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华:解读“雷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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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工作的一个特点就是“树立英雄模范人物”。不同历史时期“涌现”出不少此类人物,但其中的绝大多数都随着一种政治风潮的消逝而淡出,以致于连那些经历过如此风潮的人们都很难回忆起当年“走红”一时的“英雄人物”。即以“文化大革命”初期为例,王杰、刘英俊、金训华就是这样的“人物”,然而,对那些经历过“文革”、如今已经50岁以上的人而言,这些当年耳熟能详的“英雄”名字,现在恐怕已经不容易从记忆的深处挖掘出来了。不过,也有例外,60年代的“英雄人物”雷锋似乎就是一棵政治“常青树”,历久如新,弥老弥坚。从那时候到现在,中共领导人换了一代又一代,政治话语也不断更新,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演变成“三个代表”,唯独雷锋这个“政治图腾”始终不坠。今天仍然有人因其善行而被夸赞为“活雷锋”,这个名词的生命力如此之旺盛,不仅是在官方媒体上,而且也在平民百姓的日常话语中,这的确是个值得深思的政治社会现象。

所有由宣传部门推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时代的产物”,“雷锋精神”属于“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即将来临之前的“政治产品”,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扮演了重要的“政治榜样”;可是,“文革”被彻底否定已经快30年了,那个时候的“政治榜样”仍然能适应今天奢靡腐败的干部们的宣传需要?今天的干部还有几人愿意象雷锋主张的那样“坚持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在“公仆”们“现代化”得忙碌于灯红酒绿、莺燕娇嗔的“应酬”场的时代,“雷锋精神”对当下的中国社会还有什么意义?

40年前,“雷锋精神”几乎是个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宣传品,从“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到“忠于、热爱伟大领袖”,“生活俭朴,热心助人”,“待同志象春天一样温暖”,直到“做党的螺丝钉”。毛泽东欣然命笔为这个“英雄人物”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紧接着,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一系列党政军领导人都竞相为这个普通一兵题词,这种借题词向毛泽东表示效忠的政治表演为中共历史上所仅见。在高层领导人的率领下,全国上下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而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场围绕着““学毛着”的政治运动迅速为树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毛的钦立亲为下,“学雷锋”的热度越烧越高,人人表态要做“雷锋”那样的“好战士”,“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和“解放军学习全国人民!”这样的口号响彻云霄。随之而来的则是那场全国上下盲目追随毛泽东踏入“十年浩劫”的“文革”灾难。

走向“十年浩劫”的前奏

今天的官方教科书把“文化大革命”归罪于“四人帮”,其实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四人帮”还没出现呢;帮助毛准备、制造“十年浩劫”的,恰恰是他的政治局战友们。没有这些战友们推动的“个人崇拜”热潮,“文化大革命”是很难在短期内形成那么大气候的。鼓吹“雷锋精神”就是制造“个人崇拜”的前奏曲,其中主要的“作曲者”就是“雷锋精神”的创造者林彪。

林彪在1950年代一直称病休养,不问政事,直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才启用他取代彭德怀主持军队工作。林彪主持军队工作以后,逐渐把军队工作引上了高度政治化的轨道,将雷锋挖掘出来就是为了当时政治情势的需要。

斯大林死后,毛泽东越来越不满足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阵营领导人的“座次”里屈居“小字辈”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之下。要“取而代之”就必须拿出“漂亮的成绩单”,所以他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试图用组织“人民公社”和大搞群众运动的土办法,增产粮食和钢铁,达到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建设上“超英赶美”的“宏伟目标”。其结果是毛泽东倡导的“人民公社”、“大跃进”政策一败涂地,不但没能实现经济上的“跃进”,相反却造成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极其严重的农业危机,粮食极度短缺。当败相初露时,党内只有少数敢于直言的高级干部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却率领着刘少奇、周恩来等高级助手把提出批评意见的国防部长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林彪就是这样取彭德怀而代之的。刘少奇、周恩来等“助纣为虐”的结果是延长了这场危机,最后饿死了约3千万农民,全体城市居民也有3年多处于半饥饿的营养不良状态。面对这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灾难,刘少奇也不得不朝毛泽东进言:“这是要写进史书的!”于是,毛泽东勉强地“退居二线”,以免直接承担个人责任。但同时,毛也开始担心个人的大权旁落、地位动摇。

善于观察政治气候的林彪准确地把握了毛的这层心理,及时地利用“学习雷锋”的政治运动加速了军队的极端政治化,这一过程的核心就是利用中共、中国、解放军内一直存在着的对毛的“个人崇拜”,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把对毛的“个人崇拜”推到最高点,重新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确立毛泽东个人的至高无上的最高权威的地位。

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时,曾经采取措施学习苏联军队的管理办法,试图把官兵均以农民为主的解放军改造成正规化、现代化的军队,为此引进了苏军的条令和军衔制度,从制服到训练都苏式化了。但是,这些措施恰恰触犯了自50年代中期开始萌生了争国际共运霸主之心的毛泽东的忌讳。而林彪深知如何迎合毛的心态,他借军队政治化完全扭转了彭德怀的做法,提倡“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鼓吹在军队管理和军事训练中坚持“政治挂帅”。这些手段也有效地重新凝聚了经历过农村3年大饥荒的官兵对毛的政治效忠,消除了“大跃进”失败对军队心理的不利影响。

为此,林彪开始大肆鼓吹毛泽东思想,借《毛选》四卷发行之际,大力掀起“学毛选”活动;同时,还开展了“政治选美”,即选取几个政治“典型模范人物”作为向社会广泛宣传的范本,从而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解放军效忠毛的运动。雷锋就是这样被推出来成为供平民效仿的政治“偶像”,“雷锋精神”则是军队政工部门营造出来的“宣传品”。作为“政治选美策划案”的“中标者”,雷锋恰好具备了各项有利条件:他是湖南长沙人,是毛的同乡;其次,雷是汽车兵,掌握一点技术,比单纯冲冲杀杀的野战步兵更适合平民“学习”;再次,雷并未上过战场,他的“模范言行”其实与要求中学的“三好学生”一样简单,只要在日记里和《毛选》的页边写上种种革命“词语”,再做一些“好人好事”就行了;最后,他已因事故死亡,不必担心他还会犯什么“缺点错误”。

军队政工系统营造的“学雷锋”模式后来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一时间,全国中小学写“革命日记”和“做好人好事”成风,其中最大的虚伪就在于,“日记”是写给老师读的,“好事”是做给“同学们”看的,目的在于“争取进步”。这种“政治表演秀”从此形成“定式”,直到今天还在学校系统里繁衍重复着。在这种政治气氛中成长,不少人从小就习惯于充当“积极分子”,政治上盲从,热衷于政治投机,以举报他人言行的“密探”行为为荣,人格扭曲卑污。而由这样的社会成员组成的国家,当然毫不困难地就可以成为培育对领袖“个人崇拜”、对政党盲目信从的温床。“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基础就是这样奠定的。

把毛泽东送上“神坛”之后

“学雷锋运动”的核心乃营造“个人崇拜”。跟随毛泽东打江山的领袖们对此个个心领神会,谁也不敢落后,连向来不太过问具体国事的朱德也在题词中准确把握住关键:“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学习雷锋”的精髓就是要“忠于毛”。所以,在连篇累牍的宣传当中,最常见的照片就是雷锋坐在卡车驾驶室里学习《毛选》。除了效忠党以外,雷锋的“事迹”其实完全是一大堆平凡无奇而又漏洞百出的琐碎小事。对营造这个“学雷锋运动”的统治机器来说,雷锋究竟做了多少值得社会称道的事,又比其他普普通通的人出色多少,根本就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政治偶像”号召全民把《毛泽东选集》当“圣经”来读,从而把毛本人当神来敬。

毛泽东就是这样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期走上了神坛,成了一个顶着马克思主义桂冠的当代“万万岁”,而他在几年前因发动“大跃进”而造的孽自然也就一笔勾消了。不久之后中国人终于把对毛的现代个人崇拜发展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顶峰:一个活着的政治领袖的只言片语被全国老少日夜背诵,甚至一日数次地举行“早请示、晚汇报”之类的“现代政治祈祷”。这种由中央领导人带头推行的全民族的愚昧,帮助毛泽东随心所欲地发动了“文革”,清算了一系列政治对手,最终令刘少奇死不瞑目,让周恩来活在毛的随时打击下胆战心惊。

毛死后,中共元老陈云才敢说了句“文革”时期憋在肚子里的话:“毛泽东不是神,是人。”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文革”之前就愚笨到不明白这一点?是他们明知而故犯,才帮助毛泽东一步一步登上可以胡作非为的“神坛”高位的。如今对“文革”的反思中,官方只责难“四人帮”,开明一些的批评一番毛泽东;但是,难道不是毛的这些战友们“以身作则”、号召全国人民“拜”毛泽东为“神”的吗?正因为人们不愿意面对这个再明白不过的事实,中国至今还有个人崇拜的政治文化基础。

如果说从“学雷锋”开始,毛泽东就逐渐变成了一个王霸之神,那么雷锋则是一个平民之神。破除对毛的神化是一个民风开化、民智开启的标志;然而,破解雷锋的神话则广受忽视,以致今日“雷锋精神”依然在“教导”着人们充当“党的螺丝钉”。

然而,无论是作为“雷锋精神”创造者的林彪,还是作为“雷锋精神”守护者的毛泽东,都没有想到,雷锋的政治生命和社会影响居然会在毛、林身后超过毛、林本人。这正是愚民政治的可怕之处,也是这种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体制结出的一大怪胎。如今庇护并鼓吹“雷锋精神”,又有了进一步的“时代意义”,那就是从中生发出强化“党指挥枪、枪效忠于党”的政治原则;不但如此,还要从“雷锋”身上提炼出为党而死、在所不惜的“革命”精神。为此,似乎“雷锋精神”真的要“魅力长存,青春永葆”了。

面对全球文明和现代社会,“雷锋精神”是一个陈旧僵化、愚昧无知和自大狂妄的混合。维系这一“政治图腾”只能证明当代政治的贫困。愚民政策不除,民智难开,民风难清。彻底打开雷锋之结是时代所需,潮流所向。

雷锋生前是不知道这一切的,他恐怕无论怎样都不会想到,自己会被“法老们”制成一具政治教条的“木乃伊”,承载着权力的神话、愚民的誓言和欺世盗名的诅咒。那样一个疯狂的时代所发酵出来的低智符号尚在今日挥舞,这反衬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精神世界。

除了雷锋之外,宣传机关虽然还在制造新的“典型”,不过,总算可以看到一些令人欣慰的气象:这些新的典型不再得到所有党政领袖的题字,而只是某种特定含义的模范;另一方面,雷锋之后,军队所树立的典型模范中,除了越战英雄和“共和国卫士”外,大多不再为社会所知。纵观中国的现代史,凡是在“英雄”、“模范”、“典型”层出不穷而大行其道之时,往往就是某种社会政治风潮过热之际,那时愚民政策也畅行无阻。

解读“雷锋精神”之余,尤当清涤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和智识。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3 Issu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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