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一、新左派出现以前的中国思想界
二、新左派产生的背景及其基本理念
三、温和与激进:新左派的两种类型
四、从话剧《切.格瓦拉》看新左派的社会影响
五、对新左派思想的评论
六、中国新左派的潜在政治影响

从80年代到世纪之交的20年里,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经历了两次思想分化。第一次是80年代末的自由主义与新权威主义之间的思想论战,第二次是90年代末以来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思想论战。正是在这一思想分化的基础上,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就中国应采取何种政治选择与发展目标以及一系列重要国际与国内问题,形成了自由派、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三种不同的价值与思想倾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社会的分层化日益明显、经济分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日益严重,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新左派思潮日趋活跃。新左派从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角度,提出了公平、社会正义与平等的价值诉求;然而,他们把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当作典型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来认识和评说,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念抱有相当积极的肯定,对当今中国融入市场经济与全球化主流的总趋势提出质疑与挑战。他们著书立说,在网上相互切磋,国内外彼此呼应,与自由派知识分子展开了论战,而且在论战中采取主动攻势;与新左派的活跃相比,自由派往往只是作为守势的一方加以回应。近年来,中国的新左派俨然已成为一股在学术界可与自由派抗衡的重要思潮。

一种新思潮的出现往往深刻地反映了社会面临的困境。通过对新左派这一思潮的研究,可以认识当前中国社会蕴育中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本文重点分析新左派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观点、代表人物及主要学理资源;对比新左派内的温和派与激进派,说明他们对青年一代的吸引力何在,并指出新左派观点的认识缺陷;最后,将就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对未来中国政治可能的影响作若干预测。作为一个思想研究者,我力求尽可能客观地考察他们思想发展的社会背景及思想的内在逻辑,对他们追求公平的道德正义感抱有尽可能的同情理解;但另一方面,我又不得不对他们的思想谬误进行理论上的批判思考。

一、新左派出现以前的中国思想界

大体上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界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 改革初期知识分子思想的同质性与板块性

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后,思想界首先呈现出一种价值态度、思维方式、政治取向上的同质性、共向性与板块性。在80年代,随着西方经典的大量引进和对“文革”的彻底反思,知识分子率先冲出“文革”时期专制的迷雾,开始呼唤人的尊严、价值、自由、启蒙与思想解放,在这种情况下,对外开放、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自然而然地成为许多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目标。尽管各人研究和关注的问题有所侧重,但根本价值与目标趋向上的意见分歧并不突出。可以说,80年代是一个以启蒙为知识分子共识的时代。从“西单民主墙”、潘晓引起的讨论,直到电视时论片《河殇》的出现,基本上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总体上的价值、思想与观点的同质性。当时各地各大学纷纷出现的各种沙龙、校园里举办的各种讲座、人们私下的思想学术讨论,几乎都围绕着同样的话题,人们的态度与观念也出奇地一致,即反对极左路线的回潮、要求政治上发展民主、积极支持经济开放与政治改革。因此,可以把改革初期知识分子中的这种思想状态称之为同质性、板块性、反体制的逆向性思潮,它本质上属于呼吁民主的自由主义思潮。

造成这种同质性思潮的原因是,在全能主义政治体制下,青年知识分子生活于基本同质的封闭环境中,受同样的环境刺激(如“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刺激、插队落户的生活体验、对“四人帮”极左思潮与文化专制主义反感、目睹经济落后生活贫困形成的中外反差等),社会阶层差异和阶层利益对峙相对较小,这种生存条件的同质性导致了逆向心理的同质性,这正是80年代知识分子自由启蒙思潮的心理基础。

可以说,80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都是同质的思想解放派,都是“五四精神”的传人。当时笔者曾怀着相当乐观的态度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大意是,“自中国近代以来,从来没有一个时期象在80年代那样,活着的整整三代人,在政治观念上如此的一致,这样一个民族是非常有希望的。因为不存在其他的政治选择。我们正承担着一种令前人欣慰、使后人羡慕的历史责任”。这种乐观信念正是基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观念与价值态度上的空前一致性而形成的判断。

2. 第一次思想分化:自由派与新权威主义之争

80年代中期思想界出现了第一次分化,即自由派与新权威主义之争。虽然当时的早期自由派思想在思想解放与呼唤改革方面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但一旦涉及到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民主道路时,这种特定条件下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弱点就显现出来了。正如思想史研究者所指出的,中国20世纪以来的自由民主思潮是对家长制专制权威压抑个人自由而激发的批判运动;人们要求民主的愿望与专制压迫的程度成正比,而与民主政治的社会经济条件并无关系。因此,在这种民主思潮支配下的政治选择就是扫除专制、实现多元民主政治。知识分子普遍不约而同地接受或相信这样一个前提,即存在着一种好的制度,那就是先进的民主与市场竞争相结合的西方文明模式。在他们看来,民主制度如同一件好的雨衣一样,谁要避雨,穿上它就可以解决问题。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去穿多元民主政治这件好的雨衣,不是思想不够解放,就是既得利益、保守势力的阻挠。因此,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启蒙与反抗保守派。

80年代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思潮中渗透着较为强烈的道德主义色彩,因为人们只关注这种主义在道德上的价值,而较少关注这种主义有效实施的客观社会条件。这种自由民主思潮本身在逻辑上具有激进性。到了80年代后期,随着“价格闯关”的挫折与“官倒”的出现,知识分子中的焦虑感进一步强化,自由主义思潮则日益激进化。在这种背景下,强调政治稳定的新权威主义作为对自由主义激进化思潮的反向运动而出现,前者以渐进、稳定与秩序为己任,主张运用开明的权威来主导现代化,由政治稳定来引导经济发展,由经济发展来引导社会利益分化,以利益分化来引导契约性的人际关系作为社会的联结纽带,并认为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利益团体之间的这种契约性关系才是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他们认为,民主只有在社会结构发生实质性变化之后才可能在中国生根。正因为如此,在他们看来,开明专制下的社会进步才是最终实现民主与现代化的条件。

新权威主义的出现立即引起了当时作为知识分子主流的自由民主派的强烈反弹。自由派认为,在中国尚未充份清算专制主义流毒的现实情况下,新权威主义的出现起到了“为虎作伥”的作用,并有使中国走向复旧的危险。他们指出,当人们已经受到专制权威的痛苦经验之后,有什么理由把自己的命运再次托付给权威统治者?他们还认为,权威具有危险性,一种不受民主派压力的权威难以避免腐化。当一个社会刚刚从某种权威体制所造成的危害中摆脱出来时,人们对任何权威政治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说,这次思想论战关于自由与权威之争,实际上是20世纪初期自由民主派与开明专制派之争的历史延续。新权威主义相信,民主激进化将会导致权威与秩序的瓦解,并使现代化失败。相反,民主派则担心,新权威主义在理论上给予权威政治以合法性的“执照”,将使这种原应受到制约的权威不再受制衡,反而有恃无恐,变本加厉。民主派出于对专制压抑个人自由的反抗,要求建立一种具有议会精神的民主政体;新权威主义论者则出于对虚拟民主政治造成社会失序的担忧,而要求通过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开明专制所保证的政治秩序,来渐进地推进社会经济的变迁,并为未来的民主政治创造基础条件。这两种思想之间的冲突并不在于中国是否应实现自由民主这一最终目标,而在于以什么方法和途径才能实现中国的民主。

3. 90年代自由派的温和化及其与新保守主义的合流

从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到90年代中期,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主流开始走向温和化。由于苏东剧变后激烈的政治动荡以及一些国家在经济上实施“休克疗法”遭到失败,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激进自由主义理念的反省。他们从苏东剧变中看到,激进变革的后果并不理想,因此逐渐认同了体制内渐进变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面对中国如何走向民主政治这一重要问题,许多人开始采取较过去冷静、现实的态度。

1992年邓小平作“南方讲话”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民赚钱”的时代,而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化过程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在市场化过程中,与其他劳力者阶层相比,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知识能力是一种更容易在市场条件下获取稀缺资源(如权力、地位、名望、财富)的“资本”,所以90年代中期以来不少知识分子成为得利阶层。自由知识分子中最具活力的一些人物,在非政治的民间空间里发现了前所未有的获取经济利益与实现自我价值的新机会。这是那些曾积极主张激进西化的自由派逐渐走向温和化的最为重要的社会原因。这种政治温和化的表现是,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为,当前中国这种在政治保守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不但对自己有利、同时也对民族和国家进步有利。

光有利益上的变化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温和化,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普遍接触并接受了哈耶克的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知识分子从80年代崇尚卢梭式的反专制型激进自由主义,转而对英美式温和的中产阶级式自由主义发生兴趣。由于90年代以来激进自由主义思潮渐渐从中国的思想界淡出,80年代中后期那种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执政者之间的矛盾得以缓解,多数知识分子对权威政府已不再有过去的那种强烈对立情绪,这就使新权威主义与自由派之争不再表现为以往那种强烈的对峙。自由派走向温和化后,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新保守主义相当接近,实际上已变得与新保守主义没有明显区别了,两者出现了合流的趋势,构成了支持现存体制的新的社会支持力量。

二、新左派产生的背景及其基本理念

1. 知识分子对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三种不同态度

9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分化、权钱交易与腐败等社会问题逐渐突显出来。一位在中国具有广泛影响的著名学者曾用以下一段话表达了相当一部份知识分子对中国现状与前景的忧虑:“中国已经进入富裕阶层进一步暴富而贫困阶层进一步贫困的过程。与拉丁美洲和泰国相似的是,这个阶层往往不是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过程而诞生的,而是用垄断条件的再生产来聚敛财富。总起来说,今后的5到10年将是社会不公、两极化加剧的过程。在拥有总体性资本的富裕阶层继续暴富的同时,不仅农村,而且部份城市人口将被抛进贫苦人群之中。”这位学者认为,中国经历了20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垄断性、排他性的特殊分利集团已经形成,社会已出现两极分化,中国很可能面临走向“拉美化”的不良前景。他的这些看法引起了知识分子普遍的关注。

知识分子对如何看待当前出现的社会不公与两极分化大致有3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这种消极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目前中国存在的贫富分化过程是现代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企业重组与股份化中的“过程不公平”将由资源的市场化合理配置而最终达到“结果公平”。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政治选择,一切现存的问题与矛盾都有其不得己的原因,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会经历程度不同的“拉美化过程”;东亚与拉美的民情和文化不同,东亚国家的政府比拉美二元化社会中的政府具有更强大的经济调控功能,能化解“拉美病”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稳定高于一切,只要能维持政治稳定,改革开放的方向不动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完善,在加强政府的有效控制的同时,通过健全与完善法制建设,社会现实中的这种种不合理现象将会逐渐被克服,而任何对政治稳定的破坏都是对民族不负责任的行为。持这种主张的人中有新权威主义者、现体制的既得利益维护者与自由派右翼。某种意义上,这一观点往往被新左派认为是代表了既得利益阶层的立场。

第二种是自由派里中间派的观点。他们对权力腐败、贫富分化、分配不均等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批评也相当强烈;但他们认为,这些问题不是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在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期间政治权力不受制约而造成的,也可以说是“权力介入了市场”所造成的,是政府的“看得见的脚”踩住了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结果;所有这一切新问题的根子还是源于权力过于集中的旧体制,他们认为,推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加强多元社会对权力的监督、以民主来制衡腐败与两极化、改变权力的垄断地位,才是根本的出路。

把第一种与第二种观点相比较,可以看出,两者在肯定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上是一致的,但前者以为,种种社会问题可以通过加强政府的权威来解决,而后者则强调,这些社会问题应当通过发展民主制衡的方式来解决。

新左派的意见与以上两种不同。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视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伴随的现象,主张用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来解决中国的现存社会问题。大体而言,他们的观点可被概括如下:

首先,中国现在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官僚腐败和社会不公的根源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按照这一逻辑,既然资本主义是社会问题的根源,那么就可以应用西方左翼思潮批判资本主义体系的理论(如“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y)”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等),来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不平等。他们认为,“资本”是对“人性与人的尊严的全面奴役与控制”,而市场经济的实现是“以牺牲大多数下层民众的利益这种不公平作为代价”。1994年有一位从美国留学返国的经济学博士曾对作者表达过一个观点“改革就是受资本家剥削,开放就是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这一观点虽然过于简单和极端,但却相当鲜明地表达了新左派的价值取向。

其次,他们有一种相当强烈的对社会平等的价值追求。新左派人士对公平分配的强调和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使他们进而倾向于肯定平均主义,主张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方式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他们认为,既然人欲横流、贪污腐败盛行是“私有制”的必然产物,要从根本上防止人的异化,就应该实行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式分配,同时让下层民众在公有制前提下参与民主管理。

再次,他们认为自己“重新发现”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义与价值。旅居加拿大的新左派人士李宪源曾在网站上发表文章说:“毛泽东对后革命时代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孤独的充满了众叛亲离的悲剧色彩的探索,终于在这世纪之交,引起了一大批后来者的广泛关注和共鸣。”新左派人士认为,毛泽东当年进行“文化大革命”是要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批判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批判资产阶级,解决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他们认为,毛的“文革”虽然失败了,但左派的路线和思想理论并未失败,中国还是应当走出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据《亚洲周刊》报导,新左派学者崔之元曾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表达过如下惊世骇俗的观点:“文革是真正实现了民主的时代,是一次伟大的制度创新。如果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道路、沿着文革的道路走下去,我们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光辉道路来。”在新左派看来,中国的出路在于对抗世界经济的现存格局,走一条任何现存文明形态都未走过的创新之路;他们认为,可以从“大跃进”和“文革”这类毛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启示。

2. 新左派知识分子的基本状况

从学术出身来看,新左派知识分子大体上可被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批评出身的,他们更多地是以西方左派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为理论资源。第二类是社会科学出身的,他们十分熟悉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第三类是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以“后殖民主义理论”、萨依德关于“东方主义”的观点等为理论资源,不过,此类民族主义者与前两类人在观念上未必完全一致。从总体上看,他们的年龄在30岁到40岁之间,大多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任职,一些主要代表人物还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名校取得了博士学位。有学者认为,90年代末期,新左派在国内两个最具影响的重要人文学术阵地──南有《天涯 》、北有《读书》──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机会,并在国内一些重点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系科的学生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在海外也有一些具相当影响的网站,如《中国与世界》、《呐喊》等。

一般而言,他们并未表现出在现体制条件下参与政治的直接兴趣与动向,而只是作为学者、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形成过程的参与者在学术思想界活动。他们中的一些人经亲朋介绍、与原教旨主义的左派(即老左派)建立了若即若离的私下接触,前者要求复苏社会主义的观点也受到一些老左派人士私下的赞赏。但迄今为止,从总体上说,新左派知识分子与老左派官僚之间并不存在政治上的合流与合作。这首先是因为,在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下,老左派在社会上名声并不好,新左派若公开与之合流,会损害自己的社会名声,而且在政治上此举也颇犯忌。其次,对于受过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训练的新左派博士们来说,老左派使用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陈旧意识形态话语和教义已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再次,老左派的党官僚主义式教条思想模式与新左派更具浪漫主义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之间,其实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最后,多数新左派学人并没有直接参与政治的意愿,因而对老左派拥有的政治资源也缺乏兴趣;即使个别新左派学人有兴趣参与政治,但老左派官僚已是退出政治中心的边缘人物,并没有多少政治资源可提供。总而言之 ,新老左派在观念与价值上有若干可沟通之处,但他们之间迄今为止并不存在政治结合点。一般而言,青年的新左派都是一些著书立说的学者,各自活跃在思想界,并未形成有共同政治诉求的、欲参与政治的社会群体。

三、温和与激进:新左派的两种类型

从新左派学人的思想状态与观念来看,可以发现,由于学理资源不同、价值取向上的侧重点不一、心态上或经历方面的区别,新左派学人可以被区分为温和派与激进派两种类型。这一区分有助于研究他们未来的政治走向。

温和型新左派:后现代主义型

就此类人的理论资源与关注的核心价值而言,就其用后现代主义的价值来解读中国问题而言,或可称这部份学人为“后现代主义型”的新左派。此类新左派关注的重点是,国际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问题如何体现于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之中。他们力图用西方新左翼思想运动的理论及后现代主义理论,对中国现实进行批判反思。他们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造成的人的异化,从市场经济的过度膨胀产生的消极后果的角度,提出建立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新社会的诉求。

他们认为,既然中国已经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潮流,就需要在中国形成一种制约过度市场化的历史潮流,来抵制资本主义的膨胀。他们从发生于美国西雅图的有500多组织参加的示威运动中,从示威抗争者提出的“世界不是商品”的口号中深受鼓舞。他们从中看到了“左翼珍贵传统的再现”。在他们看来,这种左翼传统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弱势者的团结和国际主义,反权威、反专断、反剥削,反对人类世界的异化与商品化。他们从1968年西方学生运动对消费社会展开的批判中获得精神支持,呼吁“拒绝将人等同于单纯的消费者。”

他们认为,左翼思潮在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时代有其独特的意义。他们反对“全球化是人类的宿命”以及“贸易自由是至高无上的价值”;认为“自由贸易逻辑的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间存在一道日愈扩大的鸿沟。富者不断积累财富是以无产者的边缘化、赤贫化为代价的;富国的经济扩张是以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破坏和债台高筑为代价的。”他们重申马克思19世纪中叶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他们常常提醒读者,生命的意义在于个性的解放,马克思曾有过一个梦想,认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新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引用的上文可以大体上概括出这类新左派的基本特点,他们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的角度来申张自己的左派主张,倾向于把中国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问题看作是发达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矛盾的体现。

此类新左派还主张以国家力量来干预经济生活,从而防止自由放任主义对弱势民众与团体的侵害。他们对自由竞争抱有极大的疑虑,强调市场经济必须受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制约和调节;他们认为,这种近年来在东欧俄国大行其道的所谓“自由主义”,实际是以剥夺大多数人为代价来造成少数人的自由。他们把俄国经济改革中的失范与无序化现象概括为“掠夺性资本主义”。由于他们强调国家通过干预社会来实现更为公平的分配,所以他们也可以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型”的新左派。

由于此类新左派人士把中国当下的问题视为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问题相似,他们的文章中充满了从西方引进的最时兴的新左翼思想理论的概念,如法兰克福学派、女性主义、劳动场所人性化等。他们还要求文化主权、尊重本土文化、反对文化商品化、反对西方流行的“现代性”、“后福特主义”;反对过度资本主义化对人性的压迫、反对人的异化、反对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接受一个同质的由金融和政治寡头主导的世界”。

温和型新左派大多数是学院派,与下文分析的激进左派相比,前者的文风相对而言有些“贵族化”,往往用词艰深,一般民众很难理解、不容易对他们的高论产生兴趣,而他们似乎也不在乎民众是否能理解他们的思想。他们虽然不断强调大众民主,但从未想到要如何把自己的理论付诸社会实践,从未对民众进行思想理念上的号召动员。

应该指出,此类温和新左派中的一些思想观念有其合理性与积极作用。中国虽然是个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的全球化,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问题确实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他们敏感地意识到中国问题不能完全脱离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来理解,如果其左翼理想主义不是走得离现实太远的话,对防止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偏向也可起到一定的示警与纠偏作用。另一方面,他们致命的缺陷是学院派的书生气与左翼的拿来主义,实际上他们生活于“西方译语世界”中难以自拔,一位自由派人士形像地讽剌此类新左派以“后现代主义”来规范正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的中国的方向,无异于“要瘦子减肥”以及“给婴孩发避孕药”。温和新左派对文革中的平均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人民公社与大跃进均怀有一种文化浪漫主义的审美心态,并因而产生误读。他们的“化腐朽为神奇”的态度,也为老左的传统思潮的复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激进型新左派:民粹主义型

与温和派相比,这种新左派在当下中国大陆更具有消极性与危险性。他们过份地夸大了现实生活中市场经济与自由竞争过程中某种由于脱序和失范而出现的消极现象,并把此类消极面视为资本主义的本质表现。由于这种悲观估计,他们在情感上思想上对现实有一种更强烈的疏离感,并形成一种更具情绪化的激进的左的社会批判意识。在他们看来,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中国民众已经成为被资本家奴役的奴隶。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青年教师旷新年、北大中文系青年教师韩毓海、民间音乐人张广天(话剧《切.格瓦拉》的导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黄纪苏(《切.格瓦拉》的编剧,曾在美国某大学读过社会学)等。

新左派人士李宪源在网站上发表的一段文字颇能代表他们的典型心态与思想:“每当我看到海外华人报刊和中外电子杂志上所披露的中国那些弱小者的悲惨境遇,那些被资本家反锁在熊熊火堆里挣扎着的生命,那些活活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女工……,读到《人民文学》上经过高度典型化概括的催人泪下的人物遭遇和命运,以及想到改革是为了使中国百姓在2000年达到小康水平而结果却是千千万万的弱小者面临下岗失业,不得不用强势者暴富者一瓶洋酒的价钱去维持一个月的生活,就觉得心里非常压抑。虽然对西方畸富畸穷的社会现象,我早已司空见惯,但一想到与西方类似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状况,发生在祖国父老兄弟和姐妹的身上时,而且恰恰是在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创造了巨大财富的情况下发生的,我就不能不深刻反思,不能不问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和责任!”这一段话语充份表达了新左派知识分子强烈的为下层阶级讲话的道义责任感。然而这种责任意识却建立在错误判断的基础上。

大体上看,可以把此类新左派的特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们具有强烈的“底层意识”、反知识分子倾向与民粹主义倾向。从他们的经历来看,不少人或出身于社会底层,或在西方留学时面临自由竞争的巨大压力而深受挫折,从而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憎恶感。他们在国内与国外多少有过被主流社会歧视的边缘人经历,在社会底层生活的经历和挫折感使他们对占有社会稀缺资源的精英阶层有一种强烈的抵制、怀疑乃至憎恶情绪,当他们看到某种社会不公现象时,就会把个人遭遇到的挫折与他所看到的社会不公平联系起来,并自认为是“底层民众利益的代表者”,产生一种“为民请命”的使命感。这种“底层意识”使他们对知识分子精英有一种本能的强烈的不信任。因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主流肯定中国市场经济的走向的合理性,他们就由此认定,知识精英与当权者及有产者阶级已经“同流合污”,成为奴役社会大众的“帮闲”文人。

仅举一位激进新左派人士为例,他出身于贫困家庭,从小受到种种不平待遇,后来在大学读书时又因自由化而再次受处份,毕业后被分配到极其落后的地区任教,生活中的种种挫折不幸使他内心始终有一种强烈的边缘人的反抗社会的冲动。这种心态与挫折经历十分象波尔布特。这位新左派人士的底层意识使他有强烈的反知识分子情绪。因此,他在一篇与自由派学人论战的文章中居然说,“中国没有自由主义,只有法西斯主义”,要自由派把“化公为私”与贪污的公款吐出来云云,洋洋万言,几乎通篇是对论战对象的人身攻击与蔑视。

当然,底层的边缘人未必都会成为新左派,以下就是一位同样出身社会底层、然而却具有强烈自由主义倾向的青年学者对这位新左派人士的批评:“我的出身也是农民,我的家人至今都在农村,我知道当代农民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而且是缺乏代言人的,但是他们的命运绝对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他们的命运也绝对不是回归集体主义经济可以改善的,他们的命运在集体主义经济时代更惨。记忆中的集体经济时代,生产“队长”与书中的旧社会恶霸、地主差不多。他的权力至高无上,主宰队里所有人的工分(收入)以及政治地位,他说给谁多少工分就是多少工分,他说谁应当批斗谁就批斗谁,他说谁不能出门要饭就不能出门要饭(要饭必须经过他的手开证明)。农民在这样的压迫之中,常常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毫无尊严和自卫的能力…….。每每想到在那样的处境中我的家人,我的祖父和祖母所受到的非人的待遇,我就会流泪。这就是新左派们所渴望的平等?农民所需要的绝对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一套,而是自由,真正的打破了等级制度的自由。城里人再也没有权力驱赶他们,他们拥有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地迁徙,在他们自己的国度,在大地上自由地走动的权力,这比什么都重要。”

“底层情结”可以把一部份人引向自由派,也可以把另一部份人引向激进的新左派。后者认定,自由主义不能解决中国底层社会的严重问题,只有左翼的平民革命才能使下层民众得到自由。在他们看来,对于充斥着土豪劣绅式的农村干部与地痞流氓的社会,温和的自由主义是没有意义的;左派的平民革命理论才最能充份表达“冲决网罗”式的激情。这种心态与思想早在20世纪初蔡和森等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中就出现过。海外一些新移民中的新左派也是如此。他们移民西方后始终处于社会边缘,有一位人士说过,他的新左翼思想是与西方资本家对他的剥削所给予他的个人刺激有关。正因为如此,一位新左派激进人士就有了如下极端主义思想:“我们所面对的一大批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人,他们实质上是要实行野蛮的、残酷的、毫无人性的奴隶制,要实行法西斯主义。因此,与其说我反对自由主义,与其说我反对资本主义,还不如说我反对奴隶制,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自由主义的权威主义化和法西斯主义化。让我们守住1789年的阵地,让我们守住法国大革命的最后阵地,在这个阵地前写着:自由!平等!博爱!我们不能从这些历史进步的阵地上永远后退。”

他们对知识分子主流表现出极度蔑视的同时,却把民众视为天生纯洁的、优秀的、没有受到污染的,认为民众天生具有革命精神。这种激进新左派因此能接受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的民粹主义革命观,即“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种反精英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想在北京2000年上演的《切.格瓦拉》这部充满新左派思想的话剧中得到了充份表现。剧中以“脚”自居的伐木工人愤怒地斥责和嘲弄以“脑”自居的劳心者的理论;在剧作者笔下,那些自以为是在为民族争取奇迹般的发展的知识份子,都不过是特权阶级的帮凶,或者简直就是新式的压迫者本身。

他们从“底层意识”出发来理解毛泽东,从而把毛泽东完全诗化为平民主义革命“圣人”;他们对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乌托邦思想,对于“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却没有丝毫批判反思的精神。他们事实上对真实的毛泽东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在被他们诗化的毛泽东身上寄托自己的文化浪漫主义。这一点可从《切.格瓦拉》一剧的导演张广天以“一个红小兵”的身分所写的“在毛泽东灵前”的文章中明显地看出来。

其次,他们具有强烈的反西方情绪,其中部份人有在西方留学的经历,在西方所受到的挫折使他们比那些进入中产阶级的成功的留学生更深地体验到西方社会的消极面,这使他们在情绪上无法接受中国将成为西方式社会的现实前景。例如,《切.格瓦拉》剧作者黄纪苏曾在美国留过学,他在与作者的讨论中谈到过其个人在美国的体会:“你坐在美国餐店里一连18个小时洗盘子时,望着堆得高高的盘子时感受到的美国,与在餐厅柔美低沉的音乐声中感到的美国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把这种切身的体验投射到中国现实中,形成了一种激进的左派信念。虽然温和派左派中的一些人也有反西方情绪,但远不如后者表现得如此强烈而深切。

第三,他们往往秉持道德优越感下的斗争哲学。由于他们自认为真理在握,于是就有了一种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他们从道德上把一切事物分为“非正即邪”的两极。由于他们自认为是站在人民的一边,结果,凡是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只能被理解为“道德上的邪恶”;并进而认为,对于“邪恶势力”,为了人民的利益就要坚决斗争。这种专制式思维方式使他们在心态上极不宽容,表现得特别咄咄逼人。例如,旷新年甚至用毛泽东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来攻击自由派知识分子。实际上这已不是单纯的个人学风问题了,它反映出激进左派特有的“道德优越感下的斗争哲学”的通病。当年蔡和森在法国留学时,称中国必须有一场针对那些拥有10万20万小资产的小资产阶级的俄式革命,在思想方法上这种观点与上述的正邪两极分类法有关。波尔布特式的革命激情与他们所鼓吹的“格瓦拉精神”,与他们的激进左派思维方式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此类人有相当强烈的革命情结。一则渊于左派共产党文化在潜意识中的积淀,在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尤其是他们所认为的“不公平”的贫富分化的情况下,传统的劫富济贫的平均主义观念激活了共产政治文化中的这种传统因素。对他们思想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暴民政治革命发生的思想机制,就此而论,他们可以说是左翼革命思想的活化石。

第四,他们具有类似于雅各宾党人的民众动员冲动与暴力崇尚。由于激进新左派具有上述底层意识、反精英主义的民粹主义倾向、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下的斗争哲学以及以西方为邪恶敌人的斗争意识,他们往往具有动员民众来实现“公平社会”的强烈意愿。可以说,此类新左派人士骨子里有一种暴民政治的革命倾向,一种底层革命意识,一种诉诸于民众动员的内心冲动。他们的文章中充满了早年共产革命的种种语汇与符号。

这一点与那些认同“后现代主义”价值取向的温和派不同,前述温和新左派一般而言都在西方大学校园里享受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具有“贵族化”、“精英化”与书斋式的学院主义倾向。而民粹主义新左派大多出身于底层的经历与在他们在西方的挫折感,则使他们具有自下而上地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动员冲动。民众的情绪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他们甚至相信,中国受资本家剥削的大众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如果说温和派左派在艰深的理论世界中乐此不倦,那么,激进左派的文风则相当通俗,他们中有些人如黄纪苏,更愿意采取通俗的文学形式来宣传他们的主张。他们也从大众的情绪反应中来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正因为如此,他们找到切.格瓦拉这个历史人物作为他们的偶象也就决不是偶然的。国外激进新左派与持不同政见的底层工人也已找到了某种结合点。当然,由于国内激进新左派深知大陆政治游戏规则的限度,这种与民众结合的迹象并不存在。

四、从话剧《切.格瓦拉》看新左派的社会影响

2000年4月至5月,在北京小剧场上演了话剧《切.格瓦拉》,此剧的上演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极大轰动。据称,《切》剧一共上演了37场,平均上座率达120%,共接待了10,000多人次的观众,有时剧场过道里都坐满了人,迟到观众站着看的情况并不少见,演出真正达到了媒体所说的火爆程度。十几个大学生甚至专程从沈阳赴北京来看话剧。有的观众泪流满面,连看两遍者大有人在,不少人看了5、6场,有的甚至连看12次。演出时往往全场情绪激昂。它的上演标志着新左派思潮第一次走上文学艺术的舞台,走向了民间。观众的主体是北京的大学生、离休老干部与老左派人士。虽然此剧的演员是有报酬的,但主创人员黄纪苏、张广天则不收报酬,以表示要身体力行左派无私奉献的精神。该剧上演后,官方一方面认为该剧的题材本身“没有问题”,另一方面则认为剧本在题材的理解和发挥上“有问题”,因此允许该剧上演、但不予宣传。自由派知识分子则与新左派就这场话剧展开了论战。

切.格瓦拉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左翼革命符号意义的历史人物,古巴革命胜利后,他出任银行行长,制定了废除货币政策、要求人民必须义务劳动等方针,要以此方式来发展经济,他还主张把懒散的工人送到遥远的集中营作为惩罚。如果他的政策得以推行下去,他很可能会成为类似于波尔布特式的人物。波氏后来在高棉实施的供给制、废除货币、消灭城市与商店、推行不吃闲饭运动以及种族灭绝罪行等,与格瓦拉的思想同源同宗。幸而,格瓦拉的作为被卡斯特罗纠偏,未能将“革命”进行到底。格氏于是感到失落与无聊,便断然出走,再度投入丛林,挺进玻利维亚打游击并在一次战斗中为理想献躯。

笔者曾在北京与剧作者黄纪苏交换过看法。笔者指出,有人认为,格瓦拉是来不及犯错误的波尔布特,如果格瓦拉死得晚,他就是波尔布特;如果波尔布特死得早,他就是格瓦拉。黄回答说,他看重的是格瓦拉的符号意义,格瓦拉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与文化的力量,对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来说,格瓦拉的精神是一种新的价值、一种消毒剂。笔者又问,如何解释社会主义体制的失败?黄的回答是,社会主义体制的失败是一回事,但社会主义的价值是永恒的,这是另一回事;乌托邦有其存在的价值,他心中未来的理想社会是平等、没有剥削、没有虎狼式的竞争的、充满人道的社会。他认为,要想追求一种更人道的生活,就不免要背离4,000年虎狼之道的经验,常常落入无所依傍的尴尬境地。

黄纪苏曾在一篇网上文字中说明过他为何要歌颂格瓦拉这个人物:格瓦拉的第3次出走,即从古巴回到南美丛林打游击,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格瓦拉身上有一种与命定的规律相抗争的道德力量。一般人的理解是,一切主义都在必然性与规律面前俯首,因为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但在格瓦拉看来,如果规律不符合人性,它也要受到抗拒,人正是在这种抗争中才显示出真正的伟大;我们反对一切非人道的社会,不管它是不是符合规律与必然性,正义高于规律。

为什么话剧《切.格瓦拉》会有那么大的魅力?支持这部作品的评论者指出,它体现了对市场经济世俗化潮流的抗拒以及左派的浪漫理想主义精神。该剧通过格瓦拉所体现的以正义、平等为核心价值的左派原则,来突显中国选择全球化、市场化与世俗化的道路是错误的。剧中的正面人物以讽刺的口吻来抨击WTO、“致富的头班车”、“旧世界的移民申请表”,这种新左派社会主义价值观在市场经济世俗化与全球化的潮流中具有反潮流的意义。很多观众都能认同格瓦拉身上所体现的价值观和生活原则。一位青年观众说:“这个戏反映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让我看到不平等、压迫永远也无法阻挡正义的声音出现──这是一种启示,而且将永远存在下去。”这一点恰是新左派对青年一代的吸引力所在。

然而,该剧还有着剧作者本人没有意识到的更深层的意义,那就是该剧具有一种反叛现存秩序的民粹主义倾向。该剧最核心的内容是,把世界划分为两类人,即富人与穷人;富人意味着道德败坏、堕落、邪恶,穷人则是善良、纯洁、道德高尚的;穷人革富人的命是天然合理、正义的。这一主题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穷人革富人命的思想,与共产党的革命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对官方来说,该剧以文艺的形式、由民间自发创作、宣传赞颂了共产党当年的革命理想,因此有利于宣传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是此剧能获准上演的原因。该剧的革命符号使它获得了生存的保护伞。另一方面,这出话剧站在穷人一边反对富人,并为穷人反对富人的暴力革命的合理性与革命正当性作鼓动和辩护,而当下的中国恰恰是贫富两极化、富人与穷人阶层的对立日益明显的不公平的社会,这出话剧对革命暴力的赞颂实际上具有以革命方式来实现平等的政治倾向。

有评论指出,该剧同时还宣扬了这样的观点,穷人反对富人虽然是恐怖血腥的,然而却是神圣的,剧作者还写下了这样的台词,“同意的请过来,反对的请拔枪”。剧中的格瓦拉和他的同志们动辄就要诉诸武力,不惜以肉体生命相搏,他们根本就不屑于听取任何反对者的意见。在他们看来,只要是反抗压迫和掠夺,可以不计后果、不论成败,对一切不革命者均应打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切.格瓦拉》可被视为民粹主义新左派(即激进新左派)在革命符号下登堂入室、走上社会舞台的表现。它所体现的以暴易暴的情绪与价值倾向,将在未来中国现实生活中具有越来越强的现实影响力。

五、对新左派思想的评论

在资本主义发达社会的历史中,正是主张社会主义运动的左派力量的斗争,才促使资本主义得以在受到挑战的过程中立法以保护民众利益。在今天的中国,从思想多元化的角度来看,新左派作为一种批判力量,如果不是走得太远,他们对市场竞争造成的无序化与两极分化,可能起到一种制衡作用,并显示出某些合理性。新左派在强调社会公平的理念与价值方面,在研究如何发掘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内部原有的思想资源与政治遗产的合理性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

然而,当下中国新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年龄很轻,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对左的专制政治没有切身体验,因而对左的东西中内含的专制基因不会有深切的警惕;而他们对市场化过程中的失范、两极化、腐败之类现象却有更深切的感受。由于他们把所有这些转型过程中的消极现象简单地附会为资本主义的本质体现,也就把反资本主义的西方左派理论顺理成章地拿来批判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其结论是反改革、反开放、反对中国走全球化道路、反对中国与世界接轨。由于新左派主张抵制中国20年来整个民族经过痛定思痛的反省形成的历史潮流,可以说他们的理论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实际上是一种最保守的理论。正如一位自由派学者所指出的:“我们可以打一个比较通俗的比喻,天冷大家都容易感冒,你是不出门呢,还是把身体锻炼好?为了防止感冒是应该去改造天呢还是改造自己?答案事实上是非常明确的。”

新左派的思想谬误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错置具体感”的谬误。正如一位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新左派所采取的方式大致是援引某种西方的理论或观点(包括官方的马列主义和西方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然后针对中国大陆的现实提出自己的主张或对策。大体而言,理论资源取自西方的成品,讨论的问题则直接出于对中国现实(特别是政治现实)的关切,这是新左派思潮文字的特色。新左派用后现代主义来解释中国,而完全没有考虑到后现代主义是针对发达西方国家晚期资本主义过度膨胀而提出来的。这位学者指出,新左派是“把外国环境中因特殊背景与问题而发展出来的东西,当作解释中国问题的权威,而不知道西方观念与口号所代表的内容的全部复杂性,以及它在西方特殊背景下对应的东西。把外国的一些观念从它们的历史来源中切断,断章取义地拿来变成解决我们中国问题的口号”。这在思想方法上犯了“错置具体感”的谬误。

西方的左派学者对西方社会的批判当然有其道理。但如果中国的学人不顾时空的差异,一古脑儿地将西方左派学者对西方社会的诊断移用到中国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偏差。中国的问题究竟是过份“现代化”了、过份“资本主义”了,还是根本没有实现市场经济、尚处于被权力所支配的“伪市场经济”下?新左派显然把两者混为一谈了。西方新左派在已经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其贡献,他们代表了对主流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中国的现代化尚未实现,结果新左派的“反现代性”所起的往往是为旧制度复活助威的作用。这种“错置具体感”使新左派找错了批判对象,他们把账算到自由派身上是不公正的。因为,自由派中的多数人也反对因权钱交易而形成的社会不公正;他们所主张的私有财产神圣,指的是合法所得,而不是贪污腐败的“收获”;他们认为,目前的分配不公,与其说是市场经济本身造成的,不如说是发展过程中的“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这些可被称为“后发展综合症”的一种表现。新左派用反资本主义的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来批判中国目前的改革中的脱序现象,实际上是找错了靶子。

第二,文化浪漫主义的谬误。浪漫主义就是主体把审美的愿望投射到一个他并不真正理解的外部对象上,通过对该对象的诗化的理解来宣泄对现实的不满,心理上满足内心未遂的愿望,以获得一种登仙般的飞扬感。新左派把一种与现实中的弊端相反的价值,如与现实中的不公正相反的“均富”、“公平分配”等价值,不自觉地投射附丽到“文革”或格瓦拉式的社会主义上去;通过这种审美的愿望投射来宣泄对现实弊病的不满,并寄托自己在现实中未遂的理想,并由此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审美的升华”。于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制度、鞍钢宪法、群众大批判与群众专制,就都成为这些并未亲自体验过“文革”的新左派寄托宣泄他们对当下社会不公正的不满情绪的审美对象。当处于一种文化的困境之中时,人们特别容易在想象中把另一种在形态和价值上相反的文化浪漫地美化,以为那就是美好的天堂。这很像一则安徒生童话,有一个人总是说中世纪如何好,后来他无意中穿上了一双魔鞋,真的回到了没有路灯、满地泥泞而又充满私刑恐怖的中世纪,于是他发现那才是一个无法容忍的世界。新左派要把中国引到市场经济以前的中国去并美化“文革”,正是出于对现实的社会分化的不满心态而产生的对公平社会的愿望投射。这恰恰是典型的“中世纪浪漫主义”。当然,新左的文章作为思想史资料还是值得重视的,因为他们实际上重演了一段喜剧式的20世纪初期的左派观念发生史。他们把左派最突出的弱点,即把某种公平理念抽象化、浪漫化并予以反历史的美化,以漫画的方式发展到了极端和荒谬的地步。然而,新左派以审美的浪漫体验来解读历史,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审美感,他们还要以这种浪漫化的社会主义理念来重建社会公正,这就危险了。

第三,完美主义谬误。这里说的完美主义者(Perfectionist)指的是那种除了至善至美以外什么东西都不能使之满意的人们。不完美是经验世界的事物的常态,也是一切现实事物的本质属性。而新左派心目中的完美事物,其实并不是来自经验,而是来自被他们认为是更真实、更本质的“第一原理”,这种“第一原理”源于他们头脑中的道德理想。当他们以这种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东西为参照点,来观照现实、评价现实时,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要以某种先验的、理性设计的社会工程蓝图来重建一个新世界。

从历史经验来看,公平是人类可以渐进地实现的理想,是可以通过努力逐渐逼近的目标,但人类决不可能根据一种“公平”的道德观演绎出的“第一原理”来构建一个全新社会。因为“第一原理”与人类的经验无关,只与人们的道德理想有关。如果以此虚幻的原则来重建社会,社会就会变成怪物。例如,根据某种理想主义设计出来的计划经济模式,看上去似乎颇符合克服“社会不公”的意愿,但在实践中计划经济却导致另一种不公正,即以集体名义进行的专制独裁和权力者私欲对社会造成的更大的不公;设计计划经济社会的人们也未料到,这样的体制由于抑制竞争而扼杀了社会活力,最终也拖垮了自身。这些都是中国现代史中最重要的教训。市场经济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样,都不是完美的;它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发展初期会导致贫富分化,可以通过法制建设和渐进的改革尽可能地避免市场经济造成的两极分化的祸害。而左派的完美主义者则相信,有一种人为设计的“完美”的平均主义社会模式可以取代“不完美”的市场经济模式。这样,他们实际上是抛弃了人类的集体经验,以理想主义来代替现实了。新左派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与方向是不切实际的。左的激进主义已经被百年的历史证明是一种失败,中国人决不会选择回到左的道路上去。新左派不会在国人中、在知识分子中找到多少知音。他们自以为是为中国下层百姓请命,但中国的民众并没有因噎废食地认为,由于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腐败、下岗失业,就应该拒绝改革开放、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时代去。他们只是对竞争过程中缺乏法制与无序化表示了不满,如果要像某些新左派那样,为了公正而根本拒绝走市场化的道路,那无疑是南辕北辙。

六、中国新左派的潜在政治影响

80年代未期,社会的自主空间相对较大,各种讨论会、讲座与沙龙活动层出不穷,知识分子关注的问题也吸引了社会各界与校园学生的普遍关注;知识分子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影响力以及他们居于社会中心的地位,曾使那时的当政者对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与观点表示出相当的兴趣。90年代以来,情况完全改变了,以技术官僚为主的政治精英支配着决策过程,知识分子则基本上退到了社会政治舞台的边缘。这类政治精英以技术专家的思维与逻辑来考虑国务大事,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价值关怀并没有多少兴趣。在目前政治参与受到严格控制的威权体制下,既然人文知识分子与决策层之间缺乏思想沟通的渠道,那么知识分子之间的思想争论对决策者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从社会影响面而言,新左派与自由派之间争论的影响也并不大。90年代以来,社会已高度分化,人们忙于经营自己的事,关心思想理论的人较少。无论新左派还是自由派,他们与普通民众都没有经常联系和沟通的渠道。他们之间的论战局限于互联网、以及部份发行量并不大的知识分子期刊与书籍中,双方甚至很少有面对面的交流与辩论。社会上对此场争论知之者并不多,知识分子论战者们的听众远不如80年代中期。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之间的思想互动没有长远的影响。可以预料,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可能具有如下意义。

第一种政治前景:与社会多元化相对应的思想多元化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自由派、新左派与新保守主义这三种思潮在当下的威权体制下,均具有长期合法存在的条件。因为这三种思潮各自所强调的价值分别与官方意识形态的某些部份一致或重合。例如,自由派强调中国要继续改革开放,要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并迎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强调法制与国际接轨等等,在这些方面与政府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新左派自发地对社会主义价值与公平价值的重视与肯定,对共产党革命的历史贡献的强调,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对毛泽东的歌功颂德,无疑起到了自发地加强共产党意识形态符号的政治作用,因此是政府乐于看到的;而新保守主义对秩序和权威在转型过程中的意义的重视与肯定,对自由派的政治西化的批评,同样也能得到政府的赞同。但另一方面,这三种思潮的另一些观点又与官方意识形态体系的其他部份相矛盾。例如,自由派对西方价值的认同与政府的威权主义形成了矛盾;新左派对毛泽东的平均主义的认同,则与邓小平的“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模式相对立;新保守主义使用的权威主义话语,以及新权威主义对自由主义目标的认同,与共产党的革命意识形态话语无疑也有种种不一致之处。

这三大思潮与威权政府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使政府将受到来自新左派与自由派的压力与挑战:自由派以政治改革与建立法治社会为诉求,而新左派则以经济平等为诉求,这无疑将丰富中国政治发展的色彩。如果这三者之间能彼此宽容,形成良性互动,未尝不是对中国思想界的发展与进步的一种积极的平衡。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更重要的积极意义还在于,中国大陆经济改革导致的社会分化已经出现,然而,单纯的社会多元化并不足以成为中国未来民主化的充份条件;而90年代以来出现的知识分子思想多元化若与社会多元化相结合,则是未来中国民主政治有效运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更具体地说,这种对应关系体现在,新保守主义与自由派的右翼,对秩序与稳定价值的强调,客观上更能体现从旧官僚阶级转化而来的新兴官僚集团与大企业集团的利益;自由派对私有产权、自由竞争、人权自由与法治的强调,在客观上更符合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利益;新左派如果抛弃过于浪漫的底层情结与暴力革命崇拜,他们对公平、平等与弱势群体利益的强调,则在客观上更符合下层民众的利益,并为他们所认同。这样,三种思潮各有其在社会上对应的利益集团与社会阶层。当各个社会利益集团与阶层要在民主体制下争取自己的利益与发言权时,他们就有了表达自己利益与价值的思想和主义,并可以在这些思想和主义的旗帜下聚结成政治党派,在多元的政治党派的游戏规则下争取自身利益与权利。如此则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多元民主就有了社会条件与思想条件的支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如果能在相互宽容与理解的条件下互动,对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种政治前景:左派与边缘人结合的可能性

如果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出现重大的危机与断裂并引发社会矛盾总爆发,这将会让激进的新左派有机会以其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解释社会矛盾,把中国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的掠夺性两极分化,并再次象20世纪初那样要求建立一种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来解决社会总矛盾。那些现代化过程中的失利者、绝望者和下层民众最易接受的将不是自由派的民主自由观,而是新左派的平均主义的公平观。

在这个过程中,新左派中的那些温和派(即“后现代主义派”)由于与底层利益没有关联,将会逐渐失去其社会影响力。如果新左派中的民粹主义派不断壮大,其“底层情结”又很容易取得绝望的下层民众的青睐,这可能使民粹主义新左派在中国鼓吹一场反对“邪恶富人”的革命。虽然20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乌托邦实验只能导致整个民族的一场巨大悲剧,但正如黑格尔所说:“历史的记忆是灰色的,人们永远不会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20世纪政治动荡的周期性循环又将再次开始。

然而从目前中国社会的发展来看,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小,21世纪是一个消解信仰与意识形态的、世俗化的世纪,新左派很难在知识分子与社会公众中形成气候。此外,在现行条件下,当局有足够能力来抑制事态的恶性发展,中国社会出现现代化断裂的机率不会很大。

余论:新左派与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

在现代历史上,有两种人起着重要作用,一种是中产阶级,另一种是知识分子“观念人”。如果说,中产阶级缺乏道德激情,然而却务实而稳健;那么,与中产阶级相比,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却恰恰相反,他们充满强烈的道德激情与正义感,然而却往往不切实际,容易产生全盘改造现实的乌托邦情结,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他们对中国的历史选择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

所谓的“观念人”知识分子不完全是一个与劳心者的内涵相对应的职业概念。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指的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受过系统的人文教育,习惯于通过抽象概念来思考社会问题,又拥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文化知识与信息来源,因而对社会问题与弊端更为敏感。这种知识与社会敏感相结合,使他们自愿地承担起以关注社会、改造社会、改良社会为已任的道德使命。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往往与个人所属集团的利益没有直接关联,而与他们所自觉承担的道德使命感有关;他们会根据自己确认的信仰、价值与理念,献身于社会改造与改良的行动;他们所具有的为理念而献身的行动倾向性,往往又会导致他们以某种自己认为合理的、全面的、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社会工程兰图来改造社会,并会出乎他们意料地给整个民族带来无穷的苦难,其结果就会印证严复曾在20世纪初对新进青年所作的不幸预言:“大凡吾人所受之苦痛,出于恶人者浅,成于好人者深。”

从近代以来的世界现代化历史来看,凡是中产阶级得到充份发展的国家,如英国与美国,“观念人”知识分子并不很多,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相当有限;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这些国家的各种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政治代表,这些代表人物主要是通过社会压力集团来申张自己的利益。然而,在欧洲大陆国家、俄国、中国以及东方各国的历史中,知识分子“观念人”在社会历史中却具有重要作用,几乎所有的革命运动,都是以那些视理念为生命的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后一类国家之所以产生大量“观念型”知识分子,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阶层分化比较明显,少数受到教育的精英与广大没有受教育的下层民众的两级对峙导致精英与平民的分野,一些知识精英进而产生了强烈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激情冲动,形成一种“舍我其谁”的精英主义责任意识、道德义务感与某种优越感。这是一批高于众人之上的、因拥有知识运思能力而变得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特别敏感、因人文价值的执著而具有对社会的批判能力的社会边缘群体。他们力求从理论上来概括社会问题,并力求从哲学、理念的高度来对社会中的不公平问题及其根源作出根本的判断,并谋求对自己所意识到的社会弊症作出根本性整体性解决。如果这个社会恰恰又有许多困难、矛盾与无法振拔的困境,那么掌握理念与思辩能力的知识精英们就会充当政治运动的发动机。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观念人”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政治中总会起那么重要的作用。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观念人”一旦取得意识形态上的话语权力,他们就会以自己的理念来改造社会,其结果往往会因不切实际而导致消极后果。

在中国当今的社会里,存在着两个相反的过程。一方面,发展中的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困境,如贫富两极化、官员腐败、社会不公与其他种种矛盾,为新的知识分子“观念人”的出现(新左派就是一种相当典型的“观念人”)提供了适合的温度与土壤,使他们有了以道德理念的话语权力来对社会进行总体诠释的巨大机会。他们力求争取话语霸权、追求完美的乌托邦情结,就有了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世俗化过程又使那些崇尚务实与稳健、但缺乏道德激情与社会批判精神的中产阶级不断强大起来。中国现阶段的进步实在需要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与务实的中产阶级的相互补充与支持。若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在保持其道德热情的同时,又以一个专业人员那样的方式、而不是以哲学家和诗人的方式来考虑中国问题,若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能在求得自身发展的同时能多一点社会关怀,中国就可能一方面避免以“观念人”的激进的乌托邦来主宰人们对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又会以渐进、稳健、务实、妥协与宽容的精神来选择民族的前途,这样的社会无疑是更有希望的。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2 Issue 1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