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大庆不仅是我的同学,而且是我的朋友。“同学”是无所谓的,但在那时的环境下,我能交“朋友”,交真正的朋友,则是很不容易的。

1923年春,我们一行12人,从西欧来到莫斯科进东方大学。东方大学早已有中国班,中国学生是直接从中国来的,他们派出了十几个人来火车站热烈迎接我们。我们12个人,连同以前分别来莫斯科的两个人(萧子暲、张伯简)共14人。从中国来的学生此时尚在莫斯科的,比我们从西欧来的人更多些,但这两部分中国学生,无形中有隔阂,很久没有消除。我们从西欧来的人,相互间不仅是同志,而且是朋友,这人和那人,或深或浅总有私人的交情;可是,我们和他们无法结交为朋友,他们自己相互间也没有朋友的感情。

当时的形势是这样的,从中国直接来到莫斯科的学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领导人”,另一类是“被领导人”,“领导人”就是旅莫支部党和团的负责人。选举来,选举去总是那几个人轮流(青年团)或永久(党)当选。“被领导人”则是始终未曾当选为领导的人,他们只能听从前一部分人的安排,他们不敢同我们从西欧来的人亲近。

对于这一部分人,我们无法交朋友,甚至无法说话。

那几个“领导人”则常常找我们说话,但不是找我们交朋友,只是来“了解”的。

傅大庆就是“被领导人”当中的一个,除他之外,尚有许之桢、周兆秋、胡士廉、萧劲光、任钧等人。

我最初就是这样看傅大庆的。如果他给我什么特殊印象,那倒不是他的为人,而是他的俄文名Federov,法文重音在最后一个音节上,俄文重音随字而异。他的名更奇怪,第一音节Fe要读成Fo,而且要读得特别重,所以俄国人喊他时我以为是喊另外的人。

但还有两个特别的人,不能不提出来说。这就是蒋光赤和抱朴,他们也是“被领导人”,即他们从来未曾当选为旅莫支部党或团的领导职位的,但他们“不听话”,即不是暗地反对,而是公然反对那几个领导人,有时发牢骚,甚至鼓动别人起来反对。

这两个人不是同我们住在大学里,而是住在附近一个女修道院的一个房间,没有人去看望他们。

我到莫斯科后即同这两个人交了朋友。抱朴那日也去火车站欢迎我们,经人介绍,我就用世界语同他谈起话来,从此之后,我常常去女修道院看他,因此也认识了蒋光赤。我同他们谈文学,谈哲学,谈新文化运动,谈世界语,等等,谈得很投机。

从西欧来,有人悄悄警告我:抱朴和蒋光赤是反对派,反对旅莫支部领导的,你不要同他们来往,但这警告太迟了,我已经不能断绝同他们的关系了。

一天,我去看他们,意外地看见傅大庆在同他们谈话,我很惊讶,后来听他们说,傅大庆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看他们一次。原来并非无人敢去女修道院看他们。其实,旅莫支部并无明令禁止同他们往来,不过暗示而已。那些人为了避免麻烦,就不敢去看了。

从此我就同傅大庆交了朋友,常常在大学本部同他在一起谈话,互相询问家庭情况和经历,以下便是我对他的了解。

他是江西人,似乎父亲早死,他的母亲是一位女教师,靠教学收入辛辛苦苦养活几个小孩子;孩子们不仅长大了而且都受了教育,长子大庆还学会了英文,不仅读能听,而且能说能写,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无论是直接来自中国,或从西欧转来的,没有人比他英文更好的。

1920年,为了继续求学,他从江西来到上海,接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了《新青年》文章,他为陈独秀文章所说服,便写了一信给陈独秀,陈独秀回答了他的信并约他见面。见面之后,陈独秀要他住在新办的外国语学校,那是杨明斋新办的学校,表面上学俄文,事实上进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有十几个青年聚在一起。恰逢莫斯科要办东方大学,杨明斋便把这一批青年送到莫斯科来了。

这是1923年傅大庆告诉我的话,至今已有73年了,我还记得(也许有些事情,年老记错)。

正因为我还记得傅大庆同我说的家人情况,所以1929年秋天从党内渠道收到一个青年人来信,信中说:他是傅大庆的弟弟,知道我是他的哥哥的朋友,要我去看他,他住在打浦桥新新里。我毫无顾虑地去了,同他在附近的跑狗场周围兜了几个圈子,知道他要我介绍工作,我当时无此能力,只好向他道歉了。

我在西欧来的人中交了几个朋友,到莫斯科后,又交了三个朋友,傅大庆是其中的一个,自然,我不能说傅大庆是我的最亲密的朋友。我欣赏他不怕打击,敢于同领导所厌恶的人往来。

1924年暑假前,回国革命已开始酝酿,旅莫支部派遣一大批同志回国工作,暑假前已经有一队出发了,暑假中又出发一队,人数可能比第一队更多,带队的人是陈延年,我被指定为庶务兼会计,傅大庆也在此队中。奇怪的,是此行我没有留下什么有关傅大庆的印象,大概是为了事忙的原故。

到了海参崴,但没有船去上海,只好住在海员俱乐部候船。

等了好几天,有一条英国船来了,但这是货船,不是客船,水手是中国人,说能够用“载黄鱼”的办法载我们到上海去,不过只能载五六人去。我们商量先去几个人也是好的,于是一部分人,傅大庆在内,先回去,队长陈延年,会计郑超麟,以及其余的人,则等待以后俄国船开赴上海时再乘去。

九月下旬,俄国船终于启锚了,我们也就回到上海了。

先头一批回来的人已经都分配工作了,傅大庆自然也分配了工作,按照地下工作的规则,我不敢问他分配到什么地方去。总之,我从此失去了同傅大庆的联系。大革命时代,我没有听到傅大庆的消息,大革命失败后也是如此。

可是,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我看见了傅大庆。

那是在1931年夏秋之交,我已经被共产党开除了,我因托派活动罪被国民党逮捕,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等待判决。我住在“人字间”,这条弄政治犯最多。一天,看守送进来一个犯人,是从广州押来的,就要解到南京去。我看见了,吓了一跳,原来是傅大庆,他看着走来走去的犯人,一个都不认识,忽然看到了我,马上走近我,悄悄地说:他有事情要报告中央。他自然不知道我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在此情形下,我也不必首先告诉他我是托派。我答应了他,他就说给我听。

原来,他是在印度加尔各答办英文报纸,报馆被封,人被捕,他被引渡回国,要押去南京受审。他在广州看守所中遇见胡志明,胡请他设法通知中共中央营救他,傅大庆要我将胡的要求通知中共中央。

我义不容辞,尤其因为胡志明也是我的熟人,但怎去通知中共中央呢?

我想起,在龙华看守所一定有中共秘密支部,能够传达消息。但哪一个政治犯是支部负责人呢?在“人字间”的中共政治犯中,我只认识两个人:陈为人、关向应。我考虑结果,认为三条弄里的总负责人是陈为人。我直接找他。我说,刚才解来的犯人名傅大庆,是在印度被捕的要解到南京去。他有重要的话要要报告中央,我现在要告诉你,陈为人立即严肃起来,不说一句话,听我说下去。我把傅大庆的话一字不漏地说给他听。他咬紧牙关听我说完,仍旧不说一句话。我明白,我的目的达到了。

两三日后,傅大庆就解走了。

我记不清楚,究竟是1937年出狱后,或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则新书广告:克劳塞维奇的《战争论》的译本出版了,译者署名傅大庆。于是,我知道傅大庆已经自由了。我想,他一定在延安担任什么重要工作。

在龙华看守所这件事,我对当时的托派同案犯也未说过,我也未曾记录下来。

几十年后,以及关押了27年之后,我已经淡忘了这件龙华看守所的事情,我自己也恢复自由了。忽然有一位穿着朴素的职业女性来我家看我。我请他坐,他拿出介绍信来:名戴晴,新闻记者。

戴晴当时已经相当有名,但我不知道。我要知道这位访客的更多情况,便问道:“你姓戴?”

出我意外,她说:“我不姓戴,我是你的同学的女儿。”

我很诧异,说:“我有什么同学能够生出你这样的女儿?”

她于是从带来的包内抽出一本《郑超麟回忆录》,翻开某一页,指着上面写的“傅大庆”三个字给我看:“我就是他的女儿。”

于是我仔细看她,我说:“你,你的脸型,确有几分像傅大庆。”

接着,我便问傅大庆的消息。原来,他在北方做抗日的地下工作,抗战初期,就被日本人杀害了。

自此以后,我留心报刊上有关戴晴的消息,我发现这消息愈来愈多,也愈来愈重要了。报刊消息不需要我赘述了。我还注意到她有勇气,敢于不服从上级的不合理的规定。这一点,同她的父亲一样,难道这正是出于遗传的么?

不久之前,戴晴路过上海,又来看我。我看见我面前坐着的衣着朴素的职业女性,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却是一位世界名人。老友傅大庆有知,亦可含笑于九泉了。

1996.10.17

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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