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 世纪，轻率的、反抗的、狂怒的抑或辱骂性的言论四起，形势严峻。国王大肆追查，试图把言论囚禁于监狱的高墙之内。于是，它们要么虚耗在警方的审讯记录上，要么被记录在某条关押的命令中。历史学家捕捉到了它们，并声称：它们是有意义的。于是，他们追逐着被追查的言论，并构建起人们所说的“精神实体”。这是最后的陷阱吗？是捕捉过去、充满幻想（总之是诗意的）的历史学家的众多化身之一吗？他们曾经错过了那些言论，但现在，正费力地将它们从故纸堆中摘录出来，希望归还它们被国王夺走的那么多年的自由。
当然，这是个梦想，但也是一种信念。靠近那个时代各种事件的言论发生之地，研究那些流窜于街头巷尾的观点，可以构建出故事的情节。如果没有人用心去收集它们，四散的言论将永远保持沉默。当然收集它们，不是为了给它们建个博物馆，而是透过它们看似无足轻重的外表，去找寻那些或反抗或赞同的深层意味，而这些都是从那些从来没有被征求（亦未授予）过话语权的人们口中迸出的。
完全重现那些无名之辈的批判之辞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学家很清楚自己时常会遇到言论的缺失。这样的言论是无法复原历史的，尽管研究者努力在原始资料中寻找，希望它们历经岁月依然鲜活生动，但言论依然是个谜。如今只模模糊糊地确定那些躁动、呼吁和感慨，还有那些秘密对话或公开言论存在过，并且造成一些（有迹可循）的行动，以及历史上无数重要的时刻。有时，沉默的资料中会打开一个缺口，言论被记录下来，通常是因为那些言论引发了公愤或是勇闯某个禁区。这可能是某些忠于职守的警方密探从公共场所打听来的八卦；或者是某些对激烈而颠覆性的运动充满好奇的专栏作者报道的对话；也有可能是被他人检举、被判违法的言论，其始作俑者会遭到追捕；还有那些涂写在墙上的字迹和散落在地的传单上的文字。
整个18 世纪，言论都折磨着当局。关于这一点，当言论是表达反对意见时，大家都能理解；然而，当它们看起来毫无意义，甚至是在歌功颂德时，当局依然备受折磨，这就很让人吃惊了。“支持的话语”所带来的困扰并不亚于“反对的话语”：这是严重损害君主制最深层的思想之一，按照这一思想，庸俗且易冲动的民众根本就无权妄议时事。万一有什么公共事件必须征得民众的同意，一般也是通过常规的礼仪、节日庆典、宗教仪式或是惩戒性的方式来实现的。
这些言论，对各种好的、不好的事件发表意见，表明客观存在且显而易见的事实：巴黎人民并不盲目地接受他们生活的现状。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对民众恐惧至极的君主政体看来，人们对事件的看法，以及对所见所闻发表的言论，居然毫无意义。我们应该调查这一领域，揭示话语管控的意义所在。重新收集这些言论并非易事，因为它们已经分散在不计其数的资料中，可是一旦找到，就可以提出各种相关的问题：它们的历史、存在的理由、话语的动机以及随着时代与事件而形成的不同转变。18 世纪正如其他世纪一样，充斥着谣言。这是一个特例吗？可以说这是公众舆论或是某些政治立场的表达吗？这个提问是很大胆的，可能给人抓住时代错误的把柄，我们都知道那个时代，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男男女女都是国王的臣民而非政治主体。然而，这也是最实在的问题，不是为了再次找寻世纪末那场奠基性事件——法国大革命——的根源，而是为了将言论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运动之中。表达出来的言论与广泛传播的舆论，在言与行的间隙中产生距离、制造歧义并且组织起某些新事物。故而，要在它们产生的地点以及它们涌现的中心牢牢地掌握它们，这样我们才可以读到：“新事物的形成，福柯所说的‘时事’出现了。”
18 世纪的时事是由一介草民在炽热的公共空间发出的、经常被惩戒的言论构成的。我们都知道，小说家们喜爱这些生动的言语，以此表现不为人所知的悲剧或卑微的放弃。我们知道他们想通过对话的艺术让人认知这一“鲜活的实体”，尽管艺术从来就不能改变实体。把这美好的任务留给他们去完成吧。而与此同时，历史学家努力剖析话语以提取其意义，他们特别渴望为那些不值一提的小事、俗事命名，那些日常的言论往往一说出口就消失了。但就是它们，插入原先密不可分的时代之间。这个插入的空隙产生了时事。应该这样说：“他曾为粗鄙的话语困扰，他必须把它们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