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于2018年9月21日 13:52 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生 张可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收录于《毛选》第一卷第一篇,开明宗义的第一句话。毛泽东写于1925年的这句话,不仅影响了其后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政治与社会,同时也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国人的敌我观。

二十五年后,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国民党退守台湾,两岸割据分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台湾”和“大陆”这两个名词,在双方剑拔弩张的语境实践中,相互代表了一种对立的政治与文化秩序。虽然在1980年代以后,汉贼不两立的“热对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和平”、“交流”、“发展”这些符合当代人类文明价值观的词汇,可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制度差异与族群认同的分疏化,反映在两岸的交往互动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甚至形成了一种心态上的“冷对抗”。

2011年,在两岸关系缓和的大背景之下,台湾开放大陆地区学生赴台攻读学位。在陆生学位生赴台之初,从两岸的官方到民间,有不少支持者认为陆生来台可增进彼此理解,化解冲突,更有甚者认为招收陆生是台湾自信的体现,也是两岸和平的具体见证。

陆生作为两岸隔绝近七十年,第一批在台湾长期攻读学位的大陆青年,他们从一个具有强烈中国民族主义的母国,来到一个在语言文化上存在亲近性,但却在政治制度、国族想像与大陆高度异质的台湾长期生活,这本身即有重要的观察价值。究其缘由,当今欧美等主流留学目的国,作为受到国际普遍承认的主权独立国家是没有疑义的。而对於负笈港澳的大陆学生而言,今日港澳主权皆收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在他们看来已是回归祖国。但只有台湾却仍“孤悬海外”,即使香港经历占中运动,本土意识崛起,可两地陆生在日常生活实作的制度环境和心态上仍有不小的差异,这也造成了旅台陆生群体的特别之处。

笔者作为旅台陆生群体中的一员,借助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在将近七年的时间内,对数十位陆生的旅台经验和国族认同变化情况进行解析,获得了与陆生政策的初衷截然不同的发现。相当一批陆生来到台湾之后,不但没有成为增进理解、促进和解的中坚力量,反而对台湾的感情变得更加疏离,而台湾变成了滋长中国民族主义的温床,成为了形式上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从文化想象到文化震撼

对于一些陆生而言,台湾作为他们眼中华人社会理想政治制度与传统文化存续的代表,从抽象层面上,构成了他们最初选择来到台湾重要的驱动力之一。

2010年左右,“太平洋的民国风”刮得正劲,“朦胧美”使得不少大陆人都觉得,台湾是就是一个比中国更中国,比中国更像中国的地方。作为一种对过去“国民政府”在大陆时美好想像的延续,如同今天台湾经常见到对日治时期的怀念一样,引发了一种集体向往的情感。

可是很快,当陆生踏足台湾,与当地社会长期实际接触之后,开始发现自己过去对台湾的认知,和现实当中存在着巨大落差。在中国的国族教育中,界定国家的疆域从来就是其核心工作之一,诸如“祖国的宝岛”、“祖国东南海上的明珠”、“我爱祖国的阿里山”这类的语言几乎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它们不仅在教科书中随处可寻,在一般日常生活中,也常常附着于媒体报道,成为一句搬不开也挪不走的固定搭配。与此同时,台湾民族主义以一种台湾主体性作为宣称,长期以来与中国民族主义在历史、文化、政治等领域存在激烈冲突。而陆生国族的“震撼教育”,首当其冲便是颠覆其对台湾人统独的认知,原来支持统一的人这么少,紧随其后的“当头棒喝”则是发现,在许多台湾人的认知里面,台湾与大陆竟然是不同的“国家”。

自1990年代以来,台湾人的国族认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所做的长期追踪调查,今天超过55%的台湾民众在选择自身的身份认同时,选择了本土认同,即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则由1992年的25%,下降至3%左右,并长期相对保持稳定。就有陆生曾表示,刚来台湾第一个月就开始写博客表达一个观念,跟没来过的大陆人想的不一样,台湾的“中华民国”不是你们想的“中华民国”,不要老是抱着幻想做梦。

认识冲突与互相伤害

之所以当陆生甫一登陆台湾,很快就在日常生活实作中时常感受到有“刺刺的东西”,这是因为两岸经过一个甲子,双方无论在制度和文化的认识框架上,都已经构成了巨大的差异。

从国族制度上来看,今天台湾(中华民国)宣称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作为一个与“中国”对立的他者,有别于宣称“台湾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具体实践中,大陆人去台湾旅行需要由台湾签发的“入台证”,反之台湾人去大陆则需要申领“台胞证”。

从认识框架上来看,今天台湾的历史观基本上受到四种不同的脉络交织而成。从最初满清移民口中的“原乡唐山”,到日据时代崇尚殖民现代性而出现的“落后支那”,再到国民党党化教育下的“赤县匪区”,以及当代某些台湾名嘴和媒体人口中“没有人情味的中国”。而从大陆的国族教育来看,台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后一块拼图,仿佛只要集齐这最后一块,就可以洗刷“百年国耻”,与过去悲惨的近代历史记忆从此做个了断。

从情感结构来看,不少台湾人觉得自己就好像吴浊流笔下的“亚细亚孤儿”,从日本殖民者到国民党,台湾人的命运受人摆布,不能当家做主,无法甚至不可以说出自己的认同。反观从大陆的视角来看,中国梦适逢其时,而美国人伙同台湾的“不肖子孙”,妄图扼杀中华民族的复兴,这同样充满了悲情和怨愤。

有鉴于此,受到大陆与台湾彼此差异的制度与国族认识的影响,也导致了双方针对旅台陆生和旅中台生有截然不同的政策设计。对于大陆而言,既然台湾是自己领土的一部分,那么台湾同胞自然也是“祖国”大家庭的一分子,因此针对旅中台生的政策和衍生的制度,均建立在承认与同化的基础之上,也就是所谓的准国民或超国民待遇,台生享受大陆的医疗保险,特别编列丰厚的奖学金,使用台胞证比照大陆公民身份证享受交通和通关便利。反观台湾,伴随着截然不同的国族想象和日益高涨的台湾民族主义,自然极力撇清与大陆的关系,因此陆生在台湾面对的更多是身份与制度上的排他甚至杯葛,陆生无法享有台湾健保、没有奖学金、不能在台工作等等不一而足。

而由制度和认识框架差异进一步触发的,则是彼此情感上的对撞。两岸在国族问题上长期积蓄的恩怨情仇,不可避免使得台湾人产生被打压的心态。久而久之,累积了许多的“报复冲动”。这些报复冲动无处宣泄,除了容易导致怨恨心态外,也极力在其他事情上面寻求心理补偿,陆生则成为最容易获取的目标,构成了情感上互相伤害的导火索。诸如一些陆生在言谈之间不经意流露出“两岸一家亲”、“我们都是一家人”等“不假思索”的“自然态度”,故而经常招致周遭台湾本地人的反弹。在我的访谈中,有的新生在第一堂课向老师介绍自己来自“大陆”,结果却被老师故意反问什么大陆,是“非洲大陆”还是“美洲大陆”?还有的陆生在课堂谈及两岸某些词语发音的差异,却出其不意受到台湾同学回应:“因为国家不一样所以念的不一样”。长此以往,使得陆生在台湾也产生了巨大挫败感,甚至有陆生表示旅台的一些经验是“世界观的摧毁”。

面对突然袭击式的攻讦、丑化却无法还口辩驳,不少陆生的心中也逐渐对台湾社会累积了报复冲动,这种报复冲动同样也足以形成怨恨心态。在此情形下,也产生出自我防卫的国族主义认同。在我访谈中,就有陆生认为,其个人非常强烈的中国认同是来台湾之后被形塑的。以至于在陆生群体中,台湾被戏称为大陆最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当台湾变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然后呢?

有网民恐怕会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谁叫陆生自己“贱骨头”跑去台湾念书,非但无法获得如同在台侨生或外籍生一般的公平待遇,沦为“二等公民”,更遑论像旅中台生一般被视为“座上客”和“统战对象”,到头来还落得个不被两边所信任,自讨苦吃的下场(既可能被看做是“共谍”,也可能被看做是“台谍”)。若是对台湾“同仇敌忾”,亮剑出鞘,快刀斩乱麻,或许早就解决“台湾问题”了。这样的说法,恰恰反映出毛泽东的“敌我观”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划分“敌我”,所依靠的乃是一套阶级分析的方法,属于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反动阶级的毫无疑问是敌人,而全世界的无产者、劳动者以及工农兵则是无产阶级,属于“人民”中的“我”。这一套在文革中“臻至化境”的“敌我”分析标准,在告别革命的经济改革之后逐渐被扬弃。取而代之的,则是以“民族——国家”为基准的判断标准。简言之,承认自己属于“中华民族”、“中华儿女”的,以及支持或不反对“中国”这个意义符号的,皆可被视为“我”。反之那些拒绝承认自己“中华”、“中国”认同的“中国人”,非我族类中抵抗甚至反对“中国”意符的,则为“敌”,而对敌人是不需要客气和怜悯的。

这样的敌我标准,造成了一种吊诡的现象。首先,长期以来的制度安排(从国民教育到公开日常的宣传),使得我们不证自明的认为,“台湾”这个意义符号从来都是被安置于“中国”这个概念之下,而“台湾”自然属于“我”的范畴之中,至少是应该属于这个范畴。而当我们同“台湾”这个本体产生实践的时候(在台湾长期学习生活),却不可避免的与现实发生了断裂,而台湾变成大多数陆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原因即在于此。其次,在这种“大是大非”的二元世界观支配之下,“台湾”的敌我身份,不仅具有刚性,有时候还随着不同时期国家的指挥棒而在“敌友”之间不断来回转换。这种“敌友”的变化,在民间的表现,往往因为台湾人政治不正确的“污点”,一夜之间“同胞”也可以被打为仇窛。虽然我们也曾试图区别对待所谓台湾的“独派”和“统派”,而实际上在这种刚性区辩敌我的标准之下,只是机械和徒劳的,除了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惧心态,强化“同胞们”权宜之计的行为选择,也带来更多尚未“登陆”的台湾“同胞”的抗拒和逆反心理。

虽然毛泽东所提出的“敌我论”早已过去,但是却仍然留下一个需要我们重新进行认识的问题。之所以造成今日两岸彼此心生厌恶,相互鄙夷,皆来自数十年来双方意识形态、国家名称以及国族认同的冲突。而造成这种冲突的根源,除了彼此南辕北辙的制度和对历史文化的认识框架之外,更是一种感性的情感的对立。正如同许多台湾人和大陆人就算在理智上能够了解对方为何追求独立和希望统一,但是在情感上就是无法接受它发生一样。换句话说,民族——国家的终极问题,是一个情感的问题。假如不从这一点出发来重新思考解决方案,从官方的角度来看,大陆对台湾再多的“统战”,也只有短期一时的效果,到头来只是助长一些人的“短期套利”行为。

而从民间陆生的视角出发,相较于早先旅台的荣民、陆配和依亲者,陆生毫无疑问属于“告别革命”的世代,从他们身上所展现的,既不是荣民的流亡叙事,也不同于早年陆配、依亲者面对大陆经济社会的窘迫,远赴他乡所留下的压抑、阴郁的故事。这些陆生亲历了中国经济的起飞,国力的壮大,同时也在新时代所大力宣传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语之下,接受了一套中国崛起的话语,“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台湾。一方是带着骄傲和想像,而另一方的台湾,所呈现的是受到打压的委屈和受压抑的怨恨,“天然统”与“天然独”就这样相遇了,而骄傲与怨恨的背后都是情感的流露,认同的冲突也是情感的冲突。两岸交流越是进入“深水区”,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只会越多。只要情感的问题无法解决,最终必然引发的是全方面的“敌我”冲突和对抗,结果不仅是个体情感、认同的对撞,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对垒与制度的对决,直至最后你死我活兵戎相见。

这篇文章成文之时,“台谍案”的新闻尚未发生。坦白来说,凡是有关两岸的政治和经济红利,从来就与陆生无缘,可是当两岸交恶,城头变幻大王旗,当炮灰的总少不了他们。在这个“短线操作”的时代,对于民间来说更多应该思考的是,如何避免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而不是盲从。

对于决策者来说,假如我们仍然对战争和武力的使用,抱有最后一丝敬畏,双方应该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摒弃短线的政治算计,寻找都可以接受的,新的价值共同体的论述,从历史认识开始逐渐累积文化共识。或许能够为我们的文明,寻找到解决冲突的新出路。

(本文源于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員汪宏伦与作者的合作研究《“RIP,426”:解析“大陆地区旅台学位生”的国族经验》,完整论文在今年6月发表于《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期刊。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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