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于2018年9月7日 06:05 袁漪琳 为FT中文网撰稿

2018年“开学第一课”邀请“小鲜肉”艺人表演引发了一场关于“娘炮”的热议。批评声音认为这些画着眼线、唇红齿白的瘦高青年不符合“健康”的审美标准,宣传这样的榜样会导致“少年娘则国家娘”,引发下一代少年不够“硬汉”,担不起家国重任的担忧。今年七月份的《中国好声音》节目上,明星谢霆锋也表达过相似的观点,称“我觉得男生也该找回男生该有的荷尔蒙”。

抛开“少年娘则国家娘”、“外貌女性化意味着社会责任感缺失”这类言论中显然的伪命题和逻辑谬误不谈,对“娘炮”形象符号的公然攻击折射出当前社会合意对性别歧视的麻木不觉,也暴露出在数代人接受的教育中欠缺已久的“成长第一课”——性别平等教育。

在中国大陆地区最早宣布推广性别平等教育(下文简称“性平教育”)的广东省中山市,“性平教育”涵盖了身体隐私保护、性骚扰和性侵害防护、突破性别刻板印象和科学认识性行为等内容。羊城晚报等媒体报道称,广东省将从9月开学季始在全省中小学和中职校推广。

台湾学者杨巧如曾援用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Elliot Eisner所说的“空无课程”,即“学⽣未被提供的选项、永远不会知道(更无法使用)的观点、不在他们智识范畴之內的概念与技能”来形容1990年代以前性平教育在台湾教育体制内的缺位。这一缺位意味着一个人没有被要求懂得何为性别、何为性、何为平等,继而难以做到在言语和行为中自尊与尊重他人。在2012年中山市开始试点之前,中国大陆地区的情况亦然。甚至连其中事关生理健康和安全的性教育部分,也曾因家长认为读本中科普生殖器官的图片“尺度过大”被抵制。这种学校忽略或难以传授、家长羞于谈起的空白只会给孩子带来负面的影响。

其一,孩子更容易暴露在性侵犯、性骚扰和基于性别歧视的校园霸凌事件的伤害之下。据“女童保护”2017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2017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4岁以下)案例378起,平均每天曝光1.04起;且遭遇性侵人数中女童超九成,男童占比略有升高,熟人作案占比高,家庭成员性侵占比上升。”例如2017年8月在南京南站发生了18岁男子段某某在候车室公然猥亵女童胸部五分钟之久的事件,同行的女童养父母对此却并无制止。

其二,孩子有可能成为对他人施加伤害的一方。今年暑假,上海迪士尼公园内一名女子被8岁男童触碰隐私部位后反而受到男童家长打骂羞辱。男童母亲还说出“碰到了就碰到了,长成这个样子,还摸你屁股”的言语。虽无法证实男童是无心还是有意,但其家长和教育环境显然没有承担起对一个已经具备性别意识的孩子加以引导的责任。

其三,未成年人怀孕生产和人工流产手术变得“习以为常”。未成年少女生殖器官发育尚未完全成熟,怀孕引发贫血、难产、感染、大出血等并发症的机率更高。今年4月央视点名曝光了短视频平台上扎堆出现的“13岁小妈妈”、“14岁二胎妈妈”视频。按中国《刑法》规定,与未满14岁的少女发生性行为,不管是否自愿,都按强奸罪论处。部分“小妈妈”或已经是强奸犯罪的受害者却仍在社交平台上强调“低龄生子”,分享自己的生育经以吸引眼球。同时,这也折射出了性教育中的生理卫生科普在观念相对滞后、早婚早育成为常态、教育资源较为匮乏的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实际保护效果堪忧。

当无法保证观念各异、引导能力参差不齐的家长们能提供给孩子关于身体、性和性别的知识和保护时,在义务教育中加入性平教育就显得尤为必要。国内外普遍的性平教育模式都会首先传授自我保护和性教育的知识。中山的试点经验提出融合进生物学和科学课程,有助于摘掉有色眼镜。

第一道难关

性平教育的另一处关键,在于纠正人们对“社会性别”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破除性别刻板印象、实践性别平等。中山市妇儿工委办的报告称,“覆盖中山24个区镇的课程对增强学生、教师和家长的社会性别意识有所助益”。

学界的性别研究普遍将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分开,认为社会性别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培养和塑造出来的,不一定与生理性别一致。而这一点,在生活中却被刻意回避。也正因为这一回避,“男生要有男生的样子”、“女生要有女生的样子”被社会和家长默认为正常的教育方式,对其中明显的性别偏见及其负面的后果少有察觉,尽管这一点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被学者解释得通透无疑。

环顾四周,在多数人的成长历程中,长辈对子女抱有不同的成长期待十分常见。例如汪小菲在真人秀中谈到对女儿磕磕碰碰会心疼和怜惜,对儿子就不太在意,因为男孩子需要磨练韧劲。这种“磨练韧劲”的期待在成长的各个场景中都可能变成负担,例如不许哭,不许撒娇,不鼓励他合理地宣泄感情。男孩一旦有具有女性气质的行为,社会评价甚至家人表现出的容忍度往往较低。而当女性流露男性气质,却有“坚强”、“自立”、“有气场”等褒扬意味的形容来赞美她们。

同样,女孩的撒娇、爱哭、脆弱被视为女性该有的正常行为。这种误解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一部分人对女性独立和性别平等诉求的理解。从小看着身边的女性通过撒娇和展示乖巧就能轻易得到长辈的爱和奖赏,男孩们长大后发出“女人不就是贪钱”、“就知道向男人索要口红和礼物”等言论,对“性别平等”的愿景表示不解也就不难解释了。所以,性别刻板印象在中国人许多教育场景中代代相传,正在加剧两性对话和互助的困境。

也有研究显示,差异还体现在父母对子女学习能力的期待和侧重引导程度上。前谷歌数据科学家Seth Stephens-Davidowitz发现,父母在线搜索“我的儿子是否有天赋”的数量是搜索“我的女儿是否有天赋”的2.5倍。2012年,福布斯杂志作者Heather.R.Human就发现,尽管在美国拿到本科学位的人中女性占了60%,且在医药和法律领域等比较活跃,选择计算机科学的女性本科生不足两成。她的调查认为这与女性在学校里不被鼓励往数学和科技领域发展有所关联。在高科技垄断日常生活中绝大多数行业的未来社会,女性在STEM领域的占比劣势极有可能固化新一轮的性别不平等。

生命换来的多元

2000年,台湾出台了“两性平等法”草案。“两性教育”被列为重大议题,不再是“空无课程”,其背后经历了从1990年代“彭婉茹命案”开始,台湾妇女运动和性别研究近十年的推动。

然而2000年4月20日,台湾国中三年级学生叶永鋕意外死于学校男厕,暴露出“两性平等教育”的不足。叶永鋕生前因为有女性化的阴柔气质饱受校园霸凌,甚至在上厕所时被同学要求检验是否有男性生殖器。为了躲避欺凌,他只能在非正常下课时间上厕所。有评论称他甚至“没有尿尿的人权”。因为在传统的性别二元制框架内,叶永鋕“不男不女”即为异类。

2002年,“两性平等教育法”变为“性别平等教育法”,新增“性倾向、性别特质、性别认同”等内容。台湾的《性别平等教育法实行细则》第13条规定,“性别平等教育相关课程涵盖情感教育、性教育、通知教育等课程,让孩子拥有正确的性别教育观念,学习看见差异,认识多元,以实践尊重。”学者杨巧如认为,多元性别观念在台湾性平教育中的存在得到了立法背书。

美国精神医学会在2013年编写的《精神疾病诊断及统计手册(第五册)》中,将“经历了性别身份认同和生理性别不匹配的情况后个人产生的痛苦”重新归为“性别烦恼”(gender dysphoria),不再认定其为一种病态。旧称“性别身份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GID)”因有污名化和病态化跨性别者、固化性别二元制之嫌也被废除。在生物学领域,安妮.F.斯特林也曾在2000年研究得出从解剖、激素、染色体三个生理层面的指标综合判断,生理性别就可以有五种之多。多元性别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正在逐渐被证明和被理解。例如早在2014年,Facebook的英国用户已经有多达71种性别选项可以定义自我。由中国影迷喜爱的“小雀斑”埃迪.雷德梅尼主演、获得第88届奥斯卡奖多项提名的《丹麦女孩》,还有豆瓣9.1高分美剧《姿态》(Pose)等影视作品也一步步将性别多元的花火通过有血有肉的故事、艺术和流行文化写进社会主流叙事的纹路里。

中山市性别平等教育工作者冯继有也在《“男孩子喜欢穿裙子”有没有毛病》一文中提倡“性别多元”。文中表示,“即使按我国现行诊断标准,经医生诊断确实存在某种性心理障碍,也不应该被污名化。”因此,尽管多元性别的观念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认可程度或许不高,但倘若能通过性平教育让当下的人们回想起曾经自己身边那些被选择性抹杀的多元化,和“上不了台面”的“叶永鋕” 们,也是对未来的警醒。

“激进”的尊重

在北欧国家瑞典,性别平等教育的脚步已经走得更远,却被质疑过于激进。1998年瑞典教育法修正案规定所有学校都必须致力于克服性别刻板印象。

据《卫报》报道,Lotta Rajalin在2010年开办了第一所性别中立学校(gender neutral school)埃加利亚幼儿园,出发点在于不为不同性别预设他们应该有的特质和需求,不干扰孩子自己对性别的探索和认知。

老师会把玩具车、积木、洋娃娃、扮装玩具等游戏都混在一起。他们发现这样有效减少了“男生抱团玩小火车”、“女生抱团玩洋娃娃”的情况。或许在传统的观念看来,这些情况是正常的、值得鼓励的,但性别中立教育者更希望增加所有孩子之间的互动。

在语言上,用瑞典语中模糊性别的称谓“hen”取代“他”和“她”,鼓励孩子采用“朋友”称呼他人,目的是在称谓、对话、玩耍等日常的活动中,教会孩子把所有同学看做和自己一样的人、可以交往的朋友和一个群体,而不是被性别身份认同分割开的彼与此。同时孩子在个人对颜色、玩具、兴趣等喜好甚至未来职业的选择上,能较少地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局限。创办人Lotta Rajalin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这是一种民主——给予所有孩子同样的机会和权利。”

笔者并不十分赞同全套照搬这种教育的模式,毕竟在一片男女两性的平等尚且无法高度实现、主流观念尚未能容忍个人的性别性向选择自由的土壤上,这样做无异于将孩子推到与社会压力抗衡的风口浪尖。但是,其中的价值观和操作模式仍有可借鉴之处。比如给少数群体幼儿提供一个充分保护的环境,让“叶永鋕”们和其他少数派性别酷儿得以有尊严地成长;又比如从小逐步培养孩子对于性别认识的理性视角。

这种被质疑是“极端女权”的“激进”教育观念得以生存发展并得到小范围内的认可,走出幼儿园之后孩子依然能得到善意和尊重,与瑞典高居《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排名第五的社会大环境关系匪浅。该报告由世界经济论坛每年根据教育程度、健康与生存、经济机会与政治赋权四大指标发布,去年中国在全球144个国家中排名第100位。

其实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共同纲领》第六条中,就提出了“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条中明确要求“男女权利平等”。洪晃在“一席”演讲中说过,中国的男女平等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经历长达一百年的起诉、演讲和游行,而是1949年《共同纲领》在一天之内送给我们的礼物。然而,在影响了随后几代人的教育体制设计中关乎性别平等的价值导向不够明晰,相关课程设计、教师培训等执行环节发力不足,故尽管新中国的立法为“男女平等”背书的时间很早,却在近70年的社会进程中沦为一声空洞的口号。

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在性平教育上的补课可谓道阻且长。性平教育不仅要教人护身,更要教人护心——把思想里装“怪物”的笼子拆解掉;不仅要有关怀人性、尊重多元的价值内核,更要有让作为引导者的老师和家长都方便学习和操作的教育方法。毕竟在“一刀切”的性别文化中,任何性别都是永远的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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