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中国的极权宣传和公共话语沉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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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加州圣玛丽学院

摘要:本文以具体的例子分析和说明了当今中国常见的一些极权和后极权宣传话语形式。极权宣传对中国的公共语言有着直接而广泛的毒害影响,使得霸气、含混、反逻辑、少理性的语言成为一个深入公共文化肌理的普遍痼疾。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极权制度向后极权转化,中国的官方宣传已经从以前的黑色宣传过渡到白色和灰色宣传。但是,作为一种专制权力的话语,它仍然在阻碍民主说理话语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它仍然是一种以控制信息、隐瞒真实目的、给民众洗脑和操纵舆论的统治工具。认识宣传、抵御宣传因此成为当今中国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键词:极权宣传;公共话语

一、引言

2009年初出版的《中国不高兴》一书是当年的畅销书,2010年初却又被评为2009年“十大烂书”之首。在中国,《不高兴》这样的书之所以能出版,并且十分畅销,除了商业炒作的作用,读者的民智不高应该是一个原因。《不高兴》的言语方式反映了当今中国公共语言的武断、粗暴、空洞和蛮不讲理,实质是中国长期愚民政策的后果和表现。《不高兴》的作者们既是愚民政策的受害者,反过来又在为继续愚民推波助澜。

但是,《不高兴》不久后又被评为是一本“烂书”,除了是因为评判者多数受过较好的教育(多为学人或知识人)之外,大多数普通读者读过此书后,反感和厌弃这本书的立场和语言也应该是一个原因。这说明,绝大多数人并不喜欢武断、粗暴、空洞、蛮不讲理的言论方式。因此,帮助他们认识造成这种言论方式的原因,并且学习如何去改变它,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长期占领和宰制中国公共言论空间的极权式官方宣传是影响和造成中国不讲理、非理性公共语言的主要力量。公共语言的说理匮乏和非理性化,应当提醒我们去认识中国普通民众受愚民宣传之害的严重程度,并因此而特别关注中国公民教育的失败。《不高兴》作者们并不是中国公共话语匮乏的始作俑者,他们是在不知不觉中延续和帮助再生缺乏理性的公共话语。

霸气、含混、反逻辑、少理性的语言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深入公共文化肌理的普遍痼疾。非理性话语不仅仅是个别人话语的弊病,而且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理性话语是民主社会的特征,而非理性话语则常常伴同专制而生。不讲理的话语可能存在于任何社会,但只会在专制社会中大行其道,甚至成为政府的权力话语。学校教育重视学生的理性话语能力,从社会作用来说,是一种帮助维护民主公共生活秩序的公民教育。从公民修养、禀性来说,则是一种提高国民素质的人文教育。专制的公共话语教育和体制则正好相反,那是一种受乖戾、强权逻辑所支配的虚伪和谎言话语,而形成这种话语的直接原因就是长期主导和宰制民众思想和言语表达的极权宣传。

二、中国语境中的极权宣传

一个国家中公共话语的败坏和毒质化,是在逐渐的过程中发生的。正如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说,语言环境中的变化和自然环境中的变化一样,“开始都是缓慢地累积,然后突然达到了物理学家所说的临界点。一条被逐渐污染的河流会突然变得有毒,大多数鱼类都灭绝了,游泳成为一种危险。但即使是这样,这条河看上去还是正常的,人们还可以在上面划船。换句话说,即使河里的生命都已经死亡,这条河还是存在的,它的用途也还没有消失,但它的价值大大降低了,并且它恶劣的条件对于周围环境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波兹曼,2004:34)。中国的后极权“公共语言”已经达到并超过了败坏和毒质化的临界点。还有人在用这样的公共语言在写作,但许多写作是在用扭曲、隐讳甚至逢迎的方式进行的,它的公共价值大大降低了。当然也还有像《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这种“说不”类的写作,它更是在恶劣的条件下,向周围的话语和文化环境扩散非理性的不良影响。

在中国,扭曲公共话语理性的力量主要来自一种特定的,叫作“宣传”的话语。长期以来,它由权力控制,为权力服务,并宰制各种社会公共话语(新闻、学术、教育、时事辩论、法律)。自由学术体制中的新闻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传媒学、大众文化和群众研究中都会讨论到宣传的问题。宣传是一种传递信息的手段,目的是在接受者那里营造发送者想要得到的影响效果。有人会问,所有的交际(communication)难道不都是为了取得这样的效果吗?是的。“宣传”这个词是从拉丁文的propagatus一字来的,原义是“播撒”。播撒思想和观点本来不是一件坏事,但如果为了播撒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而不择手段地弄虚做假、愚弄欺骗他人、压制他人的思想和言论、剥夺他人的自由权利,那宣传就成为一件我们必须警惕防范的事情。

用来散布或扩散观点的宣传本是一种话语公器。公器私用会给公器造成伤害,最后甚至毁去公器。宣传的一种社会功能是“鼓动”,口号是这种宣传的主要形式,例如“建立和谐社会。”口号虽然简单笼统,但并不是不能有益于社会。然而,如果假借“和谐社会”之名,把不同意见和批评统统当作“不和谐”的敌对思想,加以铲除,这个口号就成了一种带有欺骗性的宣传。它会引起人们的反感,这种反感针对的不只是这口号本身(被嘲笑为“河蟹”),而更是宣传这种公器本身。宣传这件本来可能有用的公器已经损毁,看上去还在宣传,但已经不再有良性作用。一说起宣传,人们就会说这是假的,是变着法的骗人。只要有新的宣传,人们就会起疑心,认为是不是又在搞什么鬼名堂,一准没什么好事,没安什么好心。人们因为害怕上宣传的当,受它欺骗,而变得充满怀疑,十分犬儒,根本不相信世界上还能有不公器私用的宣传。这样就把宣传与欺骗、强迫直接而且完全地等同起来。

“宣传”与“说服”是不同的。朱维特和奥多奈尔的《宣传与说服》正是以这一区别来定义“宣传”的(Jowett and O’Donnell, 2006)。宣传是单向贯彻信息发送者的意图和需要;而说服则是双向互动的,兼顾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双方的交流需要。宣传居高临下,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随时可能在交流的某些环节上违背真实原则;而说服则必须平等对待对方,诚实地遵守真实原则。宣传往往不容受众发问,因此依靠某种外部强制力维持信息的传递机制;而说服则必须容许、鼓励对方发问,双方都是自由而不受胁迫的自主主体。因此,在宣传和说服之间不只是话语样式的选择,而且是话语制度环境的区别。在某种势力可以为所欲为进行宣传的社会中,一定存在着某种不受节制的胁迫性权力制度。

“宣传”在当代语言中往往用来特指由某种组织体制从事、完成的“散布”。宣传散布的思想、观点,开始是宗教的(17世纪),后来则是政治的和政党的。20世纪是宣传成熟、发展、多样化的时代,不仅用于政党口号、群众动员、思想控制、舆论引导,而且也用于商业广告。也正是在20世纪,原先中性词义的“宣传”变成了一个贬义词,获得了虚假、欺骗、蛊惑、玩弄、操控、洗脑这样的含义。这主要是因为象纳粹和前苏联这样的极权政权把“宣传”和“组织”一起用作全面控制社会、钳制思想和压制政治异己的根本手段。在他们那里,宣传成为一件重要的、冠冕堂皇的事情,这也增强了其他人群对宣传的负面看法。

民主社会中也有宣传,但是,很少有大言不惭、冠冕堂皇地自称是宣传,甚至专门为此设立官僚部门或机构的。在民主社会中,“宣传”常常被“公关”、“公告”(或“广告”)、“公共信息发布”这一类说法所代替。它们所指的是一种与专制霸道话语不同的话语形式,包含着以公开、公正理由来说服公众的意图,当然也不排除实际上与有此意图不合的。意图虽然重要,但比意图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和言论总体政治制度环境作用。由于民主社会拥有自由言论和公共理性的话语环境,民主社会的宣传与极权社会的宣传并不相同。民主社会中的“公关”式“宣传”是零碎的,根本不可能有高度组织的政权力量来作后盾。而且,它在自由公共社会空间(尤其是独立媒体)中总是受到监督和质疑。它的受众是能够用独立判断、自由思想来表述自己看法的公民。这样的公民不是愚民教育制造的“群众”,因为他们从小所接受的是鼓励合理怀疑的理性思考教育。

极权国家中的宣传与民主国家中完全不同,它依靠的是一个“有全国上下一致的、协调严密的、非常庞大的、资源可观的、经验丰富的宣传系统”(丁学良,2008)。这样的宣传要走出国门,需要作根本的观念改变,需要“从一个信息流通相对不自由、不透明的环境,跨入一个信息远远更为自由、更为透明的环境,而且是在各种声音和多种价值观念相互持续竞争的状态之下,力图使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声音被众多的‘他者’(即不是自己人)所认同、接受、分享”(丁学良,2008)。后极权时代的专制政体继承了极权时代的“宣传”和“组织”体制,继续通过维护、运用这些体制加强它的统治,但也作了必要的调整。除了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时代的宣传方式(自上而下、一杆子插到底的统一口径),还包括新发展出来的那种宣传主管部门的匿名电话指示和指令,以及增加了一些看似不那么专制的“公共信息发布”形式,如记者招待会、新闻发言人发布消息、与网民“网聊”,等等。

这些新的宣传手段被标榜为“开放民主”的举措,甚至想借此到国外增强宣传“软实力”。但它显然低估了民主国家中人们对“宣传”的厌恶、反感和不信任。这些新形式的手法并没有改变极权宣传的性质,只不过是在帮助它从先前的“黑色”宣传(全谎言宣传)过渡到“灰色”和“白色”宣传(不同程度的半真半谎式宣传)而已。这种变化了的宣传经过了重新包装,但仍然是极权统治的主要工具。它的话语环境仍然是非自由的,因此也是非理性的,它必须依靠暴力压制而不是平等交流来得到维持。

宣传有“黑”、“灰”、“白”三种(Jowett and O’Donnell, 2006: 16-17)。黑色宣传是一种编造的、颠倒黑白的谎言,也是奥维尔在《一九八四》中描绘的那种最“经典”的极权谎言。黑色宣传是所有谎言中最富有“创造性”的,也是最强势的。这种谎言需要有一个成功的极权制度作保证。它依靠一个封闭的信息、话语环境。它的先决条件是“宣传对象心甘情愿地相信宣传的消息来源和内容,”也需要宣传的观点能投对象的“社会、文化、政治”所好。缺少了这两个条件,黑色宣传便不能成功(Jowett and O’Donnell, 2006: 19)。《一九八四》中描述的“战斗就是和平”、“愚昧就是力量”、“奴役就是自由”、“专制就是民主”,就是典型的黑色宣传的例子。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笑忘录》中,有用换掉领导人的头像来篡改历史的事例,这也是极权宣传常用的手法。其它例子如,1957年宣传右派要杀共产党;1958年宣传万斤亩产;1960年宣传因苏修逼债而发生自然灾害;文革中宣传“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神州大地到处莺歌燕舞”、“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等等。黑色宣传在失去了先决条件时仍会被使用,例如,宣传1989事件天安门广场除了人民解放军战士没有死一个人、共产党“代表”所有中国人民。这是一种后极权时代的黑色宣传,人们对它已经不再真的相信,但仍然会做出假装相信的样子。

与黑色宣传相对的是白色宣传。白色宣传提供的信息是确实的,不是编造的,它甚至提供确实的信息来源。不过,它的目的仍然是灌输对宣传者有利的观点,或者故意混淆某些问题的实质。近年来中国政府发表的“美国人权纪录”就是这种白色宣传。例如,美国发表《2008年国别人权报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90多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作出评估。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立即也发布了一份《200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并不涉及其他国家,单单针对美国。《200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中几乎所有的材料都是真实的,因为都是来自象《纽约时报》这样的美国媒体报道,例如美国有多少枪击事件、有多少妇女受到家庭暴力侵犯、有多少贫困儿童等等。这似乎给了这个纪录很大的“客观”性。但这些客观材料却被用来混淆“人权”的实质含义,那就是,人权要保护的是公民不受政府权力的侵范,而不是个人不受其他个人的侵犯(如果是美国政府不管,甚至鼓励或纵恿枪击,那时候才会涉及到人权)。这种白色宣传要混淆的是中国的人权问题与美国的“人权问题”的根本不同,从而使中国政府获得“我错你也错”的合理性。

灰色宣传是介于白和黑之间的宣传,它的信息来源可靠,但真实性却不确实,例如,文革中所说的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所说的事件、人物也许都不是编造出来的。但是,这并不就等于真的有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林彪事件、党史及历史书上的许多“事件”也都属于这一类宣传。最典型的灰色宣传例子还有“人大”和“政协”的人民“代表”性,以及它的升级版“三个代表”。2008年人大增添了3名“农民工代表”,政协有“新阶层代表”出来说话,被大力宣传为“民主改革”的显示。人大代表的产生,“人民”确实“投了票”,但却没有民主提名、竞选的程序,也有没有普选的合法性基础。还有一些具有灵活性的灰色宣传策略,如签署《人权公约》但不履行,奥运前承诺新闻开放而事后加紧控制,也是颇为创新的灰色宣传。但是,这类权宜之计一旦暴露出欺骗性,便更增加了人们的反感和不信任。还有的灰色宣传甚至已经成为民间笑话,如“俯卧撑”、“躲猫猫”、“草泥马和河蟹”。

随着公共信息的全球性传播在网络时代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随着极权统治权力机器的发条越来越难以上紧,黑色宣传越来越被灰色宣传和白色宣传所代替。中国国家政权正在用巨资打造、更新它的宣传机器,以达到“加强宣传思想工作,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宣传目标。但是。要想在国外取得期待的效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西方,对宣传的学术研究与普通民众对宣传的认识是同步发展的。有论者指出:“在一次大战之后的许多年间,欺骗性的宣传是无数人文和科学研究的对象。到了1940年代,高中和大学课程中都有关于宣传的教学内容单元,例子都是来自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商业广告。但是,对宣传的学术研究一直是多元并不断发展的,到了1960年代中期,出现了不同的新概念”(Smith, 1989: 2)。

宣传研究的新概念开始关注那些极权黑色宣传之外的更巧妙、更精致、更灵活的宣传手法。这些手法不只是在极权国家里,而且在民主国家中也被广泛运用。正因为如此,后极权的宣传更新不仅发生在它内部,而且也发生在向外部的学习和借鉴中。前几年,清华大学和美国杜克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官方“发言人”训练班(由《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作者之一的刘康牵线),就是这种学习和营造“软实力”宣传的体制性合作。灰色和白色宣传都是运用不同程度“半真”手法的宣传,但正如希伯来谚语所说,“半真话,便是全谎言”,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们,大概不会轻易相信“软实力”的宣传。用改良说谎,而不是用加强说理,是不可能打造真正的“软实力”的。说谎不是“软实力”,说理才是“软实力”。

三、诸多种类的宣传和非理性话语

一般人都知道说谎不是一件好事,因此他们向其他个人说谎时,往往难免会有一些内疚感。但宣传是一种体制性、制度化说谎。与个人说谎不同,宣传不会因为说谎而感到内疚。宣传是一种不受个人道德良知约束的说谎。宣传部的发言人即使有名有姓,也都是担当组织和机构的话筒角色,他们是宣传的化身,从他们口中发出的声音,与他们作为说话者的个体内心道德良知是完全没有关联的。

然而,即使如此,宣传或宣传化身也没有“胆敢”(姑且用“拟人”说法)以谎言的名义来说谎的。宣传也希望接受者把它散布的信息当作真的来接受。宣传者知道,在只能以强制力维持宣传时,接受者实际上已经不相信宣传,只不过是做出相信的样子而已,所以更需要在宣传的说理逻辑和其它关节上做手脚,尽量掩饰做假的痕迹。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继续依靠以往的非理性话语之外,它也把非理性话语作更多的理性装扮。下面的例子会兼及这两个特点,有心的读者不妨对下面列举的宣传类型和特征自己灵活增减,也可以在它们之间建立多层次关系,重新调整组合,总之,举一反三,自行获得更全面的认识。

1、不愿说理:

说理的首要前提是愿意说理。有的人不说理,不只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说理,而且更是因为仗着有权、有钱、有压制别人的手段,根本就不愿意讲理。这种极端强梁、霸道、暴力的非理性,已经超出了话语讨论本身的范围。讲理的弄不过不讲理的,说正经道理的弄不过讲蛮理的,再怎么说理,也是白搭。如果这成为现实,社会也就会陷入一种普遍的非理性、无是非状态。

2、“事实”和“看法”不辨:

“事实”是公认的知识,而“看法”只是个人的看法。任何看法、想法都不具有自动的正确性,都需要证明其正确性。证明也就是说服别人,清楚地告诉别人,为什么你的想法是正确的,理由是什么。

“客观事实”与“个人看法”之间有两种辨认方式。第一,人们可以共同确认“事实”是否确切,例如,中国是一个亚洲大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而对“看法”则必须通过说理、讨论,共同确认。例如,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共产党是英明的。第二,事实陈述使用那些比较可以共同认可词义的字词,如“园形”、“欧洲”、“木头”、“有毒物质”等等。而“看法”使用的则是有待个人理解的字词,如“美好”、“丑陋”、“棒”、“爽”、“折腾”、“胡闹”。归纳起来便是:客观的“事实陈述”说:“请你核实”;强梁的“看法陈述”则说:“我说对,就没错。”前者是谦虚的、协商的;而看后者则是傲慢的、独语的。

3、定义暧昧、武断和含义模糊:

说理所使用的词语应当有清楚的定义。在任何具体的,尤其是较复杂的说理中,主要概念(关键词)的定义不会就是《新华字典》一类工具书的定义,而是需要作“特别界定”(stipulation)。说清词义是说理的第一步。

一般来说,有5种字词定义方式:(1)正面定义:以它是什么来定义(字典中一般是这种定义)。(2)反面定义:以它不是什么来定义。(3)举例定义。(4)特别定义,即在具体说理话语、场合中的特定含义,有的还要说清楚主体和对象(例如,“折腾”,要说清楚“谁折腾”,“折腾谁”)。(5)综合定义:灵活使用上述4种方式。第4、第5种定义是最有用的。

说理的争论往往就发生在定义上,所以不能把自己的定义当作是当然正确、不容置疑、不容他见的真理。在群众社会中使用含糊不清的词语,这往往是一种蓄意误导的宣传手段。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词语的威力与它们所唤醒的形象有关,同时又独立于它们的真实含义。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最大。例如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使一大堆专著也不足以确定它们的所指。然而这区区几个词语的确有着神奇的威力,它们似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勒庞,2005:83)。眼下高频率使用的“和谐”、“代表”、“发展”、“崛起”等等都是这一类词语。

4、“新说法”:

勒庞把说法翻新看成是宣传吸引群众兴趣的一个主要手段。他指出,“当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变化,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感厌恶时,假如事物因为与传统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无法改变,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不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赶紧变换说法,……就是用新的名称把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遍。用新名称代替那些能够让群众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新鲜能防止这种联想。‘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变成了‘盐税’,……如此等等”(勒庞,2005:86)。文革后出现了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说法,如“改革开放”、“和谐社会”、“三个代表”等等。文革和文革前的“新说法”往往是恶狠狠的:“反右斗争”、“阶级斗争”。“斗争”是一种有争辩字词,人们对是不是非要“斗争”,看法肯定不同。文革后的宣传已经基本上放弃了这类“坏词”。此后创造的“新说法”有一个新的共同特点,那就是用一些根本不容争辩的“好词”。没有人会说不该“改革开放”、不该“和谐”、不该“代表”。问题是,这些“好词”中可以塞进与它们应有的意思相违背的东西。如果“和谐”用来消灭异己,和谐就会变成不和谐;如果“改革开放”用来辩护社会不公正,开放就会是为腐败打开大门;如果“代表”用来强奸民意,代表就变得不代表。

5、隐藏不可靠的假定:

在“看法”(结论)和“论证”(理由)之间会有一些隐而不见,但不可不核查的假定。例如,“某某政府真好,因为它成就了全世界最高的GDP。”在这个理由和结论之间其实有一个不可靠的假定,那就是:凡是能提高GDP的,不管用什么手段,不管造成多少社会不公和腐败,不管多么专制独裁,都是好政府。这个假定把衡量好政府的标准严重单一化了。《不高兴》作者之一说,中国GDP增长比美国高,所以中国比美国更有活力,就是从这个不可靠的假定出发的。

6、断言、重复和传染:

断言、重复和传染,勒庞早就把这三项确认定为是给群众洗脑,并彻底控制群众的宣传良方。

断言:“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时代的宗教书和各种法典,总是诉诸简单的断言。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勒庞,2005:102)。

重复:“如果没有不断地重复断言──而且要尽可能措辞不变──它仍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我相信拿破仑曾经说过,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做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勒庞,2005:102)。

传染:“如果一个断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再也不存在异议,……此时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于此启动。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勒庞,2005:103)。

有断言、重复和传染,便有人云亦云、人信亦信的“真理”。例如:某党伟大、光荣、正确。“中国经济腾飞,国际地位提高。”“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样的话,通过断言、重复和传染就变成了真理。

值得注意的是,“传染在作用于广大民众之后,也会扩散到社会的上层。”传染的威力是如此巨大,在它的作用下,甚至知识分子的思考意识“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得到民众接受的每一种观念,最终总是会以其强大的力量在社会的最上层扎根,不管获胜意见的荒谬性是多么显而易见”(勒庞,2005:106)。就接受宣传而言,文盲和教授有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一位卖鹅蛋的老太太说:“美国人都要饭去了”(杨恒均,2009),而教授张旭东则说:“中国人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在创造新的普遍价值”(张旭东,2009)。

7、套话:

僵化、程式化的宣传语言发展出一整套能适用于各种正式场合的套话,报道时事、攻击敌人、效忠领袖、热爱祖国、人民团结、表扬先进、检讨错误、开场白、祝贺词,甚至连死人的悼词也不例外。即使是在非正式场合,那一套语言依然阴魂不散。套话使人在不思想的状态下照样可以滔滔不绝。

套话是一种动嘴不动脑的说话方式:“并非所有的词语和套话都有唤起形象的力量,有些词语在一段时间里有这种力量,但在使用过程中也会失去它,不会再让头脑产生任何反应。这时它们就变成了空话,其主要作用是让使用者免去思考的义务。用我们年轻时学到的少量套话和常识把自己武装起来,我们便拥有了应付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再也不必对任何事情进行思考”(勒庞,2005:83-84)。

8、感情用词,诉诸于情感:

凡是自己喜欢的,定用“好词”,正如顺口溜所说的:“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领导没有不微笑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

凡是自己不喜欢的,必用“坏词”,还没说什么,用词先已经预先设定了贬意:“密谋”、“公然”、“妄图”、“一小撮”等等。无需分析、辩驳,便斥之为“一派胡言”、“猖狂攻击”、“大放厥词”。

9、人多势众、以“人民”的名义:

自己喜欢的就说“广大群众”支持;自己不喜欢的就说“一小撮坏人”反对。“受到群众好评”、“被传为佳话”、“群众们都说,……”、“大伙份份表示:……”、“刘少奇要复辟,广大人民不答应!”、“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说出了人民心愿。”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中几乎没有垄断,它是国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10、诉诸于无知和非理性的害怕:

这是一种以未知的可怕将来作为恫吓手段的宣传。它以人们目前还不知道或者根本无法证明一定会发生的未来结果,来论证自己现在的做法是正确的。例如,邓小平说:“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其他类似的说法有,“我们要反对西方式民主,中国再也不能乱了”、“这些人要求民主不怀好心,中国不能再乱了”、“实践证明中国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稳定发展,决不能搞多党轮流执政,否则中国将倒退若干年”、“阶级敌人复辟,劳动人民就会受二荐罪。”

11、诉诸于权威:

先树立绝对权威(永远正确的党和领袖),然后要求绝对服从。例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党要求我们做到……”、“在党的17大精神的鼓舞下……”

12、极度简单化:

对复杂和多种因素的事情进行单一、肤浅的解释,并将之打扮成“高度概括”和“本质总结”的模样。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大跃进”时代的共产主义宣传口号:“共产主义就是一切生活资料归大队”、“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一句顶一万句”。

文革时的“一句顶一万句”,现在有了新版本。新闻报道“王晨激情解读‘不折腾’称表达了全国人民意志”称: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激情”解读“不折腾”三字的含义。王晨说,“这表达了全党、全国人民总结30年的改革开放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样一个道路,不是别的什么道路,就是这样一个理论体系,不是别的什么理论,我们中国在下一个30年、下一个50年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就一定能够发展得更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折腾’确实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全党的共同意志”(王晨,2008)。

13、笼统泛论:

这是一种一句话全部概括的“断言”。例如,“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难道“人民”之外全是“反革命分子”?

14、循环论证:

这是一种原地打转、永远正确的自说自话“论证”方式。例如,坚持某某党的领导,就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某某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某制度,因为它具有中国特色。

15、不当的或谬误的类比:

任何类比,即使在结论正确的时候,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说明”,不能用作结论的“论证”。许多类比甚至根本就是谬误类比,例如,《不高兴》中说:“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这是一个谬误类比,因为国家和黄瓜没有必然的类别关系。2010年3月7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两会”记者会上,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问及:美方认为,美中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包括人权。请问人权是中方的核心利益吗?杨洁篪则以“画”来类比“人权”,他说,谈人权,要抛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和思维定式,“我既喜欢油画,也喜欢中国的水墨画,但是如果有人用油画的标准来欣赏中国的水墨画,那恐怕就要出错。”这是一个谬误类比的宣传,因为人权与艺术画本来就不是同类的东西,是杨洁篪为逃避人权问题,而被牵强附会地硬扯到一起来的。

16、偶然和逆偶然:

只是一种偶尔的巧合,却把它当之一种必然。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所以一定代表历史发展方向,所以一定一贯正确。”

17、虚假两分对立,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只考虑极端,而故意隐去所有中间的可能,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例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又例如,“用中华武德压倒军队国家化”。“中华武德”和“军队国家化”为什么非要互相“压倒”不可?为什么不能两者并存?完全是专门为了抵制“军队国家化”,才杜撰出这么一个子乌虚有,与之对抗的“中华武德”来。

18、叫你两头不讨好:

这是一种常用来攻击对手的宣传手段,目的是将对手于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例如,英美有同样的外交政策,就说英国是“随从”;如果两国意见不一,就说:看!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都不与之为伍了。要么斥之为狼狈为奸,要么嘲笑是众叛亲离。如果美国介入中东,就说是霸权的表现;如果不介入中东了,就是不负大国责任。
美国历史上民主选举权不包括妇女、黑人,就说是假民主(当然对别国没有参考价值);如今有了全面普选,仍然不是真民主,而只是“美国式民主”,仍然对别国没有参考价值。

19、我错你也错:

不讲是非、对错,而是用挑别人的错,或者找看上去类似的事情,来堵别人的嘴。例如:2008年,美国发布了针对多国的《2007年国别人权报告》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立即发布了一份专门针对美国的《200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10年又如法炮制《2009年美国的人权纪录》。这是一种变相的贼喊捉贼:我肮脏,你也不干净,我说你不干净,看你还
敢不敢说我脏。

又例如,设置网络防火墙,明明是限制信息的自由传播,限制公民得到政治和其他信息的自由权利,却偏偏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不对网络进行“管理”的,意思是说,“管理”就得限制自由,你既然也在限制自由,为什么我就偏偏不能这么做?这是一种故意混淆关键概念(“管理”和“压制”)的宣传手法。

20、绝对的“最”和最强语势:

文革中盛行“最最”句式,例如,“毛主席最亲”,“最高指示”。报纸如果不用“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这样用最高级形容词来形容某个地区,这个地区一定出了麻烦。

文革后这种“最最”句式延绵不绝,例如,“中国银行业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李稻葵)、“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藏文信息化水平近年来不断提高,古老的藏族文化在信息化时代焕发了青春,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发展”(颜圆圆,2008)。“事实表明,现在是藏民族文化发展的最好时期。”可曾有过“不太好”的时期?
《中国不高兴》说:“近30年来,我们处于一个长期被遮掩的真相中。中国人以最大的热情欲图拥抱西方,以最亲善的姿态告诉西方:我们在向你们靠拢。”“最大”和“最亲善”是和什么比较出来的呢?

21、滑坡推论:

从一个看上去是事实的断语,一路不加中介论证地随意引申。例如,全国人大代表、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说:“人民代表大会民主优越性第三个体现是民主政治效率比较高。西方利益集团之间非常矛盾,要消耗大量的精力,选举成了金钱政治,效率不高;我们没有利益集团,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他的结论来自一系列滑坡推论:美国有利益集团,所以就有民主竞选,竞选要花钱,花钱不如不花钱,民主得花钱,所以民主选举是瞎折腾,花钱的民主不如不花钱的不民主。再得问了:“西方利益集团”,哪个西方国家?哪个利益集团?工人、农夫算不算利益集团?不民主政治就真的不花钱?
相似的论调:美国危机深重,奥巴马救不了美国,奥巴马是民选产生的,所以民主选举是瞎折腾。

22、因人废言:

先把对方说得十分不堪,再明言或暗示,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例如,“有少数外国人对中国事务说三道四。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有人赞美道,“说得好,有骨气!!!”

可是,“自己吃饱”和“批评别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因果关系。原话的谬误推理是:吃饱了没事干的人,都是无事生非的蠢人,这样的蠢人,他的批评意见那里会有什么道理可言?蠢人的话,不值得理会。

类似的例子有,北大教授孙东东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他扰乱社会秩序……”“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但是他就没完没了地闹,你怎么和他解释都不成。”孙东东的推理是,既然是精神病人,他们的话,当然不能当真,不值得理会,不仅不值得理会,还要强制关押起来!

23、常见就是必然(Argumentum ad nauseam):

经常有美国枪击事件报道,可见美国人权状况很糟糕。经常有美国人因买大房子而负债的报道,可见美国人全都很贪婪。美国常出头干预别国事务,可见美国是世界警察。
有没有想过,尽管人们不喜欢警察,没有警察的社会是更安全一些?还是更不安全一些?谁最怕警察?没有美国干预的世界一定会比现在好一些吗?

24、诉诸偏见、愚昧和无知:

这种宣传往往用一些高调、抽象,普通人无法用经验来证实或证伪的“知识”愚弄和欺骗听众。例如,教授程恩富说:“中国面对危机,我们各个阶层是没有区别的,哪怕牺牲本单位的局部的利益都要救市来应对危机,西方国家就很难,华尔街的金融企业家有想法,下层人员有自己想法;政治家也是多元化的,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所以根本利益是有差别的。我们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矛盾协调起来方便,所以我们的民主政治效率比较高,不仅经济有效率,政治也有效率”。听程恩富这话,又相信他的人,必须对自己国内的贫富悬殊和利益冲突一无所知,必须是一个十足的无知愚民。

又例如,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论调:“美国文化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和个人中心论上的,美国的媒体都是操控在大财团手里,哪里能有独立的舆论”。相信这样的论断必须不知道美国也有人重视家庭、社区、社会,也有人关心社会正义和弱者权利、福利。当然也不能知道美国有许多不同形式的独立媒体。

25、半真话,全假话:

以表面“事实”,掩盖实质谎言,例如“反右运动”中,说“右派分子”有“言论”,那是“半真话”,因为这么说“不假”。但是,有言论就上纲上线为“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全然的假话。同样,说中国“公民权利受宪法保护”,那也是一句半真的全假话,因为中国虽然确实有宪法条文(不假),但公民权利却并没有受到宪法的有效保护。

26、大胆说谎:

胆子越大越好办事,谎言越大越是有气派、听上去越是有真理性。例如,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3月12日电(记者秦华)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做客理论论坛,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谈中国特色民主政治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充分体现人民性、人民的权益,体现程度不同,体现性质也不同。优越性不是空洞的,我们的人大代表不像西方议员那样是某一个党派的代表,我们的人民代表,个人属于某党派或者属于某一阶层,属于企业、公务员还是事业单位,但一旦作为人大代表,都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必须反对人大代表单纯从个人所属的群体阶层或者地区来说话。”

程恩富这是在大胆说谎,中国的“人民代表”绝不可能不和共产党保持一致,也绝不可能违背共产党的利益随意表示自己的意见,他难道真的不知道?他所说的“西方议员是某一个党派的代表”,不知道是指哪一个“西方国家”。就以美国而言,参、众两院的议员都是选民直选出来得,选民虽支持某个政党,但并不是党员,许多选民根本就是对竞选议题进行投票。众议员代表选区,参议员代表各州,虽有政党分别,但在具体问题上的表决,并不代表党。共和党的可以投民主党的赞成票,民主党的可以投共和党的赞成票。不久前,加州的共和党州长就和共和党的布什总统在许多政策上意见不同,也没有听说因为不代表党而受到什么党内纪律处分。

27、老百姓的话:

用无名无姓、没有面孔、无法核实的“老百姓”来做主语,造成一种大家都这么说,所以一定正确的假象。这种假象就是谎言诱骗效果。例如,“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劳动人民喜爱的春节晚会”、“一农民新年感言:胡总书记的“不折腾”说到了咱心坎上“、 “‘不折腾’是中国由上到下的普遍新年愿望“、“‘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说出了人民心愿。”

28、妖魔化:

把活生生的人说成为非人的异类,排斥到人类之外,剥夺他们人的属性,使被虐者自觉低人一等,施虐者没有负疚之感。例如,“牛鬼蛇神”、“几只苍蝇嗡嗡叫”、“砸烂狗头”、“臭老九”、“黑五类”、“引蛇出洞”、“关牛棚”、“小爬虫”、“害人虫”、“走狗”、“洋奴”等等。

29、暴力化:

用语言把人划分成“我们”和“敌人”,用无法讲理的“你死我活”来代替必须讲理的相互沟通和妥协。以战场逻辑来代替民主公共生活规则。例如:利用“打倒”、“消灭”、“粉碎”、“斗垮”、“清算”、“揪出”、“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砸烂狗头”等等诋毁性、攻击性的语言,来挑动仇恨和暴力。这些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阶级斗争”词汇,数十年如一日潜移默化,深入到人们的下意识之中,一有机会或需要就会重新被启用。

30、篡改真相:

对真实信息作手术切除。例如,连《开国大典》这样的历史文献画像也是可以要改就改的。《开国大典》第一次改动是在“高饶事件”之后。当时有人通知董希文,去掉画面中高岗的画像。《开国大典》中的第一排领导人全是国家副主席,从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使画面不受损害,董希文在其它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删掉了高岗画像。“文革”爆发后,“四人帮”在美术界的代理人通知董希文将《开国大典》中的刘少奇去掉。这时董希文己身患癌症,不得不拖着被病痛折磨的身躯去中国革命博物馆做画面修改。经过修改后,刘少奇画像的位置换上了董必武的全身像(高继尼,2008)。

31、以我为中心、随我需要的“辩证”:

对我有利的,就大事渲染;对我不利的,就全盘否认;实在无法否认的,就轻描淡写、文过饰非。例如:“透过现象看本质”、“形势大好”、“困难是暂时的”、“看主流”、“看发展”、提拔干部要看“大节”:“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特别是要看本质、看主流、看发展,并且防止以瑕掩玉。”

又例如:贪官污吏再多,也一口咬定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应该毫无疑问地说,我们的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整体是优的,是积极向上的。但在干部队伍中也还存在着少数干部的理想信念不坚定、宗旨观念不牢固、干部腐败现象还没有得到有效厄制等不少问题,确实暴露出我们在干部管理方面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特别是有些地方之所以事故频发,有的小事酿成大事,就与治党不严、对干部疏于教育管理有直接关系。这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有百害而无一益,对干部自身的成长也是有百害而无一益。”

还有一个堪舆黑色幽默比美的“黑白颠倒”辩证法例子。有人问毛泽东的摄影师陈石林,为什么照片上毛主席的牙齿都显得那么白?陈石林回答:“刚解放时,主席抽烟抽得牙齿颜色很深,拍照的时候,一笑,牙全是黑的,逢到有主席把牙露出来的照片,那一定是要把牙齿的黑色修掉的。”还有人问,这是不是违反真实性呀?陈石林说,“这个问题要这样看,主席工作那么忙那么累,叫他经常去洗牙,把牙搞得很白,不可能这样做!我们搞技术工作的,要体谅主席,给照片简单地修一下也就完了。假如照片上牙是黑的,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要从本质上看,主席的牙本身是白的,把黑牙齿修掉才是真实的效果”(News.qq.com, 2009)。

32、歌功颂德:

这是一种出格的,没有限度的,甚至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吹捧和阿谀奉承。例如,“形势一片大好”、“莺歌燕舞”。春晚:“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
又例如,19岁的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2009年3月28日在“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上,“出人意料地用流利英文演讲,震撼全场。班禅所到之处,掌声雷动,欢呼四起”。班禅说:“我由衷地感谢党给了我一双明亮的眼睛,让我能够分辨是非,认清谁真正爱护西藏人民,谁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破坏西藏安定祥和的局面。”这个高僧的“明亮的眼睛”不是来自他心中的佛祖,而是来自一个无神论的政党?在佛教徒心中,共产党比佛祖伟大,还有比这更出格的歌功颂德吗?

33、推诿、抵赖、不认账:

拒绝对所有发生过的历史错误承担责任或表示悔过,用种种方法推诿、抵赖。例如,“汶川地震遇难学生人数仍在认定”、“遇难学生最终的数字,我上次在新闻发布会也通报过,它与我们整个汶川地震死亡人数的最终确定是联系在一块的,汶川地震最终的死亡人数的确定,我们必须按照国家有关部委对死亡人数特别是失踪人数的最终确定的有关规定来进行,涉及到很复杂的工作和过程。”

变“过失”为“评功摆好”:不是不公开数字,而是在积极准备公开数字。在过失和错误无法否认的时候,强调改正错误的“决心”和“能力”,不但没了缺点,而且反而增加了优点。

34、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借用好名目:

用看上去对一般民众有好处的计划,来掩护对他们不利的,有伤害作用的做法。例如,以“扫黄”为名义来控制公共言论空间,达到限制网络言论自由,消除政治批评和社会“杂音”的目的。

35、豪言壮语式泛论:

把自己说得非常了不起,以显示自己的绝对正确。这种建立在情绪高涨之上的正确是根本用不着理性思考和逻辑论证的。政治口号中有许多例子:“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大造人造粪,气死小日本”(不买日本化肥),“东风压倒西风”。

36、耍横:

你说我不对,我不对你能拿我怎么办!?你说的不对正是我说的对,对错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只要你不敢惹我,拿我没办法,就算是我对。这是一种政治流氓话语,例如:“‘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权发言。”又例如:“反右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

37、扯开本题,窃取论题:

把主要问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例如有这样的官方说法:“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断推进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决不搞西方式民主”。
多党、分权、民主,本来是政治学的重大讨论议题,在中国讨论这些议题,提出有关建议和设想,与西方不西方没有必然的取舍关系。从本题扯到“西方”,利用国人对西方的异我族类感觉、不信任心理、文化偏见,用“西方”一词诱发的非理性因素,转移对民主本题的理性讨论。

38、鼓吹所谓的“中国特色”

凡事只要冠以“具有中国特色”,黑可以变成白,马可以变成鹿。一党专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公检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等等。《人民日报》2009年03月15日头版甚至明明白白地说:“外国法律体系中没有的法律,只要我们需要就及时制定;反之,外国法律体系中有的法律,如果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和需要,我们就不搞。”

39、文化绝对相对论:

取消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和道德标准,代之以价值相对论和不可知论。其结果便是根本不再有辨别是非和对错的必要,可以为所欲为。例如,《羊城晚报》报道,近年来,常有媒体报道,中国人出游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形象,“丢了中国人的脸”。可是外交部领导武大伟却认为:“这是一种习惯而已。例如喜欢聚众、喜欢大声说话。你看,在机场里、餐厅里,大家聚一块说话的,都是中国人。可这就是一种习惯,我们还看不惯外国人那种小声嘀嘀咕咕、当着面还要相互咬耳朵呢。”在说到中国人到美国华尔街“骑铜牛”的时候,武领导笑着说:“如果那个铜牛不让骑,就应该立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禁止攀爬’。……这些是文化差异,外国人有他们的礼节习惯,我们也有自己的礼节习惯,并不能说谁对谁错,也不能单靠一方的努力,而是需要双方共同沟通,相互理解。”报道称赞武领导很“幽默”。的确是很幽默,但也很可笑。试问,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如果不立一块“禁止大小便”的牌子,是否就可以大小便呢?

40、替罪羊:

把自己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把政策的失误责任推给外部原因。例如:把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把政府的责任推给“自然”,或推给“苏修逼债”。又例如,尽管“四人帮”必须对“文革”承担重大责任,但把“文革”完全归咎于他们,他们也就成了“文革”罪魁祸首毛泽东的替罪羊。

41、证词、反正都有理:

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挑选和利用所谓的“客观报道”,来证明某项宣传的“客观真实”。这是《参考消息》一类出版物在中国所起到的一种主要宣传作用。它选择性地引用西方报纸的材料来说自己不方便直接说的话,即所谓的“连西方媒体也不得不承认”。而在西方媒体有不利消息的时候,就说是“恶意攻击”,或用作“西方反华势力忘我之心不死”、“干涉中国内政”的证明,即所谓“反面教材”。

42、利用联想转换:

利用暗示和联想,把表面真实的现象转化为实质虚假的意义引申。例如:周恩来穿补丁衣服,所以是一心为民的好总理,哪怕他在“文革”中干下了无数助纣为虐、祸国殃民的坏事。因为温家宝穿旧旅游鞋,所以,他能证明共产党是廉洁、爱民的执政党。

这则报道也是一个例子:“焦裕禄、孔繁森──一个,长眠在为之耗尽了心血进行治理的沙丘下;一个,献身于带领边疆少数民族脱贫致富的事业中。两个闪耀着时代精神的名
字,如同两颗耀眼的明星,跨越30年的时空,交相辉映,光彩照人。……从焦裕禄到孔繁森,中国共产党涌现出了如此优秀的领导干部,感动了、激励着千千万万的民众,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现象,它深刻地反映了党的本质,鲜明地体现了党的主流,同时也充分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所以能英雄辈出的历史必然。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书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体现了我们党的宗旨。”

但是,偏偏有不相信这种宣传的,民间顺口溜说,“群众学孔繁森,干部学王宝森”。(王宝森是中共北京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曾任北京市财政局局长。1995年4月5日,因腐败案发,自杀于怀柔乡间。7月4日,中纪委開除王宝森的党籍。)

43、数字简化:
这是一种“你不要多想,只要记住这几点,能照样重复就可以了”的宣传手段。它的“化繁为简”手段很适合文化水平、思想能力低下的群众,同时也使得这样的群众能满足于最简单的信息,成为非常容易控制和驾驭的群氓和愚众。

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五讲四美三热爱”的“五”“四”“三”,具体指什么?“八荣八耻”,除了这个“八”,有谁真的记住了哪些“荣”和“耻”?“荣、耻”问题又何曾有过公共讨论?数字还得挑简单的。章立凡说,“数码以三、四为多,绝少过五,盖因简单好记”:“三反”、“五反”、“一化三改”、“三面红旗”、“四个第一”、“四个现代化”、“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三支两军”、“三结合”、“一打三反”、“三要三不要”、“三项指示为纲”、“两个凡是”等等(章立凡,2006)。

大跃进口号:“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开展小麦双千斤县、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积丰产田、万斤高额丰产田运动”、“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倾家荡产大搞钢铁”、“全省七天实现煤气化,三天实现超声波化”、“贯彻指示不过夜,推广经验不过宿”。

更有追求“修辞”效果、“易记上口”、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口号。山东菏泽的计划生育:“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安徽某县:“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数字简化甚至侵蚀到一些学者的“学术语言”之中,使之不知不觉也成为一种简单、不实的宣传。例如,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在“中国的‘三和文明’应与西方的‘三争文明’互补”中写道:“中国不是好战的国家,中国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群体社会中是和谐,在国际间是和平!但中国文化已经被边缘化了,这导致‘三和文明’的声音不仅没有放大成为国际的声音,反而成为中国落后僵化保守的说法,进而成为西方妖魔化中国的理由”(王岳川,2008)。

中国真的有什么“三和文明”吗?中国的家庭都是和睦的吗?西方就没有和睦的家庭了吗?中国的群体社会真的是一派和谐而没有矛盾冲突吗?中国人不喜欢打仗吗?与别国之间也都只是和平相处吗?一口咬定中国“不是好战的”,是否就可以因此一笔抹去血腥内战的历史,一下子变成一个与喜欢侵略和战争的“西方”完全不同的爱好和平国家?为“和谐社会”的宣传敲边鼓,名大学教授的“思想水平”又比平庸的宣传官僚高明到哪里去呢?

四、被宣传洗脑是一种比无知更可怕的境地

江苏电视台的一个时事评论节目主持人有一次以罕见的媒体人激情和坦率评论道,现在中国的食品、用品、商品、语言、活动、人际关系充满了虚假,“什么都是假的,只有王八是真的,因为王八本来就叫假(甲)鱼。”不错,虚假、伪装、谎言、假面充斥于当今的中国社会,但真实并没有从此绝迹,因为这位主持人说的就是真话。而且,无论“假”多么盛行其道,但毕竟不能以假的名义作假。“假”必须说自己是真的。这就像最强横的专制也必须以“民主”的名义实行专制一样。在这世界上,真和假、美和丑、是与非毕竟是有区别的,而且是可以分辨的。

在《说谎概要》一书中,苏里文(Evelin Sullivan)问道:“人为什么说谎?人说谎的动机是什么?”她认为只有两个原因,“而且明显得叫人惊讶。”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真相,”第二个原因接着第一个原因,“因为如果让人知道了,自己就会失去许多东西:权力、地位、尊敬、金钱、舒适、快乐等等”(Sullivan, 2001: 56-57)。显见的动机使得谎言成为一种浅薄、平庸的罪过和邪恶。但是,浅薄、平庸是可以包装的。一旦谎言用高深的理论、高尚的事业、高贵的说辞装点起来,并且当作绝对真理来强行散布,它就成为冠冕堂皇的“宣传”。

虚假、强梁的宣传及其非理性话语会对整个社会的文化、道德、心态、思维方式造成持久的伤害。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语言的暴力,它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就是奉行“强权即公理”,“政权即镇压职权”,以及无需程序合法性的权力结构。它的洗脑作用使人们把谎言当作真理,因而陷入一种比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更可怕的境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格列佛来到了在他看来尚未开化的马国。他对马儿描述文明国度中的“说谎”,马儿表示不能理解。马儿说:“说话是为了帮助我们彼此了解,接受事实的信息。如果把不是说成了是,那么说话也就破坏了自己的目的。你不说真话,我就没办法了解你。而且,你把白说成黑,把长说成短(把恶说成好,把丑说成美),你的话不仅不能告诉我什么,而且反而会陷我于一种比无知更可怕的境地。”

饱受德国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学者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纪录纳粹德国话语的《第三帝国语言》中,揭示了一个陷千百万人于比无知更可怕境地的极权国家(Klemperer, 2000)。主宰这个国家的是一种渗透到每个普通人日常语言和思维方式之中的官方宣传。克莱普勒深深忧虑纳粹语言对普通德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他看到,德国媒体和宣传所使用的语言并不仅仅是呈现在意识层次上的词汇、概念和说法,而且更是一种在下意识层次诱导和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质话语。这种极权语言象是很小剂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觉中毒杀人自发独立的思想能力。

克莱普勒之所以对这种毒质话语还有一些抗毒能力(他自己承认并不能完全不受它的影响),是因为他能够有意识地去“细读”这些话语。而且他相信,其他人也可以通过学习、教育,去了解宣传手法和逻辑谬误,获得必要的知识,增强免疫力。所以,在二战以后,他出版了《第三帝国的语言》这本书。

克莱普勒是一位语文学家,他研究的是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实际接触和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看上去是口语的,但却渗透着纳粹书面语言和政治宣传的思维模式、乖戾逻辑和意识形态特征。民主话语的理性逻辑和说理是纳粹非理性话语的死敌,也是阻止纳粹非理性话语彻底胜利的最后希望。不久前,受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之邀,德国汉学家、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教授与董健、丁帆、王彬彬、苏童、叶兆言、毕飞宇、黄蓓佳等学者、作家讨论到中国语言的现状,“重新学习中国语言”成为一个受关注的问题。顾彬提到,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到1945年下台这十二年,德语遭到了污染、歪曲,德国作家们不得不要重新学习德语。一位与会者深有体会地说:“我回想我本人在60年代写的文章,那是用污染了的语言。可是我们没有察悟到,这一点我觉得给我触动最大。我重读贺敬之的《雷锋之歌》,小说《欧阳海之歌》,重读剧本《霓虹灯下的哨兵》、《丰收之后》、《年轻一代》……重读了一大批作品,那种语言的污染确确实实是存在的”(顾彬,2009)。

语言的污染当然不会仅仅发生在小说写作中。说理,尤其是公共说理,更会受到同样的污染。说理是一种特别与“书面文字”(区别于“口语”的“文字”)相关的表达形式。说理的交流特别得借助于文字。逻辑谬误出现在口头话语中,一句接一句,往往不可能一下子“听”出来。当然,在文字表述中,如果只是“粗读”,也是读不出来的。所以,说理教育的一项基本的学习和阅读训练就是“细读”(close reading)。

“细读”是一种专注的阅读,也是一种开放式阅读。“细读”要求读者先搁置自己的立场和想法,从写作者的角度看看他说的是否有道理,评估文本是否能够自圆其说、言之有据、论之有理。逻辑是评估的关键部分,但并非全部。“细读”还要对文本的内容有所思考和判断,看它是否符合普遍道义原则,如尊重他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说理反对极权宣传的理由不仅是因为极权宣传不逻辑、非理性,而且更是因为极权宣传的目的是帮助维护一种专制、排斥、迫害、不民主、非正义的政治、社会制度。“细读”的人不是一个被动的文本阅读者,而是一个以价值判断积极介入公共生活的独立思想者。

学生们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细读”一直是他们学习并实践公民思想的一种人文训练。大学的人文教育也就是“自由教育”,它正是在细读经典文本的过程中进行的。在古代,当文字被人们很神圣地对待时,无须强调细读。象《圣经》、四书五经或其它经典,都是被读了又读,甚至能够背诵的。自从有了现代印刷机,再加上社会中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普及,阅读渐渐失去了它昔时的严肃性,甚至变成为一种消遣。“细读”要纠正的正是那种囫囵吞枣、粗浅流览、人云亦云式的阅读。今天的网上阅读大多数便是这样的粗浅阅读。在《娱乐至死》中,波兹曼对大众文化时代人们因阅读和接受习惯的改变而丧失思想能力充满了忧虑,尤其对人们放弃批评精神和怀疑态度发出了警讯。他认为,就说理而言,写作优于口语,写作的表述方法会对文化有较健康的影响,“印刷文化的认识论在日益衰退,电视文化的认识论在同步壮大。这些都会在大众中产生严重的后果,其中一个后果就是我们将(因思想幼稚而)变得越来越可笑”(波兹曼,2004:29-30)。皮亚杰的理论是,只有口头语言的人在智力上不及有书面文字的人,而“电视文化”里的人比前两者都表现得智力低下(波兹曼,2004:33)。

说理是一种思想能力,它要求我们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把握讨论的问题,采取一种真实而客观的态度。这就需要说理者随时当心在说话和文字表达过程中的逻辑和论证。同时,说理者还必须能够了解和判断对方的态度和不同立场。在判断说理可靠性的时候,他要同时做几件事情,“包括把判断推迟到整个观点完成时做出;把问题记在脑中,直到已经决定何时、何地或是否能回答它们;用所有相关的经历作为现有观点的反证。还必须能够舍弃那些同所涉观点无关的知识和经历”(波兹曼,2004:32-33)。
如果一个社会中有许多人都能够经常地、有意识地这么做,他们就能够帮助提高整个社会的思维、判断、说理能力,也能够在此基础上帮助维持一个理性、开放、多样化的公民社会和民主秩序。

参考文献

波兹曼,2004,《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大学出版社。
丁学良,2008,“中国精英对‘软实力’的误解”,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8585.
高继尼,2008,“受党内斗争影响数遭劫难的油画〈开国大典〉”,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9/26/content_10113516.htm.
顾彬,“顾彬南京对话再论文学‘语言’问题”,《中华读书报》,2009年4月10日http://book.ifeng.com http://blog.dwnews.com/?p=52101.
勒庞,2005,《乌合之众》,中央翻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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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9 Issu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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