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是颁布了《人权宣言》的伟大革命,摧毁了法国的君主专制统治,传播了自由民主思想。在人们心中,法国大革命似乎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因为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导致民众奋起反抗君主,将路易十六推上断头台。法国大革命似乎是高高在上的一场革命,《人权宣言》的理念被不断地诠释、研究,但是这些理论与宣言真的会打动当时的民众吗?民众为什么揭竿而起?法国史学家阿莱特·法尔热的《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与谣言》一书提供了答案。

法尔热认为当时巴黎公众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对城市所发生的事情表达意见,而政府开始对舆论进行监控。作者对当时的日记、警察报告、手抄新闻、回忆录以及巴士底狱档案进行了研究,尽可能的还原了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在整本书中,作者始终关注的一点就是民众的言论、谣言是如何传播、变化的,官方对这些言论的反应以及民众对官方举动的回应,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博弈使得革命在这种环境中孵化。

法国的封建制度被史学家表述为“旧制度”,不擅于应对危机。学界一般认为路易十四之后绝对君主制度的衰落才是“旧制度”的真正弱点,是造成革命的重要原因。绝对君主制度统治不下去,除了财政危机和社会问题外,就是“启蒙运动”的发展。法尔热根据对相关档案资料的研究,发现王室和他们的密探十分惊讶的是民众居然开始表达观点了。法尔热发现这些言论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手写报纸传播的,其隐蔽性使得官方难以追究这些言论的来源。更为重要的是,民众订阅的并不只是一份手写报纸。面对着各种各样似是而非的信息,民众既恐惧又好奇。那么民众究竟关注什么呢?法尔热认为,他们关注的无非是日常生活,渴望了解周边环境。

其实对于民众来说,只是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并将自己的生活融入到这些谣言之中。或者说,民众正是谣言的来源。法尔热在结论部分总结道,公众在亦真亦假的信息空间之中,感到无所适从,渴望知道真相,在自我表达的过程中,人们已然成为或者说构建了现在。言论戏弄了事件,同时又偏离了事件,它们创造出了相异性的新形式。

在现代学术话语体系下,法国大革命的贡献之一就是将绝对君主专制打破,开启了自由民主的时代。但是在许多研究之中,如恩斯特·康托洛维茨的《国王的两个身体》一书中所指出的,近代政治学继承了中世纪的神学政治,不过是将“神”“国王”等概念用“人类”“人类共同体”等概念代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王都被视为国家的代表。国王的真实形象并不重要,在公共舆论中他的形象才是人们所关注的。人们关注与国王相关的细节,随时准备就国王的行为与国家事务发表意见。国王在这个层面上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

法尔热没有拘泥于宏观的论证,他以1720年4月、1720年7月、1725年、1750年、1775年的五场暴乱为案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法尔热认为民众所在意的不只是填饱肚子,与政治形势及经济环境息息相关。暴乱在极短时间里反映出民众长久以来对于自己与国王、与权力、与经济甚至是与警方权力关系的思考。在那个时代,民众关注的问题核心是衣食住行,国王更类似于一个保护者。在今天,讨论法国大革命的书差不多围绕地球一圈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在那个时代,民众如何理解意义如此丰富的“法国大革命”呢?正如法尔热所研究的,暴乱并不意味着民众思想的进步,他们更多只是通过这种形式来表达意见。

另一方面,除了通过暴乱来表达意见,又出现了大量“杀死国王”的言论。法尔热通过对诸多秘密档案的研究发现,“杀死国王”的动机不尽相同,已经成为一种通常表达情绪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之中,国王获得了一个双重形象——气势汹汹又危机重重。一方面君王用自己的绝对权威来追查各种言论,另一方面君主界定者接近自己的界限,依据其个人的意愿来判断这种接近是正常的还是过分的,而这往往又被视为国王的恐惧。这种恐惧反过来又加剧了民众的恐慌——既定的社会秩序就此失去,每个人可能都面临着未知的危机。正是在困境的中心地带诞生了反抗,而暴乱又滋养着始终存在的古老信仰中的残余势力。在这个公众舆论场中,“国王”的形象被解构了,“杀死国王”成为了可能。

长期以来,各种研究者都对法国大革命津津乐道。但是真正参与到历史中的个人究竟如何表达却成为一个边缘地带。法尔热的研究相当扎实,运用的都是一手史料。法尔热展示的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社会是一个流言蜚语四起的社会,各种谣言塑造了民众的诉求、恐慌与勇气。在《乌合之众》中,勒庞所展示的非理性、冲动多变、偏执与专横的群体,其实正是法尔热这部书中所展示的群体。我们现在所看待的“革命”,也许在他们看来只是一场狂欢而已。

本文已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8-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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