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6

我是在1946年夏天从桐城重回安庆的,然后到南京转北平,最后定居沈阳。当时抗日战争胜利才一年,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可以过几年太平日子,但不到三年,中国便经历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巨变。

我父亲协中公和杜聿明是多年老友,胜利后杜奉派去东北负责军事,力邀我父亲同去,主要是为他筹办一所大学,即1946年成立的东北中正大学。大学聘请了张忠绂为校长,专业是中华民国外交史,在南开大学时曾和我父亲共事,后来任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抗战开始即参加政府的外交工作。但他不久便奉派到联合国工作,变成了一位挂名校长,因此我父亲以文学院长代理校务。

我此时已十六岁,只读过两年左右私塾,上过安徽临时中学一两年,而且都是半途而废,没有从头到尾读完一学年。以程度而言,我大概只在初中二三年级之间:英文单字认得极少,一篇两三页的短文便有八十多个生字;数学、物理、化学则所知更少。但我的年龄已到了考大学的阶段,所以我一方面在中正大学先修班(相当于高中三年级)上课,一方面找老师课外补习,希望在一年之后可以考取大学。

关于补习,我至今还记得两位先生的讲课。第一位是教数、理、化的刘老师,东北人,也是先修班教师。他教得很有条理,代数、三角、几何,在三四个月之内便让我得到了一个大概的认识;物理、化学也稍稍打下了根基。这些当然都是急就章,我也是以应付未来考试的心情而临时抱佛脚的。刘老师不久便移居台湾了,从此失去联系,可惜我连他的大名也忘记了。

第二位补课老师是教我《史记》的沈伯龙。他授课的时间不长,前后好像只讲了〈项羽本纪〉和〈陈涉世家〉两篇。但我至今还记得他讲鸿门宴的一幕甚为生动,又解释“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一句是当时口语,也说得入情入理。我最初以为司马谈父子写的都是精心构思的典雅之文,经他点破之后,我才注意到经史中颇有直书俗语的地方,文言白话之间的界限竟不易划分。几十年后我写过〈说鸿门宴的座次〉一文(余英时:〈说鸿门宴的座次〉,载沈志佳编:《史学、史家与时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页70-77),大概种根于沈先生的讲授。但不久之后,我才辗转听说,他原来是一度颇为著名的沈启无,大概在抗战时期曾与日本或傀儡政权有关系,因此改名藏身关外。沈启无的名字今天已很少人知道,但在二十世纪30、40年代却在文坛上极为活跃,他曾与俞平伯、江绍原、废名并称“苦雨斋(周作人)四大弟子”。他在1932年出版的《近代散文抄》,所选的文章以晚明公安、竟陵派的小品为主,周作人的序对他的取舍眼光甚为赞许。据当时人的评论,他的文章学周作人而得其神似。但他后来得罪了周而被逐出师门。周作人晚年写《知堂回想录》,在〈元旦的刺客〉一节中提到沈也在场,好像还受了点伤。这些故事当然都是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的,但当时听说沈是周作人弟子,且为文学名家,我已经感到十分意外了。

那时和沈启无背景相似的文人学士,流寓沈阳的尚大有人在。我特别想提一下燕京大学法学院长陈其田。他在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突袭后曾与燕大其他重要领袖如赵紫宸、陆志韦、张东荪、赵承信等同时被日军逮捕,拘押半年之后,判处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参见邓之诚:〈南冠纪事〉,载邓瑞整理:《邓之诚日记》,第八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但他最后终与日方妥协,因此抗战胜利后不得不远走关外。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在我父亲所办的“东北政治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工作,显得很萎靡不振,不知底细者决猜不到他当年在燕大是多么飞扬跋扈。他在1937年所写的《山西票庄考略》一书,至今尚不失参考价值。但他任法学院长时期则权势炙热,令人侧目。1932年5月,萧公权应约准时到院长室谈话,他竟让萧在外面鹄候半小时以上才予以接见,而且说话极不客气,其架子之大可以想见(参见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页99)。

我在先修班一年,以补习数、理、化为主,但还记得国文老师王森然先生教得很生动,他同时也是一位画家,在沈阳开过画展。天下事无巧不成书,1970年代末,我的北京亲戚托人带了一幅画赠给我,说这位老画家在北京很有名,并且是他们的邻居。我打开一看,赫然是王先生的作品。这大概只能说是缘分了,可惜后来我没有机会去拜访他。

1947年夏天,我考进了中正大学历史系,这大概是因为当时东北学生在伪满时期受教育,多不能适应中华民国的考试题目,所以我也居然在录取名额之内。我选择历史为专业,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我的数、理、化不行,但另一方面也受了父亲的影响。我父亲在燕大已专攻西洋史,后来在哈佛大学则追随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研究美国史,回国后在南开也教西洋史和美国史。我家所藏英文书籍也以西史为主,我虽不能阅读,但耳濡目染,便起了读西史的强烈愿望。我的课外阅读则由梁启超、胡适的作品开始,种下了爱好中国思想史的根苗。中正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通史由一位青年讲师讲授,教材是钱穆《国史大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钱先生的学术著作。因此,我在这所新办的大学虽然仅仅读了三个月,但我的人生道路却大致决定了。

中正大学虽在遍布战火的关外,第一年居然也聘请到了几位名教授,不过有的是以访问的身份应聘而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梁实秋,他在北大任教,我父亲特别以厚酬请他到沈阳教一个半月。我已知道他是鲁迅的论敌,也看过他写的《骂人的艺术》。我父亲在家中设宴接待他,我因此有侍坐的机会。他的幽默或俏皮话往往引起哄堂大笑,而他自己则仍然保持着一副冷面孔。遇到这种情形,听者无不感到这是极大的精神享受。另一位受尊重的是孙国华教授,他是行为派心理学名家,曾任清华大学心理系主任多年。1920年代末他曾在东北大学教过书,很喜欢沈阳的环境,这时适逢清华休假,所以全家前来。

最后我要介绍一下高亨(晋生),他是东北人,又与我父亲有私交,因此接受了国文系主任的职位。他出身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在国学界颇受尊敬,虽然当时尚无藉藉之名。高先生是一位刚正的有道之士,我没有跟他读过书,不过在他面前我自然而然地从内心发出一种敬意。他为人非常严肃,不苟言笑,偶然问我一两句话,我只恭恭敬敬地作答,不敢放肆。有一次特殊的经验则使我对他更加钦敬。1947年夏天,我考中正大学入学试,恰好他是监考人。不知道我是否有什么动作引起了他的疑心,他忽然走到我的座前,掀起我的试卷,察看下面有无挟带之类。幸好我无任何作弊情事,否则一定被他赶出考场。他并不考虑我是朋友的孩子,真正做到了执法如山的地步。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忽然特受推重,许多新发现的文书(如马王堆《老子》)往往由他注释。但我对他的人格从无半点怀疑,他必然是为当时某种道德说教所折服,因此甘心以所学为“革命”服务。后来我读到《吴宓日记续编》,发现他1950年代初在重庆时仍然没有任何趋时的迹象,我更相信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不过在沈阳时,我作梦也不会想到他在1970年代会扮演以学术为政治服务的角色。

国共在东北争锋的情势到了1947年夏天已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一年5、6月间共军全力攻四平街,国军则在军长陈明仁的指挥下死守不退,终于在6月底将共军击溃。当时报上注销陈军长囚首垢面的惨状,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是一场双方死伤惨重之战,也是国军在东北最后一次胜仗。7月以后已是共军反守为攻的局面。到了年底,沈阳已处于被包围的状态。

我在12月中从沈阳飞回北平时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的惊险。当时机场一共有三架飞机,我父亲被安排在第一架,我则在第三架。我正在排队登机的时刻,父亲忽然招手要我过去,因为第一架机还有一个空位。于是我在最后一刹那坐上第一架,结果第三架失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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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号:译者秦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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