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昕:从“平民主义”到“劳农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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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激进思潮中的民粹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19-1922年)

顾昕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一、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和劳动主义的兴起v
二、“德先生”是谁? ──“五四”时期民主思想中的民粹主义因素v
三、“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民间去!”v
四、反智主义的滥觞
五、“劳工专政”和“劳农专政”思想的胜利
【注释】

引言:民粹主义与“五四”的激进思潮

“五四”运动后,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相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在中国蔚然成势。中国现代史家们一直为如何解释这一历史现象而争论不休。有些人认为,那时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是苏俄的全球战略阴谋的产物。而最流行的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实际上是先为列宁主义中的反帝国主义所吸引,然后才把马列主义当做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即所谓的“救亡”)的思想武器。这种观点既不符合中国现代史的史实,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事实上,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就知道了马克思这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当时,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不仅熟悉马克思,而且尽取空想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中的“最美好”的共同要素,热情地拥抱种种带有强烈乌托邦意识的社会革命理论。在这一激进狂潮中,民粹主义(populism,又可译为平民主义)就吸引了许多著名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说,它与“五四”的激进思潮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本文的目的,就是系统地考察民粹主义在“五四”时期激进思潮中的地位,以及它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兴起之关系。

很少有学者对“五四”激进思潮中的民粹主义要素作系统的分析,只有美国历史学家马思乐(Maurice Meisner)是个例外。在马思乐的名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中,他强调了俄国民粹主义在李大钊的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 马思乐后来又尝试着把自己在李大钊研究中所获得的洞识,扩展到关于其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中,从而发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民粹主义的冲动。他认为,这在毛泽东的思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毛对于城市知识分子的“知识”始终抱有不信任感,而对农民天生的“智慧”则抱有信任倾羡之心,毛把所谓的“人民”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赞赏其自发的革命行动和集体主义精神。[2] 在马思乐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一词中的“中国”,不仅仅是个具有地理意义的形容词,而且还包含了文化的意涵。但马思乐并未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放在整个“五四”激进思潮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也未全面综合地描述过“五四”激进思潮中的民粹主义主题。此外,马思乐用以分析民粹主义的概念也有局限性,虽然他正确地指出了俄国民粹主义思潮的重要影响,但他对中国民粹主义思想中的非俄国因素,如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民主思想,则缺乏深入的探究。

另外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德立克(Arif Dirlik)通过研究无政府主义,提供了一幅“五四”激进思潮的图景。他指出,“五四”激进思潮不应被简单地等同于、甚至化约为自由主义或以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徵的启蒙精神,“五四”时期的思潮包含了许多庞杂的思想内容,特别是无政府主义。然而,在民粹主义问题上,他的看法比较模糊。一方面,他承认其老师马思乐关于中国民粹主义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另一方面,他似乎又怀疑民粹主义在中国激进思潮中的重要性。[3] 他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许多民粹主义的主题是无政府主义思潮中固有的。德立克过份强调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而对民粹主义之重要性则过份贬低,这样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些明确地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五四”时期的激进知识分子(如陈独秀、谭平山、邓中夏等),也会加入皈依马克思主义的行列。

实际上,知识分子具有民粹主义的倾向,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世界性现象。美国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S.M. Lipset)在比较各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指出,“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倾向于拥护民粹主义,因为他们既同现有的权力等级体系缺乏联系,又对之不满,他们唯一的力量源泉在于人民。同时,他们的民粹主义也派生于他们对更发达国家所持的一种矛盾心理。……对民粹主义的崇拜产生了一种信念,即‘相信普通民众(即受教育者和非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和巨大的道德价值’”。[4] 中国的激进知识分子在试图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也曾经把目光投向人民(或民众、平民),以寻找力量的源泉。这种倾向,汇同了当时人们对“德先生”的高扬,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民粹主义冲击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兴起了。

在进一步展开讨论之前,应先澄清民粹主义一词的含义。按照席尔斯(Edward Shils)的定义,民粹主义是“一种对于平民百姓、未受教育者、非智识分子之创造性和道德优越性的崇信”。[5] 这是个相当含混的辞藻,它经常被众多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政治评论者用来描述五花八门的现象,从瑞士的直接民主、美国1890年代的平民党、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平民倾向,到印度的甘地主义、拉丁美洲的庇隆主义,甚至还包括叶利钦和李登辉的问政风格。笔者采纳魏尔斯(Peter Whiles)的术语[6],把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激进的话语以及相应的政治趋向或态度;它以多种形式存在于不同的思潮中,甚至包含一些可能彼此相互矛盾或对立的取向;其总体特徵表现为道德主义而不是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并采取与现行体制对立和反对资本主义的立场;仅在某些特殊时空中(如在俄国、印度、阿根廷),它才发展成一种社会或政治运动。民粹主义的核心是它的“人民”观,即对“人民”或“民众”的极端崇拜。正如席尔说的,“人民构成了道德和标准;同人民保持联系就是善。尊重和不敬的给予基于是否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7] 许多民粹主义者都认定,“人民”是个或多或少单一的整体,即具有同质性的民众。对许多民粹主义者来说,农夫与工人之间的差别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那些为其衣食而劳作的“人民”与不劳而获的既得利益者之间的差别。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中,并未出现过自封为民粹主义的社会运动。本文中所讲的中国的民粹主义,是指一种政治态度或取向,它与其他国家的民粹主义政治取向和态度具有共同特徵,在近代的中国,民粹主义的倾向与流行的各种激进主义思潮(如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一、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和劳动主义的兴起

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19世纪的俄国,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共同的思想起源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它们的共同取向是反对资本主义。许多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最著名的莫过于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都曾是民粹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8] 依照伊赛亚·伯林的研究,民粹主义者普遍接受的三大信条就是,无政府主义、强调平等、献身于全体民众。[9]

民粹主义在中国兴起的智识因素甚多,但首要者当归中国无政府主义对劳动主义的宣传,这种宣传在“五四”运动前的若干年里就已蔚成大势。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大多对平民百姓的悲苦生活抱有极大的同情,自视为“平民”的代言人,欲追求一个奠基于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由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自1910年代初期起,“平民”一词就在中国十分流行了。1913年,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奇利斯玛型领袖刘师复(其“师复”之名更为著名)在广州出版了《晦鸣录》,一年后改为《民声》。他称自己的杂志是“民之声”,定位于“平民之机关”,以“令天下平民生活之幸福”为宗旨。[10] 无政府主义者们所鼓吹的“社会革命”,也被等同于他们所谓的“平民大革命”。[11]

早在晚清时期,刘师培的作品就提出了劳动问题。[12] 是无政府主义者在1910年代中期把人们对于劳动问题的关注推向了高潮,并造就了有关劳动和劳工的道德主义形像。当时,师复鼓吹说,劳动是一种人性。他拒绝好逸恶劳是人之天性的说法,认定“好动”才是人的基本秉赋,使人好逸恶劳的是导致贫富不均的私有制。师复相信,随着公有制的实施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人将平等,劳动也将成为快乐。在他想象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人皆从事于人生正当之工作”,劳动会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劳动之苦恼将变而为游艺之幸福矣”。[13]

到了1918年3月,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梁冰铉、刘石心(师复的弟弟)等,在上海创办了《劳动》月刊,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劳动》一词命名的杂志,被誉为“在中国鼓吹劳工主义之先锋”。吴稚晖为该刊撰写了“劳动者言”一文,这篇相当于发刊词的文字把《劳动》的宗旨开列如下:尊重劳动,提倡劳动主义,维持正当之劳动、排除不正当之劳动,培植劳动者之道德,灌输劳动者以世界知识普通学术,记述世界劳动者之行动,以明社会问题之真相,促进我国劳动者与世界劳动者一致解决社会问题。[14]

当时,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最大的社会问题便是劳动问题,而劳动问题全系寄生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而引起,其实质是阶级斗争。同中国近代早期的其他派别的社会主义倡导者(如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和国民党的某些知识领袖)不同,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承认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并认为这是当时中国最紧迫的问题。虽然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差别很大,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对这一差别不甚了了,他们一般都把阶级斗争理解为穷人与富人、劳动者与不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冲突。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以这种民粹主义式的“阶级”观为基础,从道德上强烈地谴责不劳而获者以及不尊重劳动的整个社会等级体系。

《劳动》的撰稿人一面宣传劳动主义、视劳动为人生最大之义务和最大之善行,一面宣传社会主义、号召排除不劳而获者的社会革命。这份杂志是中国最早关注并拥护苏联十月革命的刊物之一,它把十月革命视为无政府主义鼓吹的追求社会大同的“社会革命”。该刊的一篇文章将列宁称为“大同主义者”,文中写道,“现在我们中国的比邻俄国,已经光明正大地做起贫富一般齐的社会革命来了”[15],该文强调,这场俄国的革命受到了劳动人民的欢迎,却为各国的富人和官僚所反对。《劳动》虽只出了五期,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所倡导的劳动主义和“社会革命”的观念,以及它从“社会革命”的所谓“新眼光”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观察,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后来的共产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都是这份刊物的热心读者和作者。陈独秀一开始本来是反对苏联十月革命的,但后来在“社会革命”观的影响下却改变了态度。[16]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劳动主义便在中国激进知识分子的心灵之中长期激荡。1918年11月16日,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大会上,极具影响力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他在致词中说,“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教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17] 一时间,“劳工神圣”这一口号流行于当时各种派别的舆论工具上,成为时髦。

李大钊在另一次庆祝大会上则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讲演。他把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视为民主主义、劳工主义和庶民的胜利。他向听众发出了典型的民粹主义式呼吁,“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 快去作工啊!”[18] 紧接着,李大钊又站在劳动主义和“社会革命”的立场上,撰写了《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当代的历史学家们常常把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功劳独归于李大钊,过份夸大了李的这两篇文章的独特意义和影响力。事实上,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甚至也包括国民党人,对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宣传已趋热烈,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的一些知识分子当时只是加入了这一时髦的“大合唱”而已,他们既非欢迎俄国十月革命的“先锋”,也非鼓吹十月革命的“主角”。更应当说明的是,当时,那些以后成为共产党领导人的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理解和认识,几乎和民粹主义者差不多,是把十月革命视为劳工主义和民粹主义式“社会革命”的胜利,他们那时对马克思主义并无多少了解。人们在后来的理解中给早期的激进知识分子加上了太多的“光环”。与其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语),倒不如说,“十月革命”实际上送给中国的主要是民粹主义。

二、“德先生”是谁? ──“五四”时期民主思想中的民粹主义因素

民主的理念,即所谓的“德先生”,是“五四”的标志和象征,也是后代知识分子竭力鼓吹的“五四”精神遗产。然而,很少有历史学家仔细地审视,究竟那时人们普遍所持的“民主”观是什么;相反,倒是有许多历史学家不加分析地把五四时期的“民主”观放进“自由主义民主观”的思想史框架中去理解[19],结果把“五四”时期的“民主”观念描绘成了“自由主义图景”的史观,这种结论至今没有受到严肃的挑战。笔者认为,当时在中国,“民主”这个词事实上是个大口袋,容纳进很多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要用一种观念把装在这个口袋中的五花八门的看法贯穿起来,那么,这种可以贯穿其中的观念就是民粹主义倾向。

1919年初,民主的观念开始在中国流行。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出版三周年之际,回击保守派的指责,以“德先生”和“赛先生”来称呼“民主”和“科学”,并且宣布,“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20] 中外史学家一般把高扬民主的功劳归于《新青年》杂志,这固然不错,但远非历史的全貌。事实上,当时有数百种宣传新思想的刊物,都把宣传民主作为其主要内容。这些刊物的创办者,不仅包括激进派知识分子(如陈独秀等),也包括温和派(或通常所谓之“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最著名的自由派杂志《新潮》中,罗家伦把民主的观念和社会主义(注意,并非自由主义)并列为“世界之新潮”。[21] 北京大学法科教授陈启修在一本较有学术性的《北京大学月刊》中撰文,把民主和联邦主义列为所谓“国家改制”的两大趋势。[22]

不管这些宣传民主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属于什么派别,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基本上一致,即倾向于把民主思想(尤其是卢梭式民主思想)中所包含的人民主权论观念推向极致,从而成为一种民粹主义和乌托邦式的民主观念,这与西方自由主义者对民主的认识差别很大。那时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的理解,也可从英文“democracy”一词的译名中看出。除了将这个词音译为“德谟克拉西”外,那时最流行的译法是“平民主义”,亦有人译之为“庶民主义”。有时,不同的译法还被并用。例如,在1919年《湘江评论》的创刊号上,当毛泽东提及民主的概念时,先用了“平民主义”这个译法,接着又列出“德谟克拉西”、“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和“庶民主义”四种译法。[23] 在1918至19191年间,李大钊谈论民主时经常只使用英文,有时也用“民主主义”这种译法,但从1920年起,就在其文中全部改用“平民主义”这个译法。[24] 他在1923年还专门为商务印书馆撰写了一本题为《平民主义》的小册子。[25]

英文“democracy”一词的中文译法有多样性,非因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解能力差,而是源于该词本身的多样性含义。从词源学上说,这个词含混地意味着“人民的权力或人民的统治”,其含混性的关键点在于“人民”的含义很不清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萨托理(Giovanni Sartori)在其名作《民主理论新论》中,给出了六种关于“人民”的解释:一,人民意味着所有人;二,人民意味着多数人,即民众;三,人民意味着下层民众;四,人民意味着一个不可数的、有机的整体;五,人民意味着由绝对多数原则衡量出来的多数;六,人民意味着由相对多数原则衡量出来的多数。[26]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所理解的“人民”,实际上是在萨托理所列之前四种含义中摇摆。但当时没有人想去澄清“国民”、“平民”、“庶民”和“多数人”之间的区别。

“平民主义”作为“democracy”一词的中译,在当时很流行,这与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有关。在五四时期的意识形态光谱上,年轻一代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师复及其追随者,一般被认为是“过激派”。虽然他们那种强烈的非政治、甚至反政治的立场,并不为多数社会主义者所接受,但他们宣传中所使用的“平民”一词却日益流行,几乎所有不想被认同为“保守派”的人都以使用这个词为时髦。可能只有陈启修是个例外,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表文章,力主“democracy”一词的中译应是“庶民主义”而不是“平民主义”。他作为一个自由派学者,对民主观念的理解是卢梭式的,但民粹主义色彩相对较淡。他认为,“平民主义”意味着平民对抗贵族,而“democracy”本身其实并没有平民掌握政治的涵义。[27] 按他的理解,“庶民”一词意味着“所有人”。但事实上这个词往往可与“平民”互替,通常是指与上层阶级相对应的社会大众,儒家的著名格言“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即为一例。

不论使用“平民主义”还是“庶民主义”作为“democracy”的中译,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是把“人民”理解为“下层民众”,即穷人、劳工阶级、劳工、劳农等等。这样的定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反映出知识分子对受压迫的多数民众的民粹主义式的道德同情。民粹主义式民主是一种激进版的民主观念。美国学者J. Roland Pennock对此有清楚的阐释,“民粹主义是与精英主义相反的一极。民粹主义民主认定民众参与的最大化,因此倾向于平等分配权力。在规范的意义上,平等在这种观念中是首要价值。民粹主义民主倾向于所有决策由简单多数作出。因此,在描述的意义上,多数人的意志至高无上”。[28]

在“五四”时代,民主并不仅仅被理解为一种政治体制,而且还被理解为一种精神、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贯穿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原则。李大钊这样主张,“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着democracy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的轨辙。政治上有他,经济上也有他;社会上有他,伦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学上、艺术上,凡在人类生活中占一部位的东西,靡有不受他支配的。简单之一句话,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29]

因此,在“五四”运动前后,“平民”一词便成为知识分子中无所不用的流行形容词。在政治上,鼓吹建立“平民政治”,实行由“平民直接立法”,由“平民”主持行政、立法、司法等[30];在经济上,要“废止资本主义生产……造成大家是劳动者、大家做了大家用的一个平等的经济组织”[31];在教育上,要实行“平民教育”,“把神圣的教育普及到一般神圣的平民身上”[32];在社会上,要推行社会主义,以解决“劳动问题、贫民问题、妇人问题”等[33]。还提出要建立“平民文学”、“平民工厂”、“平民银行”、甚至“平民洗衣局”等。此外,还有什么“科学平民化”、“学术平民化”、“军队平民化”、“社会生活平民化”等口号。

于是,平民主义的冲击波冲向社会的各个领域,民主被理解为一种冲破强权的解放运动,变成了所谓的“平民不受官僚的欺压、劳动者不受资本家的虐待、女子不受男子的支配、学生不受教职员的压制……等等”。毛泽东就曾以激昂的笔调,为这种“解放主义式”的“民主”观留下了历史的记录,“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上的强权,文学上的强权,政治上的强权,社会上的强权,教育上的强权,经济上的强权,思想上的强权,国际上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们打倒”[34]。在这股“平民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使下层民众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改变下层民众的生活处境、为下层民众服务,就成为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刻意以求的目标。

三、“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民间去!”

当民粹主义民主(populistic democracy),即所谓的“平民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兴起之际,也是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关注俄国的民粹主义运动之时。在各国民粹主义中,俄国的民粹派独具特色,“他们大多沿循赫尔岑之说,相信俄国农民公社已经寓有一个公平且平等的社会──所谓的村社,俄语obshchina,是一种集体单位的组织,又名Mir”。[35] 俄国的民粹主义者认定,只要以Mir为基石,参照法国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路线,就能超越资本主义,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新社会。中国显然没有与俄国的“村社”相对应的组织,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并不认为,在中国的农民当中存在着自发的社会主义基础,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从俄国民粹主义运动那里汲取精神力量。

李大钊1919年2月在《晨报》上发表了“青年与农村”一文,这是一篇典型的民粹主义文章。他呼吁中国的青年“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36] 他论证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37] 他还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倡导厌恶城市、喜爱乡村的民粹主义式情感,“在都市里飘泊的青年朋友啊!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38] 他的结论是,“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智识阶级和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39] 这便是后来为许多中国历史学家津津乐道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思想之来源。

事实上,这一思想绝非李大钊的个人独鸣。例如,王光祁也于1919年2月在《晨报》上撰文说,“与其在劳动界以外高声大呼,不如加入劳动界中,实行改革。因立在劳动界以外,自己所想象之劳动利益,未必即斯劳动利益。若亲身加入劳动界中,才知道劳动界的真正甘苦”。[40] 当时,人们更多地是从“工读主义”的角度,来谈论知识分子加入劳动界的问题。“五四”运动之后,社会改造之风大起,在北京的各大学中相继建立了平民教育演讲团、工读互助团、平民教育者等组织。学生们开始履践其师提出的“平民主义”思想,企盼通过志同道合的社会实践来孕育新生活的胚胎,这些活动都带有强烈的乌托邦主义色彩。北京工读互助团历时三个月便宣告失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李大钊又继续号召青年们到“乡下购点廉价的地皮,先从农作入手”[41],采取纯粹的工读主义。戴季陶提出,“有改造社会的热诚和决心而又肯耐苦的青年,既不愿意附随着恶社会过生活,又不能够达工读互助的目的,便应该拿定普遍救济的目的,舍去一切独善的观念,投向资本家制下的工厂去”。[42] 工读互助团的参加者施存统完全接受了戴季陶的见解,提出了“投向资本家底下的生产机关去”的主张,他说,“我很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43]

这样,民粹主义在青年学生中开始勃兴起来,这可以下面的两条鲜为人用的史料所证。第一条选自北大学生会1920年1月创办的、当时颇有影响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其编者在发刊词中写道,“我们相信俄国学生界自普通的一句话,并且拿他来做我们的模范。他说,‘要是你想扫除专制政治的羁绊,你要找平民为伍,教育他们,使他们信你。(Go, seek the people, live among them, educate them, and win their confidence, if you want to get rid of the yoke of autocracy)’”。[44]

第二条史料是,1920年4至6月,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刊发了八位青年就“去与劳工为伍”和“往乡间去”之主张的讨论,其中署名“彬彬”的“往田间去”一文尤其值得注意。作者提出,应该效法俄国民粹派,到农村去,其八点理由如下,“一,农民占全国民的大多数,如果教育的好,可以有转移社会的力量;二,农夫大半是没有智识的,因为他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三,他们的生活,很为简单;四,他们的心地很洁白,因为他们没有外界的诱惑;五,他们没有组织的能力,因为他们不晓得什么是自治,这是受了几千年专制的缘故;六,他们没有活动的精神,因为他们只晓得种田,不晓得别的事;七,他们很有一点合群和互助的精神,不过他们的互助和合群是狭义的,而非广义的,因为没有经过良好训练的缘故;八,他们有很好的环境!简单、朴实、节俭”。[45]

从这两篇“五四”思想史研究者极少涉及的文献中,可以看出,虽然李大钊本人并没有直接投身到青年学生的种种民粹主义活动中,然而,他的《青年与农村》一文,无疑对于那个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如毛泽东、恽代英、施存统以及那位不知其真名的“彬彬”,都有很大的影响。

四、反智主义的滥觞

1920年5月1日,京、沪、穗等地的各派社会主义者掀起了大规模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新青年》出版了特大的“劳动节纪念号”,吴稚晖用篆字为该刊题写了“人日”两字,表示一向被当做牛马的劳动者要站起来做人,孙中山和蔡元培也为该刊题了词。值得一提的是,有13位工人的题词被置于与上述3位知名人士同等的地位,这在中国出版史上是破天荒之举。就在这个月,《星期评论》、《晨报》副刊、《民国日报》之副刊《觉悟》、《时事新报》之副刊《学灯》、《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满载“五一节”的纪念文章。这是中国各派社会主义者的最后一次合作,当时他们已开始在思想上分道扬镳了。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以及相当一部份激进青年当中,开始出现了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倾向。

知识精英与民众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是个令民粹主义者最为伤神的难题。一方面,他们自恃为启蒙者,赋予自己向民众灌输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的道德义务;另一方面,他们又崇拜民众的道德和社会力量。民粹主义者的思想中,既含有革命的唯意志论成份,又含有道德的反智主义成份。

事实上,作为民粹主义伴生物的反智主义,早于1919年下半年便悄然孕生。发表在《平民教育》上的一篇署名为“德”的文章,便是最典型的表现,此文写道,“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社会的蠹民吗?……所以我们此后应当觉悟,教育是应当给一般有用的人民──平民──受的。……我们这些人,号称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了,但是请问,回到家里扛得起锄,拿得起斧子、凿子,擎得起算盘的,可有几个……再翻回头来,看看那些大睁着眼不识字底的可怜底平民,却实实在在我们的衣食生命都在他们掌握之中。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社会的分子”。[46]

大多数青年学生在履践“平民主义”思想之初,对个人社会角色的自我认同依然是“启蒙者”。但是,他们的启蒙并未受到民众的欢迎。罗章龙曾回忆说,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接触工人的过程中,碰到了所谓的“工学界限”问题,即工人们隐约地对学生们怀有若即若离的态度。青年知识分子们此时才深切地感到,他们不仅同现存的权力结构是疏离的,而且同他们试图依靠的民众也是疏离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生们决心要“与工人打成一片”,使“学生生活工人化”。[47]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A. Dirlik所说,“在五四后期,一种新的观点,即知识分子不仅要教导劳工,而且也要向劳工学习,也产生了”。[48]

在劳动主义刚兴起时,“脑力劳动者”依然被视为劳动者,但是到了1920年,当反智主义开始蔓延时,“读书人”便逐渐被排除在劳动者的行列之外了。这年的“五一节”,陈独秀在一次对码头工人的演讲中说,“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是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最有用最贵重。这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吃的粮食,是那种田的人做的,…我穿的衣服是裁缝做的,我们住的房屋是木匠、瓦匠、小工们做的,…这都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49] 他还呼吁人们抛弃中国传统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要求做工的劳力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要求那不做工的劳心者居于治于人的地位”。[50] 这不啻是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先锋。

在反智主义悄然孕生的背景下,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心目中抽象的“平民”概念就一步步清晰、具体起来,“平民”越来越等同于“劳工”、“劳农”,“劳动者”越来越等同于“做工的人”。

五、“劳工专政”和“劳农专政”思想的胜利

平民主义的滥觞和反智主义的盛行,引导着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重新认识十月革命,他们对苏俄的理解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苏维埃政府被称为“劳农政府”,十月革命也开始被视为实现“劳农专政”(或“劳工专政”)的阶级革命,而不再被笼统地视为社会革命。1920年3月,苏联政府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中国各界的一阵骚动,一时间,苏联成了人道主义的化身。这时,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开始接受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即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马克思主义不再作为一种泛泛的“社会革命”的理论,而是作为一种卓有成效的“阶级革命”的策略,吸引了大批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

陈独秀1920年1日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谈政治”一文,是这一思想转变过程的重要标志。从这时开始,他把阶级斗争看作为受压迫者翻身求解放、实现一个平等的新社会的完全正当的手段。他写道,“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极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的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等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占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国家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制度废去,将过去的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51]

在1919年,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还一知半解的时候,那时他倾向于认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达致理想社会的难免的恶。[52] 但到了1920年夏,他就改变了看法,把这难免的“恶”看成了必要的“善”。在北京大学开设的一门题为“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的课程中,他断言,“有人疑虑社会主义实行后,国家与社会权利逐渐增加,个人自由易受其干涉,遂致束缚。此亦误解。然过度时代的社会主义,确是束缚个人主义的自由,因少数资本主义者之自由当然受束缚,不过对于大多数人的自由确是增加。故社会主义是保护自由,增加自由者,使农工等等人均多得自由”。[53] 经过种种智识和行动上的曲折,从1920年夏开始,一大批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自信找到了迈向乌托邦的通途,成了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

结 论

本文中的“中国民粹主义”并不是指某个政党或一套学说、一种社会运动,而是指一种存在于“五四”激进主义思潮中的思想倾向。同世界各国的民粹主义一样,中国民粹主义具有显著的智识庞杂性特徵,内中包含有许多相互矛盾的信条。其智识来源既有无政府主义的劳动主义,又有卢梭人民主权论式的民主思想,还有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诞生之时,受到了中国民粹主义的强有力的智识滋养。

像其他类型的乌托邦主义者一样,具有民粹主义思想倾向的“五四”激进派知识分子对平民有一种崇拜。这些知识分子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一元论信念,正如艾赛亚·伯林所说的,他们相信,“从某个地方,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最终的解决之道”,“人类所信仰的所有积极价值,到最后一定可以相容、甚或是彼此互相蕴涵在对方之中”。[54] 他们试图通过社会改造来建设一个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新秩序。

当中国民粹主义者心目中空洞抽象的“平民”化为具体的无产阶级之后,中国早期共产党人便走完了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此仅一步之遥的思想进程。他们坚信自己找到了实现平民主义思想──一个民粹主义乌托邦──的科学的革命之路,即实现所谓的“劳农专政”。从他们在“五四”初期对平民主义(即民主)的信奉,到他们在“五四”后期对“劳农专政”理念的欣然接受,并没有不可逾越的思想障碍,因为他们相信,“劳农专政”正是实现平民主义、亦即他们所谓的“平民政治”或“劳工政治”的必不可少的阶段。于是,怀抱着强烈的救世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马上投身于唤起民众热情的斗争之中。三十年后,一个极权主义(即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中国被建立起来了。

民粹主义不仅滋养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民粹主义的冲动始终构成了毛主义的主弦律。在“五四”时期搏动的唯意志论、道德理想主义、劳动主义、反智主义、反资本主义、反城市思想、以及知识分子与民众打成一片的观念,四十年后重新勃兴,构成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基调。而在如此众多、伟大、美好、善良的历史理念的祭坛上,充当祭品的是无数的生灵。

【注释】
[1]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2] Maurice Meisner.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Madison, Wisc.: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3] Arif Dirlik.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4] S. M. Lipset. The First New Nation. Garden City: Anchor Books, 1967. Pp.77-78.
[5] Edward Shils.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 and Other Essays.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p.20.
[6] Peter Wiles. “A Syndrom, Not a Doctrine: Some Elementary Themes on Populism,” in Ghitu Ionescu and Ernest Geller eds. Populism: Its Meaning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9. p.166.
[7] Shils. The Intellectual and the Power and Other Essays. p.405.
[8] Franco Venturi,Roots of Revolution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66); Antonio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9] Issach Berlin, “Russian Populism,” in his Russian Thinkers. Harmondsworth, Middx.: Penguin Books, 1979. p.235.
[10] 师复,“《晦鸣录》编辑绪言”,载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 (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69至270页。
[11] 师复,“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载葛懋春等,同上,第314至318页。
[12] 参见Peter Zarrow, 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83-9,92-5.
[13] 参见师复,“无政府浅说”,载葛懋春等,同上,第271至276页。
[14] “劳动者言”,《劳动》一卷一号(1918年3月20日)。此文载《五四时期的期 刊》(第二集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546至547页。
[15] 持平,“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事略”,《劳动》一卷二号(1918年4月20日 ),参见《期刊》,第二集下册,第170页。
[16] 参见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 98页。
[17] 蔡元培,“劳工神圣”,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1,第三卷,第219页。
[18]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载《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第596页。
[19] 响誉国际的周策纵就是一例,参见其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20] 参见《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2至243页。
[21] 罗家伦,“今日之世界新潮”,《新潮》,第一卷,第一期(1919年1月),第 19至24页。
[22] 陈启修,“国家改制与世界改制”,《北京大学月刊》,第一卷,第一期(1919年 1月),第20至21页。此文在有关的历史研究中极少被提及。
[23] 参见Stuart Schram ed.,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Vol.1: The Pre-Marxist Period, 1912-1920 (Armonk: M. E. Sharpe, 1992), pp.318-319.
[24] 参见李大钊,“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李大钊文集》(下),第371至436页, 这是李大钊1920年在北京大学的授课讲义。另外,参见李守常,“从平民政治到工 人政治”,《晨报副刊》(1921年12月15-17日),重印于《李大钊文集》(下),第501至 507页。
[25] 李大钊,《平民主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重印于《李大钊文集》 (下),第588至609页。
[26] Giovanni Sartori.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1987. p.22.
[27] 陈启修,“庶民主义之研究”,《北京大学月刊》,第一卷,第一期(1919年 1月),第28至32页。
[28] J. Roland Pennock, Democratic Political The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163. 作者在书中使用的是“populism”一词,但其 实是在讨论“民粹主义民主”(populistic democracy)。
[29] 守常,“劳动教育问题”,载《晨报》(1919年2月15日),《李大钊文集》(上 ),第632页。
[30] 罗家伦,“今日世界之新潮”,《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2月9日),第 19至22页。
[31] 一湖,“新时代之根本思想”,《每周评论》,第8号(1919年2月9日)。
[32] 光舞,“平民主义和普及教育”,《平民教育》,第12号,载《五四时期的社 团》(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22至23页。
[33] 谭鸣谦(即谭平山),“‘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新潮》,第1卷,第5号 (1919年5月1日)。
[34] 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湘江评论》,第1期(1919年1月14日),重印 于《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293页。
[35] 艾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276页。
[36] 守常,“青年与农村”,载《李大钊文集》(上),第648页。
[37] 同上,第649页。
[38] 同上,第651页。
[39] 同上,第648页。
[40] 若愚,“学生与劳动”,《晨报副刊》,1919年2月25日。
[41] 李守常,“都市上工读互助团的缺点”,《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 4月1日),载《李大钊文集》(下),第413页。
[42] 季陶(戴季陶),“工读互助团与资本家的生产制”,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二 ),第405至406页。
[43] 存统(施存统),“工读互助团的实验和教训”,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二), 第439 页。
[44] 参见《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期(1920年1月)。原文中就载有这段英文。该 杂志五个月后被北洋政府所查封。
[45] 彬彬,“往田间去”,《学灯》,1920年6月8日,第2页。
[46] 德,“教育的错误”,《平民教育》,第9期(1919年12月6日),载《五四时期 的社团》(三),第20至21页。
[47] 罗章龙,《椿园载记》(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106页。罗章龙当时是 北大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
[48] A.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67.
[49] 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新青年》,第7卷,第6期(1920年5月1日),载 《独秀文存》,第300至302页。
[50] 同上,第301页。
[51] 陈独秀,“谈政治”,《独秀文存》,第365页。
[52] 参见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第67至69页。
[53] 李大钊,“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同上,第375页。
[54] Isaiah Berlin,《自由四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第288页。

当代中国研究
MCS 1999 Issu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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