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面对“911”事件,他们为什么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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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效民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911”事件发生以后,无论是国内的报纸电视,还是互联网络,都不能提供让读者和观众满意的资讯,因此国内民众不容易了解事件的背景和灾难状况。发生了如此骇人听闻、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负责任的报纸至少应该用主要版面详细报导最新消息,满足读者的“知的权利”,甚至可以出版号外;可是,国内的主要报纸并未这样做,就连面向知识分子的《光明日报》也只是在第1版右下角发表了一则简单的消息,那付无关痛痒的样子真让人不可思议。倒是一些小报表现不俗(在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就有两家),他们为了占领市场、扩大影响,连续几天以好几个版面的篇幅跟踪报导,颇有一点大报风范,并且还大量增加印数,因而深受读者的欢迎。

电视是中国民众获得各种信息的主要渠道,我就是在当天早上7点钟打开电视机后得知这一消息的。接着我又收看了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早8点的新闻节目。然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能,从早上9点以后,中央电视台对这一事件的报导便少得可怜;它既未提供事发现场的实况报导,也不转播别家电视台的实况新闻;不但不安排专任驻外记者收集世界各地的反映,甚至也不组织国内的专家学者对事件的背景和发展做进一步的分析评论。这种做法与该台在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南海中美飞机相撞事件后那种喋喋不休的宣传,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中央电视台号称拥有10多亿观众,有“焦点访谈”、“直通现场”、“今日世界”、“实话实说”等著名栏目,在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等重大活动中曾以现场直播等方式显示了强大的实力。然而,面对“911”这样重大的事件,这些名牌栏目和著名主持人以及电视台的先进设备,却形同虚设。结果国人为了及时获得信息,只好收看香港“凤凰卫视”的现场直播。堂堂的国家电视台竟不如一个商业性电视台活跃。

“911”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谴责恐怖活动及其幕后的策划者。然而,在我的同胞中为这件事欢呼叫好的却大有人在。记得消息传来的那天下午,我去邮局寄信途中经过一个公共阅报栏,一个正在看报的工人模样的人忽然情不自禁地对我说:“太好了,太好了!总算有人教训美国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叫好声,我为之愕然。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美国有那么大的仇恨,以致于丧失了一个人对无辜死难者的起码的同情。他见我没有回应,反而半是同情半是嗔怪地说:“唉,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都无动于衷。”倒好像我是一个对国事、天下事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人。几天后一位同事告诉我,她参加的一个学术会议期间正好发生了“911”事件,大多数与会者都认为“好得很”。当我简单表达了一点自己的看法后,另一位同事居然指责我是“亲美派”。这吓人的“帽子”让我实在不愿意再和他“理论”下去。

后来我还听说,“911”事件发生后,许多教师在课堂上大放厥词,有的说“活该”,有的说“这是报应”,有的说“美国咎由自取”,有的说“本·拉登是英雄”,并因此而赢得了学生们的阵阵掌声。为师者尚且如此信口雌黄、是非不分,年青人在网上对美国叫骂、为恐怖分子叫好,就不足为怪了。中国为“911”事件喝彩叫好的人决不是少数,其中有工人、农民、学生、学者、政府官员和学校教师。这种情况在非阿拉伯国家中并不多见。要分析其原因,应该从认识几十年来反美的意识形态宣传入手。

几十年来,官方审定的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此期间美国对中国人民犯下一系列罪行,即便是19世纪末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或20世纪初把“庚子赔款”改充中国的教育经费,亦属包藏祸心之举。1949年前后,中国选择了对苏联阵营“一边倒”的国际关系战略,与美国军队在朝鲜半岛上兵戎相见,从此两国关系遂成水火,长期处于极端的对立和完全隔绝的状态。在50、60年代,中国把“苏联老大哥”当成了学习的榜样,所谓“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等,既是最高领导人的治国方略,也是普通老百姓的美妙理想。而与此同时,所有的媒体和教科书都把美国政府丑化成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到处发动侵略战争的凶神恶煞,把美国社会描绘成一个充满了阶级压迫、种族歧视、暴力凶杀、吸毒卖淫的最反动、最黑暗的人间地狱。这种意识形态宣传所打造的深刻印记,是不容易轻易消除的。直到今天,中学、大学的政治教育仍然在一味灌输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垂死挣扎、必然灭亡”之类的教条。

虽然从70年代开始,中美关系有了很大改善,但由于政治制度、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官方在意识形态上对美国的基本看法并没有真正改变。尽管过去那种将美国“妖魔化”的宣传手法不便再用,但对于一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在政治上则固步自封的集权体制来说,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威胁。因为它不仅拥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雄厚的经济实力,还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度。对于饱经贫穷折磨、饱受专制摧残的人们来说,美国的一切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于是,一方面承认美国的国力强大、经济发达,一方面又宣称它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不适合中国国情,就成了领导人的无奈选择。近20年来,为了掩饰这种无奈,他们一方面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方面又强调必须坚持“舆论一律”的意识形态和新闻管制。而中美两国在人权和台湾问题上的一系列磨擦,便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固有的矛盾。

由于各种信息渠道受到严格管制,中国的老百姓很难了解到国内外重大事件的真相,再加上从小学一直延续到大学的意识形态教育的诱导,民众往往习惯于跟着官方宣传机器的论调认识事物,而缺乏独立自主地判断事情真相的思维能力和知识准备。甚至当人民对当局有所不满时,这种不满的表达也可能仍然在潜意识层面被长期的意识形态宣传所操纵,结果无意中还是落入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某一话语和认知系统。例如,一位退了休的老同事对当道者不满失望,因此便有些怀旧,而他的怀旧却是用批评美国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他几天前在收发室愤愤不平地说:“人家美国人想打谁就打谁,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国家敢对美国说‘不’了。”他真正想表达的是,只有毛泽东敢和美帝、苏修抗衡,比现在的领导人强多了。在这个典型例子中,对现实不满的表达事实上变成了赞扬造成这个现实的体制的原创者,这其实是很滑稽的事情。

在科索沃战争之前,普通老百姓对这场战争的起因几乎是一无所知。战争爆发后,由于当局对美国和北约持批评态度,再加上信息闭塞、观念陈旧,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还以为是美国干涉别国内政。恰在此时,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于是一场狭隘民族主义的反美风潮便席卷全国。在简单的“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的逻辑下,社会舆论一方面抨击美国、主张“向美国讨还血债”,一方面对南联盟米诺舍维奇政府寄予极大的同情。去年6月底米诺舍维奇因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而被引渡到海牙国际法庭审判后,中国民众顿感震惊鄂然,但是却很少有人愿意去思考,自己当时是如何被有目的地蒙蔽的。

去年在南中国海上空发生了中美军机相撞事件,国人再次表达出义愤填膺的态度,认为“美国太猖狂了,居然派飞机来我国领空挑衅”。在此期间,中国的媒体不是进一步挖掘有价值的新闻,而是口径一致地要美国“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当然,一些人心中其实是有疑问的:既然是美国飞机侵犯我国领空,为什么不把它打下来,反而让它把我们的飞机撞入大海呢?对这些疑问有关方面始终是含糊其辞,语焉不详。于是,不少人就骂中国政府软弱无能、美国佬欺人太甚。事实上,告知民众的情况并非全部真相,民众又一次被有目的地蒙蔽了。

此次撞机事件其实只是中美双方军机的一系列摩擦中的一次,中国战斗机与美国侦察机在公海上空“斗智斗勇”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就在这次撞机事件发生前后,在《舰船知识》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写于撞机事件之前的通讯,标题是“在南中国海上空巡航”,报导了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伟(这次撞机事件当事人)和他的长机段辉以往“与外机斗智斗勇”的事迹。

文章说:“按照国际法公约,如果都在公海上空飞行,双方必须保持上下左右300米×300米的安全警戒距离。然而,段辉知道面前的这位老对手狡猾得很,你往外逼,它就向外飞一飞;你向里靠,它就再往里飞一飞。双方斗智斗勇,就像空中拉大锯,你侦察我,我实施干扰反侦察你。”该文作者详细描述道:“段辉一边驾驶战鹰,一边观察外机侦察机的动机。透过座舱,他发现外机侦察机座舱里的飞行员在向他们作挑衅性的手势,有的用手指做成‘OK’形状,有的向他们挥手,有的还把‘圣诞帽’摘下来向他们比划着什么。}”这位作者不明白,在美国人的肢体语言里,用手指做成‘OK’形状的手势并非“挑衅”性动作,而是表示双方之间的情况“一切正常,没问题”。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无意中透露了一些真相,即战斗机事实上经常违反国际法公约关于公海上空必须保持安全警戒距离的约定,故意以危险动作接近速度远低于超音速战斗机的侦察机。在双方风驰电掣的飞行中,战斗机飞行员只有在非常接近对方的情况下才可能看清对方用手指做成的“OK”状手势;既然战斗机飞行员能准确无误地辨认对方飞行员的手指形状,说明战斗机一定已突破了300米的安全警戒距离。这位作者还进一步介绍了战斗机飞行员按照起飞前奉命排练过的动作所采取的行动:“段辉和王伟按地面协同动作,半(个)斤斗翻转后从外机上空横滚而过,这是两个战斗动作,警告外机不能再往里飞了,再往里飞就进入我方领海领空了。}”这一描述与撞机事件发生后网上的一份材料相吻合,即王伟在执行任务中有一种玩命的勇敢,他的危险动作是出了名的,因此美国飞行员都很怕他。

发生了撞机事件后,国人有权了解:第一,按照国际法公约,美国侦察机究竟可不可以在中国附近的公海上实行侦察活动?第二,美国飞机是否已经侵犯了中国领空?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虽有庞大的传媒系统,却无法在关键性情节方面为民众提供确切可靠的新闻,甚至存在着某些有意识的误导。“911”事件后有那么多国人幸灾乐祸、连声叫好,显然与阻碍信息传播的媒体管制有关。

这种落后的媒体管制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又与有人总是把自己当成“救世主”、把老百姓当作“群氓”有关。他们阻碍信息传播,限制新闻自由,不想让大家了解真实情况,无非是害怕他们“一贯正确”的神话被打破,因而丧失其既得利益。在一个把新闻媒体当作“喉舌”和“工具”的国家,在一个想把人培养成“奴才”或“机器”的社会,大多数老百姓往往是任人摆布、备受愚弄。他们没有了解事情真相的权利,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结果头脑简单、目光狭窄、人格扭曲的状况就代代相传下去。时间一长,整个社会便产生了一种思维定势:大家不是反思自己不争气的历史,也不去寻找我们这个民族多年前误入歧途的原因,而是把中国的腐败落后归罪于外人。例如,前几年在国内引起轰动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作者就承认,他们小时候被教育成要敌视“苏修”,长大后又被引导着“仇恨”美国,他们的国际观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成长的环境、所受的教育有关。除了这种为自己在权势压力下的窝囊寻找外国“替罪羊”的心态外,有些人还产生了一种“不盼自己发财、只盼别人倒霉”的变态心理。在这次“911”突发事件中,不少国人高声叫好、幸灾乐祸,其实也与此心理有关。

一个封闭、禁锢的舆论环境只能造就愚昧、狭隘、麻木、无知、虚骄、狂妄的个性。这种个性不仅与人类的理性和爱心格格不入,还容易被专制统治者利用,从而对社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恐怖分子及其幕后策划者固然可恨,为他们喝彩叫好的人也很可怜。蛊惑人心的媒体和卑劣的大众心理,与虚伪可笑的政府是相辅相成的。真实的消息会启发民主思想,叫人聪明起来;错误的信息则会闭塞视听,使人变得愚蠢。这些道理,对于我们这个可以在经济改革上高谈阔论,却对政治体制改革讳莫如深的“跛足巨人”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进步,想要像毛泽东那样再搞个人崇拜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大家已经认识到:第一,这是一个“人的世界”,而不是“神的领地”;第二,人与神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是会犯错误的,由人组成的政府和政党也是会犯错误的;第三,不论什么人上台,什么党执政,都应该接受舆论的监督,即使因此而感到难堪,也不应该对新闻媒体施加任何限制。基于上述理由,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就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必备条件。对于这些问题,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在1974年的一次演讲中谈得非常透彻。他指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基本宗旨,就是为了创造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第四权”,从而对三个官方部门(行政、立法和司法)进行额外的检查。有人把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称为社会的“寻错”机制,也是同样的意思。

要提高国民素质,改变中国的现状,被誉为“无冕之王”的新闻记者负有特殊的使命。在这方面,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的一段话值得玩味。他说:“我们的共和国将与媒体共存亡。拥有训练有素、是非份明、有勇气为正义献身的智能型报人的有力、公正、具有民众精神的媒体,就能够维护那种公众品德,而缺乏它,人民大众的政府既虚伪又令人嘲笑,一个愤世嫉俗、唯利是图、蛊惑民心的媒体,最终会制造出一个像自己一样卑劣的民众。塑造共和国未来的力量掌握在未来的新闻记者手中。”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新闻界本来是有好传统的。当年的《大公报》就曾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宗旨,为在国民党统治下争取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胡适在该报创刊20周年时也指出,《大公报》所以能有这样好的名誉,不过是因为它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他认为,这是公众对报纸的最低要求。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大陆的所有媒体都被纳入一个有组织的宣传系统内,成为党和各级政府的喉舌和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独立于政府的“第四权”,胡适所谓的最低限度的“两个要求”,不仅不可能实现,还受到了最严厉的批判。

如此做法其实也有悖于共产主义理论的原意。早在19世纪40年代末,马克思就在《新莱茵报》被控案中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无处不在的喉舌。报刊的义务,应该是为它周围的被压迫者辩护。如果真正地按照马克思的主张来理解,他所讲的这个“喉舌”的功能显然不是现在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喉舌”之所为。

共产党人执政之前,其实还是认同马克思的“人民喉舌观”的。1946年1月,陆定一曾在《新华日报》上撰文说:“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一种是新专制主义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也是惊世骇俗、切中要害的。

前两年,一位名为“笑蜀”的知识分子将当年《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关于民主自由的言论汇集成册,取名《历史的先声》而在国内出版,其中仅在第四部份“让思想冲破牢笼”中,就有“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驳‘灌输’理论”、“反对国民党反动的新闻政策”、“记者风格:威武不屈,秉笔直书”、“言论自由和民主”、“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为笔的解放而斗争”等文章。上述陆定一的话就摘自该书第一部份。让这些文章与世人再度见面,本来是件好事。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据说有关方面对此十分恼火,于是这本好书遭到了封杀。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是自欺欺人。众所周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所谓的“安定团结”,不可能靠封锁新闻、封堵言路来实现;相反,社会秩序的破坏,往往与公众的知情权被剥夺有关。这个意思用林肯的话来说就是:“让民众了解事实,国家一定会安然无恙。”否则,贪污腐败就会愈演愈烈,社会动荡将会不期而至。因此,究竟是谁在破坏社会稳定,究竟是谁为了个人利益而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也就不言自明了。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2 Issu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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