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南乡镇企业发展模式的对话

文贯中
美国康州三一学院经济系副教授
新 望
江苏省张家港市市委党校经济学副教授

一、重新认识苏南乡镇企业发展模式的意义
二、苏南乡镇企业告别旧模式:从“一次改制”到“二次改制”
三、苏南乡镇企业改制是否解决了政企不分的弊端?
四、“苏南模式”已告终结?
五、城市化还是农村工业化?

文贯中(以下简称“文”):近20年来苏南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全国乃至世界的注意。一些学者和政府官员很看重这种以地方政府为主导、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乡镇企业模式,不但将之封为正统,以区别于私有企业为主的“温州模式”,并且认为“苏南模式”证明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可以通过农村工业化来实现。在其他国家,现代化往往是与工业化、城市化同步进行的。但“苏南模式”的早期成功似乎表明中国找到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即农村的现代化可以绕过城市化模式,通过农民到乡镇企业工作、“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道路来实现,从而避免大量农民涌进城市造成所谓的“城市病”。“苏南模式”如真能代表一条行之有效的农村工业化道路,那自然应该大书特书。苏南乡镇企业是否确实走出了这样一条道路,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一、重新认识苏南乡镇企业发展模式的意义

新望(以下简称“新”):我长期在苏南地区工作,比较熟悉苏南的情况。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先于农村改革,那时被称为社队企业的乡镇企业其实并非“队”所有的“集体”企业,因为其制度根基是人民公社制度下的“三级所有、队(生产队)为基础”,实权在公社(即现在的乡镇)手里,生产队没有所有权,只能在公社的控制下分配企业的部份收益。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明显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变了以种植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同时,这类经济组织及“农民企业家”的出现也使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长期实行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和局限于城市的工业化体制正是由乡镇企业的崛起才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苏南乡镇企业的成功至少使农民办工业在广大农村获得了合法地位。

文:直至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对农村就业、农民收入的提高确有重大贡献。但我认为,在经济学上乡镇企业并没有普遍性意义,甚至代表了一条违反经济学原理的道路。在典型的市场经济里,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工业化必定和城市化同步;企业只有向城市适当集中,才能利用交通、通讯、排污系统以及人才和金融市场等基础设施,工业化的成本可因城市化的积聚效应而大大降低。但中国制度性的城乡隔离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进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也限制了城市的扩建。这样农村企业只能被迫散布于广大乡村,走了一条高成本的农村工业化独特道路。这种模式之所以在一段时期内很顺畅,与计划经济下城市国营企业极端的低效和无能有关,由此造成的短缺经济为乡镇企业提供了很大的市场。乡镇企业是在特殊体制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其他国家很难模仿中国的乡镇企业道路。现在市场经济逐渐形成,乡镇企业若不改制就越来越难生存。

新:应当承认,苏南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自身机制和基层体制环境都存在着先天不足。苏南乡镇企业是在地方政府的直接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基层政府既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和风险承担者,这种制度最突出的局限性就是政企不分。80年代的分权式改革造就了各级地方政府追逐经济利益的动机,这种存在于政府官员中的“企业家精神”对发展社区集体经济、转变政府职能曾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当时市场秩序尚不完善,为节约企业的外部交易费用,乡镇企业也需要寻求政府的保护。因此从历史上看,政企不分确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尤其是经历了90年代中后期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这种局限性日益成为苏南经济发展的桎梏。

文:海外学者对乡镇企业政企不分的特点有不同评价。一些人一向批评乡镇企业政企不分的弊端;但另一些人则强调政企不分的积极意义。

新:乡镇企业长期政企不分的后果非常严重。第一,由于企业的上缴利润是地方政府自筹收入的主要来源,支农建农、公共服务、社区福利乃至文化建设所需费用必然向企业索取,政府的政绩目标压在企业身上,导致企业经营目标多元化、政绩化,企业内部的权责利的制约受到破坏,从而直接阻碍了企业的发展;第二,由于行政权力过多地介入资源配置,弱化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第三,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必然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制约,要素流动性低,块块封锁,区域经济结构雷同,过度竞争;第四,政府对企业的超强干预、行政权力向市场领域的过度蔓延、社区干部对集体财产的“灰色私有”,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地方官员家长作风、裙带风气、弄虚作假和腐败现象。

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初始“集体资产”是通过合作化把农民土地改革后刚得到的土地、耕牛入社而形成的,随后创办社队企业时即以这些资产为基础。但集体企业运营中名义上的集体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有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况,必然产生“内部人控制”或经营者与社区干部的合谋,使社区集体所有制的所谓“公有”事实上演变成了社区干部的“官有制”,而“集体”所有则成为虚拟概念。因此原来的乡镇企业普遍存在着裙带关系,例如,“厂长的妻子任会计、妻妹任出纳”等,如此则“集体所有”变成了事实上的“干部私有”。面对这种现实与意识形态概念的偏差,即使马克思再世恐怕也无可奈何。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一些由私人创办的企业出于种种考虑把企业“捐”给“集体”,乡镇干部为能办成更多的事,把一些无关要紧的职位让给那些愿戴集体所有制“红帽子”的企业主,这些干部保留了较多事权,但财权比较有限。大量的这类“官商合一”的企业也强化了“集体企业”乃“干部所有”的观念。

苏南各地政府喜欢干预一切的倾向成了根子很深的历史传统。80年代初,由于当时的省委书记的抵制,江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就比别的地方晚得多,直到1986年前后才真正把地分给农户。人民公社制度终结后,苏南乡、村政府仍然是一级不伦不类的经济组织,不但控制着乡镇企业,还拥有向农民摊派的种种权力,乡镇企业改制前的集体经济始终是“干部经济”、“政府经济”。这造成了苏南的特殊地情和现状:政府及依附于它的干部地位太强,而民众则太温顺,自我意识、自主意识太弱小。

二、苏南乡镇企业告别旧模式:从“一次改制”到“二次改制”

文:有学者认为,现在苏南乡镇企业改制的缘由不是乡镇企业自身出了问题,而是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大调整的结果。

新:苏南乡镇企业的改制始于1998年(起初称为“转制”,为避免与国有企业的“转换经营机制”相混淆,后来称为“改制”),当时中共“十五大”报告确认了股份合作制的公有性质,这次改制主要是将集体所有制改为股份合作制。[1] 其实,股份合作制发源于温州,是一种为了让私营企业获得合法性而玩的“戴帽子”戏法。90年代中后期温州的多数企业已由股份合作制转成股权较集中的有限责任公司。原先苏南的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一样强调公有制及其主导地位,并且由基层政府经营,“村办村有、镇办镇有”,产权、经济结构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无法解决;随着1997年以后全国乡镇企业的衰退,苏南乡镇企业不仅面临效率上的困境,而且债务危机日益严重,“苏南模式”的内在矛盾就再也无法掩盖了。改制前许多集体企业的帐目都有水份,改制时一旦严格评估企业资产就发现,许多企业的净资产实际上是负数,这几乎带有普遍性。

80年代苏南乡镇企业兴旺时,当地老百姓盖了不少“小二楼”,但近年来乡镇企业的衰退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收入,苏南农村居民多数无力翻修那些式样单一、灰旧的住宅,现在苏南乡村的民宅与高大、亮堂且集中度高的珠江三角洲及浙东农民住宅构成了鲜明的对比。80年代广东顺德的乡镇企业与苏南并无二致,但后来发现企业的坏帐及银行呆帐十分严重,1993年讲求实际的顺德人通过股份制改革使企业的发展上了台阶,走到了苏南前面。而90年代末期苏南人选择改制与顺德的改制大不一样,苏南选择改制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为了给基层政府卸包袱。直到改制全面铺开后,各地政府才把改制面的大小当做衡量政绩的一个指标。

文:在这次改制后的短短几年内,苏南乡镇企业又进行了二次改制?“一次改制”和“二次改制”的主要区别何在?

新:2000年下半年苏南地区又普遍开始“二次改制”,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股份合作制不适用于公司法,其劳动和资本联合的形式与市场经济的资本本位相冲突,与同股同酬、同股同权的原则相冲突,而且股份合作制下是一人一票,形不成决策核心;二是“一次改制”后很多企业的集体股太大,经营者和企业中高层经理人员要求消化、降低集体股比例,而且他们也有了一定积蓄购买企业的股份。“二次改制”的主要形式有5种:“摘帽”,这主要是针对“戴红帽子”的乡办企业;“还原”,主要针对实际由一人出资的假股份合作企业;“转让”,将企业内部股转让给经营者,达到经营者持大部股分的目的;“退出”,即公有股退出;“出售”,将企业出售给个人或合伙人。“二次改制”后,乡镇企业按据企业规模的大小被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个人独资或合伙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二次改制”的一个特点是“救活不救死”,很多乡村企业通过改制用优良资产组建了新的企业形式;而那些经营不善或资不抵债的企业,则或者是甩给基层政府,或者是“金蝉脱壳”,留下一些破厂房、旧设备、老员工,作为应付债权人索债的幌子,这被称为所谓的“下转上不转”;也有些“大而盈利”的企业为了尽快改制而采取了租股结合的办法,在净资产中划出一块由村镇集体租给企业,剩下的资产则实行股份化,其中既有集体股、也有个人股,反正能让经营者持大股即可,有人称之为“混合改制”。但“下转上不转”和“混合改制”可能只是一种过渡形式,该破(破产)当破、转租为股,乃大势所趋。

三、苏南乡镇企业改制是否解决了政企不分的弊端?

文:以前人们往往认为苏南各级政府的管理能力很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政府若不懂得如何逐步撤出不该管的、具有竞争性的经济领域,会严重妨碍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市场机制的成熟,这是东亚金融危机的主要教训之一。这几年既然苏南乡镇企业实行了改制,那么政企不分的现象是否有所改善呢?

新:改制后政企不分的状况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这种改善是有限的。改制实际上是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既然是在地方政府领导下实行改制,那么政府及其官员自身的经济权利和利益就会支配这一过程。20多年来,苏南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始终是行政强势力量自上而下的单一整合,这曾经是一种优势;但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必然要求政府职能的转换,要精“官”简政、规范政府行为、适当分离政府的经济职能、改变政府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把发展的主动权交给民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中小型乡镇企业经过民营化改制后自主权大大增加,它们必须独立地面向市场,在融资、用地、税收优惠、市场销售等方面,过去由基层政府承担的一部份职能已改由企业独自承担了。但改制后企业也面临新的难题,例如,传统的融资渠道不灵了,中小企业往往因失去政府出面的贷款或集资担保而发生融资困难。产权改革并不意味着现代企业制度的运行就马上具备了条件,在各方面还存在一系列复杂而特殊的问题:如产业结构低级化、如何以城市化带动工业发展、乡村企业的本土性与开放化的矛盾、股权的流动和退出机制障碍、小股东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农村基层民主及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不落实、改制后企业内出现了由过去的“干群关系”转化而来的劳资矛盾、一把手的特殊化和腐败不易节制、党政干部兼任企业负责人从而制约企业家成长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尤其是基层行政体制的改革,要改革过去那种“一手高指标、一手乌纱帽”的压力型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忙得首尾不顾、市场力量始终缺席”的状况。

文:据报导,“二次改制”中有4%左右的乡镇企业并未参与?

新:不应小看这个4%的比例,这是就企业总数而言的;若就总资产而言,未改制企业的比重就相当可观了。苏南改制过程中有一句话很能引起民众的共鸣:改制就是要把“一人所有”改为“大家所有”。所谓“一人所有”指的是在过去企业名义上的集体所有制状态下实际上存在的干部的“灰色私有”。“灰色私有”使改制中必然出现不规范、不公正等问题,在那些有社区干部背景的企业中尤其如此。例如,在资产评估及转让谈判中,为了顺利改制存在着集体资产方“让一让”的情况;一些企业侵犯了小股东的利益,如资产增值未清算或强行买卖;还有些小企业改制后将集体福利等资产划归到经营者的个人名下。可以说,“二次改制”给了大股东和管理者很大的利益和机会,但没有最大限度地保护小股东和职工的权益,改制中往往是社区干部的亲属成了“改制新贵”。还有一些村镇干部对改制的顾虑重重,对改制回笼的资金更是牢牢抓住不放。

前些年各级政府强调“抓大”,即暂时不改大乡镇企业的所有制,通过保持它们的公有性质、由政府派人直接经营而牢牢“抓住”它们。实际上,这些“大而公”的企业现在多数成了“大而空”的烂摊子,而且由于政府官员们插手过深,政企关系十分复杂。这些企业改起来有相当的难度,想破产也破不了;即使从形式上改了过来,但实际运行时仍然是行政性公司的老套路。我不久前受苏南某市的委托对这样的一个企业蹲点剖析,发现企业的情形令人十分痛心。

文:改制后回笼的资金如何使用,“二次改制”后还有“集体资产”吗?

新:现在苏南乡村经营性集体资产大致分成两块。一块是企业改制售卖集体股份后会回笼的资金。财务状况好的企业会把其中的一部份投入到技术改造或流动资金中,但多数企业只是借改制还债,即改制所得资金先用于偿还基层政府以前经管企业所欠债务,这一支出一般占回笼资金的一半以上,锡山市就是如此。各地镇政府坚持认为,偿债后结余的资金不属于社区居民而属于政府,往往由镇政府组建“集体资产运营公司”及村“经济合作社”来经管这笔资金,镇党委书记兼任镇一级“集体资产运营公司”的经理,社区居民则无法监督这笔集体资金的使用。这是改制后出现的一个怪胎,仍然是严重的党政企不分,镇政府的干部怎能代表乡村居民的利益呢?即便这些集体资产在干部们的手里增值了,若干年后是否又会面临“三次改制”?目前一些基层政府动用这笔钱从事工业园区的前期开发,如“五通一平”等,这算是比较正常的做法;但挪用这部份集体资产给干部发工资奖金的现象也十分严重。另一块集体资产留在改制后的企业里,称为“集体股”。根据对改制企业的初步观察这一块资产由于以下原因迟早会消失:一种情况是资产质量不高、等待破产清算;另一种情况是所有者入股不控股,经营者虚亏实盈,编一套假报表就能逃避集体股分红;第三种情况是仍然保持集体控股,这与改制前的情况一样,存在代理人的道德风险。

我认为应把干部和企业经营者手里的所谓“集体资产”拿来提供社区居民的养老等社会保障或社区公共品供给。广东一些城郊乡镇企业改制时把集体资产按价值量化分给社区居民,组成社区居民集体所有的公司制企业,年终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再按资分配。不过那里一些乡镇企业的主要经营活动是将厂房租给外资企业,这种企业经营方式比较单纯,便于社区居民监督;但苏南企业的集体资产都投入生产流通等经营活动中,监督上比较困难。

文:既然苏南的乡村企业已经改制,那改制后的企业还算“乡镇”企业吗?改制后是否出现了家族经营现象?

新:其实,家族经营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华人圈犹甚。据调查,当今世界上家族企业仍是最普遍和最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之一,台湾大的民营企业中不少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往往有家族成员组成的核心圈、远亲和朋友组成的外围层、以及由技术人员和一般雇员组成的普通雇员层,各层之间的关系很像费孝通描述的水波纹扩散状的“差序格局”。家族式经营的企业格外注意智力投资,重视产权安排,那些科技企业或产品结构较复杂的企业或松散型集团企业尤其如此。家族式企业的高级形态是经营权与所有权分开,所有者家族拥有企业的控股权,但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来经营。中国现在有名的乡村集体企业几乎都存在以父子轴心为特点的家族经营。在苏南,乡镇集体企业的家族经营一直处于低调状态,只是改制后经营层(持大股者)第二代的加入才使这一现象最终公开化,“二次改制”后许多企业家把子女从外地招回任自己企业的主管。据我看,中国的家族企业可能最多再持续两代人,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出现和企业经营要素流动性的增强,乡村企业的家族现象会自行消失或逐渐弱化。

“乡镇企业”这个名称现在确实已经无法说明绝大部份苏南乡村企业的性质,有必要另起名称。目前广东人往往把原来的乡镇企业称为中小企业。事实上苏南的大部份乡村企业已经成了家族经营或合伙经营的企业,所以,我认为可以把它们统称为农村企业。但农业部等政府部门仍坚持使用乡镇企业这个概念,其理由是这些企业适用于《乡镇企业法》。其实,对照苏南的现实,《乡镇企业法》里的许多内容已经不合时宜了。

文:苏南最近出现外商投资热,人们将此称为苏南的“新亮点”。那么,这些新亮点是不是避免了政企不分的问题呢?

新:在苏南无论是在乡镇企业改制还是引进外资都面临着政企关系重新定位、调整的问题,“新亮点”方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苏南各级地方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发展的热情一直未衰减。过去政府垄断了经济发展的资源,是乡镇企业唯一的出资主体;今天政府转而把招商引资当作主要工作任务,有的政府负责人还热衷于兼任开发区的领导,随意承诺优惠条件,用“拼地价”来引进外资。但在苏南也有一些大型企业开始创办工业园区,如江阴的“申达工业园”、三毛的“凯诺科技园”等,企业自主招商引资才是发展的方向。

四、“苏南模式”已告终结?

文:有些学者为“苏南模式”辩护,把它描绘成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唯一可行的发展模式。但与此同时浙江的温州则走了另一条道路,“温州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比较尊重市场的主导性和民间的自发性。“温州模式”的出现说明,“苏南模式”决不是唯一可行的模式,前者强大的生命力更突现出后者的局限性。当然,在当时中国的体制内和认识水平下,“苏南模式”因符合长期的思维和行为惰性而较易推行。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苏南模式”已经终结。

新:在苏南模式的发源地,“苏南模式”是否已终结是个有争论的问题。大致有这样几种观点:一是“再创辉煌派”,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一些老同志,他们或是“苏南模式”的缔造者,或是为“苏南模式”的研究宣传已穷经皓首浸淫多年;他们认为,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如“买方市场”、“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等,使苏南经济出现了暂时的波折,只要假以时日,“苏南模式”会再放光彩。二是“扬弃派”,也称“条件派”,这种观点认为,“苏南模式”的确出了问题,但这个模式不能丢,而应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彼时有彼时的条件,此时有此时的情况,“苏南模式”只要丢弃其不利的一面,保留其好的一面,还是有生命力的。三是“终结派”或称“舍弃派”,这种观点认为,“苏南模式”已完成其使命,现在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尤其是原来倡导过的一些“苏南模式”的核心理念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抵牾,“苏南模式”也就没有再保留的必要了。

现在即便是“苏南模式”的拥护者们也承认,原先的宣传有些过头,理论上过于拔高。事实上有两种“苏南模式”:一种是学者们对苏南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和路径所做的概括总结,如费孝通、万解秋等人的研究,这种工作今后还有持续下去的必要,至于叫不叫“苏南模式”是无所谓的;另一种是意识形态化了的“苏南模式”,主要是标榜“模式”的“性质”特徵,为其加上了许多不堪重负的“红帽子”,其实就是这些“红帽子”才把“苏南模式”引进了死胡同。我认为对后一种“苏南模式”的反思还远远没有完成。

据我了解,目前国内经济学界的主流对“苏南模式”基本持“终结论”,这也是“经济学家50人论坛”今年在扬州召开的“‘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研讨会”上达成的共识;不过好像有一批老经济学家对“苏南模式”仍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支持。江苏省新一届领导到任后召开了“发展个私经济”、“推进城市化”等工作会议,对过去“苏南模式”的一些做法作了事实上的调整,也默认了关于“苏南模式”的大讨论。

我本人是个“终结派”,生活、工作在苏南腹地,可以说与“苏南模式”天天面对面。据我的实地观察和感触以及从理性的角度去思考,感到“苏南模式”的一些内容太过时了,有时简直让人恶心。一些天真的政治家或学者总想在“苏南模式”中找到马克思主义经典里设想的“社会主义”,哪怕这只是个粗糙的“塑料花瓶”;还有人在中共“十五大”之前蜻蜓点水般跑一趟苏南,很快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大块文章,其良苦用心无非是要以“苏南模式”来证明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中国特色。把“苏南模式”上升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雏形”,我是万万不同意的;欲以“苏南模式”抗衡世界潮流无异于螳臂挡车,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们会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文:长期被封为正统的“苏南模式”不得不两次改制,正好反衬出“温州模式”对市场经济的高度适应性。其实根据现代经济理论早就可以发现“苏南模式”的种种弊病,经过20来年的实践这些弊病总算为人们所认识,但苏南已经吃了亏。现代经济学理论关于经济机制的重要结论还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今后中国不能再以意识形态领先、排斥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实践毕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生产力能否迅速提高则是检验生产关系适当与否的唯一准则。历史走了一圈,经过近50多年的摸索,国人终于认识到市场经济对生产力的促进远远高于计划经济。现实证明,“苏南模式”只是在特殊体制下才存在的一种模式;随着这种特殊体制的淡出,苏南模式也就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了。

其实,若从现代经济学的原理来看,连“温州模式”也是一种特例。“温州模式”虽然比较尊重市场的主导性和民间的自主性,但是谈不上对城市积聚效应的有意识利用,若一直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分布于温州周边小镇里或农村中的大量农村企业本来是不会出现的。幸亏温州市及其所属各区和镇政府早就对乡村企业网开一面,所以温州的农村工业比苏南要相对集中。目前温州的许多农村企业正加速向当地的城镇靠拢,有些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甚至向上海等超级大城市靠拢。这说明企业内部的机制是最重要的,企业内部机制对了,它们就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就企业发展而言,内因是第一性的,外因是第二性的。所以,对现代企业理论,特别是对剩余索取权的制度安排与企业活力关系的有关讨论,我们一定要尊重,不要在维护公有制的名义下刻意追求中国的“特殊性”、人为地排斥经济的普遍规律,否则最终还是要吃亏的。

五、城市化还是农村工业化?

文:苏南的乡镇企业改制后面临的问题自然是农村工业化的道路是否要走下去,若对此缺乏正确认识,在乡村企业的空间布局上又会犯严重错误。

新:我同意你的观点。从一定意义上说,改制解决了原乡镇企业的微观机制,但改制后股份制企业的股份一般不能流动,缺乏退出机制,也谈不上对社会资金开放,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乡村企业的社区性和本土性。乡村企业过于分散,其信息、决策、交易成本以及引进人才的成本居高不下,企业自主研发系统的建设也困难重重,更无法利用现代城市公共设施带来的种种便利。在小城镇和分散的乡村工业格局下,苏南的结构调整始终难有大的作为。没有城市化带来的产业积聚效应,我很怀疑农村工业化的路究竟还能走多远。未来城市经济将是市场经济的主导力量,这一趋势在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有所显现。从较为宏观的层面看,要提高苏南乡村企业的整体素质和规模经济水平,避免不必要的投资浪费,就必须强调乡村企业的适当集中和城市化。

文:从经济学观点看,城市化是一条普遍规律。现代经济发展的特点是第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可达90%以上,这两个产业均主要在城市布局;在城市化水平较高的西欧、北美,区域经济已由城市经济所代替,经济竞争主要表现为城市(城区)间的竞争。

在城市化问题上中国也走了一条弯路。早在1930年代,中国老一辈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就提出要走农村工业化的道路,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大量流民也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因其主张与“发展城市工业”和“重振农业”以解决流民的方案有所不同,被称为“第三条道路”。1949年以后,中国照搬了前苏联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单一城市工业化道路,同时又实行了严格的城乡隔离制度,事实证明,这条发展之路走得很艰苦。以苏南为代表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乃至占到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似乎一度从实践上证明了农村工业化是一条可行的道路。在意识形态上,也有人曾以为农村工业化是“取消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脑体差别”的有效途径。应该说,中国长期来执行了一系列阻碍城市化的政策,而且自称是找到了一条“独特”的经济发展之路。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在现代经济学上是站不住的。缺乏对现代经济学的深刻把握使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走了许多弯路。近年来农产品和制造业产能相对过剩,从农业和城市工业企业中游离出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恰在此时,乡镇工业的发展本身陷入了瓶颈,这些企业对环境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这就使农村工业化的道路更加困难了。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农业和制造业所能容纳的劳动力都十分有限。美国只有不到2%的劳动力从事农业,不到16%的劳动力从事制造业,这两个比例还在逐渐下降;而82%的劳动力是在服务业工作。中国的剩余农村劳动力只有进入城市服务业,才能找到更多的谋生手段。服务业大发展的前提是人口在空间上相对集中,这样才能使服务业的分工程度大幅提高、平均成本明显下降。所以,中国能否加速城市化,不仅关系到工业化成本能否大幅降低,而且关系到日益严重的失业能否最终缓解这样的重大问题。

在现代市场经济下,尤其是进入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后,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越来越明显,苏南新的增长点“工业园区经济”就是一种典型的城市经济。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的积聚效应还会继续显现出来。现在一些中心城市成了农民向往的去处,他们自己承担到城市寻找工作的各种风险和困难,政府有什么理由反对他们进入城市呢?目前政府已经将小城市和建制镇的户口开放,这是值得欢迎的,但仅仅开放小城镇的户口是远远不够的。如果继续坚持农村工业化,特别是在土地稀缺的江浙一带推行分散的工业化建设,就会出现许多村镇重复建设“开发区”、以致于造成新一轮“村村征地、镇镇动土”的怪现象。现在已经到了该重新分析一下城乡经济结构现状、趋势和未来方向,提出“城市经济主导战略”的时候了。

新:政府最近对城镇化的重要性好像已有新的认识。

文:政府的政策往往慢半拍,而且喜欢标新立异。例如,世界各国都提城市化,英语是urbanization;但中国偏要称为“城镇化”,这是个用英语很难翻译的概念。使用“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其实反映了对城市化认识上的偏差,政府仍然在与市场机制作费力不讨好的扭斗。明明人们愿意流向较大的城市,政府却要他们流向小城镇;政府想人为地扶植小城镇的发展,殊不知有些城镇再扶植也永远长不大,而有些城市再限制也会越长越大。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反市场导向的扭斗会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也无助于降低工业化成本和解决就业。政府与其浪费资源围堵城市化或扶植永远长不大的小城镇,还不如将这些资源用于积极帮助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发展基础设施;同时开放这些城市的土地市场,用级差地租调节城市人口的容量。如果真正尊重市场经济的原则,即使是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人口规模也不可能无限扩张,因为昂贵的地租会使某一收入水平以下的流动人口失去流入上海的动力或失去久留上海的愿望。所以我总是呼吁在城市化问题上要坚持市场导向,不要人为地扶植小城镇、限制大城市。可惜,这个经济学道理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的。

新:看来,虽然人人在谈向市场经济转轨,但对究竟何谓真正的市场经济,人们的看法仍十分不一致。基于相似的理由我对苏南改制后出现的“新亮点”持谨慎态度。关注中国市场化进程的人们应该对苏南乡镇企业的改制有足够的关注,苏南改制触及到了旧体制的灵魂和心脏,也牵扯到农村经济转轨、农村社会转型的方方面面。苏南的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农村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的,改制后的苏南经济很有可能是中国内生型市场经济的胚胎形式。然而,我也担心它变成一个市场经济的怪胎。

企业改制只是体制转轨的一个组成部份,新的市场经济还需要其它的制度环境。例如,权力本应由公众赋予,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自上而下的委任制使权力获得了一种私有性;苏南的基层政府历来直接支配企业,既掌握财力,又具有强势地位,现在关系到企业重大业务事项的审批权和土地的垄断权仍在政府手中;基层干部将权力作为获利的资本,依靠权力来配置生产要素的现象并未消除,权钱关系始终理不清,以致于权力与收入的对等已成为一种民间流行观念;改制后的农村企业成了企业家的私人企业,原来意义上的社区居民集体所有形同虚文。我担心,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民众会错把许多荒谬的价值观念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游戏规则接受下来;这种局面延续下去,中国的市场经济很有可能陷入拉美化沼泽,成为不良的市场经济。苏南改制之后,欲形成一个健康运行的市场经济,还应及时推动基层行政体制改革。

文:这就触及了更深层的问题。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但应该清醒地看到,千万不可将在过渡阶段中所采取的政府干预措施、保护性经济政策、特殊体制下产生的企业制度等人为地拔高,甚至硬给它们戴上具普遍性和永久性意义的桂冠。中国加入WTO之后,将有可能面对崭新的、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环境,各地区都要逐渐对外开放,这时就更需要对内开放,政府必须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否则将受到国际社会的抵制。解决你提出的这些问题就更有紧迫性了。在这种背景下,现代经济学对帮助制订新经济政策和寻找新的经济制度就有了更大、更直接的指导意义。

苏南的民众不背“苏南模式”这个包袱,而是积极地探讨新的企业形式和经济制度,我祝愿他们在尽快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努力中仍能一马当先,利用“新亮点”带来的机遇以及区位和人文优势,率先闯出一条全方位开放、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道路。尤其希望苏南的企业家既积极学习现代经济理论,又密切注视外资企业的各种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机制,大胆解剖,虚心学习,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中国的经济腾飞作出更大贡献。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2 Issu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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