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戎在望 修戈待袍泽 2018-09-19
曾国藩深陷丧母之痛中，对男人来说这意味从此失去了灵魂深处的归巢感。再不会有人无条件地原谅自己的一切过错了，这种不安感教曾他万念俱灰，此生纵有天大作为，竟作给何人欣赏？报答何人之知遇？当皇命要求他办团练的时候，他拒称自己正在丁母忧之中，不过一介乡绅，已非朝廷命官，君命可以不受。他的同乡故旧和本地名流日日络绎恳请亦无济于事，自反复坚称自己只想守着老父尽孝，扶持幼弟，况且自己一介书生不谙战阵，相交故旧皆清寒之士无力筹饷。当然，也有政治考虑，他既不十分情愿去为这个朽坏的政权卖命，也看不清局势发展的方向，而且封他的官太小了，难以施展。直到太平军重新在长沙附近结集，攻占了数个城市，他父亲劝他组织力量保卫故乡，否则族之安存？他才决定出山，在朝从君，在家从父，他从未怀疑过这些无上的法则。
当然，丧母的不安感也可能成为推动一个男人真正走向前路的动因，他已没有了心灵的退路，他被迫步步向前勿有退缩，无人再会用世间最质朴的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来体恤他的一切过错，他只有不断地追求新的成功，来弥补曾经之过。
曾国藩的理想在于致学，少时就读于经世致用学派的大本营岳麓书院，该学派注重实用“治术”之道。晚清的闭关锁国政策使读书人只能在传统儒学中发掘，以应对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和古怪的异族统治问题。经世致用派试图以治术成就高低来评估王朝的合法性，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世200年的历史。曾国藩于学虽非当世一流，然中国自古有以政治成败左右思想取向，而非以思想深度改造政治环境的强大传统。经世致用派随着曾国藩的政治崛起而崛起。
早有师长指出，学非曾国藩所长，其长在于识人。后来的历史表明，比起识人，御人才是曾国藩真正的能耐所在。
（雍正皇帝御用的火绳枪）
在他临危受命之际，太平军号称50万人的舰队正自武昌浩浩荡荡向长江下游席卷而去。武昌――南方各省钱粮的中转库，太平军放弃长沙转为攻掠武昌，足见他们并非一般流寇，他们在武昌府库里缴获大量的鸦片和生锈的火绳枪，军火系清初三藩叛乱时期的遗物。太平军如获至宝，那些两百年前生锈的军火，居然比清军现役的鸟铳还要先进，而鸦片则被他们充当军费，以此大肆征集、打造战船（私吞自己吸掉的无法估计，他们吸鸦片至少不输给官军）。沿江城市望风而降，文庙、寺院和道观被砸为齑粉。长毛贼一路杀到南京城下，这座城市经过象征性的抵抗投降了。老向姓披头散发跪在大道两旁，战战兢兢迎接太平军入城。两万满人困守在内城中，他们无力阻止蜂拥而上的太平军蚂蚁一般爬上城墙，于是按满洲人的传统，在城破前屠杀自己的妻儿老小然后自尽。
这一幕在鸦片战争中曾令英军大为惊骇，一位英军回忆说：当攻入乍浦时，三个男人在他面前杀害哀哭的妇孺，也许是他们的妻儿，他们对身边的英国兵熟视无睹，只顾杀害女人孩子。当他们还想杀死最后一位老妇，也许是他们的母亲时，英国兵终于忍不住枪杀了他们。那被救下的老妇对英国兵毫不领情，反以最恶毒的表情和听不懂的词汇咒骂不休，指望激怒英国兵将自己也开枪打死。
（南京旧城遗迹）
辉煌的南京落入洪秀全、杨秀清之手，上海的华洋商民一片惊惶，没有人知道这场突如其来的洪流究竟从何处而降。他们担忧太平军下一步将扑向上海，有钱人准备着船只，将家属安置在船上，随时准备逃离。消息从上海又传到香港，韩山文方才想起一年前那位圆脸的客家青年，他仔细阅读了洪仁玕留下的那叠笔述，渴望再次见到洪仁玕.果然老天有眼，洪仁玕再次出现在他的传教点。很快洪仁玕受洗成为一名正式的基督徒，追随韩山文学习路德宗教义，并充任韩山文的助手。二人详细沟通，整理出一份名为《洪秀全的异梦及广西乱事之始》的资料，在上海和伦敦发表。西方人终于明白了太平天国的基本脉络，但仍有很多未解之迷：太平天国究竟是误入岐途的基督徒，还是彻头彻尾的邪恶教派？究竟是一场谋求重建社会秩序的革命，还是可怕的叛乱洪流？这两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同一个问题，西方人就此产生了激烈争论，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在这场内战中，西方人究竟应该站在哪一边？清廷的自大、闭塞与无知已经让西方人吃尽了苦头。在此问题上，西方人与中国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选择站在不那么野蛮、专横和腐败的一边，如果两边一丘之貉，则只能听天由命，盼其早日结束。也许是受到洪仁玕影响，也许是出于一厢情愿，韩山文对太平天国颇有同情。
韩山文因洪仁玕而大受鼓舞：原来太平教徒归正竟然如此轻而易举！他开始幻想拯救南京那群误入歧途的“基督徒兄弟们”的灵魂。他鼓励洪仁玕去找自己的族兄，在南京打下前站，自己随后前往。洪仁玕对这位比自己年长三岁的老师和兄长十分敬重，在这乱世之中，自己家人经韩山文帮助在香港落脚，觅得一处平安所在，自己的灵魂更为恩师所得救。他与两个朋友由韩山文资助，准备取道上海前往南京，带着韩山文送给洪秀全的礼物――《圣经》、大量的历史地理书籍、各国地图册、望远镜、温度计、指南针……一如当初马嗄尔尼对乾隆、彼得．伯驾对林则徐的期待一般。
（讨粤匪檄的残卷）
1854年的春天，曾国藩发表了著名的《讨粤匪檄》，针对洪秀全要求满洲人把中国还给她原来的和合法的主人――汉人，回到“上帝划分给他们”老家去的宣传。他指出这场战乱不是一场普通的匪患，这场危机不是清朝一朝一代的危机，而是整个“中华文物”的危机！他号召汉人们起来共讨“粤匪”（这个老辣的词汇在无形中否定了太平天国有代表天下汉人的资格，而仅仅是一省流窜而至的匪帮），保卫“圣人礼教、圣贤之言”。
在双方争夺中华正统和汉人支持的宣传战上，曾国藩明显占了上风，洪秀全的血统口号敌不过曾国藩的礼教口号，洪秀全的胡言乱语更敌不过曾国藩的老谋文章。和后来的几番革命不同，在当时并不存在大量的反儒家知识精英，可以作为太平天国无需动员的现成干部资源。但饥饿的底层文盲们无心理会那些宣传之争，跟着谁能填饱肚子，渡过眼前的危机，才是最急需之物。在起初的短时间内，太平天国占据了上风。所有的叛乱情绪在短时间内结集到其旗号之下，决非偶然。其背后的复杂原因，因为缺乏关于太平天国体制详尽的史料支持，已变得难以梳理。不过从追随者们煞有其事地祷告，完全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太平教义这一迹象来看，儒学虽统治中国凡2000载，它的根基在社会下层却十分有限。
既已挺身而出，曾国藩要做的事还远远不够。无法赢得知识精英的支持太平天国迟早要陷入困境，这也许才是曾国藩挺身而出最本质的原因。官军的战斗力非常低下，军纪荒驰，士兵根本不听军官指挥只顾抢劫，对这些披着狗皮的抢匪而言，有时打败仗甚至比打胜仗更有吸引力。他要组织一支不吸鸦片，并且牢牢效忠于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完全靠私人关系打造，由他亲自任命几名他信得过的军官，直接效忠于他个人；再由这些人依靠各自私人关系去组织下一层军官，凡此层层向下，直至最底层的士兵，全靠纯粹的私人关系来维系。如果某一个军官阵亡，他的部下就将解散，或者再次依据私人关系投靠到其他将领麾下。如果曾国藩本人阵亡，则意味着整支湘军都将不复存在。
（宋教仁：曾国藩模式最伟大的挑战者）
曾国藩创立的制度随着他的政治胜利被推而广之，深刻地影响了后世中国历史的发展。这套完全忠于领袖个人并依赖领袖的权谋御人能力而存在的寡头秩序，在后世的李鸿章、袁世凯、张作霖、孙逸仙、蒋介石、甚至Mao身上都可以寻觅到明显的踪迹。大大小小的集团，无论中央或地方，无论保守或激进，莫不是曾国藩模式的某种翻版。政治派别依赖于少数几位寡头，而非依赖于有效的管理模式，将有志于改革的人们结集到同一个目标之下。
这些寡头集团象一个个政治堡垒横亘在中国通往现代化的长路上，试图瓦解或者避让这些堡垒的人们全部失败了，不是沦为其附庸就是以身殉道：梁启超、宋教仁、陈炯明、胡适之……中国的现代化改革，一场关乎地球表面四分之一人天赐福祉的伟大事业，以追求人的自由和独立为目的，却被迫以寻求寡头们的支持为手段。这种根本上的自相矛盾不可能成就非凡的伟业，中国最终沦落。
曾国藩成功地从中国旧的政治传统中发掘出一股力量，为旧秩序续上了电，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汉学家，美国传教士和外交官丁韪良写道：“中国旧秩序太过于陈旧，不可能启动任何令人振奋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