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3-04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秘密处死曾成杰的法盲院长原来是习近平学长》中已经介绍了有消息说，周强和当时长沙中院法盲院长在整个中国大陆遭受千夫所指，甚至官方媒体都加入了谴责周强，讨伐罗衡宁的“舆论一边倒的不正常现象”引起了习近平的强烈担忧，比如就连当时的人民网都转载了《京华时报》的报道文章《曾成杰死刑执行通知13日寄出，人12日已被枪决》有图有真相。
一个月之后 ，习近平发表了他那臭名昭著的“八一九讲话“。习近平说道 ：不要听蝲蝲蛄叫就怕得不种庄稼了……。战场上没有开明绅士，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也没有开明绅士，就得斗争……。我们共产党人连流血牺牲都不怕，还怕损失一点蜗角虚名吗？我们党也不会以这种虚名来评价干部……。不要怕被污名化。我常常讲干部要敢于担当，这就是一个重要检验。
正因为有了习近平“不要怕污名化”的强力支持，当时已经对强大的舆论压力完全采取充耳不闻、装聋作哑态度的周强立刻有了主心骨。本是湖北黄梅人，离开湖北去的第一个地方又是重庆，在那里一呆就是七年的周强普通话很不标准，对北方方言更是一无所知。习近平发布他那臭名昭著的八一九讲话时周强并不在场，事后读到内部传达文件时，周强问了身边的好几个北方人“什么是‘蝲蝲蛄’”，理解了习近平的寓意之后 ，“不要听蝲蝲蛄叫就怕得不种庄稼了”便成了周强口中的“总书记教导”，大会小会上动不动就是“总书记教导我们说，不要听蝲蝲蛄叫就怕得不种庄稼了……”
接下来，在总书记的鼓舞下，周强对秘密处死曾成杰引发的强大舆论反弹一改“缩头乌龟”“的态度，开始采取“敢于亮剑”、“敢于担当”的主动措施。在周强的强烈要求下，时任中宣部长刘奇葆不得不下令要求“曾经在曾成杰案上起来过不好作用”的官方媒体要重新对群众做“正确的舆论引导”。于是，前面提到的《京华时报》、人民网等都被迫在曾成杰已经被秘密处死的四个多月后“积极主动配合周强以最高法院院长名义召开的”防范打击非法集资法律法规政策宣传座谈会”，把曾成杰“罪该处死”的原因和理由再次向全社会“重申”。不过呢，这两家媒体的编辑记者显然是内心不服，所以在被迫配合周强就曾成杰案向全社会进行“量刑释疑”的同时，还是保留了如下一段已经在我们上篇文章中已经原文援引过，有图有真相的《曾成杰死刑执行通知13日寄出，人12日已被枪决》一中披露过的，日后的周强虽然已经在总书记的鼓舞下不再怕“喇喇咕叫”但仍然最不希望再被持续关注的内容：“2013年6月14日,曾成杰被核准死刑。7月12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曾成杰执行死刑。关于死刑执行的公告问题，当时曾是媒体报道的焦点。据悉,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执行当日将曾成杰的死刑执行布告贴于法院的公告栏内，因为案卷材料中没有曾成杰的二女儿、儿子的联系方式，故当日执行后法院将执行通知书邮寄送达曾成杰的女婿(大女儿丈夫),并通知其于一周之内领取曾成杰的骨灰。”
很显然 ，该两家官媒的仍然良心未泯的编辑和记者就是要用如上这一段“客观叙述”让读者明白：从6月14日核准死刑到7月12日执行死刑期间经过了二十八天，而侩子手们居然在这长达二十八天的时间里都没有办法找到即将被执行死刑者的女儿和儿子的联系方式，唯一所做的就是在执行死刑的当日，其实是死刑已经执行完了的当日在法院公告栏内“告示”了一下……。
当时的周强在曾成杰已经被他下令秘密处死四个多月之后自己又主动以曾成杰案为例证明打击非法集资的重要和必要，除了因为在总书记的鼓舞下不再怕“喇喇咕叫”了，还有因为当时法律界的公知和良心律师们一直在拿当时与曾成杰案一样轰动的吴英案两相比较，周强等人特别强调了吴英没有曾成杰“罪虐深重”所以才“依法”可以刀下留 人。殊不知当年在终于被“刀下留人”之前的吴英被浙江高院维持死刑判决的二审裁决，正是在习近平主持的浙江省委领导下做出的。
回顾当年的吴英案从宣判至被浙江省高院二审维持一审死刑判决的过程，都是在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随着日后令计划的倒台和被令计划案牵涉出的时任浙江省政协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斯鑫良的贪腐受贿罪行彻底败露，当初浙江方面为什么要坚持把吴英置于死地的幕后原因才大白于天下。简单概括几句，就是当时的吴英被地方官员“吃大户”了，而这些地方官员和在他们的支持下鲸吞吴英巨额财产的当地红顶富商的背后有两大支持力量，一是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最为依重的干部之一、在习近平手下一直担任浙江省委常委兼省委组织部长的斯鑫良，另一个就是令计划和他的老婆谷丽萍。
2007年2月，原浙江东阳本色集团董事长吴英被捕。同年10月习近平被中共高层赶在十六年召开前夜安排为浙江省代省长，一个月后正式升任省委书记……，到2007年3月调任上海市委书记。
在此期间，吴英被下狱后，其名下众多总市值高达数十亿的产业被当地黑心官员和有令计划家族背景的黑心红顶商人瓜分，从而制造出了吴英资不抵债的“犯罪事实”。2009年12月，吴英被以集资诈骗罪在一审中被浙江金华中院判处死刑。2012年1月，也就是习近平离开浙江的前两个月，浙江高院宣布对吴英案的二审宣布“维持原判”。此时主持对吴英案维持死刑原判的浙江高院院长就是日后被视为习近平“浙江新军”的重要骨干之一应勇。
这位应勇在习近平调上海工作后继续在浙江省高院坚持了半年多时间，习近平成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后着手进行的首批副省部级以上干部大调整就包括了应勇，将他安排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然后再让他在市人大上被“提名”为上海市高院院长。在此位置过渡一段时间，即安排改换跑道，于2013年4月安排他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市委组织部部长。
在中共政坛上，从法院院长直接转任同级地方党委的党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的安排方式笔者的记忆中没有第二例，而习近平如此安排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让这位应勇能够再高升一级。
果不其然，习近平在十入大上接班之后，应勇被提升为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兼[3]浦东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十九大召开的前一年，又安排应勇为市委书副书记兼上海市政府常务副市长[4]。 2017年1月20日，应勇如愿晋升正省部级，成为上海市长。此时的应勇已经年满六十岁。
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每年的省人大例会上他应勇所做的高院工作报告中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浙江省高院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那么当时的应勇在支持下级法院判处吴英死刑的过程中不向省委请示，习近平对维持吴英一审死刑判决的“二审裁定”上没有发表意见是绝对没有可能的。
笔者没有充分的事实和证据说明当时的习近平在吴英案的态度上和当时的周强在曾成杰案的处理方式是完全一样，以“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名义直接地，积极主动地压迫省高院维持死刑判决，但至少当时的习近平没有否定对吴英案的维持死刑判决是毫无疑问的。
当时身为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更应该被诟病的就是事后已经被证明曾经利用职权干预过吴英案的时任浙江省委组织部长斯鑫良在那四年半时间里一直都是习近平在政治上最为信任和依重的对象。
谁都知道，在中共省级领导班子里，省委书记和省长之间的关系可能十分微妙，但正常情况下省委常委班子里对省委书记来说最为重要最为信任的两个人就是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
那位吴英家乡东阳县“父母官”出身的斯鑫良在习近平到浙江之前已经一路爬升到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在习近平赴浙的前一年年中，仅仅在省委宣传部长上坐了两个月的斯鑫良又改任省委组织部长，接替他宣传部长职务的就是日后被习近平提拔至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的陈敏尔。
在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四年半时间里，如上二人一直都是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被称之为“习书记的哼哈二将“。而当时浙江东阳县的地方党政官员和给他们直接输送巨额经济利益的当地黑心红顶商人正是在“省委习书记最信任的人”斯鑫良的公开支持下才胆大妄为，为了让他们私下瓜分吴英巨额资产的黑幕永远不被揭露，他们借当地法院杀人灭口，甚至直接向最高法院写信“强烈要求核准吴英死刑判决”。
习近平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后，这位斯鑫良继续留在浙江省委组织部长位置上，等习近平在十七大上升任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之后 ，斯鑫良又多了一项省委党校校长的兼职，至于为何再没有被进一步重用—-被习近平 象提拔应勇一样，提升或者调升至省委副书记，唯一的原因就是年龄，因为习近平当时鼎力提拔应勇至正省部级时，应勇已经年满六十岁，而比应勇年长七岁的斯鑫良在副省部级待遇的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位置上坚持到2010年时，也就是习近平 正式接班的近三年前即已经年满六十岁，而当时没有被安排直接退休，而是转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兼主持省政协日常工作的党组副书记即已经是在习近平的关注下才得以“超期服役”的。
2013年02月，已经年满六十三岁的斯鑫良平安降落。不幸的是令计划落马后把他供了出来，这在习近平眼里就是不可饶恕的了。
当时已有报道说，吴英的辩护律师认为，吴英的行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只能算民事纠纷。吴英被抓后，其本色集团固定资产有的被低价拍卖，有的去向不明。如今已经被揭露出来的黑幕内容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吴英家乡的黑心红顶商人，东阳广厦集团董事局主席楼忠福涉嫌瓜分吴英的财产。而楼的背后，则牵出多个高官。
2014年12月，令计划落马后，楼忠福曾经被中纪委带走协助调查。三个月后，与楼忠福同是东阳人的浙江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斯鑫良也被调查。
据官媒《廉政了望》2015年6月19日披露，广厦集团创始人楼忠福供出了斯鑫良。传斯鑫良曾深度介入震惊全国的吴英案，纵容楼家低价鲸吞吴英资产。
报导提到，楼忠福接受调查还是因为牵涉令计划一案，楼忠福与令计划妻子谷丽萍有多年密切的商业合作，就是斯鑫良在从中介绍。
2016年12月中，斯鑫良在江西九江被异地判处十三年有期徒刑，周强的最高法院向当地司法局传达了中央领导的指示，斯鑫良不能转交回浙江，就地服刑！10个月之后 ，当年和他斯鑫良一同在江浙省委日夜效命，唯习书记马首是瞻的陈敏尔进入了十九届中央政治局，
至吴英案的最后，曾经关注者都知道是因为时任总理温家宝的过问才被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下令“发回浙江高院重审”。此时的习近平已经是上海市委书记。于是，吴英的命也才被保了下来。
总之，曾成杰之死百分之百是前为湖南省委书记后为最高法院院长的周强之罪，而吴英当年是被在以习近平 为省委书记的省委坚强领导下的浙江高院二审判死的，日后浙江高院在最高法院的压力下被迫给吴英留了一命已经和习近平没有关系了。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