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7

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我在北平闲居。1948年春季,我不可能转入任何大学,秋季曾考取了辅仁大学一年级,但北平又已在共军包围之中,我父亲既决定南下上海,我便从未进辅仁的大门。不过这一年对我而言,还是有特别的意义,我开始接触当时中国流行的思潮了。

在中正大学时,由于东北籍同学对苏联军队的暴行深恶痛绝,左倾的风气没有机会发展。学生偶有游行示威,大都是针对苏军而发,如抗议他们杀害中国工程师张莘夫事件。但是一到北平,思想空气完全不同,逼得我不能不面对当时意识形态的冲突。

我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便在这一时期。这是一本宣传辩证唯物论的通俗讲话,用最浅近的常识诱导青少年入彀,从宇宙观到人生观,全书构成一封闭系统。书中常引“卡尔”、“伊里奇”的话,我初见简直不知所云,再读下去便慢慢发现原来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Karl和Ilich,为逃避检查而改。当然“艾思奇”三个字也是“爱(马克)思(伊里)奇”的意思。《大众哲学》当时流传很广,在青少年读者中有相当影响。它虽没有把我变成一个信仰者,却对我发生了一种刺激作用,即书中触及了一些我过去没有注意的问题。这是我接触马列思想之始,所以特别提及。

当时对我的思想影响最大的要算储安平办的《观察》周刊以及结集而成的《观察丛书》,这当然是因为我的心灵深处接受了五四运动以来的现代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宽容、平等、人权等等。我记得1948年夏天读到胡适在《独立时论》上的〈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非常兴奋,因为胡适在文中强调争取自由在中国有很长的光辉历史;他指出孔子“为仁由己”便是“自由”的另一说法,我也认为很有说服力。我一直相信中国既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大国,其中必有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文化因子,经过调整之后,可以与普世价值合流,带动现代化。我不能接受一种极端的观点,即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只有专制、不平等、压迫等等负面的东西。

《观察》是我每期必读的刊物。它的基本立场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因此采取了多元开放的编辑方针,各种不同甚至冲突的论点都兼收并蓄。对于像我这样刚刚开始思索政治、经济、社会等大问题的青年人,恰好是一种实际的思想训练。我必须不断地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至于正或误则是另外的问题。当时又值暴力革命或和平革新争持不下的局面,我受了胡适的影响,偏向和平革新,所以我对于费孝通《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两本书特别欣赏;他和吴晗合编的《皇权与绅权》也提出了我感兴趣的历史问题。费孝通留学英国,略知英国近代史上绅士阶层(gentry)怎样由封建地主转变为企业家的过程,他的《乡土重建》便是想用英国模式来为中国地主谋求一条和平演进的出路。由于他在乡村(即江村)作过实地调查,所描述的地主生活状态大致很客观,这是他的作品当时对我有特殊吸引力的根本原因。但暴力革命终于来临,他关于乡土中国的一切分析和讨论也都成为废话了。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到耶鲁大学访问,费孝通是团员之一,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他。我当面告诉他,早年曾读过他的论着,他遵守官方规定,赶快声明:那些错误的东西不值得再提了。我忍不住说:如果先生不曾写过那些东西,今天也不会到这里来了。他只好尴尬地一笑。平心而论,到1948年为止,费孝通是中国极少数最有代表性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英文论着也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1955年秋季,我在哈佛旁听巴森思(Talcott Parsons)的“社会系统”一课,涉及中国方面的参考书便有费孝通和张之毅合著的《乡土中国:云南农村经济研究》(Earthbound China: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和他在《美国社会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上发表的关于中国绅士(China Gentry)的论文(编者注:参见Hsiao-Tung Fei,“Peasantry and Gentry: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Chang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2,no.1[1946]:1-17)。可惜进入1950年代以后,他的学术生命便划下了休止符。晚年在中国出版的英文著作《走向人民人类学》(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实在令人无法卒读,偶然在中文杂志发表的随笔之类也光彩无存,远不能与《观察》、《大公报》时代相比,这是令人惋惜的。

最后我还要提一下《新路》周刊。这份刊物是由钱昌照出钱办的,他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获取经费毫无问题。他留学英国时受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影响,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这份刊物是1948年夏天在北平创办的,清华社会学教授吴景超任主编,发表的论文也较多;在经济学方面,清华刘大中和北大蒋硕杰最为踊跃撰文。1970年代以后,我在美国与台北常有和刘、蒋见面的机会,偶尔还追忆过《新路》的往事。1975年夏天,刘大中已接受了香港新亚书院董事会的聘约,继我之后出任院长。不幸他回美国康乃尔大学之后发现癌症已到了晚期,这年10月他和夫人双双自杀,是当时一大新闻。我从《新路》中吸收了不少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社会平等之类的知识,扩大了我的眼界。1950年代初,我在香港写《民主革命论》、《自由与平等之间》等书,虽都肤浅不足观,但思想的根源必须上溯至1948年在北平的闲居生活。

我在北平时期当然并不是整天都在严肃地关心思想问题。作为一个文化古城,北平确实有说不尽的生活情趣,我偶然会到郊外颐和园、玉泉山、香山等地远足。至今不能忘怀的乐趣之一便是逛旧书店,琉璃厂固不必说,隆福寺、东安市场以及其他小书摊都是令人流连忘返的所在,有时发现想找的旧书而又索价甚贱,可以使人高兴好几天。夜晚听免费京剧也是一大乐事。北平戏院上演京剧往往在晚上7、8点钟开场,门道精的朋友告诉我:如果你过了10点去闯戏院,那时门口已无人收票,便可大摇大摆直入,且可能占到好座位。我曾有好几次看白戏的经验,如谭富英的《定军山》之类(压轴戏一定排在最后面)。这是旧北平最令人恋恋不舍的文化生活。1978年10月,我在离开了二十九年之后重到易名的北京,竟感觉到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在北平时期,我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学生示威游行,也没有加入读书会组织,但是偶然遇到我感兴趣的演讲,则一定去听。例如杨振声在北大讲鲁迅先生的旧体诗,我便听得津津有味。这也是我在北平和在校大学生接触的机会,使我可以感受他们的思想脉搏。我可以负责地说,当时青年对国民党的贪污无能普遍地不满意,但除了地下党员外,很少学生认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所信奉的主要还是“五四”以来的民主、自由、宽容、平等之类的普世价值,何况当时中共也是打着“新民主主义”的旗号,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是在打下南京、上海以后才发表的(1949年6月30日)。知识青年和民主党派人士反对国民党的另一重大理由即是它的“一党专政”,他们之所以要推翻国民党政权,决不可能是希望找一个有效的“一党专政”来代替一个无效的“一党专政”。推翻一个政权并不足惜,但是天翻地覆的结果竟断送了民国以来缓缓出现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雏型,则是当时知识阶层完全没有想到的。

原转载者注:本文转载时略有删节,特此说明,读者明鉴。
文章来源:微信号:译者秦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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