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
李慎之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捷克现任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是我们时代杰出的思想家。他先前以戏剧家而知名，后来又成为著名的异议人士、哲学家，1989年底柏林墙被推倒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和一系列中东欧国家相继发生革命，他在民主化的捷克被选为总统，到现在已就任九年了。在他所拥有的极其耀眼的头衔中，历史将永远记得的是，他是一位促成了后极权主义结束的思想家和实践家。他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在后极权主义社会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
哈维尔出生于1936年10月5日，出生后不到两年半，希特勒的铁蹄就占领了他的祖国。1948年，当他12岁的时候，捷克发生了二月革命。因此，哈维尔一生迄今为止62年的时间绝大部分都是在右的和左的极权主义之下度过的。虽然他几乎没有过过比较正常的生活，但是，由于他相信“潜藏于人民心底的人道的与民主的传统”，坚持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所以始终对极权社会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为争取真实的生活而奋斗。他坚持不懈地这样做了，最后终于成功了。
哈维尔成年之后的大部分时间所生活的社会是他所谓的“后极权社会”。哈维尔所用的“后”即英文中的Post，也就是对比于前工业化社会的后工业化社会之“后”，相当于“在……之后”的“后”；但我认为，这个“后”在英文中更恰当的对应之词应是与Earlier相对的Later，相当于前汉、后汉之“后”。因为，哈维尔所说的极权主义社会和后极权主义社会，在法统和道德上并无变化，两者的性质上也没有本质区别；而且，如果把他所描述的社会视为极权主义之后的社会，那么，1989年底捷克走上民主化道路、他出任总统以后的社会，如果不算做极权主义之后的社会又是什么社会呢?
还有，哈维尔的文章里有一处把匈牙利1965年人民起义被镇压后的状态称为后极权社会；如果那样看，似乎自从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给被处死的捷共原总书记斯兰斯基平反后的捷克，也可以算作后极权主义社会了。捷克的情势之复杂在于，1968年那里曾有过一个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杜布切克执政时期，后者很快又因苏军的镇压和占领而归于消失。哈维尔的绝大部分论文都是在那以后写的，在哈维尔的心目中，是不是1968年以后的捷克才算进入了后极权主义的时代呢?
不过，除了在用辞上我不能不提出异议，并且在时代划分的界限上有一点不明白而外，我完全同意哈维尔对后极权主义社会所作的描述与分析。
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呢?后极权主义就是指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和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于是，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社会上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
哈维尔屡次以下面的这个案例来开始他的分析：
某一个蔬菜店的经理在他的橱窗里贴了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他究竟要向人们传达什么信息呢?他是否真的十分热衷于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呢?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强烈到非得让公众都了解他的理想不可吗?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会怎么样呢?
哈维尔断言：大多数商店经理对于橱窗上的标语的意义是从来不会过问的。标语是上面批发葱头和胡萝卜时一起发下来的，经理只有照贴不误，否则便会有麻烦。他这样做不过是表示，“我，某某经理，懂得自己该作什么，是个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应该过上平安日子”。如果这个经理奉命贴上另外一条标语，“我胆小怕事，最守本分”，虽然意思是真的，但是经理却不会对这一内容无动于衷；因为这样做就表示了他是一个怯懦的人，而这有辱他做人的尊严。因此，这个经理贴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这条标语既可以掩盖他唯命是从的可鄙心态，也同样掩盖了权力的可鄙的基础。“他用某种高等的东西掩盖基本的事实。这个高等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
为什么一个蔬菜店的经理会被编织进意识形态的网中呢?
因为恐惧。每个人都有东西可以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恐惧：“因为害怕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怕自己的前途不稳；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的话，因为怕自己不被允许继续学业；青年人加入共青团，参加不论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制度下，因为恐惧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无法在学校里取得必要的升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件被要求的事。恐惧的结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推荐出来的候选人投票，并且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惧，他们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者至少保持沉默……。”
怎样才能打破这种因处于恐惧之中而凭借谎言生活的现实呢?哈维尔的答案十分简单，即“在真实中生活”，或曰“在真理中生活”，英文是Living in Truth!这句话看起来太理想、太虚无飘渺，但是我倒也不想建议译者改变译文，因为如果用大白话来说，它无非是指“过说真话的日子”或者是“生活在真话中”、“做一个说真话的人”而已。
但是，不要把这句话的涵义看得太简单了。
在哈维尔看来，“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说真话，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这对极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事，因为，那会使“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哈维尔把说真话的威力比喻做安徒生童话“国王的新衣”里那个首先冲着国王叫“他光着身子呢”的小孩子一样，它能得到所有人的道义上的支持，因此是威力无比的。
正因为如此，哈维尔说：“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与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难以预料的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剧烈冲突或者社会和文化界气候发生无法压制的转变。因为所有的问题的关键都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盖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到来，那最后的打击会来临。”
在捷克，哈维尔相信一定会来临的、但又无法预言的最后打击，终于在1989年11月27日到来了。
哈维尔的主张实际上是“人人说真话，人人做实事”。除此之外，他还加上了第一次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的号召，“从小处着手!”这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或者至少是可以争取做到的。这就是哈维尔所说的“无权者的权力”。
哈维尔很少研究分析前期极权主义社会的结构和运作情况。在那个时期，生活的逻辑是“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我开腔，我一定灭亡”。例子多到不胜枚举，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还有哈维尔本国的斯兰斯基都是如此。哈维尔应该能认识到，从那个时代转变到人们多少可以争取“说真话”、“从小处着手”的时代，桥下流过的水（不，是血）已经很多了。既然历史已经走到了后期极权主义社会，那么也就可以套用中国人十分熟悉的雪莱的诗句，“如果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
人们说真话，动因是什么呢?哈维尔回答说：“良心”。他认为，政治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对权力的欲望和追逐或任何控制人的权术和伎俩。也许，阴谋可以使某个人登上某个权力的宝座，但这只不过是他成功的顶峰而已，因为他不可能以阴谋改进和推动社会。在哈维尔看来，“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良心的声音，甚于所有抽象论的声音，不去捏造任何企图超越于良心的呼声上的责任”。换言之，人们有权拒绝为适应政治需要而压抑自己内心深处感到的道德要求。
在这里，哈维尔有两层意思。一层是针对后极权社会的，因为那是一个荒诞的道德沦丧的社会，要摆脱那样一个社会，“必须回到政治的原点──有个性的个人，必须唤醒个人的良知”。他的另外一层意思是针对历史翻转以后的社会的，他认为，“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象的最好的民主机构，如果不是由人性的和社会的价值所支持，也将不能在自身之内保证其合法性”；“没有共同拥有的和普遍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地运转。”
自从马基雅维利以来，西方政治学一直把政治定义为权力的游戏，而哈维尔却提出，要以道德、良心作为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正因为如此，他把这样的政治叫做“反政治的政治”。“反政治的政治”初见于1977年捷克的“七七宪章”，哈维尔是宪章的发起人之一，大概这个词就出自于他的笔下，至少也反映了他的思想。几十年间，哈维尔就是凭借着无权者的权力取得了行使反政治的政治的权利。人们现在期待着，他所倡导的反政治的政治能取得进一步的成功。
哈维尔最初以荒诞剧作家成名，我没有看过他的剧作，但是我知道，他所以要写荒诞剧，就是要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寻求意义，他的一生就是追求意义的一生。为了这种执着的追求，哈维尔曾多次被捕、几度入狱，甚至在他当上总统的那年的头几个月，他基本上也是在牢里度过的。他说:“监狱生活是我人生道路上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也许，在1979年底到1983年初他最长的一段铁窗生涯期间，他写给妻子奥尔加的几百封信，是他的哲学思维和生命体验的最集中的呈现。如他自己所说:“这些使我有机会用一种新的方式审视自己，并且检验我对人生根本问题的态度。”
在哈维尔看来，他所处的后极权主义的世界是一个荒诞的世界；它是无姓名的、无面目的，没有个性化的人，没有“我”的；“人民”代表了一切，顶多再加上“祖国”、“阶级”这么几个词。
因此，哈维尔开始直探本源，追求存在的意义。他说:“只有我们从存在中分化出来，进入异化的世界，我们才能认识到存在的根源。”从存在分离出来的“我”，“只能通过他自己在这个现实世界的存在，接近他所追求的那种存在（即存在的完整性）”。这些话也许有些拗口，但其实与中国古代哲学所说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即是“分分不已”的命题，相去并不很远，世界上各种哲学的初始命题和终极命题大致都应该是差不多的。
哈维尔并不讳言，他对存在有一种神秘的信仰。他说:“追求存在，作为一种精神状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一个追求存在的人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世界、道德、事物的意义，对他自己持有一种信心。希望、惊奇、博爱、对存在的神秘性的本能的尊重，这一切揭示了他与生活的关系。”
他还相信，有“一个无所不在，绝对存在的地平线，……它存在于任何事物的背后，又居于任何事物之上”。对此，人们永远应当谦卑。
我们中国人几十年来饱受唯物主义的思想训练，也许会不习惯哈维尔很少提到但是决不讳言的对神的信仰。其实，中国哲学中本来就有“敬畏天命”的传统。这是一切深思的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只是，也许受了“无法无天”的思想的影响，近年来有人以“与自然交朋友”来对“天人合一”作极其庸俗的解释，使得我们对中国哲学中最深刻的神秘性越来越生疏了。
哈维尔在存在与人的关系中看到了良心（即良知），这是我们中国人不难理解的。在中国，“天地良心”、“人心通于天心”、“良心即天理”这样的话，现在仍然存在于人们的口上笔下，可悲的只是，这样说、这样想的人越来越少了。哈维尔的特异之处是，他从人的同一性（Identity，我将它译为“自性”）中看到了人的责任，每一个人对万事万物的责任。
良心和责任构成了哈维尔的哲学的核心。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话“非常笼统、模糊和不现实”，但是他保证，“所有这些看上去朴素的字句来源于非常具体的对世界的经验”。“实事求是”不也仅仅是两千年前一个汉朝的皇子说过的相当模糊笼统的话吗?但是在经历过二十年极左路线之后，又有多少中国人不懂得它在生活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比良心和责任更具体一些的是，哈维尔特别强调公民和公民意识，这未免使我感到一丝悲哀。我在二十多岁时曾当过一阵公民教员。在去年有次讨论政治改革的会上，我说，如果一个人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公民教员。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就着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哈维尔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因此行文晦涩冗杂，但是即使如此，读他的著作也不能不感到一种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就在他出任总统时的就职演说“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中，他在历数国家面临的问题之后说:
“这些都还不是症结所在。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生活在道德沦丧的环境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应心对我们来说已习以为常。我们已学会不相信任何东西，不再关心别人而只顾自己……（我这样说时）我针对的是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全都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这个极权制度，接受了这个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成全了它的运行。换言之，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这些话同我们二十多年前还想要“解放全人类”的横霸之气以及现在侈谈中国哲学“可以拯救全世界”的虚骄之气相比，反差何其鲜明!
他在肯定民主自由已经在胜利中之后又说，“但是人间天堂还没有得胜，它将来也不会得胜。只有那些相信自己了解一切，相信在自己之上再没有更高的主宰，相信自己可以操纵历史的人才会安于得胜的观念。人间天堂还没有得胜。我们前面还有许多困难的时刻，得胜的只是一个真正的希望。”
对最高的存在的谦卑永远是哈维尔哲学的一部分，也应当是每个人的哲学的一部分。
哈维尔坚持反政治的政治，当初甚至反对组织政党、反对提出政纲，他唯一的主张就是，人人凭自己的良心说真话、做实事，不过他始终强调要“干”。他说，每件事情坚持或失败就在于“干”……。事情在“干”，原则上总比“不干”要强。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里说，“我可以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行动。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
这段话也许是哈维尔对现在在中国红极一时的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又一次答复。昆德拉曾经认为，哈维尔他们所干的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只是为了表现自己，也就是出风头。但是，仅仅几年之后，历史就证实了哈维尔的行动的价值──“有用”。
中国现在正处在后极权时期，哈维尔的思想和实践，对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借鉴和启发呢?
当代中国研究
MCS 1999 Issue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