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在江泽民执政两年后，中国的政治形势极度“左”转，已经退休的88岁的邓小平实在看不下去了，只好披挂上阵，于元月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并发出警告，“谁不搞改革开放谁下台。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是邓小平南巡谈话发出的最强音。邓在南巡第一站武昌对当时的省委书记关广富说，你把我的讲话告诉北京，就说是我说的。实际上就直接点了江的名，并准备让江泽民下，乔石上，也就是后来传闻的“江落石出”，江知道这件事后，在邓小平面前痛哭流涕，表示坚决悔改，才算保住了席位。虽说后来在他任内出现了大量贪腐，但总体来就基本上遵循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保持了和美国、日本的正常关系，没有将中国明显地往左转。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对中国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最近在网上听到一个讲话，说今日的习近平与1992年的江泽民有点相似。意思是说习和当年的江一样，在不同的时期都将历史的航船打左转。然而，江泽民却没有习近平的运气好，当他开始往“左”转的时候，被婆婆管住了，这个婆婆就是邓小平。
我们回顾一下，1992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江泽民是8964风波后上台的，要是没有这次学潮，哪会轮到他坐头把交椅的份，他也算走了狗屎运，钻了学潮的空子。江上任后，错误的估计了形势，以为苏联解体，东欧巨变，89学潮平息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必然会往左转了。因为江虽说属于知识分子，但他是中共建国后最早一批留苏学生，在苏俄受到的就是那些红色教育，加上历来政治运动也没受到什么冲击，从思想意识形态来说，他摆脱不了“左”的框框，上台后必然会搞“左”的那一套，如果真的如此，中共自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成果将彻底葬送。幸运的是，当时的邓小平还没糊涂到那一步，邓知道中国不改革开放是没出路的，这是由于这批老人在毛时代痛感“左倾路线”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当时邓小平已于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89年11月9日）全退，但中国的特殊国情是，当一个有威望的领导者，即或退了休，只要不死，他说话还是有用的。就像当年毛泽东一样，哪怕还剩一口气，下面的人都不敢轻举妄动。江泽民当年的软肋在哪里呢？关键问题还掌控不了军队。邓虽然退休，但威望仍在，说话还能算数。
一，在极权专制国家，谁掌握了军权谁就是爷们。
中国自古是个封建制度国家，皇帝具有最高权力，他们都知道军权的重要，只要哪方诸侯拥兵自重，皇帝必然剿灭，从西汉“七国之乱”到清雍正年羹尧的下场就可看出。中共执政以后，和封建体制几乎没有两样，军队就是他们巩固政权的唯一工具，他们把军权看得比命都重要。哪怕他们再怎么做坏事，再怎么倒行逆施，只要掌握了军队就不怕。毛泽东执政27年，可以说是罪恶滔天，为何稳坐皇位而不倒，就是大权在握。在三年大饥荒时，3000多万人中国老百姓被活活饿死，而中共没被推翻，其原因就是把军队养得好，哪里造反他们就用军队镇压；毛泽东为何敢发动文革，就是林彪倒向了毛，林手握重兵，后来林搞了一句“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的，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毛马上警惕起来，说：“难道缔造的就不能指挥了吗？”，最后林落得机毁人亡的下场。毛死后，邓小平掌握了军权，所以江泽民就不敢轻举妄动，等邓小平死后，江深感军权的重要性，处心积虑地抓军队，掌控了军权后，就开始发飚了，镇压法轮功，谁的话也不听，退休后还把着军委主席不放手，军队的将领几乎全是他的人，如郭伯雄、徐才厚、谷俊山等，胡绵涛在他手下当了七、八年小媳妇。直到最后两年，才把军权搞了点过来。
相比胡锦涛来说，习近平运气好多了。首先，胡在江的压制下，深感做小媳妇的痛苦，他和习联手，一定要将军权夺到手，与王歧山合力，借反腐将江派人物一个个搞倒，特别是军队大清洗，经过4、5年的功夫，军权基本上夺过来了。所以，今天习之所以得瑟，就是这个原因。
众所周知，引起中美贸易战的根本原因是，是习祭起毛的破旗，好大喜功，又想在世界上充老大，搞什么“世界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大国外交”，在世界各地发行他的“习氏治国理政”书，将中国人民的纳税钱大把大把地往外撒，一个比一个豪华的会议在中国开，这就是俗话说的“叫花子吃不得三天饱饭”，加上狗头军师王沪宁马屁拍得叭叭响，搞什么“历害了，我的国”，于是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注意，美国朝野达成共识，将战略目标对准了中国。这一切都是谁惹的祸，不说大家也心知肚明。因此，在北戴河会议之前，国内上下有识之士纷纷对中共外交政策提出批评，这一段时间，执政当局调子也开始放低，对习个人的吹捧也开始降温，民众满以为北戴河会议后会有所收敛，内外政策方针会有所改变。谁知令全国民众大失所望，北戴河后，习变本加厉，毫无悔改之意，而在会开完后第一件事就是召开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习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的首要任务。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引导全军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在极权国家，军队听党的话就是个幌子。说穿了就是听一个人的话。说到这里，想到文革时流行的一首歌，歌词是；“枪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手拿枪，心向党，党叫干啥就干啥—”，什么叫党叫干啥就干啥，实际上是老子叫你干啥就干啥。在毛时代，毛泽东叫干啥就干啥；在邓时代，邓小平叫你干啥就干啥；今天习掌握了军权，习叫你干啥就干啥。明明前段时间，习违背了邓的韬光养晦政策，好大喜功，造成中美关系恶化，应该马上改弦易辙，作出深刻反省，但是他不但不改正错误，反而变本加厉。这是什么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军权已掌握在手，不怕任何人了。邓小平已死，江已经是形将就木之人，江的人马基本完蛋；胡温本为书生，根本就没真正掌握过军权，其他元老派皆已垂暮之年，还指望习给他们养老送终呢，谁还敢多说话。就是在任的中央大员，心里就是有不同意见也只能放在肚子里，手中没兵权又能奈何？假若今天有一个像当年邓公似的人物，习还不就像当年江泽民一样，能有这么骄横吗？
二，在极权专制国家，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美国总统里根说““飞机与炸弹是独裁者唯一能听懂的语言” 。意思是，对于那些独裁者、暴君们是不会给他讲什么道理的，除了你比他更强大。这些人多是政客流氓，如毛泽东就是典型的政治流氓。如果讲道理讲不过知识分子，他就发动无知的群众来斗你。美其名曰为“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当年梁漱溟要毛泽东给他讲话的机会，毛说，那要看群众答不答应。于是下面群众将梁哄下台。毛的流氓面目开始暴露。毛治国没别的本事，就是靠发动无知的群众和无知的青年人来打倒中国知识分子和精英来巩固他的政权。这种卑鄙的手段虽然令人不齿，但却管有。在毛泽东时期，他可以不听任何人的话，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曾经说，“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要搞合作化，别人反对就是“小脚女人”；他搞大跃进，谁反对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搞倒彭德怀，彭就成了“反党份子”；他发动文革，刘少奇就成了“叛徒、内奸、工贼”。他搞林彪，林就成了“叛国贼”。毛之所以肆意妄为，就是由于他掌握了军权。你反对我我就打倒你，没什么道理可讲。毛泽东在他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有一段话：“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隻讓人民有發言權。”今天习近平学毛泽东倒学得很像，你要表明你的政治观点，持不同政见，他就说你“妄议”；你要维权，他就以“煸颠罪”抓你；你要揭露历史真相，他就说你是“历史虚无主义”，他把中国老百姓的钱拿到国外到处撒，民众对此反响极大，可他根本不听，照撒无疑，即将召开中非对话会议，又准备继续撒钱了。什么原因，手中握有军权。给他没道理可讲，你反对我，我就镇压你！无怪乎民众给了他两句话“毛病不改，积恶成习”。
三，从以上事实看，倒底谁在走邪路？
刘晓波先生的《零八宪章》出来后，中共当局将刘抓进大牢，并认为中国民主派所提倡的宪政民主道路是一条邪路。《零八宪章》是以刘晓波为首的民主良心派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制定的。其中第三章《我们的基本主张》第五款“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这一条从根本上杜绝了军队为政治党派及个人服务。民主国家，军队只是作为防御外国侵犯的武装力量，不属于政治派别和个人的工具，更不可能是镇压进步力量和民众的鹰犬。恰恰相反，在专制国家，军队却成了党派和个人私有，将公器变为私器。武装力量一旦成为私器，他就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就是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区别。在西方民主国家，从来没有哪个总统搞大型阅兵式，只专制国家喜欢搞这一套。中共领导人谁上台谁就要搞一回，要过一把瘾，实际上就是秀肌肉，彰显自己的权力。
中共如今往邪路上越走越远，在这样的体制下，指望出个把明智而头脑清醒的领导人是很难的。这与封建时期一样，遇到一个好皇帝，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一点，若遇到昏君，只有认倒霉了。
总之，体制不变，一切无从谈走，这就是笔直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所引起的感触。
2018年8月26日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9/2/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