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朝辉
美国宾州西切斯特大学

一、“中国特殊论”VS“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奇迹论”
二、中国发展的特殊路径
三、“中国特殊论”的思维框架
【注释】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完了四分之一世纪,这是中国5000年文明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社会激荡最强、文化震撼最烈的时期。中国正经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与蝉变。但是,如何解释和理解中国这20多年的急剧发展,似乎成了国际社会中国研究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各种看法纷呈于世,有的完全相反。

一、“中国特殊论”VS“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奇迹论”

面对25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发展,众多海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与专家贡献了难以计数的学术成果,试图对中国近年的发展历程作实证分析和理论解释。大致而言,他们的主要观点可以用“中国威胁论”(The China Threat)、“中国崩溃论”(The China Collapse)和“中国奇迹论”(The China Miracle)予以归纳。

“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必然导致军事力量的强化与政治野心的膨胀。自近代以来,任何一个强国的崛起,包括18世纪崛起的大英帝国、19世纪末崛起的德意志帝国、20世纪上半期崛起的大日本帝国、以及二战以后崛起的美国等,都不可能是和平地崛起。而坚持绝对和平的国家就难以真正的崛起,所以“中国和平崛起”论[1]只是一个天方夜谭。尤其是,中国的现有政治体制不是西方普遍认同的民主制度,加上台湾海峡两岸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中国的未来走向必然是不确定、不透明、不可预测的,因而必定具有致命的威胁[2]。

“中国崩溃论”则源于对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瓦解的认识,认为中国这一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必然不能自外于世界潮流,而中国的现有政治体制一旦瓦解,必然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新疆、西藏、蒙古与台湾可能独立,“黄祸”会向周边国家蔓延。同时,中国现存的金融危机、社会两极分化危机、官场腐败危机、失业危机、“三农”危机、人口危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等8支利剑,既是中国崩溃的导火线,也是中国政治危机一旦爆发后的8根最后的“稻草”,可能压死中国这头“牛”[3]。

“中国奇迹论”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释,它根据中国过去25年来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高达8%以上的事实,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可持续的。持此观点者甚至乐观地预测,这种不受国际政治经济风暴干扰的超常发展,可以持续到2020年,并由此进一步推论出:中国的政局将是稳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是正确的,渐进式而不是“休克”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成功的。总之,在中国,政府与市场都是有效的[4]。

有意思的是,上述3论的价值观念、政治立场截然不同,但对中国发展的解释却都有情绪化和极端化的特点。例如,“中国奇迹论”对中国的赞美过于乐观;“中国威胁论”从反面高估了中国的破坏力量;而“中国崩溃论”则对中国的未来表现了过度悲观。研究当代中国亟需中性和理性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模型。对此,笔者以为“中国特殊论”(The China Uniqueness)也许是一种新的选择。不过,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康晓光对“中国特殊论”的解释,因为他将“中国特殊论”的表现归纳为两点,一是“成功的变化”,如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以及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指标的大幅度提升等;二是“成功的保守”,如共产党继续执政、政局越来越稳定[5]。这样,康晓光的“中国特殊论”又带上了强烈的价值判断,成了“中国奇迹论”的翻版。

笔者以为,“中国特殊论”应该没有鲜明的情绪性判断,它不以现有的经典理论为依据,不以各国的历史与现状为参照,完全以中国25年来的发展与现实状况作为实证分析的基点,价值中立地分析中国的客观现实。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特殊”不代表一种价值判断,它既不代表“光荣、伟大和正确”,也不代表耻辱、反动和落后。“特殊”只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描述,“特殊”首先是真实的,同时也是奇怪和反常的,它是一种奇怪的真实和反常的真实。它对学者提出了挑战,也留下了困惑,它同时还为学者们提供了解释奇特、认识反常的机会,为质疑、修正经典理论,甚至创造新的理论与模型提供了难得的现实样本。

二、中国发展的特殊路径

过去10年来,笔者认真观察了中国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方面的特殊性,发现了一系列既不符合现有理论、也不符合各国现实的特殊存在,由此既留下了许多困惑,也激发了更深层的思考。

中国社会的发展至少有3大独特的现象值得思考。其一,在过去25年中逐渐形成的权力资本经济(The Power-Capital Economy),既不属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难归类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因为它的本质是垄断和排他的。它是一种建基于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杂交的混合经济。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杂交体不仅在西方的经典教科书上完全缺席,而且在西方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在前苏联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变迁路径上,都没有平行的案例可作借鉴。权力资本经济的直接产物自然是权力资本集团,其最显著的特征是“以权谋钱”、“以钱换权”,由此导致中国的腐败呈现体制化、糜烂化的趋势[6]。但问题的关键是,西方的理论公认“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绝对的腐败为民怨沸腾、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在中国,东方文化孕育下的腐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7]。

其二,作为权力资本经济的衍生物之一,中国业已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新富豪集团,可称之为新私有资本集团[8]。这一新集团的存在向现有的西方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挑战。西方流行的经典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和私有化是政治民主的前提[9]”,而且“个人财富很可能强化自由观念,推动政治民主[10]”。另外,私有财产所有者和中产阶级为了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必然需要在决策层和立法机构寻找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分享部分政府的权力。因此,他们自然反对中央集权,支持政治民主[11]。但中国的新私有资本集团却是权力和政府的天然盟友,是维护共产党政权、反对政治民主的主力,他们基本上没有西方资本家和中产阶级所固有的追求自由独立、渴望监督权力的特性,而是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极力成为权力的附庸,而不是权力的制衡[12]。

其三,作为新私有资本集团跳跃式膨胀的一个副产品,城市贫民和农村贫民的总数也急剧增长。尽管绝对贫困阶层的存在是发展中国家的常见现象,但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利贫困却是中国特殊论所必须关注的一大主题[13]。中国目前存在着极为严重的贫富分化,显示贫富不均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0,但仍然不见“陈胜吴广”式的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的革命[14]。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只能忍受和接受少数人强加给他们的各种不平等、不合理和不合法的权利歧视和社会排斥;权力拥有者不仅实行制度性歧视,而且广告式地宣扬歧视。这就是中国式的权利贫困及其对权利贫困的社会反应[15]。

在经济领域至少也有3大困惑需要学者的理论解释。其一,国有企业的改革不仅是一个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必修课”,也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难题。中国这方面的特色在于,在传统文化和中共文化所固有的专制、面子和平均主义基因的影响下,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改制过程中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共文化的双重混合,最后孕育出一个不伦不类的“怪胎”,成为一个与西方经典股份制背道而驰的独特现象。例如,它们的改制方向不是资本主义的股份制,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员工所有制,而是奇特的股份合作制;西方股份制的产权是明晰而充满刚性的,而中国改制后的企业所有权则模糊但富有弹性,存在大量的政府股、权力股和集体股等充满“中国特色”的内容;西方的人事制度和决策制度是由董事会投票决定,而中国的企业则由经理个人专断裁定;西方主张资本控制劳动,强调一股一票,而中国则不得不考虑劳动控制资本,往往习惯于一人一票;西方强调资本合作,认资不认人,而中国则注重人际合作、人和,导致企业规模难以扩大;企业管理的透明度是西方股份制的基础,中国的企业则最忌讳公开、透明;西方习惯于依照法律和企业规章制度管理企业,中国则更愿意通过人治来解决争端[16]。与这样的企业文化相对应,国有企业的债务管理也深深地打上了中国特色的印记,企业可以只借不还,债多不愁,尽管银行的呆账总额早已超越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狼来了”(银行系统可能濒临破产的担忧)已经在中国金融界喊了近20年,但中国的几大国有银行在政府的关爱与帮助下,如常青树般依旧巍然不倒[17]。这样的企业制度是否具备国际竞争力,会不会长期维持下去?

其二,安排剩余劳动力就业是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难题,工业化和城市化则是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主要道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按照苏联模式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此不仅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积聚工业投资,而且把民众的生活水平长期维持在非常低的状态,结果虽然建成了一批工业企业,但无法解决城乡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于是就通过城乡区隔的户籍制度等行政性强制手段,把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文革”时期,甚至采用了古今中外从未见过的办法,把城市的剩余劳动力迁移下乡(如干部下放、知青下乡)。这样的发展模式导致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逆向发展,也就是说,工业化有所进展,城市化却停滞不前。邓小平时代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潘多拉”盒子打开了,先是允许农民离土不离乡、在乡村从事非农产业,后来又允许农民进城在特许行业务工,但是,城乡区隔的户籍制度依然存在,进城的农民工还是没有自由就业的可能。90年代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出现了两个新现象,一方面大中城市纷纷投入巨额资金进行城市现代化建设,城市面貌迅速改观,另一方面又在城乡两元体制之间发展小城镇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力[18]。但是,对占城市人口相当比例的进城农民工来说,他们只是都市现代化的建设者,却往往被排斥在现代化都市的公共服务系统之外,城市原有居民视他们为异己,旧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区隔如今被搬到都市里来了。虽然都市的现代化不为从乡村移居城市的新增人口服务,却成为城市原有人口享受的特权,但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仍然迅速推进?

其三,对农村的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度的变革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基础,目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两田制”既非革命前中国传统的土地制度,也非西方通行的土地私有制,它在不触动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对土地的使用权和承包权做了一些不彻底的变动。从西方经典的理论和实践来看,这是一次不伦不类的土地改革。农民没有所有权,就不可能有理性而又长期的投资土地行为和保护土地行为。中国农村从1978年到1990年代中期的发展表明,这些不合西方规范的土地改革还是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的[19]。这种土地制度能够长期有效地支撑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吗?

25年来中国的发展表明,中国走了一条有悖于世界主流和国际潮流的道路。例如,全球化已成为一个世界性潮流,但中国的发展则是一个自外于世界潮流的个案。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显示,全球化必须是“全面”发展的全球化,除了经济全球化之外,必须而且只能在政治制度、国际行为、法律制度、新闻体制、文化信息等方面与世界主流接轨,不然的话,只能是片面的和有限的全球化,永远无法达到“先知先觉”的境界,只能处于“不知不觉”、“半知半觉”或“后知后觉”的浑噩状态。而中国则坚持政治体制不变,同时参与经济全球化,通过这种模式还是维持了经济的发展[20]。

又如,中国的村民选举也对学术界公认、也被各国实践证明了的常识提出了挑战。经典的政治学理论认为,选民的文化水平和经济收入与民主选举的质量正相关,也就是说,文盲加赤贫的农民不可能完成一次有效的民主选举[21]。但中国的农村过去10多年来普遍实行了村民直接选举村委会的基层选举制度,虽然这些选举是在基层党组织的控制之下进行的,在许多地区实际上流于形式,但在一些地区还是相当成功的。它表明人类在温饱尚未满足的条件下,是完全可以追求民主、享受人权的。有一种观点认为,民主不利于稳定[22]。而中国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实践却证明,即使是未完成初等教育的农村居民,照样懂得如何遵守民主规则、服从民选领袖、履行应尽的选民义务[23]。他们完全可以在没有民主意识、缺少民主知识和民主教育的状况下,实行严格规范的民主选举[24]。

上述尚未得到解答的问题为中国现状的研究提供了可以深入挖掘的线索。

三、“中国特殊论”的思维框架

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具典型性、特殊性和“怪异性”的事例,可以被归类为“中国现象”(China Phenomenon)。这些有悖于国际常见规律的现象究竟是只会在转型过程里暂时存在,还是具有长期的生命力?若是前者,或许人们还需要等待中国未来的发展实况来证明经典理论的正确,等待中国最后进入世界潮流的大家庭;若是后者,这些“中国现象”就意味着可能出现了一个自外于世界潮流和国际规范“异数”或“异类”,它的出现既可以被用来对经典理论证伪,也可能构成对现有理论的挑战。

笔者以为,学者的使命是及时准确地解释事实并由此创造新的理论,而不是用事实去迁就现成的理论,或笃守传统的理论而消极地等待现实的变化以验证既定理论的假设。传统和经典的理论之所以难以解释上述“中国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们大都具有一个线性的思维逻辑和框架,将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演变理解为一种线性状态,假定中国的未来指向一定是多元社会、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只是其发展轨迹也许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而且断定现存的各种“中国现象”只是从落后走向先进、传统迈向现代一条直线上的中介点,所以这些不合常规、违反常理的“中国现象”必然是暂时的和过渡的,最终的结局必然与西方的常态殊途同归。这种以线性思维为主体的西方理论与基督教的价值观念相一致,习惯运用鲜明的价值判断,将所有人、事、物理解为一条直线上的左右两极,不是地狱就是天堂,不是魔鬼就是天使,黑白分明,非此即彼。因此许多西方的中国观察家习惯地将中国的领导人分为保守派和改革派,但这种两分法很难将普遍存在的权力资本集团和腐败分子准确归类。例如,象前沈阳市长慕绥新等,一方面他们推行经济改革,也取得了一些政绩,以此归类无疑应属改革派,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其腐败贪污行径如蛀虫般地侵蚀着中国的改革,若据此判断似乎又应被界定为“破坏改革派”。在政治光谱上如何定位腐败集团和权力资本集团,就对传统的线性思维提出了一大挑战。

笔者之所以提出“中国特殊论”,旨在更准确地解释过去25年中国发展所衍生的“中国现象”,主要方法是用三角思维来代替线性思维,试图将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人、事、物理解为三角的互动和三角的结构,而不是线性的两极。其实,上述“中国现象”都是对两极化认识的挑战,诸如既不同于计划经济又不同于市场经济的权力资本经济,有别于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腐败派”,不同于西方中产阶级和寄生官僚资本的新私有资本集团,区别于物质贫困、能力贫困和动机贫困的权利贫困,区别于城市化与乡村化的乡镇化以及区别于乡村企业与城市企业的乡镇企业,不同于人民公社制与土地私有制的家庭责任承包制,有别于全面拒绝全球化或拒绝全面全球化的有限的经济全球化,不同于无知愚民和赤贫农民的“文盲”选民等等,似乎都可以被钠入三角思维的认识框架。

所谓的“三角思维”是指在经典的两极式认识之外承认存在着第三种选择或可能性,三者之间(比如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和权力资本经济之间)存在一定联系,但又是互相独立的,三者可能各自都会发生演变,但三者的长期存在将是常态。以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和权力资本经济这三种形态为例,权力资本经济的未来归宿不一定是市场经济,也不一定是计划经济,它可能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甚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长期持续的经济形态。这种“三角思维”也是中国辩证法所揭示的一分为三哲学的表现[25]。在“三角思维”的认识框架内,事物的演变不必遵循由此至彼的线性轨迹,未必有既定的发展方向。例如,西方式市场经济并不一定必然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模式,中国经济也不一定要与西方的流行范式接轨,两者更不一定是殊途同归;权力资本经济也许就是中国独特的文化基因、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所孵化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它的特色和贡献在于制造了一只独特的“方形的轮子”。“方形的轮子”(权力资本经济和权力资本集团)不一定是坏轮子,而“圆形的轮子”(西方市场经济)也不一定是适合中国“羊肠小道”的有效轮子。“三角思维”有助于提倡价值中立(value-free judgment)的观念[26],并深化认识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

美国学者为了合理解释美国在20世纪迅速崛起的事实,曾提出“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ism),认为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两大洋保护、两个弱国环绕)、几乎不存在封建专制包袱、拥有取之不尽的西部土地、用之不竭的外国移民和黑奴、多元自由的宗教信仰、成功的美国革命和一部举世无双的美国宪法,这些因素都为美国走出一条不同于欧洲常态的发展道路创造了先天条件[27]。一旦美国式的发展道路获得了成功,所有不符合美国国情的传统理论都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并由此更新并创造了大量的新理论来解释与理解美国的奇迹。这就是成功的魅力,更是理论之树得以常青的动力。当然,笔者所提的“中国特殊论”与“美国例外论”有所不同,因为“美国例外论”也存在明显的价值判断,而且将它视为一种模范和模式,成为一条“美国式道路”,要求其它国家仿效。而笔者提出的“中国特殊论”强调的是一种客观事实和自主选择,这种模式不应强加于他国。

特殊的中国发展道路呼唤着“中国特殊论”的诞生,而“中国特殊论”的探讨或许有助于改写和丰富现有的理论体系,使对“不入流”和非主流的“中国现象”的观察分析成为世界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者说明】本文原稿是笔者新书《中国特殊论-中国发展的困惑和路径》(纽约:科捷出版社2004年版)导论的一部分。

【注释】
[1] “和平崛起论”首先由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于2003年11月3日提出,他在当时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讲演。
[2] Bill Gertz, The China Threat: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Targets America(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er, 2000); Nicholas Kristof and Sheryl Wudunn, China Wakes: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Nicholas Kristof, “The China Threa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0, 2003.
[3] Gordon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Richard Berstein and Ross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4] 林毅夫、蔡肪、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胡鞍钢,“中国经济增长的现状、短期前景及长期趋势”,《战略与管理》(北京)1999年第3期。
[5] 康晓光,“中国特殊论──对中国大陆25年改革经验的反思”,《战略与管理》(北京)2003年第4期。
[6] Zhaohui Hong, “The Role of the Power-Capital Economy in Chinese Reform,” American Review of China Studies (Fall 2002): 1-16.
[7] 单少杰,“为什么腐败能让老蒋垮台而奈何老共不得?”参见《多维新闻网》(美国)(www.7chinesenewsnet.com),2003年12月22日。
[8] Zhaohui Hong, “Mapping the Evol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New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Spring 2004): 23-42.
[9] Robert A.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Samantha F. Ravich, Marketization and Democracy: East Asian Exper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Adam Przeworski and Fernando Limongi,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 World Politics 49 (1) (1997): 155-83.
[11]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20.
[12] Bruce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3] 洪朝辉,“论社会权利的‘贫困’──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根源与治理路径”,《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2年第4期,页5-30。
[14] 洪辉,“谁能告诉我?中国变局中的几大疑惑”,《开放》(香港),2002年第1期,页5-6。
[15] 洪朝辉,“中国农民土地权利的贫困”,《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4年第1期,页51-76。
[16] Zhaohui Hong, “Reform of Township-Village Enterprises and Local-Central Relations in China─A Case Study of Zhejiang Province,” Asian Thought &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3 (September-December 1998): 198-211; Zhaohui Hong and Hong Liang, “Cultural Dimensions of China’s Corporate Government Reform,” Asian Thought and Society XXV (75) (September-December 2000): 304-21.
[17] Zhaohui Hong,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debtedness in China: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Asian Profile 33 (August 1998): 30-45.
[18] Zhaohui Hong and Hong Liang, “The Urban Factors and Transition of China’s Rural Surplus Labor,” Asian Profile (April 2000): 87-98.
[19] Zhaohui Hong, “Comparative Studies on Land Reform Advancement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Asian Profile (October 1997): 1-23.
[20] Zhaohui Hong and Yi Sun,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s: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Asian Profile (February 2002): 1-11.
[21] Seymour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1959): 1-21; John Helliwell, “Empirical Linkage between 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4 (1994): 225-48; Yi Feng, “Democracy,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7 (1997): 391-418.
[22]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7.
[23] Zhaohui Hong, “The Villager Committees and Rural Stability in China,” Asian Thought & Society (January-April 1998): 41-59.
[24] 洪朝辉,“‘中国特殊论’与大陆乡村的政治文明”,《中共研究》(台湾)2004年第5期,页92-105。
[25] 庞朴,《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海天出版社(深圳),1998年。
[26] 洪朝辉,“线性思维VS角形和圆形思维──观察中国改革的不同视角”,载白春礼主编的《21世纪中国与可持续发展的挑战研讨会论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00年),页30-33。
[27] Arnon Gutfeld,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The Effects of Plenty on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Portland, OR: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02); Seymour Martin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 Edged Sword (New York: W.W. Norton, 1996); Siobh McEvoy-Levy,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 Public Diplomacy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Palgrave, 2001); Deborah Madsen,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8).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4 Issue 2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