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1984年8月，因有人装怪捣鬼，我没能得到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幸有好心人暗示，我才于匆忙中准备了些东西进城。客车将行，父亲削好一个沉甸甸的大梨递上，我捧着它平视前方，向城市去。
我在学校外的墙壁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和班级，因没有录取通知书，费了许多口舌才给予注册。
学校是全省28所重点中学之一，清末民初时期是一所由教会主持的女子中学，几排松柏树中的图书馆和另一座建筑保持原貌，图书馆墙壁上嵌着的一块石碑上赫然刻着“华美女子学堂，由美国施岳太太捐赠”的字样。校长徐成先生说，那是帝国主义对我们国家进行文化侵略的见证。21世纪时，似乎取消了这种文化侵略和见证的学说，因为和极权及其文化告别并不是现政府的意愿和利益所在，人们便热衷于弘扬更有极权背景的中国传统文化，就说这学校的历史还要还要久远，久远到宋朝的一个什么什么书院，见证似乎也有，在焕然一新的校门的橱窗的一张白纸的示意图里。
更多的建筑改换成了未成为修正主义时的苏联的样式和格调，并赋予相关的革命称谓，如：卓娅楼、雷锋楼、继光楼等。我父亲曾就读于此，但为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愚蠢的大跃进带来的饥谨所恐惧而逃跑辍学。父亲因此没有上到大学，现在，我走进他的母校，我想，他或许希望他的梦想在我的身上得到很好的延续。
三分之一以下的学生来自农村，尽管我们的录取线比城市学生高几十分，但限于生活环境所提供的资源不同，我们的视野要狭窄得多。我们就是在这样不同的起点上开始向统一终点奔跑的。
升学仍然是第一位的，学校的那座戈特式图书馆就基本上不开放，所谓阅读，其实是自己的事。政府街的市新华书店和大东街、裕丰街邮局的书刊部，便是吸引我常去的地方。
一个长途跋涉的渴者，匍匐在哪怕是并不洁净并不宽阔的河道或者一泓水潭，他当以牛饮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存在。所以，面对如此丰富易得的书籍，对于我而言，我读，故我在。
我最初被诗歌所吸引，读了很多诗，最后偏爱了雪莱和拜伦。除了诗歌造诣外，我想，他们对于自由的热爱、追求和忧郁、浪漫的情怀，是使我偏爱的原因。稍后又读苏联的诗歌，有许多被迫害致死或流亡的诗人，写得不少的好诗，于没有多少阅历的我并不相宜，所以，我记不得他们的名字。我读了不少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因为便于模仿的缘故，分行就成。同时，每年秋季的运动会，我可以以此为自己的操行增添成绩。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也看，奈何背诵是一件苦差事，我便放任自己，不再在意。
买得多的是杂志，如《收获》、《译林》、《译海》、《读者文摘》和《世界知识画报》。这样的阅读，自然是很不务正业，学习成绩是要受影响的，但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每当要考试或考试以后，才悔恨起来，不断地要求自己振作，具体地表现出来，便是早起晚睡地补习功课，但另一面的诱惑永远存在并无法抵挡，我就是在这样的双重紧张中度过自己的高中生活的，因而，学业总处在较落后的位置，如果发现到了中等，我便感到完成了使命。
因为阅读的兴趣，我和杨幺、小马哥好起来了。他们的父亲在教育局或教师进修校任职，总能找到或偷来许许多多的期刊，有《十月》、《钟山》、《小说月刊》、《春风》、《青年文学》、《人民文学》和《参考消息》。
印象最深的是《人民文学》的一次合刊，上面有马建的《伸出你的舌头或空空荡荡》和《蓝花豹》，后来很快成了禁书，要求追回。
尽管中国历史上书报检查和禁止的事件从未停止过，但对于我的近距离知道和遭遇，这是第一次。
还有黄药眠先生的弟子刘晓波先生以黑马的姿势的出现，也是在与这几位朋友的交往中知道的，于是明白，共和国几十年文化成就的张扬，是只需要一个人的言语就可以戳穿的虚妄，我也就相信了一招制敌和见血封喉的文字奇迹。
而正是这样的一些黑马，在其后不久，成为了“精神污染”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
徐成校长把我们集中到食堂里开会，被批判的有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先生、作家刘宾雁先生和王若望先生。方先生和王先生怎样地“污染精神”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并不知道，刘先生的文本据说是《人妖之间》和《第二种忠诚》。
卓娅楼正对面有一条小树稀疏的便道，便道上放置了一长排报架。课间休息，各年级的学生都喜欢在那里了解和谈论国内国际形势。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的中国政府，说改革这样利国利民的好事，最容易被保守势力破坏，因而鼓励学生要有关心时事报效国家的胸怀和忧患意识。不管这种鼓励是否是真，我们这些青年学生都积极地关心和忧患起来了，这或许是我所在的这所学校或这排报架旁成长起来的人们在后来的社会变革中涌现出了一个特殊群体的原因。
我有忧患的意识，却缺少抱负。因为我心里填充了太多文学或爱情的材料，于是对政治不很感兴趣。只是有一回，看见报纸上在谈论干部队伍年轻化的问题，后来又变了调，说是有些干部是可以不年轻化而要老年化的，感觉有些无聊。再后来发现，有些老干部就被年轻化送走了，有些老干部和他们的职务却因此更加老年化和巩固了。对于这些，我实在是不很懂或者说很不懂。
还记得1985年12月9日，老师把我们班的同学带到广德寺后的松树林里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以此纪念几十年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我们知道，那时的高校正在闹学潮，老师把我们这帮高中生带到山林里唱那样的歌，不会是没有意思的。
老师姓左名华麟，本已经退休，偌大年龄，被请来给我们作班主任和地理教员。那天我和好友刘贤斌拾得一根松木的弯曲棍子，正好可以做龙头手杖，我拄着它照了像，和贤斌一起将它送给了左老师。若干年后，贤斌说：“左老师是一位非常爱国的老师。”
不多久，总书记胡耀邦先生辞职，说是反“污染”和反“自由化”不力。橱窗里的报纸上有一张照片，耀邦先生一旁站立者，那些被他平反和解放的几个老人倨傲着躺坐在沙发里。这个印象挥之不去，以至我怀疑关于它的记忆是否真实。
我和杨幺、小马哥是电影迷，几乎每周不错过。武打片太滥，使我们学会了挑剔，总希望看进口片，想来怕是不知不觉中被别有用心腐朽没落的资本文化掳掠了灵魂。
《人生》改编成的电影也看过，感觉与广播剧有距离。
高二时借阅了一本叫《众神之车》的书，还有《圣经故事》，这种阅读是我过去所没有经历过的，特别是前者，对于我后来的思考的深入和多向，惟有我自己能够感受得到，形而下的唯物教导对我失去了许多羁绊作用。
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据说很好，我买了，看起来却很吃力，也没留下多少印象，多年以后没有书的日子重读，才发挥了它应有的价值。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我的这种阅读是有害于高考指挥棒下的我的处境的，但曾经的阅读匮乏和饥渴，以及对未来没有书可读的恐惧，使我已经不能自已。我正是在这种矛盾中展示了这一时期一个独特的自己。
所有这些都经历过时，我结识了不少的好朋友，此时，已经是该我告别遂中和高八七级二班的时候。
别了，我的同学和朋友们。
别了，我的遂宁中学。
注释：
杨幺：本名杨劲松，律师，公务员。遂中高87-2班学生，作者高中同学，1987年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学系，1989年在重庆参加学运。因与刘贤斌和欧阳懿是高中同学被关押、审查，被赶出政法系统，长期被歧视和压制。
小马哥：本名马骏，公务员。遂中高87-2班学生，作者高中同学，1988年入四川省统计学校。1989年在四川内江参加学运，“六四”后与刘贤斌入京。因与刘贤斌和欧阳懿是高中同学被关押、审查，长期被歧视和压制。
刘贤斌：四川遂宁人，杰出的人权民运人士。遂宁中学高87-2班学生，作者高中同学。1987年入人民大学，1989年在北京、遂宁参加学运。1991年因从事民运活动入狱两年半。1994年与王丹等从事公开的人权民运活动，1998年民主党全国筹委之一。1999年被判入狱13年，2005年获首届“魏京生人权斗士奖。”2009年获“第九届青年人权奖”。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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