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2018年12月16日
40年前的明天，也就是197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11届三中全会，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40年光阴似箭，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文化都经历了沧海桑田，变化可谓翻天覆地，唯有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犹如铁打的营盘，屹立不倒。
40年过去了，打开的门窗难以关闭，见过世面的民众难以愚弄，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的巨大落差让中国这个巨人步履蹒跚。如何评价邓小平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习近平是改革开放的继承者还是掘墓人？中国这艘饱受风浪冲击的大船未来将驶向何处？
嘉宾：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主持人：许波。
胡平：中国改开邓未设计，坚持强权政党延年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中共官方称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种说法和当局自己的别的说法有矛盾，例如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很大程度不是设计出来的；还有“实践走在理论前头”，“群众走在领导前头”，等等。事实上，胡耀邦、赵紫阳才是具体设计的人，这样讲并非贬低邓在改革中的作用。邓享有最高权力，任何改革，只有获得邓的支持或默许和容忍才能得以实行。他是改革的庇护伞。如果和古代的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相比，邓不像商鞅王安石，更像秦孝公和宋神宗。邓小平作为改革家，与古今中外其他的改革家都有所不同。其他的改革家基本上都是第二代以后的领导人。他们要改的制度是他们的前人建立起来的制度，他们要建立的东西要么是创新，要么是复古，要么是学习外国，而邓小平与众不同，要改的制度是他自己参与建立、亲手建立的制度，并且他在参与建立的过程中不是扮演一般的跑龙套的角色，而是领导者的角色。就拿经济改革来说，邓小平一定很清楚，共产党现在要改掉的东西，就是当初他们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共产党现在要建立的东西，就是他们先前革命所打倒的东西。据说邓小平临死前，他的一位助手问他：你认为你一生做的哪件事最重要？一般人恐怕都以为邓小平会说是他推动了中国经济开放这件事。殊不知邓小平却说不对：“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当（中共）领导层决定经济开放时，我自始至终顶住了那种要求同时也政治开放、实行多党民主的诱惑。”我无法确认邓小平临死前是不是讲过这样的话，不过这句话倒确实很适合邓小平。当年，中共和苏共以及很多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一样都在推动经济改革，但是苏共和东欧的共产党改着改着就把共产党专政给改掉了；唯有中共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却始终坚持了共产党专政，甚至通过经济改革重新强化了共产党专政。中国之所以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苏联东欧等共产国家的道路，邓小平扮演了最关键的角色。这就是六·四，六·四把中国的改革引入歧途，六·四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胡平：中共改开最诡异，三十年抢劫三十年分赃
胡平说，所谓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有老农民说，解放前我们村就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不是共产革命，岂止是世界老二，早就是世界老大了。中国改革开放有两个问题，一是起点太低，二是大众私有化与权贵私有化之间的矛盾。简单说来，“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六四镇压造成的高压之下开展的经济改革，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改革，其结果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权贵私有化。在这一点 上，它又和苏联和东欧截然不同，因为共产国家搞经济改革，就是要把公有制变为私有制，把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这样就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把原来名义上属于全民的资产私有化。在俄国和东欧，是大众私有化，把名义上属于全体人民的资产分给全体人民，当然这种做法很公平，也是民主体制下唯一能让人民通得过的方案。但这样做有个很大的弊病，就是它把原来庞大的资产切得七零八碎。由此造成了资产的过于零碎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段时间经济的滑坡。只有经过一段时间市场经济的运作之后，财富相对地集中到一些人手里，有了资本家，才有资本主义。所以经过一个不短时间的经济滑坡、经济停滞之后，那些俄国东欧国家的资本主义才有可能发展起来。而在中国，由于采用了权贵私有化，倒是一步到位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没有通过大众私有化，把资产分给大家，再通过市场运作把资产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是直截了当地把资产分给了党委，给了党委书记，所以中国成了这个样子，共产党成了中国的唯一的大股东，党委会成了董事会，书记成了CEO，免除了大众私有化过程中资产零碎化的问题。因此在它的经济发展中，就没有资产零碎化导致的经济衰退，得以保持持续的发展。当然这种转变是特别恶劣的，因为共产党就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你怎么成了地主资本家了呢？所以这种做法，如果没有六四造成的那种威慑背景，根本不可能发生。但是因为中国有那么一个背景，这个情况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了。
于是，一种最诡异的情况出现了，共产党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它自己成了最大的地主和资本家。共产党当年是以革命的名义，没收了全体人民的私产，建立起名义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后来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属于少数共产党官员自己的私产。前面是以私充公，后面是化公为私，前三十年抢劫，后三十年分赃。这种过程，从道义上来讲，无疑是最无耻最恶劣的。但从经济上来讲，这种做法反而却是最有效的。因为如前所讲，它避免了大众私有化造成的资产零碎化所带来的问题。它使得大资本一步到位地从所谓的全民的手中集中到了少数权贵的手中，就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变化。
胡平：一党强权为所欲为，经济全球化为虎作伥
胡平说，中国经济发展仅凭自己完成这种权贵私有化，那肯定还不够，这又和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穷国之所以穷，就是因为缺少资金缺少技术。而一旦加入经济全球化，就可以大量的吸引外资，和外国的先进技术。中国有着大量的优质又廉价的劳动力，再加上中国政府垄断着一切资源，可以开出种种的优越条件，招商引资，使得国外的资本源源不断，蜂拥而入。这样造成的结果，当然是使得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非常快速的发展。由于中国是在一党专政的铁腕下推行经济改革，官员们发现他们可以借改革之机大发其财，因此转而对改革大力支持。政府官员巧取豪夺，把公共资产据为己有，一步到位完成私有化；党委书记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这样，他们就比过去更加关心企业的效益，热心经济的发展。由于权钱交易，越是权力大的人越是有可能在短期内积累起雄厚的大资本，这就有利于建立大企业或者是把原有的国营大企业私有化，从而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政府独断专行，不在乎公众的压力，想改什么就改什么，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政府想涨价就涨价，想裁员就裁员，国营企业想卖什么价就卖什么价，想送谁就送谁；由于社会上缺少反对与制衡的力量，政府拥有强大的镇压能力，也更有能力贯彻自己的决策。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例如禁止独立工会、农会），使社会高度稳定；又由于政府不受挑战，不可替换，对经济活动有很强的控制力，政府的行为就有更强的一贯性和可预知性，这就更容易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同时还能比较有力地防止国际经济震荡对国内的影响。
胡平说，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不少领域——主要是政治领域——被列为禁区，这就使得更多的人不得不投身于经济领域；再加上精神真空的出现，人们的贪婪与物欲空前解放，这无疑也对经济发展有火上浇油、推波助澜之效。至于那些在权贵私有化中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下层民众，由于在现行体制下无法讨还公道，只好回过头来自谋出路，从头干起。中国的劳动力本来就廉价，在持枪抢劫的情况下形同奴工，自然就更廉价。这就构成了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最大优势。
正如秦晖所言：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其主要特点“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中国模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它没有任何合法性。我们知道，共产党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它自己却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早先，共产党以革命的名义，把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体人民的公产；现在，它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产。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在50年的时间里全做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恶劣的吗？
胡平：习近平强定一尊，没有新意走入泥潭
胡平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当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与当今定于一尊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关系备受瞩目。中共最高领导人和官媒竟然闭口不谈或少谈邓小平。这是因为习近平要定于一尊，把一切成就，哪怕是前任的成就都据为己有。所以对他的前任，能抹杀的就抹杀，如赵紫阳，不能抹杀的就贬低，如华国锋，至少是淡化，如邓小平。他抹杀前任的成就，要取代毛的地位，通过选择性反腐来清除异己和强化个人权力。他因此在党内树敌无数。他同时因为打压民间力量而把个人权力最大化。不过，他的“一尊”地位建立在恐惧而不是真心拥戴之上。他更是通过修宪而取消任期限制——这其实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共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唯一的一个成就。他公然否定这一成就成为中共的又一转折点，给形形色色的反对者一面旗帜。他抛弃韬光养晦、提早亮剑，招致美国对华政策全面转向，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导致西方世界从政治、经济、外交、国安、科技等方面全面出击。习近平把中共带入了一片四面楚歌的沼泽地。不过，无论习近平如何千方百计试图给自己标新立异，其路线并没有新意，基本上还是邓路线的延续和延伸；他也并不是想回到毛时代，回到公有制计划经济回到闭关锁国。他的目的只是为了加强控制。
章立凡：邓小平护航改开为保党
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说，我认为，邓小平牢牢把握的是中共执政地位，改开也是为保护政权而服务。毛把阶级斗争搞到民不聊生时，中共执政地位岌岌可危。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很可能执政地位不保，可能随着苏东波事件而坍塌。这个结果由于中共改开才没有发生。改革开放中的因果关系仍然是执政为体改革为用的思路。改革方面，邓小平还是主张整体改革，但却是在中共执政前提下。当时，他提出一党要在法律范围活动，就是否定毛时代的做法。其目的是接轨世界，同时保证中共继续执政，这是底线。他希望通过改革让中共执政延寿。体制改变方面，他也的确提出要把政党活动纳入宪法和法律范围。这是进步一面，可以缓和国内矛盾，约束中共无法无天的行为，可以保持一个良性循环的体制。我分析邓小平时，要注意两面性，就是积极改革和保住中共执政地位。这和大清时期的洋务运动相同，当时的目的也是要让清王朝强大起来直至永远统治。即使中国发生六·四事件以后，邓小平还是强调这一点。他在南巡时讲话说，要坚持党的路线100年不动摇，重新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因为六·四后经济体制改革受到挑战，体制内有人否定。但是，邓没有完成政治改革，造成了历史遗憾。对于邓小平，他的六·四罪行我们都应该记住。
章立凡：一半改革成绩斐然，中共飘然忘乎所以
章立凡说，我谈到了洋务运动，其实我党改革基本是第二次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开创中国现代化进程，造就近代资本主义，先是官督商办，后来有了民营企业，逐渐壮大后在民国有了相当大发展。但是，1949年之后，一切归零。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了这个进程，消灭了私营企业，直至最后导致经济陷入崩溃边缘。邓小平1956年作为政治报告的起草人，提出的中共八大路线就是要以经济工作为中心，不过被毛推翻。毛仍然要搞阶级斗争为纲。一直拖到毛去世之后，才从50年代的出发点重新起步，重建私有经济和农村私有化。这样成本和社会代价重复支出，本身就是成本，浪费了多年时间。与此同时，日本等亚洲四小龙国家60年代就已经获得经济改革的成功，而中国一直在搞阶级斗争。这轮改开后，中国重新与外部世界接轨，但是只学习其中的一半，经济就已经井喷式发展。这让中共开始头脑发昏，自以为是，开始要向全世界推广中国模式、贡献中国智慧。总体而言，改开40年，我们承认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整体有一定程度提高。但是，40年积累的社会矛盾和体制性腐败越来越严重，面临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百姓没有获得公平的红利，以至于出现严重两极分化。发展的红利被少数人和权贵利益集团攫取。邓小平也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今天庆祝改开，政府开动全部宣传机器，是否敢承认，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失败了呢？我认为他们不敢。改开的所谓“初心”，就是共同富裕。这个目标一直没有实现。
章立凡：近平比不了小平，“顶顶层设计”四不像
章立凡说，说到习近平与邓小平的关系，我认为两人没有可比性，无论是资历和对中国的贡献，甚至对中共自身的贡献都不可比。如果说强人的话，起码在治国上是强人，在权斗上也可以是强人。如果只是一手软一手硬，权斗很强而治国很软的话，定位为强人有些勉强，是强人所难。还有，摸石头过河这句话并不是出自邓小平之口。这句话是陈云说的，他50年代开始一直说，至少能在文件中找到七处。邓小平说的是猫论，人们把石头论也解释为猫论的一部分，就是实用主义的意思。摸着石头过河，是当时没有经验，现在有经验了不用摸了。不过也不要把这些东西自视过高。所谓顶层设计是2010年12·5规划时的中央文件提出的。最早是网路工程学里面的说法，讨论国家信息工程建设时有过一场这样的讨论。就是从上到下，各个主系统之间，内网和外网之间要协调，整体设计。现任领导人爱用这个说法。它到底为什么服务的呢？吴敬琏先生说过，现任领导人中意的其实是“顶顶层设计”，开始叫北京共识，后来叫中国模式。英国《经济学人》管它叫国家资本主义；东亚国家称它为威权主义发展模式。就是用强势政府、大的国企、海量的投资来支持一个高速发展的增长。但是，六年来证明这个模式并不成功。其结果是打压民营企业，海量投资建一带一路，权力高度集中，领导人眼高手低，人在顶层不接地气，不了解情况，最后把国家弄成非驴非马的四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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