发展战略研讨会”,刘女士在会上提出“乡村都市”的发展构想──农村城市化+农民工人化与知识化,综合指标超过发达城市的水准。她说:“多年来,我一直憧憬着,让我的家乡成为乡村中的城市。这里既有现代化的工厂、商店、住所、文化娱乐设施,又有美丽的田园风光。生活在这里的人,不愁吃,不愁穿,相亲相爱,和睦美满。没有猜忌,没有争斗,是个处处充满爱的小世界。”这是一个经过现代化包装过的古代理想。然而,这一切竟已在这个小乡村初步实施。在这个“世外桃源”,访客可以看到北美式塔形办公大楼,英格兰式、西班牙式、阿拉伯式或罗马古堡式的农民公寓,以及布局精巧的花坛、草坪、庭院和林荫道。每户公寓总面积150平方米,楼上楼下共四室二厅,厨房、餐厅、书房、卫生间、储藏室样样俱全,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煤气灶、组合衣柜、组合沙发、席梦思床垫等应有尽有,此外还免费供应煤气、暖气、热水等。该公司共拥有日用品化工厂、纸箱厂、罐头厂、豆浆品厂、腐竹厂等十个工厂(场),经济效益可观;还办了机械化的现代化农场,承包给十个“农业工人”,为此购置了多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自卸汽车以及其他配套机具,并供应充份的化肥、农药和水利灌溉条件。公司开办了幼儿园、职工俱乐部和京华文化中心,并与平原大学合办“大专班”,现正筹办“农民大学”。村里的老人都享有养老金,还可以分批到外地旅游。刘志华本人因此成为全国的一个名人,头上挂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桂冠,还应邀赴美国参加了1987年“中美中小型企业交流会”。

京华公司的模式符合传统的“小康”和“大同”以及农民“均富”理念,易于为一般农民所接受。它的成功离不开当地人的辛劳,但也有别的地方无法启盼的外部助力和内部特殊条件。首先,因为它符合了中共“共同富裕”的理想模式,从一开始就受到政府的照顾扶持,如刘源(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任当地的副县长时就给于许多帮助,后刘升任副省长后对该公司又给予更多的关注。其次,公司总经理刘志华原为从城里志愿下乡的知识青年,眼界较开阔、有理想、有相当的知识素养;她的丈夫的经历能力则更为特殊,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文化部官员,后志愿下放到当地任县文化局长,后来他辞官下乡协助其妻创业。他虽名为公司总顾问,其实是幕后真正的当家决策者,他的教养、知识、才干以及当官期间建立的人脉关系和社会资本都是该公司成功的特殊条件。但这个公司仍然处于旧式“夫妻店”式的管理之下,带有“人治”的缺陷,村民们把刘黄夫妇当做救世主,有强烈的依赖心理和报恩心态。这个公司的发展中还有本位自利,重工轻农,污染环境,较少回馈邻近乡村等问题。

四、 结 语

从社会主义集权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可能会遇到两种理想主义。一种是把经济市场化看作纯粹的经济手段,以为可以在不触动政治社会文化的条件下,既达到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效率,又保留社会主义的权力结构和观念文化。抱有这种理想主义、而又对转型期的社会现象看不惯的人,会天真地以为,可以用社会主义集权体制时代流行的政治思想工作、革命理想教育、英雄模范人物的带头作用、运动式的治理整顿等等,去“纠正”经济市场化带来的观念行为的变化。事实上,经济市场化过程是一个重新建立观念文化、行为规范的过程,它会自然而然地淘汰着社会主义集权时代留下来的观念文化;如果经济市场化不可逆转,那么,旧的社会主义观念文化被淘汰,大概也是不可避免的过程。在转型期中出现的很多腐败现象,恰恰是旧的社会主义权力结构在这一特殊阶段的产物,没有进一步的政治改革,这些现象就很难消除;如果试图通过强化这些权力和观念来消除腐败,那就不仅南辕北辙,而且会造成火上浇油的结果。

另一种理想主义是对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形成的经济体制设想得过份完美,希望它象在教科书上那样充份有效,并能遏制各种副作用,避免转型期中的种种令人不快的“灰色”现象以及可能的混乱。本文的分析说明,经济市场化过程是在中国现存的社会文化“摇篮”中进行的,无论是“下海”的官员、知识分子,还是私营业主、农民,他们的财富、权势观念、经营观念、“社会资本”都是过去积累起来的,他们一方面承续了祖先和社会主义革命年代的“畸形遗产基因”,另一方面又感染了外来的“细菌病毒”,因此“既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当招贤喽!招贤喽!他们用自己的行为、按照自己的观念,来影响经济市场化的实际过程时,市场化就会远远偏离理想主义者们的期待,不象是一支优美高雅、井然有序的交响乐曲,相反倒很像一场“山里人听到的爵士乐演奏”,节奏奔放,却一片“混乱”。在任何国家,社会文化的现代化都不可能领先于经济政治的现代化,所以经济政治的现代化往往会受到落后的社会文化的牵制。

直接推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那些活跃分子,那些私营业主们、遍及城乡的个体户们、那些在乡村辛勤耕作、在城市寻机打工的农村青年们,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注入了虎虎生风的活力,也为之带来光怪陆离的“邪气”。无论人们是喜欢还是痛恨,是羡慕还是妒忌,是赞扬还是诅咒,他们仍会以自己不驯服的“野性”去猎取想要的一切。

当代中国研究
MCS 1996 Issu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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