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沙凡那州立大学副教授
一、引言
二、“讲政治”与江泽民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界定
三、“讲政治”与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
四、“讲政治”与大陆法律秩序重建
五、“讲政治”与大陆信仰体系的重建
六、“讲政治”与大陆经济竞争规则的建立
七、结语
【注释】
一、引言
1995年9月27日,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召集人会议上,首次提出“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1] 随后,他又多次重申“讲政治”这一提法，并由《求是》杂志于1996年7月1日发表。[2] 这一“讲政治”的提法,在中国大陆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主要有五种解读。北京人大多认为，“讲政治”的含义是要加强以江为核心的中央权力和权威;一些基层干部则以为，“听老子的”即为“讲政治”,与自己保持一致就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少老百姓却把“讲政治”视为反腐败的信号,认为江泽民讲“政治”是假,杀贪官是真;而一批“左”派人物则利用“讲政治”为良机,上书“万言书”,重讲阶级斗争,反对经济改革;还有一些主管港台和国际事务的官员,把“讲政治”理解为对台独、对香港民主派、尤其是对美国反华势力的强硬,旨在防止因急功近利而丧失国格。不过，大陆的理论界却普遍对“讲政治”反映冷淡,他们多把“讲政治”理解为中共两大老调的重弹，即一是讲党的领导权威，二是讲反腐败。
本文要分析的是，应当如何理解江泽民提出的这个“讲政治”? 如果要在今天的中国讲“政治”，那么，中国目前最需要讲什么样的政治呢? 众所周知,江泽民正试图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旨在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思想,建立邓后中国的权威合法性。江泽民的重要智囊王沪宁已为建立江泽民的新思想准备了理论依据,他在《名人日记：政治的人生》一书中提到，“必须研究新情况,分析新问题,提出新思路,制定新理论。不然的话就会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步伐和人民的利益要求，… 就不能真正赢得人民的拥护。”[3]
笔者以为,应结合中共的历史和世界文明的一般规律,来理解“讲政治”这一说法,这会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社会现状的了解和正确预测今后中国的走向。本文指出，面对中国大陆现行的体制性腐败、信仰危机、国有资产流失、税收体系混乱无序和信托投资公司经营危机等问题,“讲政治”的中心应该是“讲秩序”,而“讲秩序”主要应包括重建大陆社会的法律秩序、信仰体系和经济竞争的游戏规则。如果江泽民能把他的”讲政治”导入讲秩序、讲法制的轨道,那么这将是邓后中国重建法制的新起点。
二、“讲政治”与江泽民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界定
中共第三代主要领导人江泽民具有什么样的地位与作用,我们应该结合中共党史来加以考察,尤其是必须将他与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毛泽东和邓小平进行比较。在江泽民发表“讲政治”的言论之前,海内外曾有人将毛定位为“左”,邓小平是“中”,而寄希望江能够走向“右”,弥补邓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不足,全面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但“讲政治”一说提出后,仍然指望江泽民比邓小平更激进、更右倾的人大大减少，而由此引出了对江的定位的新判断，即从毛左–邓中–江可能居右,变为毛左–江居中–邓居右。笔者认为，如果我们把江的“讲政治”观点,放在毛和邓思想的参照系中考察,有助于发现江的观点之实质,是要在毛与邓之间寻找平衡点。
如果说,毛泽东侧重理想(如学大寨、学大庆),邓小平则是注重实际(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思想解放运动);毛强调政治(如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发动“文革”),邓则是注重经济(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毛喜欢公平(如人民公社运动),邓则是强调效益(如家庭责任承包制、经济特区和引进外资);毛注重生产方式(主要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邓则强调生产力。而作为第三代的江泽民在他关于“讲政治”的文章中却提出,“我们一定要学会辩证地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经济同政治的关系,物质文明同精神文明的关系,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关系。”[4] 这种说法是试图在毛与邓的思想体系之间寻找平衡点,即在理想与实际、政治与经济、以及公平与效益之间寻求平衡。很显然,这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在邓死之后的中国，江泽民面临着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思想之间何取何舍的两难: 如果抛弃毛邓,他的魄力不够；如若继承毛邓,又显得新意不足；而欲超越毛邓,则实力不支；倘若扬毛抑邓,实为自贬,因为江毕竟是邓一手所提拔;而若扬邓抑毛,则难以安抚一批“左”王“左”民,真可谓左右为难。只有通过玩弄平衡游戏,走中间道路,才能最大限度地集结毛派、邓派、胡(耀邦)派和赵(紫阳)派的力量,全方位地控制人脉,掌握主动。这种在毛邓之间寻求平衡的做法，在当今的中国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经历过极左贫困的毛时代之后,大陆民众曾普遍向往经济市场化可能带来的富裕；而目睹邓时代所出现的通货膨胀、贪污腐败和大规模失业,很多人又转而追忆毛时代的安逸与清廉。中国民众这种思变和恋旧的矛盾心态,恰恰为江泽民的中庸平衡,创造了文化和心理基础。
中国社会上存在的矛盾心态还来源于公平与效率这对人类社会发展中永恒的矛盾。过去毛时代强调公平到了极端的境地,导致公平成了平均,亿万民众共吃一锅大锅饭,全国各地听命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终于，毛死之后人民改而选择了以效率为优先的市场经济。但过份强调效率,往往导致一部份人迅速暴富,贫富差距和地区差别越拉越大,民众的怨声也因此而逐渐扩大。这样,当江泽民提出要在公平与效率、贫穷与富裕、稳定与发展之间追求平衡时，就能得到一部份社会成员的呼应。
表面上,江泽民的“讲政治”观点似乎有点扬毛非邓的成份,也颇有重弹毛时代阶级斗争的老调之嫌。但江泽民自己作过这样的说明:“我们讲政治,绝不是象境外一些报刊所歪曲的那样,中国又要回到过去搞什么阶级斗争为纲,搞什么’左’的那一套了。更不是也绝不会去搞什么运动。……我们讲政治,也绝不是重复一些政治口号,不是搞空头政治。”[5] 笔者以为,江的追求平衡并不一定是一种倒退；从某种意义上说,江的“讲政治”,可以看作既是对邓过份讲经济的一种矫正和补充,也是对毛的阶级斗争为纲论的否定,但绝不可能是毛论的简单重复。这种基于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的平衡,是一种调整和协调，也有可能为未来的进步创造条件。
三、“讲政治”与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
几乎在所有国家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都有一种重建秩序和社会规范的内在需求和外部动力。重建秩序和规范包括重建法律秩序、道德规范、信仰体系、经济秩序和各种游戏规则,这种重建的社会工程在一个社会的经济转型时期尤为必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把重建秩序和规范放在“讲政治”一说的中心地位，就能够反映出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
众所周知,工业革命是推动一个文明社会从农业经济走向工业经济的一个重要界点和必要杠杆。但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往往给人类社会留下了令人困惑的双重遗产–自由与动荡。以美国十九世纪上半期为例,一方面,美国的早期工业化创造了无数的机会,包括发财的机会、获得土地的机会、就业的机会、以及迁徙和移民的机会。[6] 而且,这些机会伴随着自由,由此导致全社会生活在追求自由贸易、自由市场、自由意志、自由行为和自由言论的激情之中,并培育出一种流行的价值观念,即赶紧拥抱机会、尽快分享自由。但另一方面,当人人有可能得到机会之时,也意味着人人有可能失去机会;当人人充满希望之日,失望也必定随之而来。而且,今天的良机可能导致明天的危机,今天的人人自由更可能触发明天的全社会动荡,并伴随着鲜血、暴力、罪恶、死亡和灾难,最后导致人人生活在恐怖之中。这个刺激人们希望、欲望和奢望的年代,必然孕育着动荡、危机和恐怖。结果，当时的美国社会也深受周期性经济危机、贫富分化、西进运动、宗教信仰危机、酗酒现象、教育危机和存在大批精神病人的困扰。[7]
面对这种双重历史遗产,美国民众在追求自由经济和自由意志的同时,开始关心自身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定,一批有识之士在十九世纪上半期,开始推动社会改革运动(与“讲政治”的说法有某种类似之处),包括宗教改革、戒酒运动、救济改革、教育改革、妇女运动和反奴隶制运动等,旨在协调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平衡个人主义与社会秩序、以及协调个人物欲和社会道德。由此所昭示的改革目标和原则是,人有权利拥抱自由,但必须遵守秩序,服从法律,具备必要的伦理道德。
现代化国家的另一个经验是,经济发展后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建立法制，民主制度是随后逐步形成的。美国在十九世纪初开始工业革命以后,首先由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1801-1835年在任）为主导,推动了一系列联邦法规的建立,同时在各州改革传统的合同法和财产法,强化法律工具主义和法律形式主义,旨在树立法律权威、维护经济秩序、促进自由竞争,以及从根本上保护新兴有产者的权利。[8] 美国民主化的进程是在杰克逊的民主时代才开始全面推动,而且进程极其缓慢。例如,1830年代各州才陆续取消对选举的财产资格之限制;1865年才允许黑人拥有理论上的选举权,但直到1965年才在全社会成为现实;并且,美国妇女直到1920年,才首次享有合法的选举权。同样,在东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中,也可以看到“先经济、后法制、再民主”的模式。因为历史的逻辑告诉我们,如果在经济秩序尚未建立、法律规范远非健全之时,就直接推动人人可以“作主”的“民主”体制,那将对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产生弊多利少的后果。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经济“大革命”。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发育,旧的社会秩序、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也遭到了历史性的冲击。急功近利、物欲横流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在中国的一些沿海地区，经济秩序相当紊乱,法律权威形同虚设,民众信仰逐渐真空。不应该把这一切简单地全盘归罪于共产党、邓小平或经济改革,实际上，在一个国家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类似的代价和后果。应当承认，目前中国民众中很多人看到了这种失序的严重性，因而会赞成这样的看法，“如果政府体制改革引起社会不稳定或者动乱,成本就太高。不仅政府体制改革不能完成,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也可能会被打断。中国是发展中的国家,是’超大社会’,又处于急剧变动中,政府体制承担着十分关键的功能: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9] 但是，究竟该如何在中国重建秩序和规范呢？如果“讲政治”一说,能针对这种转型时期的失序现象,以改变秩序失衡和价值真空为目标,并借鉴西方社会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那就不仅使“讲政治”的内涵扩大和深化,并为“讲政治”措施的落实,找到坚实而又得人心的切入点。
四、“讲政治”与大陆法律秩序重建
如何将“讲政治”导入“讲秩序”、“讲法制”的轨道,为邓后中国的政治改革注入新的动力,此乃江泽民目前所面临的一大挑战。“讲政治”一说既有可能成为一句正确的废话;也有可能成为江泽民巩固权力的工具;更有可能为“左”王所用,借“毛”还魂,用毛的办法去消除邓路线造成的问题,在邓后之中国大行倒行逆施之道;但它也可能让江泽民获得新的政治资源,发展、超越邓的思想,甚至建立具有江泽民自我特色的思想体系。
如上所述,“讲政治”的核心应该是讲秩序。面临世纪之交和改朝换代的中国,讲秩序主要涵盖了三大主题,即法律秩序、价值重建和经济规则,但关键是建立法律秩序。中国的现实状况表明,只谈经济改革已经滞后,空谈政治民主有些超前,应该在两者之间寻找一个中介和过渡,它就是法制和秩序。这种讲秩序的要求既是十八年来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自然而又必然的需要,也是未来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而又必要的制度准备，民主不可能在一个无序状态下有效运作。事实上，江泽民的智囊班子成员王沪宁也已注意到这点，他认为,“在上千万人聚合的地方,要使所有的人都感觉生活在一种秩序之中,唯一的选择就是法制。… 更重要的不是法制形式的确立,而是法制在生活中的地位,法制是成为调节人们生活的基本原则。…没有秩序任何发展均不能完成,但是固定的或者说牢固的秩序又会影响到社会进步。”[10]
然而，如何讲秩序、如何实施建立法制的具体措施,现在仍然是对江泽民的重大挑战，而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惩治腐败。其实，中共内部对腐败的程度和威胁是一清二楚的。比如，王沪宁就认为,腐败的最大危害体现在“政治上会影响政治权力在社会上的地位,也会影响一定社会的权力的基础,影响权力运作的公正性,对政治程序进行干扰,经济上会使国家的经济政策不能得到贯彻,市场的正常秩序被打乱,社会资源人为地紧张等等,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的影响,腐败活动会毒化社会风气,冲击社会的道德体系,使一些人堕落。”他还提出了所谓的“超腐败”的现象,指的是有组织骗税、走私、造假、索取和侵占公共资产等。[11]
腐败之所以难以清除，是因为它扎根在执政党内。陈云去世和陈希同事件后,中共的派别分野已基本上由传统的“保守派”和“改革派”,演变为“腐败改革派”和“清流改革派”的区别。因为，一方面中共高层目前基本上已没有哪一个集团有力量公开而又强有力地反对改革,大多数干部现在都自称是改革派;另一方面,以陈希同为首的北京市委内的腐败分子也决不能算是什么保守派,他们在过去十年中为北京的改革开放也作了不少事。所以,比较客观恰当的一种划分是，中共党内存在着两类改革派,一是既改革又腐败,如陈希同、王宝森,甚至部份邓家子弟和一批高级官倒;另一类是既改革也清廉,本人和子女暂时没有被发现卷入经商和权钱交易,江泽民、乔石、朱熔基等大概属于这一类。在中共党内和社会上最不得人心的是这个腐败集团。
如果“清流改革派”能最大限度地团结各种力量,与腐败集团划清界线,是有可能在老百姓中建立清流、清廉和清新的形像的。当前有许多并不复杂、而又为老百姓盼望的反腐败工作，还未展开。比如，首先可以在全国颁行类似台湾“阳光法案”一类的法规,强制所有处级以上的官员每年公布私有财产,并定期解释财产增加的原因;第二，在人大常委会中,建立类似香港廉政公署一样的机构,充份授权这一机构拥有执法、检察和司法的三大权力,有效打击各类腐败现象;第三是撤销象征党大于法的各级政法委员会,充份树立法大于党的绝对权威;第四是应快刀斩乱麻,尽快了结陈希同一案,避免又一次雷声大雨点小和虎头蛇尾;五是可以向邓家所有涉及不法行为的人员发难。当然，要打这张“清流”牌,就不能不付代价、不担风险。上述问题因为触动党政干部的既得利益和权势，因此十分棘手。但是，腐败也是第三代领导人的沉重包袱，如果长期拖下去,腐败终将对这一代领导人中的“清流派”造成威胁。而如果在反腐败问题上善用民心、处理得当,将可以为中国的法制建设真正奠定基础。
五、“讲政治”与大陆信仰体系的重建
建立一种信仰体系要数代之功，而摧毁一种信仰体系则几年即可。一旦旧的信仰体系瓦解了，新的体系又建立不起来，那么，其结果会十分可怕，就像人们所说的，“一个社会不怕信什么,就怕什么都不信”。在中国，十年文革摧毁了老百姓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政治信仰,而十八年的经济改革又摧毁了人们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价值认同,结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厌恶信仰、唾弃道德。
现在的大陆官方实际上已放弃了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持,因为要在社会中维持这种信仰，已经是明知不可为的了,所以官方乾脆不费真劲了。目前大陆流行一种有趣的现象,“幼儿学共产主义,小学生学社会主义,中学生学爱国主义,大学生学集体主义,研究生则学如何打扫寝室卫生”。它表明,书读得越多,越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执政党的说教就越难有市场。然而，排斥这种说教并不意味着追求另一种信仰系统，实际上中国大陆现在出现的是道德真空。如何重建“精神秩序”和弥补这种信仰真空,将是江泽民面对的另一大挑战。江身边的王沪宁也已注意到这点，他说，“所有的秩序,政治的也好,经济的也好,社会的也好,最终是一种精神上的秩序。在一种精神上的秩序没有形成之前,任何外在的秩序均不牢固。”[12]
可是，怎样才能重建“精神秩序”呢? 王沪宁在考虑的是，“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发掘出新的政治价值,这样才能使发展社会文化特质和民众素质紧密地结合起来。”[13] 江泽民则要求人们重读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试图从白求恩精神引出“讲正气”。[14] 白求恩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宗教精神,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教徒精神；如果硬要在这种精神和白求恩的形像之上加上“共产主义精神”和“共产党人”的衔头,就难以在今日之中国实现重建信仰的目的,甚至可能获得适得其反的效果。
笔者以为,重建邓后时代中国民众的信仰可以有四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强化传统教育,复兴孔孟之道。尽管自十九世纪以来的西学东渐、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国共内战、文化革命、以及商品经济,沉重打击了中国的传统思想体系,但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仍然还有极大的生命力,已经深深地沉淀在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世纪之交的中国,最应提倡的是六大孔孟之道。其中首先是温良恭俭让的礼貌和礼仪；其次是和合之道,即凡事先求和解、和平与和睦,再求合作、合成与合流;再次是中庸和中道,追求妥协和互让;第四是有教无类,崇尚知识;第五是推己及人,理解他人;最后是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重建信仰的第二种途径是加强现代化教育,提倡做合格的现代人。针对大陆年轻人向往现代社会的流行风尚,政府应帮助他们正确理解现代化和现代人。现代人并不是急功近利、物欲熏心之人,也不是为了一己之私、不顾他人死活之徒,更不是无法无天、横行霸道之辈。真正合格的现代人,应当具备下列八大基本德行和品性: 服从法纪、遵守秩序;个人奋斗、不靠私情;公平竞争、合法经营;注重信誉、信守承诺;文明礼貌、遵守公德;勤俭节约、谨慎理财;保护生态、热心环保;以及乐捐好施、救贫扶困。
第三种途径是提倡爱国主义,慎防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是内造和内向的,因而不以伤害他国为导向,只以凝聚内部共识为目标;而民族主义是外向而又充满情绪,因而富有进攻性和破坏性。过去中共所推行的爱国主义教育之所以效果不彰,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党国不分,有意无意地要求民众，爱国就必须爱党,在神圣、纯洁而又自然的爱国主义精神之上强制地罩上了政治和党派色彩,最后迫使部份民众对爱国主义一词,徒生反感。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有关方面正有意无意地鼓动民族主义,试图籍此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主义,尤其是利用去年奥运会和《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将反美情绪推向一个新高潮。民族主义向来是一面两刃剑,既杀对手,又杀自己。历史上的义和团就以“扶清灭洋”为开端,却以八国联军血洗京城而告终。今日之中国应该提倡党国分离的爱国主义,强调国家的土地、民族、文化、经济和思想的精神魅力,淡化爱国主义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色彩；同时,应该提倡理性民族主义和战略民族主义,防止情绪民族主义和功利民族主义,将正在急剧升温的以反美为主题的民族主义,导向富有理性、建设性和战略性的轨道。
第四种重建信仰的途径是，借助宗教的力量来抗拒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拯救频临崩溃的价值观念。众所周知,宗教具有其独特的两大功能,即道德感化与和平稳定。宗教中蕴涵的道德人性,最能唤起人们对人类社会的美好情感,并有助于带动全社会的义务奉献,张扬社会爱心。宗教还能够促进社会稳定,因为不管信仰《圣经》的西方式宗教,还是主张普渡众生的东方式宗教,其共同特点是和平、博爱、非暴力。正因为了解这点，当年美国的奴隶主都愿意冒着奴隶暴动的风险，而允许奴隶们利用周日集聚教堂、参拜上帝,其实际效果已由《汤姆叔叔的小屋》之主人公所表现的逆来顺受、打不还手之行为,以及临死前仍念念不忘走向极乐世界的虔诚神情所体现。如果十八世纪的奴隶主都有如此远见和雅量,难道到了二十世纪末，中国大陆的当政者还无法理解宗教的力量和容忍宗教的发展吗?
总之,重建信仰体系的过程应当是淡化阶级意识、降低政治姿态、提倡寓教于乐,并借鉴宗教思想、传统道德、爱国精神和现代化意识,全方位、多层次地推动邓后中国新价值、新观念和新道德的重建。
六、“讲政治”与大陆经济竞争规则的建立
在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任何人都应有机会和资格从事经济竞争活动,但必须建立规则,竞争者必须服从规则。这种竞争所强调的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而是在妥协基础上的双赢。中国大陆当前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所缺乏的正是竞争规则。正如江泽民指出的,现在大陆各地对各类政策和决策,“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充耳不闻,我行我素…”,有的地方和部门,为了局部和私人利益,“甚至连犯罪的问题都加以保护…有的以权谋私,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甚至坠入犯罪的泥坑。”[15] 在这样的状态下，“讲政治”应当把建立经济竞争的游戏规则列为一项重要内容。
针对中国大陆目前经济领域的各种混乱现象,应从三大方面着手建立经济竞争的游戏规则。第一,要整顿金融秩序。百乱金融始，金融市场是现代经济活动中最敏感、最脆弱的一环的。期待一夜暴富的投机者,往往会选择股票、期货和债券等金融交易活动，由此极易导致金融秩序的混乱和动荡。目前在中国大陆，除了应对股票市场、银行信贷、债券管理和期货交易等设立严格的规则、并强制干预违规活动,更重要的是要整顿流行的各类信托投资公司。
信托投资公司兴起于1980年代初,以中信、中农信等为龙头,旨在为地方、企业集资融资。它们往往借助特殊的关系渠道,不公平地获取金融资源,以低息得到资金、再以高利贷转借给那些资金紧缺的单位和个人,从中牟取暴利。客观上,它们的存在是与现有的五大专业银行抢资源、争客户,对正规的金融体系构成严重挑战,并成为一些金融危机的直接制造者和推动者。有位中共高官就曾明确表示,信托投资公司是扰乱金融秩序的“黑手”,必须“枪毙”。去年底,中农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强制解散的。但是,如果全面“枪毙”遍布大陆的信托投资公司,又必然会引发全国范围的金融风暴,甚至出现象阿尔巴尼亚那样的源于金融危机的动乱和内战。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利用现代经济的手段,合理而又渐进地整顿。
笔者以为,改造信托投资公司是大陆建立银企集团的重大契机。目前信托投资公司的最大缺陷是与各大商业银行争抢存款和贷款,没有建立自身的特点与优势,只是号称对商业银行的一种“补充”。如果是补充,那就是可有可无,自然就随时有被“枪毙”的可能。所以,信托投资公司要想走出“瓶颈”,必须区别于商业银行,直接介入工业和实业,成为与工业企业结成一体的工业银行,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的道路。流行日本的主银行制，就是由银行通过控制贷款和对企业持股而积极介入企业的运营,参与企业决策和投资,以保证银行贷款的有效运用。中国大陆或许可以利用信托投资公司走一条相反的路,即由企业控制信托公司,造成信托机构的内造化,诸如附属于首都钢铁公司的华夏银行,其最大益处是把信托投资公司这类“金老虎”,引入企业的笼子,进入自我约束、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之轨道。但这种再造和重整的过程,其前提是迫使信托投资公司放弃商业银行的功能,退出商业领域的金融活动,这就必须借助于政府的强制力量。对信托投资公司的改造,既有助于稳定金融市场,更有利于信托投资机构自身走出困境,获得重生。
第二,要健全税收体系。要做到国民自觉缴税,既需要国民高度的守法意识,更需要法律的强制。信奉“人之初,性本恶”的西方社会假设人人天生皆是自私的,所以必须利用法制,防止民众偷税、漏税。除了各类消费税、地产税、经营税和销售税等税收以外,大陆的当务之急是解决所得税问题。随着大陆暴发户的急剧增加和贫富分化的迅速扩大,大陆社会危机的导火线已经逐渐形成。为了限制和阻止大陆因过份的贫富差距而酿成社会动乱,大陆当局应注重实施抑富济贫、抽肥补瘦的累进所得税制。针对目前大陆民众普遍忽视所得税、逃避所得税的现状,有关方面尤有必要制定严格的惩罚条例,从严惩处偷逃个人所得税的人。
根据美国的经验,有效实施所得税制应注意五个要点。一是强化国家税务局的稽查功能,建立和健全计算机系统，实行定点定人抽查、以及不定期突击检查的制度。二是建立严格的惩罚制度,一旦发现偷税漏税现象,立即课以罚金、拘留,甚至判刑坐牢,而且应在起始阶段,从严、从快予以处理,收到杀一儆百的实效。三是将公民的年度税表作为一个重要的证明材料,如护照申请、工作申请、贷款申请、户口和身份证申请、以及出任公职等,皆要求出示个人所得税纪录,起到全社会各个关口,层层设防的目的,促使逃税者面对天罗地网,无处遁逃。四是简化税表的设计,防止纳税人望繁却步,无所适从。五是优化报税服务,包括免费电话咨询、税表送达家门、定期税务讲座、书面报税须知、以及广设会计事务所等。
第三,要阻止国有资产流失。尽管在大陆长期以来党国不分、党政不分,国产犹如党产,但是这批积累了近五十年的国有资产毕竟凝聚着全体大陆民众的心血和贡献。如今,一批特权人物却利用国有企业改造、重组的良机,乘机大发改革财,导致无数国有资产源源不断地流入私人的腰包。例如,目前大陆的国有企业平均负债率已突破80％大关,但是,国有企业的负债存在严重的虚假性、表面性和”金蝉脱壳”式的避债性质,因为一些企业往往设立一批子公司,成为国有民营和民有民营性质的新兴企业,它们只瓜分母体企业的资产,不承担母体企业的债务,于是表面上母体企业负债累累,频临破产的边缘,而大批子体企业则欣欣向荣、盈利丰厚,并导致母体企业积欠银行的债务全面虚置,银行的债务成为永无还期的呆账和坏账。有些企业乾脆实行假破产,旨在彻底废除银行债务。这样,目前大陆居民相当大部份的存款,就被银行用来填补国有企业债务的无底洞。这种以改革为外衣、全面而又大规模地侵吞国有财产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广大民众的利益,而且严重破坏了大陆的经济秩序,导致富者更富,穷者更穷。
对此,可以在继续推动改革的前提下,实施下列阻止国有资产净流失的三大措施。一是实行银行对企业持股。为了防止上述企业的“金蝉脱壳”,导致银行债务的虚置,银行作为负债企业的债权人,应该而且必须及时持有企业的股份。银行持股的操作程序是将企业对银行的负债,转换成银行对企业所持有的股权,旨在有偿解决企业的债务负担。为了补偿银行因购买劣质的负债企业而导致的银行资产质量下降之亏损,政府应允许银行有权购买优良企业的绩优股,由国家定量、限额分配股权认购证。同时,商业银行内部应设立投资部门,专门从事对企业持股的操作，其优势是银行直接运用市场经济的手段,监督和管理企业的运作,促使企业建立和健全风险和竞争机制。而且,银行作为债权人,应根据企业的领导素质、经济实力、资金结构和发展前景等几大指标,确定企业的信用等级,并对贷款金额根据风险权重,实行分级审批制,凡风险权重大于60％的企业一律不予贷款。
二是促进国有资产的市场流动,实现资产存量的尽快增值。改革国有企业必须变动产权,但这种变动不应该给特权集团一个假公济私和化公为私的可乘之机,而应该在一个发育健全的产权交易市场上,公平、公正和公开地进行交易。1996年初,中央政府同意深圳特区正式开办“非上市股权交易无形市场,”以国际通行的专业机构代理制,对产权进行交易。在上海城乡产权交易所,已成交的八十四家企业中,帐面资产升值15.6％,成交价格高于帐面价值27.7％,并高于评估价值10.4％。现在的关键是应当尽快推广深圳和上海的经验,在全大陆范围内建立直接的融资市场,促进资产和产权流动的市场化,创造一个公平的外部竞争机制。
三是立法规定企业破产的名誉代价和经济代价。由于假破产、真逃债成风,所以中国大陆的破产法应借鉴美国破产法的有关条款,明确昭示破产的代价,如破产企业的法人皆不得在五至十年内再行开业;具有破产历史的业主,在今后的银行信贷上皆留下了污点,以后必须满足更严苛的条件才有资格向银行借款;而且,在各类投资和贷款的申请表格上,皆要填写破产的历史和详细情况。这犹如惩罚那些违禁吃兴奋剂的运动员,在法律和名誉上必须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
七、结语
邓小平去世之后，江泽民既面临空前的危机,但也还有不少难得的契机，而如何利用这些契机，则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即以“讲政治”为例，其理论价值和实际效应目前都介于可有可无、可大可小、可优可劣、可伸可缩和可方可圆之间。尽管目前大陆政界和新闻界已将“讲政治”演变为“讲学习”和“讲正气”[16]，笔者还是强调应当“讲秩序”,而王沪宁则认为,“所有的课题都可被置于政治的角度下透视……每一个生活在当代世界和当今中国的人,是不能不政治的”[17]。“讲政治”或许是江泽民的有心之议，也可能是即兴之论。从历史进步的需要来看，提法、名称和内涵并不很重要,而关键是如何解决诸如法律失序、信仰真空和经济活动无规则等严重危机。
【注 释】
[1] 江泽民,《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2] 江泽民,“关于讲政治,”《求是》(北京),1996年第13期,第2-4页。
[3] 王沪宁,《名人日记:政治的人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页。
[4] 江泽民,“关于讲政治,”第3页。
[5] 江泽民,“关于讲政治,”第3页。
[6] 洪朝辉,《社会经济变迁的主题–美国现代化进程新论》(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6-99页。
[7] 洪朝辉,前引书,第100-105页。
[8] 洪朝辉,前引书,第248-251页。
[9] 王沪宁,前引书,第107页。
[10] 王沪宁,前引书,第224页,第221页。
[11] 王沪宁,前引书,第197页,第138页。
[12] 王沪宁,前引书,第46-47页。
[13] 王沪宁,前引书,第233页。
[14] 人民日报评论员,“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人民日报》(北京),1995年11月25日。
[15] 江泽民,“关于讲政治,”第4页。
[16] 人民日报评论员,前引文。
[17] 王沪宁,前引书,第1页。
当代中国研究
MCS 1997 Issue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