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学者
中华发展战略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外交观念:两种不同的原生文化
文化差异: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
男女平等:近代思想与封建观念
商欠制度:自由经济与官商关系
“聋子”的对话:文化理解的误区
零和方案:除了战争别无选择
鸦片战争:商业精神与帝国主义
香港回归:又一次冲突的开始?

1997年7月1日中国收回了香港,一百五十年以来中英之间的这段恩怨终于告一段落了。当人们欢呼过香港回归之后,也许就应该冷静下来,思考一些与香港回归有关的重要问题,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这对于正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在此世纪之交之时,若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角度来回顾这段历史,会得到不少启示,值得我们在今天深思。一个民族若忘记了它历史上的前车之鉴,就常常会在未来重蹈覆辄。

香港回归本身最容易直接激发出来的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然而,中国近现代史上民族主义情绪几乎从未低落过,它并没有帮助中国摆脱落后;在香港沦为殖民地的那个年代,民族主义就曾经十分活跃。如果说中国人应当从这段历史中学到一些历史教训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超越单纯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感。《纽约时报》前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尼格拉斯(Nicholas D. Kristof)在《FOREIGN AFFAIRS》上撰文提到,历史上中国比西方更发达、繁荣、先进、文明,西欧只是在近五百年才发展起来,到了十九世纪才看到中国的落后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这些因素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消除了吗?它们会不会披着民族主义的外衣还魂呢?本文的分析将为读者提供一些思考的线索,希望更多愿意思考的读者来一起寻找答案。

外交观念:两种不同的原生文化

中国的学者们往往习惯地把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冲突,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把民族屈辱的根源简单化地归结为“晚清朝廷的腐败”。事实上,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二百多年,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和争端就已经开始了。1637年(即明朝崇祯十年)英国人第一次来华,中英两个巨人首次见面,双方都毫不了解对方,甚至彼此都把对方想象为微不足道的“野蛮人”,相见时自然不甚客气,结果也是一事无成。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世代以自我为中心的农业帝国,人们生活在“鸡犬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超稳定的静态环境中。古代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除了北方的少数民族时而南下外,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对中国挑战过;中国的四邻都是一些“藩邦小国”,它们按期“朝贡称臣”;在英国使节访华以前,历代中国皇帝只见过“贡使”、“藩臣”,传闻中的海外各国则一律被鄙称为“夷人”。那时,在这个民族的世界观中,只有先后“朝代”之别,没有平等“国家”之分,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它的传统外交文化中,与外邦交往本身就是一种皇天恩赐,是天朝大国的宽厚仁慈,泱泱气度。所以尽管盛唐以来,中国的对外交往就相当频繁,但直到本世纪末之前,自始至终就不曾设置“外交部”,也没有与外国平等交往这一概念。

1793年,即“大清盛世”的乾隆末年,英国派出以乔治.马格尔尼为首的官方外交代表团访问北京,当时的“圣贤明君”乾隆皇帝和以和坤为代表的王公大臣,竟按中国惯例要演出一场接待“藩邦朝贡”的闹剧,他们将这个前驻彼得堡公使、加勒比地区总督、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正式外交代表,当成朝贺的“使臣”,要求他必须向大清皇帝下跪磕头,才能被乾隆接见。结果,这一要求被同样傲慢的马氏拒绝,于是大清就乾脆把他们驱逐出境。

就这样,仅仅因为这些文化上的差异、一个见面礼节的争执及微小的“面子”问题,竟使一场耗资数万、历时几月、漂洋过海的国际外交泡了汤。两个大国失之交臂,不仅没有建立起外交关系,反而彼此留下了深深的定见,为以后的兵戎相见埋下了祸根。中国皇朝仍然视英国为傲慢无知的夷邦,甚至有迂儒写书立说,指洋人身上少几块骨头,腿不会弯曲,跟“人”不一样,是半畜半人;而马氏的印象则是,中国这个老迈的帝国已腐朽得不堪一击,随团的英国军事专家搜集了各类情报并作出了结论,只要派出两三艘小型战舰,不消两月功夫就可把中国的海军全部摧毁。

文化差异: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

十七世纪后期,英国和西欧已突破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缓慢的进化历程,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工业革命时代,资本主义正处于扩张阶段,为了大量销售工业产品,它们急于在全世界寻找市场。英国人凭藉锲而不舍的商业精神,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要千方百计地打开中国的大门。他们疏通郑成功,行贿收买大清官员,南走澳门、广州,北上宁波、福州、厦门。这样用尽各种办法,到了十八世纪初,英国在中国的贸易额已超过所有西欧各国在中国的贸易总和。

这种商业进取精神推动着英国从工业、贸易到社会制度、文化的全面发展,到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国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法制化的“通商制度”。而此时中国的社会发展却依然被旧日的辉煌所束缚,按照自己的农业文明习俗我行我素,全然不顾世界的进步。这样,英国的这套推进商业的做法在中国遇到了麻烦,处处与中国的定制不合。为改善、发展中英之间的正常商业关系,英国急欲同中国交涉。乾隆末年英国的那次外交使团访华失败后,清朝嘉庆年间,英国又派遣一个正式外交代表团到北京商谈双方外交、商务关系,结果又告失败。

那时,中国自始至终把外国正式的外交使节和贸易代表,置于地方行商官员和广州海关的管理之下,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外交歧视政策。这种政策并不是晚清“昏庸无道”的皇室之“糊涂所为”,它的背后有着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深刻影响,从“鸦片战争”往前再数几百年,中国的夷务政策就是如此。

《清代通史》第一卷记载,早在清朝鼎盛的乾隆二十五年,即1706年,大清重臣李侍尧就上书乾隆皇帝,奏请实行《防夷五事》。此后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歧视性“对外贸易”政策,原则上把对外通商纳入十二大类既定的方针。这些方针中,有的确实属于主权国家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做法,但更多的则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外交、国际贸易通行规则等既一无所知、又蛮横霸道的非份要求,突显出一个由武人集团和迂腐朽儒组成的农业帝国王室之愚昧落后。

在国际交往中选择不同的对外政策本无可厚非,贸易弱国对强国奉行贸易保护政策也属常见。但问题在于,清政府采取贸易歧视政策,并没有多少理性的盘算,而主要是基于一种纯粹的狂妄自大和对异族盲目的鄙视憎恶;因此,这样的政策既昧于外情,也没有真正要达到的清晰的政策目标,看起来更象是“胡闹”,因此遭到了西方的强烈反弹,其结果导致冲突似乎是在所难免的。

男女平等:近代思想与封建观念

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中,“男尊女卑”的观念古来有之,三千年前的孔圣人就认为“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到了清代“男尊女卑”则已达到了一种封建迷信的地步,甚至认为只要军队中有女人就注定要打败仗。当时的中国政府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颁布了禁令,严禁外国妇女来华,其后世代相传。到了道光年间这种情况更变本加厉,《东华续录》记载,道光十年(1830年),军机大臣上书奏请“藩妇不准来省居住,夷商不准坐轿进馆”。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在《防范夷人章程八条》中明确规定:“夷人偷运枪炮,及私带藩妇梢人等至省,应责成行商一体稽查也”。

当时,中外之间时常为洋妇居华而起争执,在世界上可算得上是绝无仅见。据史家王之春在其“夷事”中记载,“是秋一大班挚一洋妇来粤城,时东裕洋行司事谢志安为置肩舆出入日久之乍然自大,翻不许行中人乘轿入馆,大吏闻立拿究,治安死狱中。大班辄架大炮洋馆外,以自卫,大吏恐激变,乃遣通事谕令撤兵炮,令洋妇回国。于是洋行具凛,托以大班患病,妇乳为引,请挨稍愈遣之”。可见,当时洋人只有把自己的太太说成是“乳妈”,每天要给他喂乳治病,才使她得以暂时居华。这样的例子还可列举很多,又如,1831年因三个“夷妇”到澳门参观英国商馆,大清朝廷即以立即停止贸易相威胁,限令她们这些“不吉利东西”即刻退出中国。

当时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文化强调对女士的尊重和礼貌,在上流社会尤其如此。当那些在本国习惯于绅士文化的英国商人面对清朝这样古怪的禁令时,其感受是可想而知的。这种对待女性态度上的巨大的文化差异,不仅暴露出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发展上的差距,也种下了中国官民与西方商人之间的敌意。

商欠制度:自由经济与官商关系

清代的中国政府并非在所有方面都不肯向西方国家和商人让步,只是,有时做出让步的逻辑令人莫名其妙。英国政府当时的做法是,政府官员千方百计地为本国商人创造在海外经商的条件;而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朝廷(国家)的面子常常被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国家可以损害本国商人的利益,甚至折损库银,来为政府换取一个虚幻的“面子”。

例如,在工商贸易中,商户之间常有相互赊欠(即“商欠”),这本属于纯粹商业活动,古今中外都如此;但在大清朝廷处理中国商人与外商的这类关系时,却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对所有事物予以“道德说教化、伦理纲常化”的做法,把中国商人拖欠外商的“商欠”,看做是风化问题,因此“事关国体”,又升级成为政治问题,结果不是用商业法规来处理,而是政府介入“商欠”,小事化大,大动干戈。

例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司事洪任辉自宁波赴天津,向清朝廷控告“商关陋弊”,其中一案是,广东商人“资元行”的黎光华拖欠东印度公司“货本银五万元”。结果,乾隆皇帝亲自朱笔批阅:“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当即命福州巡抚赴粤严肃查办,于是问题严重了。福州巡抚到粤后,发现商欠问题何止一家,还有商户汪圣仪拖欠英商本银10380两;于是,黎光华的家产被查抄,按股均还,汪圣仪则按“接交外国例”治罪,另一位名叫刘亚匾的商人,还因“欲借外国资本谋私利,甘为作词唆诉”,有违伦常,而被处死。

据《鸦片战争》第一卷记载,当时的两广总督李侍尧在上奏的《防范外夷规条》里明文规定,“禁借外夷资本”;以后,他又再度奏请皇帝,“嗣后内地居民,概不许与夷商领本经营,往来借贷。尚敢故违,将领借之人照交结外国借贷诓骗财物例问罪,所借之银追查入官”。官府因而“按例”处置过裕源行、泰和行借贷港商高利贷380万之事件。

为了杜绝屡禁不止、本难禁绝的商欠现象,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竟搞了一个“公行制度”,即对进出口货物每银一两抽“行用”税三分,作为“公行基金”,专门用于对外商赔偿。到了后来,当中国行商无法偿还对外商的商欠时,朝廷为了显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竟让地方官和粤海关用国库的钱垫付华商的私人对外商欠债。

于是,为了国家的面子,政府竟荒唐地把私债变成了“国家赔偿”,把纯粹商人与商人之间的经济活动变成了政府对外商的经济纠纷。朝廷这样做,其实也不堪赔累,然后又在华商中举办“清欠”运动,但结果总是清了欠、欠了清,每次的最终受害人都是中国商行。这样,中国愚昧的政府就人为地打击了中国弱小的民族产业,而让外国商人坐收渔利。说起来,政府是在维护国家的面子,但客观上却是在做丧权辱国的事。中国这种根深蒂固的官商文化并没有灭种断根,今天还可以在大陆看到它的影子。

“聋子”的对话:文化理解的误区

1831年,英国政府在资产阶级的压力下,废除了东印度公司长达两百年的对华贸易垄断权,英国在远东的商业贸易基本上变成了私营企业的活动,这体现了一种更加自由的商业竞争精神,无疑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相应地,原来中英间的半官半商关系也解体了,这使得习惯于官商方式的清朝官吏不知所措。

1830年,两广总督李洪宾得悉东印度公司即将解散的消息,托英商代信回去,要求英国派“官人”负责处理中英贸易,于是英国政府正式派出以律劳卑为首的“驻华商务代表”,要与中国建立一种“和平、平等的贸易关系”。据《清代通史》记载,“临行前女王手敕诰诫,以亲睦中国为言,谓凡英人与华人及其他外人有争议时,当妥为调处,务使两者和平解决,若与中国官员有争议,宜持温和态度,万勿大言恐吓,或随有军事行动,至于服从中国法律与习惯,尤为切要”。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也以特别训令告诫律劳卑二事,第一,一般情况下行事以中国法律为准绳,外交法权不得随便行使;第二,尊重中国关于不准外国军舰进入中国内河之法规。可惜的是,这本来是中英修好的一个良机,却因中英两种文化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一个朝着新外交关系转变的契机,却被变成了一场引发中英最终以战争摊牌的悲剧。

当时英国认为,应中国官员要求而派遣的“官人”律劳卑,理应成为得到中国政府承认的英国正式外交代表,所以临行前外交大臣还叮嘱律氏,“阁下到广州后应立即以公函通知中国总督”。然而,中国的官吏却因循祖例章法,竟然认为,律氏来华只能象从前高丽、越南、缅甸、西藏进贡使臣一样,算是朝见天朝大国;即使后来获知律氏的首任官方商务代表身份,也坚持要把他看成是与以往来华的商欠“讨债官员”同等地位的人,不承认他有与中国官员平等的外交官地位。所以,当律劳卑按国际外交惯例向两广总督卢坤递交正式国书时,卢坤对他嗤之以鼻。卢坤在向大清皇帝奏报中说,不知律氏“有无官职,即使实系该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事关国体,未便稍涉迁就,致令轻视”。

正是在这样严重不平等的关系下,种种文化上的误解使双方的交往接触总是“驴唇不对马嘴”,两个巨人无法真正进行对话,结果成了一对都坚信对方是“野蛮人”的“聋子”。最后的结果是,英国外交代表官邸遭到查封,律氏被清朝官吏一度扣为人质,然后逐出国外,以至于连气带病,疫死在澳门。

零和方案:除了战争别无选择

处理律氏来华一案的“胜利”,使清政府更增添了天朝大国的傲慢,道光皇帝和卢坤总督愈发坚信,在中国与夷人发生冲突时,只要将洋人的商馆封锁,将夷族外交使臣扣作人质,这些夷族就会俯首贴耳,从此即可互不相干、不生事端,让世界上唯一的中央大国继续安享它的太平盛世。在1839年以后中国与外国发生的历次商业纠纷和外交冲突中,清廷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这种对付洋人的行之有效的“惯例”,它从来不曾想过,这种以“无知的私法”处置国际外交会带来什么后果。中国政府植根于传统文化上的虚荣心,常常令执政者连“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古训也置于脑后。

而根据英国出版的《中华帝国外交史》的记载,英国政府和在华商人从律劳卑事件中得出的教训是,“直到现在才使我们认识到,过去与中国政府和其官吏打交道,最失策的就是甘受其辱及对不公平的歧视性待遇逆来顺受,这样不独使国家的尊严受到损害,而且会引起对我们威信的怀疑”。

虽然可以说,1840年中英战争的引爆点是林则徐的禁烟行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鸦片贸易并不是中英发生冲突的唯一原因。早在鸦片贸易之前,中英两国之间由于两种文化的根本性差异而产生的矛盾与冲突日积月累,这为两国最终兵戎相见打下了基础。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1840年4月,英国议会朝野各党辩论对华战争时,执政的辉格党内阁成员托马斯在回答反对党的质询时说,那些被困在中国的英国人“属于一个不习惯接受失败、屈服和耻辱的国家;他们属于一个强迫过虐待其子民者交付数量惊人的赔偿的国家;他们属于自从伟大的护国将军发誓要使英国人享有从前罗马帝国公民所享有的同样声誉以来,从来没有败过的国家;他们知道,虽然他们被敌人围困,被汪洋大海和陆地隔绝而孤立无援,但谁也不能损害他们一根毫毛而逍遥法外”。托马斯的话充份地反映出正处于上升时期的英国人的那种不可一世的傲慢和自负的霸权心理。

汉学家佩雷斯特在他的新着《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冲突》中,深刻地解剖道,“面对这个对外无知、不思改进而又态度傲慢的中央帝国,英国越来越不耐烦了,英国人的活力无法发挥,中国十分虚弱还毫不妥协,双方都被激怒了!所有的战争总是寻找属于先验范围的正当理由来合法化的。对中国人来说,已经达到过的完美是一个正当理由,对英国人来说,正在完善的进步才是正当理由,两者不属于同一思想领域,他们越往来,互相越不能容忍。在这种相互伤害的不理解状态中,两种文明冲突撞击,每一方都相信自己是世界第一”。这样,中英之间除了战争以外,其他可能导致和平相处的方案都被一一排除了。

鸦片战争:商业精神与帝国主义

1838年英国商人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数量,终于达到大清帝国不能忍受的地步,这使大清军队瓦解,财源枯竭,国民堕落。道光皇帝遂任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查禁鸦片,迫令英国商人交出鸦片二万多箱,在虎门销毁,并按照惯例把英商和英国商务代表扣为人质。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正义之举,是一个独立国家维护本国利益的正当行为。但是,在中英两国的矛盾与冲突日积月累这一背景下,禁烟销烟成为一个诱因,使中英之间的战争终于爆发了。

一些西方学者称这场战争为“贸易战争”或“商业战争”。的确,当时英国纵容其商人向中国倾销鸦片,主要是为了“商业目的”;即使在英军打到北京,逼大清皇帝谈判时,提出的目的也是“要回被林则徐扣查的鸦片钱”。在英国最后战胜大清,斟字酌词地书写《南京条约》时,做为战胜方的目标竟然是慎重地向战败方要求“贸易平等”。当时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也看到了这一点,徐继畲在他的《瀛环志略》和对友人的信中说,“逆夷以商贩为生,以利为命,并无攻城掠地割据疆土之欲,所欲得者中国著名之码头,以售卖其货物为其宗”。

然而,西方列强乘当时的中国对外国不知不识、落人之后、无能却又强硬的现实,弱肉强食,充份地表现出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精神”。正如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一针见学地写道,“夷人不行教而行贾,假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随行岛夷”。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也说过,海上霸权常常给那些掌握这种霸权的民族以一种自然的骄傲,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能够到处欺凌别人。英国为达盈利目的而不择手段,把非法、肮脏的鸦片生意以持强凌弱的方式强行输入中国,并得寸进尺、侵袭掠夺,就是罪恶的帝国主义精神和野蛮的世界霸权行径的典型表现。

香港回归:又一次冲突的开始?

上一个半世纪,英国人的资本主义商业和竞争精神,使这个西欧岛国压过先前的“海上马车夫”荷兰,超越富有冒险精神并发现了北美新大陆的西班牙,以及最早盘踞中国澳门的葡萄牙,把它的触角向全世界延伸,并与迅速跟进的其他西欧国家一起,打破了人类社会数千年的缓慢进化,开创了人类的新时代。而那时的中国还沉浸在几千年积累的农业文明中,没有危机意识,不思变革。鸦片战争后,糊涂的清廷竟“查办”了它仅有的国家栋梁林则徐,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此后英国又两次伺机强掠了九龙、新界作为“扩展租界”。就象英人看到葡萄牙割据澳门,才萌生攀比心理强掠香港一样,香港的割让形成了连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了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世界上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从此堕入了历时一百五十余年的战争暴乱、内忧外患与天灾人祸的深渊,至今仍挣扎在文化误区和觉醒的边缘。

法国著名汉学家佩雷菲特在他的《停滞的帝国》一书中感叹到,如果那个比其他国家早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造纸术、指南针和火药的国家,同那个发明了蒸汽机的国家,把各自的优势溶合起来,中国人和欧洲人可以将各自的信息和技术相互补充,这必将使双方的进步源源不断,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啊!历史是不能重走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要从历史中充份汲取教训,学会跟上时代的步伐,放弃抱残守缺的传统心态,建立能适应国际竞争的政治经济制度,与国际社会友好相处。

今天香港的回归,不仅提高了民族自信心,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个象征,预示着中华民族这个古老民族的复苏。但与此同时,她如何才能保持现代化的步伐,应该怎样与西方以及整个世界保持和谐的关系,扩大、巩固相互的理解和信任,则还是一个问题。目前,在中国国内,一方面抵制进一步变革、维护“祖制”的声音不绝于耳;而另一方面,那种“中国可以说不”的论调又煽起强烈的情绪,似乎中国已经不再需要在下一个世纪与现代化的制度接轨,而向其他国家挑战似乎比与他们和睦相处更重要。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的惊恐也开始扩散。时代虽然变了,有一点似乎与一百五十年前差不多,那就是中、西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态、文化内涵,其内在的差异和彼此理解上的误区依然很大,这是否在无可避免地酝酿下一次的冲突呢?在下一世纪的竞争中,谁会落后,谁可能领先?或许可以说,记住历史就能知道未来。或许还可以说,今天的香港融合了中、西方的影响,她今后的变化,正可以反映出中、西方关系的未来演变。

当代中国研究
MCS 1997 Issue 2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