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青苔不会消失》
2018-09-04
来自陕南山村的袁凌，在编辑眼中的样子是：“他微微弯腰，一身朴素的休闲装搭配不很高的个头，很容易就淹没在人群中。眼神闪烁着看向前方，仿佛有一种隐隐的怒和威严。在真的看到来人之后，又现出某种奇妙的，属于青少年的害羞神采。”在我离开中国前两年，偶尔在北京方舟教会主日礼拜中遇到袁凌，彼此只是简单地交谈过几句。那时，我的处境极度恶劣，老朋友一个个地进了监狱，我再也没有结交新朋友的愿望。我只知道袁凌也靠写作为生，或许被生命中的黑暗所压迫，到教会来寻找上帝。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找到上帝，数年以后，我读到他写的名为《石头》的诗歌，心中略感安慰——“神说/不要回顾/免得你变为石头//那我们能是别的什么？//除了在贫乏的地面/我们何处会长成花朵？/山口的微风里/都是稻草人//水流在卑下之处/阴处的雪长久不化//倒影模拟身体/风筝学习飞鸟//石头凭什么呼吸/感到周围的空气。”
正是在我离开中国的二零一二年，袁凌的“新闻特稿”或“深度报道”如同井喷般问世。他写没有人关注的陕西煤矿务工人员的硅肺病现状，《血煤上的青苔》、《尘》等作品轰动一时，后又创作《守夜人高华》、《走出马三家》等经典特稿，奠定了在新闻特稿界首屈一指的地位。这本《青苔不会消失》就是袁凌从多年写的特稿中挑选的十二个故事，分为“卑微者”、“出生地”和“生死课”三个部分。书名来自于作者的一首短诗：“青苔不会消失/只要世上还有/最后一个穷人。”他笔下那些卑微的生命，连小草都算不上，如同无根的青苔，却更加倔强地生长在找不到任何一点养分的石头上。
袁凌曾以当地状元的成绩考入西北大学，后又就读于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然后在多家媒体担任记者、编辑和管理层，如果继续这条路，多少也算是“成功人士”。然而，他始终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尔虞我诈，一度回到老家的山村过极简的乡居生活。在当地，他是一个人们没怎么听说过的作家，在乡村县城四处游走，如同一个不务正业的怪人。他的父亲是一名退休的乡村医生，曾期望儿子进入政府做官，如今看清了儿子的前程不会像其他后生那样风光，也只好由他去了。这么多年来，袁凌一直在准备着那项特殊的事业——写作，但既使说出来，乡里人也弄不明白，文字的东西毕竟不像一所大房子、一辆好车和账户里的存款那么具象。如果没有在大城市买房、当官或经商，在乡亲们眼中就是一名标凖的“失败者”。其实，袁凌也买了房，只是和乡亲们预想的不一样——那是一间坐落在八仙大山溪半坡上的土屋，屋前长满了青草，屋后埋着一截水管，水从山谷里的泉水中引来，滋滋地流在草地上。袁凌写道，这流动着的水管“像是有一个灵魂专意藏在地下的”。
今天中国的乡村早已不是昔日鸡犬之声相闻、民众彼此守望相助的乡村，即便是沉从文笔下安静淳朴的“边城”也被滚滚红尘吞没。袁凌的回乡写作的计划被迫夭折，他又进入城市，成为一名租房住的、连医保也没有的“低端人口”。他艰难地活着，写那些更艰难地生活的同胞时，没有了旁观者的距离感。“即使一个人走遍了世界，也不会见过所有的艰难，永远有一些艰难比艰难更艰难”，袁凌不会像那些当上作家协会主席的作家那样鼓励“低端人口”与祖国“共度时艰”乃至“分享艰难”，他也知道自己的写作解决不了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即便对那些具体而微的个案也无甚帮助。但他愿意默默地记录，并确信这些记录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如同卡夫卡所说：“你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
不是小说，也不是新闻，是生命的相遇
美国作家卡佛在小说集《大教堂》中说过：“我小时候，阅读曾让我知道自己过的生活不合我的身。我以为我能改变，但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就这样，在打一个响指之间，变成一个新的人，换一种活法。我想，文学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匮乏，还有生活中那些已经削弱我们并且正在让我们气喘吁吁的东西。文学能够让我们明白，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非易事。”我想，这也是袁凌以写作为志业的根本原因。当年，在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读博士的第二年，他得到了《新京报》的工作机会，可以进行一线的新闻采访写作。于是，他断然退学，这让作为思想史家的导师葛兆光教授深感不解。挽留不住袁凌，葛兆光回复说，“与其多一个不情愿的学者，不如多一个有良心的记者”。
其实，袁凌并不满足于做一名敢于说真话的记者，否则就不会屡屡离开所供职的顶尖媒体了。他写的暴露现实黑暗的稿件，常常遭到中宣部封杀，这是前辈良心记者刘宾雁早已有过的遭遇，不足为奇；更重要的是，其内心深处出现了如同瓷器破碎的声音，他不能接受自己的文字被粗暴地阉割——这正是御用文人的代表人物、《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所享受的受虐狂的生活。有一个笑话说，胡锡进年轻时采访过一个老太监，太监表示：热爱大清，怀念大清，希望大清继续执政。胡锡进问：“大爷，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公然与中国人民为敌，你为什么支持啊？”老太监说：“没有了大清，我的鸡鸡就白割了。”胡锡进陷入沉思，掏出小本记下来，这句话从此成了他的座右铭。
与之相反，袁凌笔下的人物，没有一个能进入帝王将相主导的《二十六史》。他深情地描写在山沟里刨食的家人，他记得自己文字的起点，那个沉默而坚实的地方——“外婆这一代的有一层人，她们像是别人生活的背景，已经没有价值，随时可以拿掉。但实际上，她们却比那些在前台活动的家长和队长更可靠。像是砌筑田地的石坎，长了发黑的青苔，长年沉默，没有抽枝发芽的风光。但抽掉了它们，田地会即刻崩塌，收成化为乌有。也像是田地本身，孕育了这里的一切，却从不发出响动。只有俯伏触地，才能听见摩挲泥土的风声。”我的外婆也是这样的老人，善良、坚韧，当然也愚昧——她一辈子省吃俭用，却将外公的退休金全给了许诺她进入“西天极乐世界”的、到处都有房产的女尼姑。
袁凌所写的底层人物，不同于左派文人闭门造车的美好想像：凡是穷人都是好人，凡是穷人都是道德高尚的人，凡是穷人拥有张承志、梁晓声式的“清洁的精神”。《兰考弃儿》一文，从那场垃圾场旁边棚屋发生的吞噬七条孩子生命的大火写起，揭示了知名度仅次于焦裕禄的兰考妇女、“孤儿之母”袁利害光影交错的复杂人性。袁利害很难用“好人”或“坏人”来定义，她身处美善与邪恶的边缘，在政府不作为之处稍有作为。她拯救了许多弃婴的生命，她给予弃婴的生存条件却比不上中产阶级家庭的宠物猫狗。袁凌没有给出善与恶的判断，他只是描述事实，将判断的权力交给每一个读者。
袁凌的写作是克制的，克制是写作的最高境界。袁凌的写作，不是文学，也不是新闻，是无法归类、无法命名的生命与生命相遇的故事，是中国先贤所说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是圣经中所说的“爱邻舍如同自己”。
人们向黑暗索要矿石的同时，黑暗也在索要它的代价
在本书中，有好几篇文章都以矿工为主人公，写惊天动地却又寂静无声的矿难，写可怕的职业病硅肺病，写失去亲人的家属们如何修补残缺的家庭。袁凌的编辑罗昌平回忆，他至今能背出那些《血煤上的青苔》中的句子：“因为他们是残废者，是人生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被命运的被单收殓起来的人”：“遭遇了一个人的矿难……这是一个被消音的过程，没有镜头的聚焦，没有不惜一切代价抢险的场面，没有怒斥和追责”。还有《守夜人高华》中的引题，“如同矿难事故表明的，人们向黑暗索要矿石的同时，黑暗也在索要它的代价。它要求的往往是那些最好的探路者。”在思想史的层面上，《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高华，也是一位在黑暗隧道中一生挖掘不止的煤矿工人。若不是太过辛苦、太过付出，他怎么会英年早逝呢？多年以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跟高华有过一次简单的谈话，他是如此小心谨慎，不敢臧否时政，可是一谈起他关心的历史真相来，立即滔滔不绝，跟此前判若两人。高华无法忍受无边的黑暗，就在黑暗中燃烧自己。他的提前离开或许是一种幸运，否则当习近平时代开幕后，他将看到又一轮“毒太阳”冉冉升起，必定会痛感自己的书完全白写了。
如果黑暗像棉絮一样厚重，身处其中的人不仅无法寻找光明，还会失去视力，像陈光诚那样在黑暗中明辨是非的人，万里挑一。在袁凌家乡的山沟里，有一位在矿难中失去双目的老人，连明暗都不能感知。但就在灾难过后，他依靠摸索和内心的直觉，重建了整个生活，“从屋里的活路，到五亩坡地的劳作，养上学的女儿，送走生病的老伴……他的身影不是矗立的巨人，倒是绵绵匝地的青苔，铺成修复世界的小径”。这用残缺感官经受的世界，竟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而缓慢走过这世界的人，也切切实实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生命节奏。对于这些早已注定失败的人而言，没有光荣的胜利可言，挺住就意味着一切，若要类似于正常人那样生活，“那他一定有些另辟蹊径，遵循着一种持之以恒的灵感”。痛苦有时会让人上瘾，让人浸没在其中，有时候则像公开的秘密，让人不断从新的日常中醒来。在《青苔不会消失》这本书里面，痛苦是一块随时可以改变方位的座标，它挑战着人的极限，而那幸存下来的人，被淮许开始另一番人生。
中国的煤炭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这是“厉害了，我的国”的又一有力证据。然而，在中国，矿难无时不刻都在发生，成为煤炭产量数字之后的秘密。煤炭是黑色的，也是红色的，煤炭被血染红了。我记得有一部名叫《无神之地》的美剧，以一种阴郁的风格讲述了西部刚开发时一个矿业小镇的故事：在一次矿井倒塌事故中，小镇一日之间失去了所有成年男性矿工，剩下一群寡妇和孩子。这个小小的“女儿国”如何在强盗肆虐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幸运的是，她们遇到一名百发百中、弹无虚发的侠客，侠客保护她们免于盗贼来袭的灭顶之灾。然而，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侠客可以在“沧海一声笑”中拯救矿工及其家人，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一群游寇，而是制度性的腐败与残暴，党比匪更坏。
在山西等煤炭产区，矿难让那些后台不够的官员下台走人，却对那些后台足够硬的官员毫发无伤——李鹏的儿子李小鹏照样升任交通部长。每一次改革，得益的总是特权阶层，底层矿工的处境越来越糟糕。袁凌写道：“煤改至今，很多人仍然在老乡、亲属开的黑口子下矿，每年开春出去的人，总有一些没有完整的回来，变成了灰，或者失去了四肢神经。每一条山坳里都埋着遇难者的骨灰，每座老屋的床铺上，都可能躺着慢性死亡的身体。人口不到三万人的八仙镇，隐藏着上千座矿工的坟墓，和上百名残疾的矿工。他们的亲人也成了落伍者。落伍者的数目不少于前行的人群，却像绵绵的青苔铺地，没有醒目的机会。”这段话没有一个字在发出公开谴责，却比任何谴责的话都更有力量。
死亡从来都不期而至
这本书的书名是《青苔不会消失》，似乎隐喻着某种对生命的乐观期待。但是，全书又处处充满死亡的气息，跟作者的另一本书《我经历的九十九次死亡》似乎遥相呼应。
袁凌有着异乎常人的破解死亡奥秘的好奇心。从死于意外火灾的、身体残缺的弃婴，到死于一场春天雷暴的诗人海子，每一个人的死亡，每一处生命的废墟，都不是偶然和枉然的。王多权的父亲从矿上回家时，已经患上不可治癒的硅肺病，他却挣扎着劳动，为了给家人留下一口甘甜的水井。袁凌写道：“王多权的父亲花费了整个春天，从河里背沙和水泥上坡，一个人砌好了一口水泥井。水井封盖的当天晚上，父亲为从学校回来的母亲和小侄女做好了晚饭，突然说胸口发甜，似乎是提前尝到了熬成的麻糖滋味，接着大口的血喷涌出来。……等着母亲喊人回来，他的胸前和四周，洒满了最后的热血，像一个矿难现场。……那天，王多权感到，父亲是把所有的血献给了自己，使他再也不敢想到死亡。”这样筋疲力尽的死亡，可以跟苏格拉底的从容赴死相提并论。苏格拉底临死前叮嘱弟子帮他还欠朋友的一只鸡，他更是坚信“每个人身上都有太阳，主要是如何让它发光”。王多权父亲的生命在死亡降临之前发了一次光，他向死而生，他那最卑微的爱也比煤炭更沉重。
硅肺病人柯尊玉在亲戚家的灶屋里断气，相依为命的哥哥正在屋外洗碗；黄均兵去世前几个月，吸掉了二十几钢瓶氧气，外带众多的吸氧包……读着这些故事，我仿佛认识这些早已一无所有的硅肺病患者。我父亲年轻时候曾在四川的一个铁矿山当工程师，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往往自告奋勇去“祖国最艰苦的地方”，父亲当然也不例外。每天，他都与矿工一起下井；而母亲的心整天都悬在空中，担心父亲上不来了。有一天，父亲突然病倒了，医生说是硅肺病，就用硅肺病的药治疗，却让他的病情继续加重，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我差点就变成刚出生就没有父亲的孩子。后来，父亲转院复查，才确诊为肝炎，又经过一番治疗，才得以痊癒.从此，在我们家，硅肺病成了一个谈虎色变的名词。在袁凌的笔下也一样，硅肺病毫无仁慈之心，吞噬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中国现有六百万硅肺病病人。
在死亡肆虐的小镇上，袁凌清醒地知道作为外来者的限度以及写作本身的限度：“矿工的新坟土上，长短插着几只点燃的香烟，是他在世时光些许苦味的安慰。时间停顿在人吃煤和煤吃人的节奏里，而我们只能在这里住宿一晚，忙于回到县城，洗去钻入皮肉的煤炱。那些黑洞洞的井口，就像是通向地狱本身，载着矿工们的箩筐在其中消失，我们等不到他们下一班上来，也降不到他们所处的生存底部。”陶渊明说：“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而在死者的葬礼上，歌郎唱着相似的丧歌：“亡者在世受煎熬，听我歌郎道一番。你在山西为好汉，抛下妻子挣银钱。到头做了家乡鬼，一抔黄土实可怜。”文字不能拯救生命，也不能战胜死亡，文字却可以召唤遥远的地方素不相识的同路人，让人们不再如此孤独无助，这或许就是袁凌永不放弃写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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